从美国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备受瞩目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落下帷幕，中美双方向外界公布了3份成果文件，签署了8个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战略对话的26项具体成果以及经济对话的4大成果，都表示本轮对话成果丰硕。中国方面对于美国表示将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显得特别的满意。那么在这些华丽的外交场面和辞令的背后，应当如何正确看待本次对话。本文旨从分析美国对于此次对话反应入手，就今后的中美对话前景和面临的问题作一评述。
此次对话双方看重象征意义
《金融时报》在5月25日的评论中开门见山指出，此次对话双方几乎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没有进展的迹象，两国政府强调的基调是和解(conciliatory)。前半句判断有一点失望的意味，后半句虽然不是《金融时报》的本意，却道出了中美双方真正举行对话意图的玄机所在。中美双方在举行对话之前对于此次对话目的已经有了很好的默契：即象征意义远大于具体成果。换句话说，双方（包括美国）可能就没有对达成重大具体成果抱有期待。
首先，美国方面清楚在被高度关注和密集报道的情况下举行的对话，任何重大表态都可能会引起国内的强烈反应，尤其对于中国来说更为敏感。美国代表团200名成员包括15名部长级高官，分乘48辆汽车，其车队的强大整容吸引着中国民众的极大关注，这种情况下中方任何的“弱势表态”都受到国内情绪的严峻考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在提及美国曾一度讨论将中国指定为“货币操纵国”问题时候警告，负面的表态，事件和趋势都影响着（中美）两国的国内公众舆论和决策者，因此没有什么是小事。美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国际基督教箴言报》就指出，盖特纳财长在开幕式讲话中甚至没有提及人民币汇率问题。
第二，不同部门坐在一起讨论问题，是很难做出重大的决定的。表面上看，双方派出了2位数的部长级高官参与对话，但是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利益，任何利益上的让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很难想象哪位部长会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在其他部长面前主动牺牲自己部门利益来从“战略角度”看待双边关系。《金融时报》则引用乔治敦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话指出，中国的体制不适合将所有的主要角色部门安排在一个屋子里公开处理重大问题。
对于此次对话，中美双方主要目的是要达成“中美合作，和解”的印象效果，这种象征意义不仅对双方重要，也对地区和国际局势提供了某种稳定和信心。
中美对话挑战之一：目标定位问题
那么一年一次的中美对话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是中美对话的目标定位问题。是否就定位在象征意义上，致力于创造良好关系和气氛。对于中方来说，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目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是否也是这样呢。希拉里（希拉莉）·克林顿国务卿在开幕式讲话中就提出了“要将共同利益转为共同行动，将共同行动转为共同结果”的要求，过于追求结果倾向的对话可能会让中国不舒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经济专家，康奈尔大学教授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就尖锐指出，如果中国在近期还不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有所动作，这就会成为美国国内选举的重要话题，美国政府将会受到更大的国内压力。
因此可以预见，美国在今后的对话中可能不一定会像这次这样有耐心去追求具体的结果。也可见如何平衡中美之间对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不同期待是一个挑战。
挑战之二：中国需要一位
“钱其琛式”的人物的副总理
第二，还有一个细节的问题，双方首席对话代表的不对等问题。中方的首席是负责经济对话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而美方首席是负责战略对话的国务卿希拉莉，而美方的二号代表是财长盖特纳，中国的二号代表是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具体对话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中国首席对应美方二号代表，而美方首席对应中方二号的不对称问题，这不仅在外交礼节上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碍于首席代表之间建立互信关系。（被美国媒体广泛转载的王岐山和盖特纳越过克林顿握手的照片很有讽刺意味）
在以往的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国财长保尔森和中国副总理吴仪都负责经济，不存在这样的不对称问题。而对话升格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美国派出了国务卿，在美国的政府系统中，国务卿的地位高于其他部长，而在中国副总理高于国务委员，今后中方可能有必要考虑重新任命一位能够兼顾对外事务全局的副总理来实现平衡。事实上自2003年被誉为“中国外交教父”的钱其琛副总理退休以后，一直没有一位能够总揽对外关系全局的副总理，但是中国不断走向开放的大趋势下需要有一位“钱其琛式”的人物。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在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