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红星陨落之后2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16 01:15:52
第二节：为什么要研究苏联改革历史
苏联和中国是国情比较相似的两个大国。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苏联领土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人口为2.8亿，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苏联国内有大小民族一百五十多个，各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中国领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而人口有13亿，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大小民族56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是这两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而越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问题就越复杂，对执政者的素质、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研究苏联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苏联决策层的优劣得失，对我国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两国都是属于东方国家。虽然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传统上被列为欧洲国家。但实际上，苏联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从东方到西方的过渡性质，其中以东方性质为主。这表现在：首先，两国政治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君主独裁体制，即亚细亚专制主义，而基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影响甚微；其次，两国社会传统中占主导地位都是臣民社会和臣民意识，公民社会发育得很不成熟，公民意识淡薄；再次，两国文化传统中服从多于思辩，也没有什么分权制约意识；最后，两国执政党的统治方式、权力架构也基本相似。
第三，两国历史条件极具相似性。两国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极不成熟、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两国都是在长期战争破坏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爆发革命的；两国的共产党人都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后，独立自主地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的（这一点与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很不相同）；两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都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也被称为“苏联模式”）；两国都在体制的创建者去世后开始了改革。
两国国情、文化、上层建筑和历史的相似性，决定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也发生在中国。实际上，虽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但两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基本雷同，甚至领导人的历史角色、个性都很类似。这再一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前车覆，后车鉴。只有认真研究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开改革进程中的陷阱与雷区，中国的改革才会取得成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既不希望我国中止改革的步伐，退回到极权主义时代；也不希望我国象苏联一样，在改革中陷入混乱与衰退。
第三节：苏联改革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认为，改革是必须进行下去的艰难选择。有些人主张退回到过去，退回到改革前去，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不进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和苏联改革比起来，中国改革至少在目前看来是相对成功的，但问题还是不少，有些甚至威胁到改革本身的生死存亡。对比苏联改革的教训，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者们，应当注意吸取以下教训：
第一，必须坚定地推进民主化、公开性建设，但决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实行民主化，引入人民群众参加到权力决策体系中来，是保证改革不背离群众愿望的唯一办法。现在的改革，主要以精英驱动为主，精英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很多已经直接侵犯到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就是“人本主义”，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民主化道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同时还要加强公开性建设，决策透明化，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落到实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但是，搞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得极其不成熟，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习惯于臣民思维。虽然法律上规定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但是官僚—精英阶层，则漠视人民权利，使得许多法律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沦为一纸空文；而广大群众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愿承担自己的义务，更缺乏社会责任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见诸报端的“歹徒当街行凶，众人袖手旁观”。此外，由于多年来政府一直漠视人民的公民教育，并且蓄意进行思想控制，因而在多数中国居民的思想深处，奴性多于尊严，浮躁多于思辩。典型例子就是前不久在西安发生的“仇日事件”，这是一个在虚假信息误导下，在自卑心理与浮躁情绪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怪胎。在群众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思辩精神的前提下，盲目开展民主化“大跃进”，必然导致大嗡大哄、秩序混乱，引发政治狂热，致使破坏性力量沉渣泛起。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决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于求成、四面出击。那样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最终断送改革、断送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然而，官僚—精英集团必然会最激烈地反对那种旨在引入人民群众进入决策机制的、真正的民主化，因为那是他们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最大噩梦。因而，他们会蓄意地拒绝一切真正的民主化改革，或者以实质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取而代之，窃取民主革命的果实。因此，假如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真诚的改革者（但愿我的希望不要落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民主化改革，与形形色色的反民主力量进行无情斗争，打击那些公然反对民主化的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要再把民主仅仅视为达到某项目标的手段，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追求的目标；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再次，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步骤明确、有条不紊，最好能够立出一个不激进但坚定不移的民主化进程表，制订出每一步的底线和边界，保证民主化在可控制的轨道内进行，按部就班地逐步放权。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在民主化问题上胆子不大、步子太小、观念保守。是的，我承认比起那些幻想一觉醒来就实现“民主化”的“民主先生”们，我的胆子是小了点。然而，请去查一查我以前的文字，自从我开始发表政见以来，我一直坚定地捍卫着民主的价值，为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奔走呼号。因此，我自信地认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然而，我与那些头脑发热的“民主派”不一样，我更注重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我看来，即使是一-党专政下，只要能够保证人民的决策权和言论及思想自由，就是实质的民主；而即使在多党制下，也会出现官僚—精英阶层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的情形，那就是假民主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没有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革命必然会昙花一现。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革命者们所希冀的民主共和国，仅仅在完成了政权更迭之后，革命的果实就被官僚所窃取，随即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苦难；1917年的二月革命，曾经使俄罗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内战深渊，甚至世界大战结束三年之后，这个国家还在内战中厮杀，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恐怖统治；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把苏联变为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反而使得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苏联解体、“民主”胜利十二年以后，在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上演的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戏剧。而那些幻想“一夜民主化”的民主派们，要么被人遗忘（谁还记得萨哈罗夫？），要么堕落为醉心于争权夺利、不惜践踏民主基本原则的假民主派。
假如谁对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视而不见，那么他要么头脑糊涂，要么心术不正。我热爱民主，热爱自由，但我不想成为头脑发热的激进民主派。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假如俄罗斯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把苏联从世界一流强国降为三流国家的话，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所造成的灾难远远不只这么点。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是苏联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比中国丰富，苏联领土面积是中国的2.33倍，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这样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人口，保证了人们可以靠自然的力量度过难关。农村居民自不必说，城市居民也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在1992～1995年那些最困难年头，很多城市贫困居民多是靠自己种植农作物维持了生命——请问中国哪有这个条件？假如中国到了那一步，恐怕饿死三千万都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其次，苏联人民整体文化和道德素质要远远强于中国。苏联共产党留给苏联人民最大的财富就是消灭了文盲，普及了中等及高等教育。同时，整体来说，俄罗斯民族道德淳朴真诚直率友爱，文化中深深渗透了人文精神，这一点远远强于我国。即便如此，苏联解体仍然带来了犯罪激增、道德水准下降的恶果。而假如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中国，只有上帝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假如真到了那一天，恐怕纳粹大屠杀和红色高棉大屠杀都不能望其项背。再次，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基本把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例如免费医疗和教育，这也使得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而中国则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社会福利保障。
当然，比起苏联改革，中国改革也有优势。首先是经济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仅仅指经济），中国已经成功地告别了短缺经济，商品特别是日常消费品充足。虽然国有经济和苏联一样不断萎缩，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化、多样化，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因此，中国改革者不必面对苏联改革者那样的经济困境，避免了破坏性力量靠经济问题发难；也会避免经济、政治改革相互交错、结成死结而致使改革失败的绝境。其次，中国不必背负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必须背负的巨大包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长期来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每年有大量金钱耗费在军备竞赛、支持第三世界那些不争气的小伙伴们上，使得整个国家疲于应付，捉襟见肘；而中国则几乎没有这些负担。第三，中国民族问题比苏联情况要好许多，处置得当不会引发民族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社会的需求时，如果不进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就会酝酿革命。类似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希望那些真正为了民族前途着想的改革者牢记这个教训。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过于成熟了。中国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民众基本相同变为尖锐对立，因此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民主化改革是群众热切盼望的，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发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开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区别，对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决不手软。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苏联要小得多，但并不是没有。疆独、藏独、台独、蒙独等势力在最近这些年有所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民族分立主义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最终结局就是国家的分裂。近十五年以来，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解体。虽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以和平离婚的形式分手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出奇地温顺，不崇尚暴力，甚至在遭遇法西斯入侵时也能做到和平容忍。而更多、更普遍的民族问题，则是以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的。南斯拉夫解体后，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连年战祸不但使社会经济倒退了几十年，还剥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虽然戈尔巴乔夫以自己辞职作为代价换来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但苏联解体前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战火连绵不断，也导致了几十万人丧生。
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力图把国家引入分裂与内战的、十恶不赦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这些势力，只要其一出现，无论他们伪装成宗教团体、民主派、人权活动家、地方党政官员，还是伪装成别的什么面目，只要其从事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就必须坚决惩处，不容讨价还价，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更不能姑息养奸，一旦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当然，防止国家分裂，仅仅靠压制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平等权，不歧视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渐消除民族差别，遏制主体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避免失败，无论何时都要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要严密防范“左”和“右”两种破坏性势力，培养一支坚定的建设性多数力量。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从得到群众拥护的改革者迅速变为只能在“左”、右之间走平衡木，最终翻身落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培养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作为改革的坚强后盾。由于苏共长期实行一-党专政，苏共领导人的产生与苏联人民的真实意愿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苏共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控制着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官僚—精英阶层。1957年，官僚—精英阶层在权力斗争中支持了赫鲁晓夫，使之挫败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宫廷政变；而1964年，同样是官僚—精英集团则在另一场宫廷政变中废黜了赫鲁晓夫。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在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他们已经厌恶了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规则，渴望体制和地位的稳定，因此他们需要排除那些死抱着斯大林的粗腿不放的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们；而1964年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改革与反对特权的政策侵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正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左右了国家政治大权，因此，他们可以让勃列日涅夫在数次中风、患上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这个国家达六年之久。不过，与其说是勃列日涅夫统治官僚—精英阶层，不如说是官僚—精英阶层把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玩于鼓掌之间。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官僚—精英阶层又让病入膏肓的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又让同样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迈上权力顶峰……官僚—精英阶层之所以让这三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待在台上，是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因而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体制就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当经济不断衰退并且接二连三地死掉总书记之后，一部分比较负责任官僚—精英阶层感觉到原有的体制继续运转下去必然会导致危机，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年富力强、能够带领国家摆脱危机的人物走向前台，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但另一部分则想继续维持这个已经快转不动的政治体制，他们倾向于推选保守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尔巴乔夫也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没有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就不可能当上总书记。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很快令官僚—精英阶层感到失望。急促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使得官僚—精英阶层发生了急剧分化：上层官僚由于政绩不佳在选举中失掉了职位、特权，或者岌岌可危，他们自然成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就是保守派；另一部分官僚和社会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则及时转向，要么把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因为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中，官僚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僚们虽然享有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与某个人相联系的，而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某人叫克拉夫丘克还是叫叶利钦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必须拥有某个职位，什么样的职位对应什么样的待遇，假如他丢掉了职位，也就失掉了特权，因而对一部分官僚来说，尽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国家财产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把民主化作为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因而他们急需打破妨碍他们得到权力的一切东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联盟中央，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激进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阶层则祭起民族分离主义大旗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法宝。
戈尔巴乔夫无疑意识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对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因而他对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都予以打击。因此戈尔巴乔夫期待民主化引进人民群众参与，来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机关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一是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群众往往被野心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思辩能力较差，因而民主化极易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二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仰，只是在苏联官方的刻意宣传之下才维持了表面的稳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群众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为了捍卫这种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群众希望变革，但并不清楚变革要付出什么代价。而1989年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进民主派蓄意制造混乱，分离主义活动猖獗，整个社会逐渐步入危机状态，因而群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剧下降，群众开始发生分化：少部分转为拒绝改革的保守立场，另一部分则被激进民主派的慷慨许诺所暂时迷惑。由于多数人不愿意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进民主派迅速摆脱危机的许诺更吸引人，因而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苏联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该民意测验结果可见：当时支持改革，也就是主张走“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群众是主流，合计占到被调查人口的59%；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声誉扫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也是赞成保留的。但在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多达76.7%的人赞成资本主义。官僚—精英阶层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官僚—精英阶层借助突发的“八一九事件”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再次强奸了民意，主导了苏联历史的走势。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造成了共产党脱离群众。对于共产党来说，取得政权之前的严酷斗争条件本身就会淘汰很多动机不纯、意志不坚定的成员，而革命胜利后，就必须依靠制度化的监督和群众的授权来进行淘汰，确保党组织的纯洁。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的一-党专政并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反对势力，导致任何精英要想生存下来，都不得不戴上共产党的面具。这严重妨碍了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的纯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是靠不断地进行残忍的清洗和造神运动来维持党的“纯洁”的，毛泽东则是靠发动不断的政治运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但这种手段作用实在是有限，因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残暴的清洗总是要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同时漏掉不少投机分子；同时，这种不得人心的残暴和欺骗方式注定要遭到人民群众和官僚—精英阶层的一致抵制而不能持久。“秩序”总要归于正常，“制度”终究要归于稳定。因此，在失去了淘汰机制的情况下，一-党专政的共产党组织实质上变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有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派分子，有对社会主义有更深刻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纯粹是捞取个人资本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有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的随大溜者，也有根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为了政治安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资本主义崇拜者，还有怀有朴素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普通劳动者。共产党的这种复杂构成，决定了长期的一-党专政之后，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和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分裂党”被定义为一个足以使其身败名裂的滔天罪行。因此，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党迟早要分裂，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都会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但他始终不敢首先迈出这一步，徒劳地维持着党的虚假团结。而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留在党内，却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内斗不止，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戈尔巴乔夫忙于互相调停党内斗争，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但没有起到团结党的作用，反而使得“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认为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众叛亲离，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苏联改革失败给中国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不能不回避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使之既能坚定地支持改革，又能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抗衡？如何始终使这种建设性力量保持旺盛斗志，应付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队伍分化？笔者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执政党必然会发生分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大同小异，苏联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内仍然存在。虽然因中国的一些特性，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根据笔者观察，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了二十年，改革派已经发生了分化，因此在目前中国存在着四股大的势力。
第一种势力是“毛派”，拼命地想回到过去，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成就，想把中国拉回1978年以前的轨道。这种势力被称为“左”派，其上层人物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失意的政客。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因为那十年的改革是“柏累托累进”式，也就是社会全体阶层受益的改革。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精英驱动的改革逐渐体现了官僚—精英阶层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官僚—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明显有利于自己、剥夺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游戏规则，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此时，恰逢一九八九年事件后“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于是“左”派又活跃起来，利用人们善于遗忘的弱点，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在官僚—精英阶层异化了的改革中的受害者——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支持，成为抵制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种势力则是“激进民主派”，也就是被称为右派的那些人。这股势力完全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绩，主张全盘引进资本主义，完全倒向西方。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和其后的一些年里，右派势力一部分流亡海外，留下来的则受到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目前已经处于蛰伏阶段。中国激进民主派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思想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苏联改革在苏联的激进民主派破坏下弄得一败涂地之后仍然不进行反思和革新，继续重复着已经破产了的那些激进民主理念，不但遭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打击，而且也遭到“左”派打击，却在中下层民众中得不到支持。但是这种力量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相信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蛰伏的激进民主派又会活跃起来。
第三种势力是“官僚—精英改革派”，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改革派队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分化。但九十年代以后，官僚—精英集团与中下层群众的开始逐渐走向利益尖锐对立局面，促成了原来统一的改革派的分化。官僚—精英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游戏规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极度不公正的基础上敛聚财富，损害了社会多数阶层的利益。很明显，“官僚—精英改革派”试图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官僚—精英改革派”表现为在经济改革方面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订，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右”；而在政治改革方面，顽固拒绝任何民主化和公开性尝试，和毛派一样“左”。由于官僚—精英集团手握各级政权，他们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种力量，我们姑且称之为“右”派，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实在是“右”的不能再“右”了。
第四种势力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改革派是真正的左派力量，是从八十年代的统一的改革派中分化出来的另一支。社会主义改革派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但也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进行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建立广泛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主张限制官僚—精英集团的权力；并认识到缺乏民主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人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因而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把民主话和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来追求，但追求民主目标时力图避免社会动荡而让劳动人民受苦；社会主义改革派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缺乏竞争的弊端，因而主张自由竞争，但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的竞争是人性化、充满保障的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场的竞争，而不是古罗马斗兽场的竞争；社会主义改革派并不把私有制看作灵丹妙药，反对“私有化大跃进”，特别反对将存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从根本上革新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迈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改革派力量逐渐浮出水面。笔者全盘支持社会主义改革派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是真正的左派力量。
这样，中国目前实际上是“左”派、左派、右派、“右”派并存。从追求民主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是民主派，但左派倾向于实质民主，并且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而右派倾向于形式民主，并且要求立即实现民主化，“左”派与“右”派是反民主派；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左”派和左派都不赞成私有制，但“左”派追求的是实践中已经证明破产了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而左派追求的是混合经济；右派和“右”派都主张私有化，但右派主张的是“全民私有化”，而“右”派主张的却是臭名昭著的“权贵私有化”。
由此可见，“左”派和“右”派们，漠视人民痛苦，歪曲人民基本诉求，其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不纯，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这两种势力都是祸国殃民的，虽然我不主张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但我认为一定要对其进行严密防范。现在再不能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抉择。按照“左”派们的主张，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按照“右”派的主张，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在等着我们；而按照右派的主张，俄罗斯的教训还墨迹未干。任何真诚的改革者都必须把改革的主导权从官僚—精英集团手中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必须注意培育一支坚强的建设性左派力量，让国家保持稳定，让社会获得进步。
第四，一方面要坚定地顺应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要顶住外国压力。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幻想通过在国家利益上的让步获取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并给予经济援助。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民主的强大的苏联，因此一方面诱使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市场化、德国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让步，另一方面则口惠而实不至，致使戈尔巴乔夫利用外资拯救苏联经济的打算全盘落空。对此，戈尔巴乔夫难咎其责。此外，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为苏联开具了一个“休克疗法”的损招，并被叶利钦、盖达尔等人视为灵丹妙药，结果非但没有拯救俄罗斯经济，反而使其经济急速崩溃，至今未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对此，萨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只有双手一摊，承认失败：“等到打开病人的腹腔，我才发现该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可是老百姓为了这个江湖郎中的馊点子遭那么多灾难，谁来补偿呢？
虽然我主张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于世界，但我认为一些外国势力并不总是那么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他们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总是会想方设法予以削弱，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经济的强大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国施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而不是靠外国的指导和干涉。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吸取，进行建设也必须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要求我们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尽量与各国改善关系，并虚心向先进经验学习。因此，我希望我国一方面避免某些“左”派主张的四面树敌的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退让妥协，决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外国的施舍。
第五，必须正确区分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施以不同的政策。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伴随着民主化改革，二者面目非常难以区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力量，而且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它主要表现在：不会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只是以极端的和耸人听闻的言论攻击执政者的一切做法，哪怕这种做法经过实践证明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在社会中制造混乱与彼此仇视，拒绝一切妥协与让步；不顾一切后果煽动人们反对政府。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建设性。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二者出发点根本不同：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代之以更好、更有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要求分散权力，但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合理的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一切权力的集中，甚至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必备的权力集中。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的“民主无边界，公开无底线”。在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中，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能出笼，并且轰动一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群众情绪失控。因此，必须对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打击，不给其以危害社会的机会。
第六，无论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视经济建设，都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放在首位。从某些角度来看，群众对政治家的要求是苛刻的，特别是对那些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一项政策，一个政治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他）是否能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处境带来显著的提高。当然，有的时候，某项长期看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必须让这种痛苦减少到最低、最小、最短，并且使群众看到希望。苏联改革失败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改革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从而忽视了经济情况的改善，致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加剧。糟糕的经济成为破坏性力量屡屡向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发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致使改革者陷入空前被动。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始终把持着改革的主导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目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精英驱动的每一项改革都只造就一小撮受益者，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亿万诚实的劳动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教育、医疗、工作、退休保障，一场革命在孕育之中。中国的改革者只有紧紧抓住“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不使其沦为简单的口号，所有的改革都遵循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为此，我再次呼吁立即废除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跃进”！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人精力和学识水平，我只能讲这么多。我希望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认真研究苏联改革经验教训，既不被苏联改革的失败所吓倒而贻误时机，也不要急躁冒进地推行改革。
第四节：关于我对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有人说我是一个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证据是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并对那些大骂戈尔巴乔夫的人嗤之以鼻。确实，我很尊敬戈尔巴乔夫，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并率先到中国访问，结束了中苏两国长期尖锐对立的不幸局面；正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使人类从核大战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并且，我对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部分内容持赞同态度，他为了不使国家陷入内战而毅然放弃自己的权力的高尚品质、对政敌仁慈宽容的人格也令我格外钦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因为我在肯定他的一部分主张的同时，也对他的很多主张、政策都持否定态度，更不想回避他在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问题上的责任。
其实，假如我也和某些“左”派分子一样对着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我也许会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且我自信，比起对苏联历史和苏联改革一知半解的毛派分子来，我的咒骂会更有分量，更切中要害。但是，我不会那样做，那样的谩骂除了显示出谩骂者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和知识以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破口大骂不是战斗，破口大骂挽救不了苏联改革的命运，破口大骂也不会让我们在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任何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承认，在苏联解体最初的几个年头里，作为一个对苏联怀有真挚感情的人，我曾经非常憎恨戈尔巴乔夫，我憎恨他为什么会解散苏共，为什么不采取武力解决掉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什么不动用核武器保卫国家。为了解清这些不解之迷，我开始了对苏联改革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坚持不懈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但没有越发憎恨戈尔巴乔夫，反而由憎恨转为好感，好感转为崇敬。常言道：“无知者无畏。”因此，那些根本就对苏联问题一窍不通、嗜权如命的“左”派们自然不会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这种代表苏联人民真实想法的思想如何走向了善良愿望的反面。
我曾在《九月九日：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一文中谈到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一个任何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人，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也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什么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一定要务求客观。然而，国内有一些所谓的“研究者”，缺乏最起码的治学品格，先入为主地先把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叛徒”，再根据这个定性罗织材料，甚至不惜采取造谣的龌龊手段。我曾经见到某个“学者”的一本书，竟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成为了自己发财的过程——这是缺乏最起码学术道德的肆意污蔑。这种污蔑甚至不合逻辑：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但掌握无限权力，而且掌握全国的资源——这样的地位，世界上哪个亿万富翁能够享有？而且，只要他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什么都不改变”，他的总书记宝座一直可以坐下去，坐到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这类人，那么直到现在我们的北方邻居的领袖还叫戈尔巴乔夫。“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到：“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对，确实是这样，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度确实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应当不成问题，以后就不好说了。路易十五曾经说过：“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毕竟他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至于自己死后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与戈尔巴乔夫无关。人生苦短，赶紧享受特权、及时行乐有多好，可以找个漂亮女演员女护士演绎一段风流史黄昏恋，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风头，还可以到遍布全国的风景胜地度假疗养狩猎，更可以对着红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培植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呀，干吗要搞那种劳什子、催人老、充满风险的改革？
但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并不是这种人。他从人民中走来，对这种表面神圣的制度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了如指掌，对劳动人民无权的现状认识得一清二楚，对官僚—精英集团榨取人民血汗的行为义愤填膺。他是一个对人民怀有朴素情感的人，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解读的理想主义者。他要改变这一切，但他失败了。假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发展，那么将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的伟人而永垂史册。
在苏联六十九年历史中，曾先后有过七位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这些领导人各有特性：列宁睿智而民主，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并说服党内同志；斯大林坚强而冷酷，靠镇压与恐怖贯彻自己的意志；赫鲁晓夫顽强好斗，富于同情心；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喜欢享受；安德罗波夫冷静沉着，锐意改革；契尔年科则充当了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可以说，在这些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最像列宁的人。但是，他的个性中缺乏必要的果断与坚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二○○一年年初，一则刊登在《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份杂志煞有介事地宣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大家请他提供出处，基列夫当众出示了捷克传媒《对话》1999年第146期上一篇报道的复印件。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向基列夫索要了这份材料，并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尊南教授全文译出。在《真理的追求》所加的编者按中得意洋洋地说道：“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请大家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该文中，这个“戈尔巴乔夫”讲话的要点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实话实说，刚读此文章时我首先感到极度震惊，其次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番话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思想轨迹的研究极度不符，假如这番话真的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那么就意味着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所有评价都要统统推倒重来。我一时既没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好对此保持沉默。在此期间，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被到处传播，有趣的是，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既被“左”派们引用来证明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也被右派们四处散发，来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谣言止于智者。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严肃的苏联问题研究学者也同样对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心存疑惑，其理由跟我完全一致。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专门向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询问。很快，切尔尼亚耶夫做出了回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同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访谈时，李永全也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再次给了造谣者以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我们在摆脱这种制度。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一些损失。我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社会民主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团结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如果马克思、列宁不总结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他们就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又不是僵尸，又不是没有头脑。我们也应该反思、总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应该把暴力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对话、文明、非镇压，不需要霸权、控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竞赛。我们既需要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需要好的自由主义经验。我们既不需要左的极端，也不需要自由主义的极端。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于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讲，人们总是问我：戈尔巴乔夫，你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总是回答：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我不会忘记我来自人民。”
读了这一段戈尔巴乔夫本人亲口讲的话，再读一读那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中的“戈尔巴乔夫讲话”，谣言不攻自破。当然，造谣者们不会甘于谣言被戳穿后的尴尬，他们很快又炮制了一篇文章，又从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几句话，来“证明” 戈尔巴乔夫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非常无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谎言被当场戳穿而出丑的骗子，在徒劳地为自己辩解。
我对苏联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思想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向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疑惑和问题，而他一一予以解答。第二天，我一直在想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恍然大悟：因为二○○一年三月一日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七十岁生日！
我自信，至少在这个论坛上积极发言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有兴趣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人比我阅读过的资料、进行的思考要多。正是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戈尔巴乔夫是诚心诚意地想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加上他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他失败了，至今他仍然忠于他的理想。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的探索者，但以自己的失败向世界展示了改革的风险，国家间的冷酷和激进主义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是一名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但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五节：寄语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将近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对新一代领导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4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不敢上街的时候，总书记却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就在互联网世界、朋友之间私下的叙述中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感觉耳目一新：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矿难与灾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
最后，我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不要重演苏联改革失败的悲剧，更不要走回头路，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苏联和中国是国情比较相似的两个大国。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苏联领土面积224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人口为2.8亿，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苏联国内有大小民族一百五十多个，各民族之间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中国领土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三；而人口有13亿，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大小民族56个。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各地区发展程度很不平衡是这两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而越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问题就越复杂，对执政者的素质、水平和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因此，研究苏联历史发展的轨迹和苏联决策层的优劣得失，对我国的改革很有借鉴意义。
第二，两国都是属于东方国家。虽然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传统上被列为欧洲国家。但实际上，苏联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从东方到西方的过渡性质，其中以东方性质为主。这表现在：首先，两国政治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君主独裁体制，即亚细亚专制主义，而基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影响甚微；其次，两国社会传统中占主导地位都是臣民社会和臣民意识，公民社会发育得很不成熟，公民意识淡薄；再次，两国文化传统中服从多于思辩，也没有什么分权制约意识；最后，两国执政党的统治方式、权力架构也基本相似。
第三，两国历史条件极具相似性。两国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极不成熟、尚未完成现代化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两国都是在长期战争破坏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爆发革命的；两国的共产党人都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后，独立自主地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的（这一点与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很不相同）；两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都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也被称为“苏联模式”）；两国都在体制的创建者去世后开始了改革。
两国国情、文化、上层建筑和历史的相似性，决定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也发生在中国。实际上，虽然表现方式略有不同，但两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基本雷同，甚至领导人的历史角色、个性都很类似。这再一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
前车覆，后车鉴。只有认真研究苏联历史，特别是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避开改革进程中的陷阱与雷区，中国的改革才会取得成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既不希望我国中止改革的步伐，退回到极权主义时代；也不希望我国象苏联一样，在改革中陷入混乱与衰退。
第三节：苏联改革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
我认为，改革是必须进行下去的艰难选择。有些人主张退回到过去，退回到改革前去，这个我不能接受。因为不进行改革只有死路一条，朝鲜就是一个典型的活教材。和苏联改革比起来，中国改革至少在目前看来是相对成功的，但问题还是不少，有些甚至威胁到改革本身的生死存亡。对比苏联改革的教训，我觉得中国的改革者们，应当注意吸取以下教训：
第一，必须坚定地推进民主化、公开性建设，但决不能急于求成、一步登天。实行民主化，引入人民群众参加到权力决策体系中来，是保证改革不背离群众愿望的唯一办法。现在的改革，主要以精英驱动为主，精英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吻合，很多已经直接侵犯到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对社会主义的解读就是“人本主义”，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解放。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民主化道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同时还要加强公开性建设，决策透明化，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落到实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但是，搞民主化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中国的公民社会发育得极其不成熟，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习惯于臣民思维。虽然法律上规定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和义务，但是官僚—精英阶层，则漠视人民权利，使得许多法律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沦为一纸空文；而广大群众既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不愿承担自己的义务，更缺乏社会责任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常见诸报端的“歹徒当街行凶，众人袖手旁观”。此外，由于多年来政府一直漠视人民的公民教育，并且蓄意进行思想控制，因而在多数中国居民的思想深处，奴性多于尊严，浮躁多于思辩。典型例子就是前不久在西安发生的“仇日事件”，这是一个在虚假信息误导下，在自卑心理与浮躁情绪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怪胎。在群众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思辩精神的前提下，盲目开展民主化“大跃进”，必然导致大嗡大哄、秩序混乱，引发政治狂热，致使破坏性力量沉渣泛起。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决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于求成、四面出击。那样只会造成国家的混乱，最终断送改革、断送掉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然而，官僚—精英集团必然会最激烈地反对那种旨在引入人民群众进入决策机制的、真正的民主化，因为那是他们肆意妄为、无法无天的最大噩梦。因而，他们会蓄意地拒绝一切真正的民主化改革，或者以实质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取而代之，窃取民主革命的果实。因此，假如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是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真诚的改革者（但愿我的希望不要落空），那么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民主化改革，与形形色色的反民主力量进行无情斗争，打击那些公然反对民主化的势力和既得利益集团，不要再把民主仅仅视为达到某项目标的手段，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追求的目标；其次，必须大力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教育，培养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保护公民权利，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再次，在进行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步骤明确、有条不紊，最好能够立出一个不激进但坚定不移的民主化进程表，制订出每一步的底线和边界，保证民主化在可控制的轨道内进行，按部就班地逐步放权。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在民主化问题上胆子不大、步子太小、观念保守。是的，我承认比起那些幻想一觉醒来就实现“民主化”的“民主先生”们，我的胆子是小了点。然而，请去查一查我以前的文字，自从我开始发表政见以来，我一直坚定地捍卫着民主的价值，为多数群众特别是中下层群众的利益奔走呼号。因此，我自信地认为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然而，我与那些头脑发热的“民主派”不一样，我更注重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在我看来，即使是一-党专政下，只要能够保证人民的决策权和言论及思想自由，就是实质的民主；而即使在多党制下，也会出现官僚—精英阶层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决策体系之外的情形，那就是假民主
成熟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石，没有公民社会作为支撑的民主革命必然会昙花一现。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革命者们所希冀的民主共和国，仅仅在完成了政权更迭之后，革命的果实就被官僚所窃取，随即陷入军阀混战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苦难；1917年的二月革命，曾经使俄罗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但短短几个月之后，这个国家就陷入了内战深渊，甚至世界大战结束三年之后，这个国家还在内战中厮杀，随之而来的是斯大林恐怖统治；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把苏联变为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反而使得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民不聊生。而苏联解体、“民主”胜利十二年以后，在独联体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上演的是寡头统治的假民主戏剧。而那些幻想“一夜民主化”的民主派们，要么被人遗忘（谁还记得萨哈罗夫？），要么堕落为醉心于争权夺利、不惜践踏民主基本原则的假民主派。
假如谁对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视而不见，那么他要么头脑糊涂，要么心术不正。我热爱民主，热爱自由，但我不想成为头脑发热的激进民主派。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假如俄罗斯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把苏联从世界一流强国降为三流国家的话，那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所造成的灾难远远不只这么点。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是苏联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比中国丰富，苏联领土面积是中国的2.33倍，人口却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这样丰富的资源和较少的人口，保证了人们可以靠自然的力量度过难关。农村居民自不必说，城市居民也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耕作。在1992～1995年那些最困难年头，很多城市贫困居民多是靠自己种植农作物维持了生命——请问中国哪有这个条件？假如中国到了那一步，恐怕饿死三千万都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其次，苏联人民整体文化和道德素质要远远强于中国。苏联共产党留给苏联人民最大的财富就是消灭了文盲，普及了中等及高等教育。同时，整体来说，俄罗斯民族道德淳朴真诚直率友爱，文化中深深渗透了人文精神，这一点远远强于我国。即便如此，苏联解体仍然带来了犯罪激增、道德水准下降的恶果。而假如类似的悲剧发生在中国，只有上帝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假如真到了那一天，恐怕纳粹大屠杀和红色高棉大屠杀都不能望其项背。再次，苏联解体后各独立国家基本把苏联时代的社会福利体系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例如免费医疗和教育，这也使得社会矛盾得以缓解，而中国则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社会福利保障。
当然，比起苏联改革，中国改革也有优势。首先是经济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仅仅指经济），中国已经成功地告别了短缺经济，商品特别是日常消费品充足。虽然国有经济和苏联一样不断萎缩，但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化、多样化，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因此，中国改革者不必面对苏联改革者那样的经济困境，避免了破坏性力量靠经济问题发难；也会避免经济、政治改革相互交错、结成死结而致使改革失败的绝境。其次，中国不必背负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必须背负的巨大包袱。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家，长期来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每年有大量金钱耗费在军备竞赛、支持第三世界那些不争气的小伙伴们上，使得整个国家疲于应付，捉襟见肘；而中国则几乎没有这些负担。第三，中国民族问题比苏联情况要好许多，处置得当不会引发民族危机。
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落后于社会的需求时，如果不进行真实意义上的改革，那么就会酝酿革命。类似的历史教训，在中外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希望那些真正为了民族前途着想的改革者牢记这个教训。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是不成熟，而是过于成熟了。中国目前主要的改革困境，在于改革的主导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利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与民众基本相同变为尖锐对立，因此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坚持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民主化改革是群众热切盼望的，能够取得群众的支持，也是避免社会矛盾发展成暴力革命的唯一出路。
第二，必须严格区分开人民群众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区别，对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决不手软。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苏联要小得多，但并不是没有。疆独、藏独、台独、蒙独等势力在最近这些年有所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民族分立主义只要找到合适的土壤，最终结局就是国家的分裂。近十五年以来，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解体。虽然捷克和斯洛伐克是以和平离婚的形式分手的，但这只是一个特例，因为这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出奇地温顺，不崇尚暴力，甚至在遭遇法西斯入侵时也能做到和平容忍。而更多、更普遍的民族问题，则是以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的。南斯拉夫解体后，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连年战祸不但使社会经济倒退了几十年，还剥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虽然戈尔巴乔夫以自己辞职作为代价换来了苏联的和平解体，但苏联解体前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战火连绵不断，也导致了几十万人丧生。
因此，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而是力图把国家引入分裂与内战的、十恶不赦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这些势力，只要其一出现，无论他们伪装成宗教团体、民主派、人权活动家、地方党政官员，还是伪装成别的什么面目，只要其从事民族分离主义活动，就必须坚决惩处，不容讨价还价，决不能有丝毫的心慈手软，更不能姑息养奸，一旦发现苗头就立即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当然，防止国家分裂，仅仅靠压制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树立公民权利高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给少数民族真正的平等权，不歧视少数民族，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逐渐消除民族差别，遏制主体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总体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避免失败，无论何时都要做到居安思危。
第三，要严密防范“左”和“右”两种破坏性势力，培养一支坚定的建设性多数力量。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从得到群众拥护的改革者迅速变为只能在“左”、右之间走平衡木，最终翻身落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培养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作为改革的坚强后盾。由于苏共长期实行一-党专政，苏共领导人的产生与苏联人民的真实意愿没有任何必然联系。苏共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控制着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官僚—精英阶层。1957年，官僚—精英阶层在权力斗争中支持了赫鲁晓夫，使之挫败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宫廷政变；而1964年，同样是官僚—精英集团则在另一场宫廷政变中废黜了赫鲁晓夫。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在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他们已经厌恶了斯大林时代残酷的、动辄引来杀身之祸的政治游戏规则，渴望体制和地位的稳定，因此他们需要排除那些死抱着斯大林的粗腿不放的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们；而1964年官僚—精英集团之所以扮演了相反的角色，则是因为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任期制改革与反对特权的政策侵犯了这些人的既得利益。
正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左右了国家政治大权，因此，他们可以让勃列日涅夫在数次中风、患上严重老年痴呆症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这个国家达六年之久。不过，与其说是勃列日涅夫统治官僚—精英阶层，不如说是官僚—精英阶层把半痴呆的勃列日涅夫玩于鼓掌之间。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官僚—精英阶层又让病入膏肓的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又让同样病入膏肓的契尔年科迈上权力顶峰……官僚—精英阶层之所以让这三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待在台上，是因为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因而保护他们既得利益的体制就可以维持下去。然而，当经济不断衰退并且接二连三地死掉总书记之后，一部分比较负责任官僚—精英阶层感觉到原有的体制继续运转下去必然会导致危机，因而他们需要一个年富力强、能够带领国家摆脱危机的人物走向前台，唯一合适的人选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但另一部分则想继续维持这个已经快转不动的政治体制，他们倾向于推选保守的列宁格勒市委书记罗曼诺夫。在经过一番斗争之后，戈尔巴乔夫取得了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戈尔巴乔夫也是这种体制的产物，没有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他就不可能当上总书记。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很快令官僚—精英阶层感到失望。急促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使得官僚—精英阶层发生了急剧分化：上层官僚由于政绩不佳在选举中失掉了职位、特权，或者岌岌可危，他们自然成为“革新了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就是保守派；另一部分官僚和社会精英（包括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则及时转向，要么把资本主义作为价值取向（因为形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体制中，官僚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官僚们虽然享有特权，但这种特权不是与某个人相联系的，而是与他的职位相联系的，某人叫克拉夫丘克还是叫叶利钦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必须拥有某个职位，什么样的职位对应什么样的待遇，假如他丢掉了职位，也就失掉了特权，因而对一部分官僚来说，尽快地把自己管理的国家财产转化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也非常具有吸引力），要么把民主化作为他们向上爬的阶梯，因而他们急需打破妨碍他们得到权力的一切东西：共产党、社会主义，甚至联盟中央，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激进民主派；地方的官僚—精英阶层则祭起民族分离主义大旗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法宝。
戈尔巴乔夫无疑意识到了官僚—精英阶层对自己的改革缺乏真正的支持，甚至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因而他对保守派和激进民主派都予以打击。因此戈尔巴乔夫期待民主化引进人民群众参与，来支持他的改革。但是，作为一个长期在领导机关忙于具体事务的人，戈尔巴乔夫在两个地方没有真正了解群众：一是他没有预料到苏联的公民社会远远没有发育成熟，群众往往被野心家们煽动起来的情绪所左右，思辩能力较差，因而民主化极易导致街头政治和社会混乱；二是他没有预料到群众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早已丧失信仰，只是在苏联官方的刻意宣传之下才维持了表面的稳定；而革新了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群众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也没有为了捍卫这种不太清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群众希望变革，但并不清楚变革要付出什么代价。而1989年以后苏联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加上激进民主派蓄意制造混乱，分离主义活动猖獗，整个社会逐渐步入危机状态，因而群众对戈尔巴乔夫改革、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支持率和信任感也急剧下降，群众开始发生分化：少部分转为拒绝改革的保守立场，另一部分则被激进民主派的慷慨许诺所暂时迷惑。由于多数人不愿意再按原来的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激进民主派迅速摆脱危机的许诺更吸引人，因而他们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
，苏联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民意测验。抽样人口中，10%赞成改革前的社会主义；36%赞成更多民主的社会主义；23%赞成瑞典式的社会主义；只有17%赞成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从该民意测验结果可见：当时支持改革，也就是主张走“更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瑞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群众是主流，合计占到被调查人口的59%；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声誉扫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苏联人民的意愿。在是否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中，76%的居民也是赞成保留的。但在苏联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只有9.6%赞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12.3%赞成民主社会主义；多达76.7%的人赞成资本主义。官僚—精英阶层与人民群众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遗憾的是，官僚—精英阶层借助突发的“八一九事件”后形成的混乱局面，再次强奸了民意，主导了苏联历史的走势。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制度化的民主机制，造成了共产党脱离群众。对于共产党来说，取得政权之前的严酷斗争条件本身就会淘汰很多动机不纯、意志不坚定的成员，而革命胜利后，就必须依靠制度化的监督和群众的授权来进行淘汰，确保党组织的纯洁。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的一-党专政并不遗余力地打击各种反对势力，导致任何精英要想生存下来，都不得不戴上共产党的面具。这严重妨碍了共产党组织和思想的纯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是靠不断地进行残忍的清洗和造神运动来维持党的“纯洁”的，毛泽东则是靠发动不断的政治运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但这种手段作用实在是有限，因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种残暴的清洗总是要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同时漏掉不少投机分子；同时，这种不得人心的残暴和欺骗方式注定要遭到人民群众和官僚—精英阶层的一致抵制而不能持久。“秩序”总要归于正常，“制度”终究要归于稳定。因此，在失去了淘汰机制的情况下，一-党专政的共产党组织实质上变成了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有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派分子，有对社会主义有更深刻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有纯粹是捞取个人资本的野心家和投机分子，有没有什么主见、人云亦云的随大溜者，也有根本就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为了政治安全而不得不委曲求全的资本主义崇拜者，还有怀有朴素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普通劳动者。共产党的这种复杂构成，决定了长期的一-党专政之后，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和民主国家的政党不同，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分裂党”被定义为一个足以使其身败名裂的滔天罪行。因此，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党迟早要分裂，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都会从共产党内分裂出去，但他始终不敢首先迈出这一步，徒劳地维持着党的虚假团结。而既得利益保守派、激进民主派留在党内，却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和内斗不止，严重削弱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戈尔巴乔夫忙于互相调停党内斗争，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但没有起到团结党的作用，反而使得“左”、右两派都不满意，认为他首鼠两端、左右逢源。在此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众叛亲离，越来越成为孤家寡人。
因此，苏联改革失败给中国的改革者们提出了一个尖锐却不能不回避的问题：如何培养一支建设性的力量，使之既能坚定地支持改革，又能与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抗衡？如何始终使这种建设性力量保持旺盛斗志，应付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队伍分化？笔者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改革的深入，执政党必然会发生分化。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苏联大同小异，苏联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在中国的执政党内仍然存在。虽然因中国的一些特性，表现方式略有不同。根据笔者观察，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持续了二十年，改革派已经发生了分化，因此在目前中国存在着四股大的势力。
第一种势力是“毛派”，拼命地想回到过去，否定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成就，想把中国拉回1978年以前的轨道。这种势力被称为“左”派，其上层人物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失意的政客。这些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因为那十年的改革是“柏累托累进”式，也就是社会全体阶层受益的改革。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精英驱动的改革逐渐体现了官僚—精英阶层与群众利益高度的不一致。官僚—精英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明显有利于自己、剥夺中下层群众利益的游戏规则，造成剧烈的贫富分化。此时，恰逢一九八九年事件后“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支持，于是“左”派又活跃起来，利用人们善于遗忘的弱点，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在官僚—精英阶层异化了的改革中的受害者——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支持，成为抵制改革的一股强大力量。
第二种势力则是“激进民主派”，也就是被称为右派的那些人。这股势力完全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成绩，主张全盘引进资本主义，完全倒向西方。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和其后的一些年里，右派势力一部分流亡海外，留下来的则受到持续不断的沉重打击，目前已经处于蛰伏阶段。中国激进民主派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之后思想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苏联改革在苏联的激进民主派破坏下弄得一败涂地之后仍然不进行反思和革新，继续重复着已经破产了的那些激进民主理念，不但遭到官僚—精英阶层的打击，而且也遭到“左”派打击，却在中下层民众中得不到支持。但是这种力量在知识分子阶层中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我相信一旦有适当的时机，蛰伏的激进民主派又会活跃起来。
第三种势力是“官僚—精英改革派”，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改革派队伍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分化。但九十年代以后，官僚—精英集团与中下层群众的开始逐渐走向利益尖锐对立局面，促成了原来统一的改革派的分化。官僚—精英利用手中权力，制订游戏规则，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极度不公正的基础上敛聚财富，损害了社会多数阶层的利益。很明显，“官僚—精英改革派”试图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因此，“官僚—精英改革派”表现为在经济改革方面全盘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订，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右”；而在政治改革方面，顽固拒绝任何民主化和公开性尝试，和毛派一样“左”。由于官僚—精英集团手握各级政权，他们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派。这种力量，我们姑且称之为“右”派，因为他们的经济政策实在是“右”的不能再“右”了。
第四种势力则是“社会主义改革派”。社会主义改革派是真正的左派力量，是从八十年代的统一的改革派中分化出来的另一支。社会主义改革派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成就，但也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挫折。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进行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建立广泛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主张限制官僚—精英集团的权力；并认识到缺乏民主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人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因而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把民主话和公开性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来追求，但追求民主目标时力图避免社会动荡而让劳动人民受苦；社会主义改革派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缺乏竞争的弊端，因而主张自由竞争，但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的竞争是人性化、充满保障的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场的竞争，而不是古罗马斗兽场的竞争；社会主义改革派并不把私有制看作灵丹妙药，反对“私有化大跃进”，特别反对将存量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社会主义改革派主张从根本上革新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迈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改革派力量逐渐浮出水面。笔者全盘支持社会主义改革派的观点，认为它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一支建设性力量，是真正的左派力量。
这样，中国目前实际上是“左”派、左派、右派、“右”派并存。从追求民主的角度来看，左派与右派是民主派，但左派倾向于实质民主，并且把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而右派倾向于形式民主，并且要求立即实现民主化，“左”派与“右”派是反民主派；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左”派和左派都不赞成私有制，但“左”派追求的是实践中已经证明破产了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而左派追求的是混合经济；右派和“右”派都主张私有化，但右派主张的是“全民私有化”，而“右”派主张的却是臭名昭著的“权贵私有化”。
由此可见，“左”派和“右”派们，漠视人民痛苦，歪曲人民基本诉求，其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不纯，具有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国家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的利益，而是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或保住既得利益。这两种势力都是祸国殃民的，虽然我不主张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但我认为一定要对其进行严密防范。现在再不能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了，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做出“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抉择。按照“左”派们的主张，朝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按照“右”派的主张，拉丁美洲的生活方式在等着我们；而按照右派的主张，俄罗斯的教训还墨迹未干。任何真诚的改革者都必须把改革的主导权从官僚—精英集团手中夺回到人民群众手中，必须注意培育一支坚强的建设性左派力量，让国家保持稳定，让社会获得进步。
第四，一方面要坚定地顺应国际潮流，另一方面要顶住外国压力。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苏共领导人对西方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幻想通过在国家利益上的让步获取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并给予经济援助。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并不希望出现一个民主的强大的苏联，因此一方面诱使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市场化、德国统一、民族问题上不断让步，另一方面则口惠而实不至，致使戈尔巴乔夫利用外资拯救苏联经济的打算全盘落空。对此，戈尔巴乔夫难咎其责。此外，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为苏联开具了一个“休克疗法”的损招，并被叶利钦、盖达尔等人视为灵丹妙药，结果非但没有拯救俄罗斯经济，反而使其经济急速崩溃，至今未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对此，萨克斯等西方经济学家只有双手一摊，承认失败：“等到打开病人的腹腔，我才发现该有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可是老百姓为了这个江湖郎中的馊点子遭那么多灾难，谁来补偿呢？
虽然我主张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不孤立于世界，但我认为一些外国势力并不总是那么乐善好施、古道热肠的。他们根本就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总是会想方设法予以削弱，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政治智慧。中国经济的强大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外国施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只能由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完成，而不是靠外国的指导和干涉。当然，外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吸取，进行建设也必须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要求我们不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尽量与各国改善关系，并虚心向先进经验学习。因此，我希望我国一方面避免某些“左”派主张的四面树敌的全面对抗；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安思危，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决不退让妥协，决不能以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外国的施舍。
第五，必须正确区分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并施以不同的政策。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伴随着民主化改革，二者面目非常难以区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性力量，而且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它主要表现在：不会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只是以极端的和耸人听闻的言论攻击执政者的一切做法，哪怕这种做法经过实践证明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在社会中制造混乱与彼此仇视，拒绝一切妥协与让步；不顾一切后果煽动人们反对政府。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有建设性。表面上看，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会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但二者出发点根本不同：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代之以更好、更有利于人民的政策，而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根本就没有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要求分散权力，但民主主义者要求的是合理的分权，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一切权力的集中，甚至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必备的权力集中。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民主化和公开性过程中的“民主无边界，公开无底线”。在这种没有任何限制的言论自由中，什么样的奇谈怪论都能出笼，并且轰动一时，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群众情绪失控。因此，必须对无政府主义倾向进行坚决打击，不给其以危害社会的机会。
第六，无论进行任何领域的改革，都不能忽视经济建设，都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放在首位。从某些角度来看，群众对政治家的要求是苛刻的，特别是对那些他们寄予了很大希望的领导人更是如此。一项政策，一个政治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他）是否能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处境带来显著的提高。当然，有的时候，某项长期看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改革可能会给群众带来短期的阵痛，但必须让这种痛苦减少到最低、最小、最短，并且使群众看到希望。苏联改革失败一个重大教训，就是改革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从而忽视了经济情况的改善，致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加剧。糟糕的经济成为破坏性力量屡屡向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发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致使改革者陷入空前被动。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官僚—精英阶层始终把持着改革的主导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出现了明显的异化，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很多痛苦。目前，我国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精英驱动的每一项改革都只造就一小撮受益者，损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亿万诚实的劳动者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教育、医疗、工作、退休保障，一场革命在孕育之中。中国的改革者只有紧紧抓住“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不使其沦为简单的口号，所有的改革都遵循这一根本原则，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为此，我再次呼吁立即废除祸国殃民、不得人心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政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跃进”！
苏联改革留给我们的教训还有很多，但限于本人精力和学识水平，我只能讲这么多。我希望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认真研究苏联改革经验教训，既不被苏联改革的失败所吓倒而贻误时机，也不要急躁冒进地推行改革。
第四节：关于我对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评价
有人说我是一个戈尔巴乔夫主义者，证据是我没有和他们一样对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并对那些大骂戈尔巴乔夫的人嗤之以鼻。确实，我很尊敬戈尔巴乔夫，因为正是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并率先到中国访问，结束了中苏两国长期尖锐对立的不幸局面；正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使人类从核大战的威胁下解放出来。并且，我对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部分内容持赞同态度，他为了不使国家陷入内战而毅然放弃自己的权力的高尚品质、对政敌仁慈宽容的人格也令我格外钦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戈尔巴乔夫主义者，因为我在肯定他的一部分主张的同时，也对他的很多主张、政策都持否定态度，更不想回避他在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问题上的责任。
其实，假如我也和某些“左”派分子一样对着戈尔巴乔夫破口大骂，我也许会得到很多人的喝彩，而且我自信，比起对苏联历史和苏联改革一知半解的毛派分子来，我的咒骂会更有分量，更切中要害。但是，我不会那样做，那样的谩骂除了显示出谩骂者缺乏必要的道德修养和知识以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破口大骂不是战斗，破口大骂挽救不了苏联改革的命运，破口大骂也不会让我们在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中获得任何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我承认，在苏联解体最初的几个年头里，作为一个对苏联怀有真挚感情的人，我曾经非常憎恨戈尔巴乔夫，我憎恨他为什么会解散苏共，为什么不采取武力解决掉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什么不动用核武器保卫国家。为了解清这些不解之迷，我开始了对苏联改革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坚持不懈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但没有越发憎恨戈尔巴乔夫，反而由憎恨转为好感，好感转为崇敬。常言道：“无知者无畏。”因此，那些根本就对苏联问题一窍不通、嗜权如命的“左”派们自然不会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这种代表苏联人民真实想法的思想如何走向了善良愿望的反面。
我曾在《九月九日：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一文中谈到如何看待一个历史人物：“我认为一个任何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人，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也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对毛泽东的评价如此，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管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导致了什么后果，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评价一定要务求客观。然而，国内有一些所谓的“研究者”，缺乏最起码的治学品格，先入为主地先把戈尔巴乔夫定位为“叛徒”，再根据这个定性罗织材料，甚至不惜采取造谣的龌龊手段。我曾经见到某个“学者”的一本书，竟然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描绘成为了自己发财的过程——这是缺乏最起码学术道德的肆意污蔑。这种污蔑甚至不合逻辑：作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但掌握无限权力，而且掌握全国的资源——这样的地位，世界上哪个亿万富翁能够享有？而且，只要他和勃列日涅夫那样“什么都不改变”，他的总书记宝座一直可以坐下去，坐到死。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是这类人，那么直到现在我们的北方邻居的领袖还叫戈尔巴乔夫。“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回忆到：“制度本身还具有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是可能的。”对，确实是这样，这种干部终身制、特权制度确实还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再维持几十年应当不成问题，以后就不好说了。路易十五曾经说过：“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墨守成规地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总书记，毕竟他登上权力顶峰时才54岁，而且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至于自己死后制度哪一天崩溃，国家与人民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与戈尔巴乔夫无关。人生苦短，赶紧享受特权、及时行乐有多好，可以找个漂亮女演员女护士演绎一段风流史黄昏恋，也可以到世界各地出出风头，还可以到遍布全国的风景胜地度假疗养狩猎，更可以对着红场上山呼万岁的人民培植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呀，干吗要搞那种劳什子、催人老、充满风险的改革？
但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并不是这种人。他从人民中走来，对这种表面神圣的制度下，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困顿了如指掌，对劳动人民无权的现状认识得一清二楚，对官僚—精英集团榨取人民血汗的行为义愤填膺。他是一个对人民怀有朴素情感的人，是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自己的解读的理想主义者。他要改变这一切，但他失败了。假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按照他自己设想的方式发展，那么将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的伟人而永垂史册。
在苏联六十九年历史中，曾先后有过七位最高领导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这些领导人各有特性：列宁睿智而民主，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并说服党内同志；斯大林坚强而冷酷，靠镇压与恐怖贯彻自己的意志；赫鲁晓夫顽强好斗，富于同情心；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喜欢享受；安德罗波夫冷静沉着，锐意改革；契尔年科则充当了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可以说，在这些苏联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的个性是最像列宁的人。但是，他的个性中缺乏必要的果断与坚强，也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
二○○一年年初，一则刊登在《真理的追求》上的文章《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戈尔巴乔夫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引起了我的注意。该份杂志煞有介事地宣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2000年5月主办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对欧洲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保加利亚科学院副研究员米哈伊尔·基列夫作了《苏联解体的原因》的发言……基列夫引用了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演讲的自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兴趣。大家请他提供出处，基列夫当众出示了捷克传媒《对话》1999年第146期上一篇报道的复印件。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之骅向基列夫索要了这份材料，并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尊南教授全文译出。在《真理的追求》所加的编者按中得意洋洋地说道：“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请大家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个反面教员，是怎样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该文中，这个“戈尔巴乔夫”讲话的要点如下：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只有身居最高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正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我很想对巨大广场上的示威者们讲话，告诉他们，要他们坚持住，我们同情他们，中国也必须改革。但中国领导不同意。这是极大的遗憾。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我没有哭，因为我达到了主要目的，这就是在欧洲消灭了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的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人类走向真正自由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但将是成功的，整个世界应当清除共产主义。”
实话实说，刚读此文章时我首先感到极度震惊，其次感到难以置信。因为这番话与我对戈尔巴乔夫思想轨迹的研究极度不符，假如这番话真的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那么就意味着我对戈尔巴乔夫的所有评价都要统统推倒重来。我一时既没法证伪，也无法证实，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只好对此保持沉默。在此期间，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被到处传播，有趣的是，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既被“左”派们引用来证明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也被右派们四处散发，来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谣言止于智者。很快我就发现，不止是我一个人，还有很多严肃的苏联问题研究学者也同样对该份“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心存疑惑，其理由跟我完全一致。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徐葵研究员专门向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助手切尔尼亚耶夫进行询问。很快，切尔尼亚耶夫做出了回复：“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的‘讲演’完全是在莫斯科炮制的伪造，根据我们的材料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的编辑部里炮制的。戈尔巴乔夫不是在1999年，而是在1997年初到过土耳其。他根本没有在美利坚大学作过讲演。《对话》杂志上发表的东西（《苏维埃俄罗斯》报同样予以发表）完全是胡说八道。戈尔巴乔夫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从未讲过这类话。”
同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光明日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永全对戈尔巴乔夫进行访谈时，李永全也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回答再次给了造谣者以一记沉重的耳光，他是这么说的：
“我认为，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失败的是苏联所代表的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在中国也遭到了历史性的失败。我们在摆脱这种制度。当然付出了一些代价，有一些损失。我现在成立了一个统一社会民主党，又提出了社会主义、自由、公正、团结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如果马克思、列宁不总结和发展前人的思想，他们就不成其为马克思、列宁。他们有这个权利，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又不是僵尸，又不是没有头脑。我们也应该反思、总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应该把暴力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需要的是对话、文明、非镇压，不需要霸权、控制。需要的是合作、伙伴关系和竞赛。我们既需要好的社会主义经验，也需要好的自由主义经验。我们既不需要左的极端，也不需要自由主义的极端。中国和苏联都不需要‘大跃进’，不需要‘文化大革命’。我们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目标，自由、公正、团结的目标，难道我坚持这些，戈尔巴乔夫就是叛徒吗？我不知道关于土耳其讲话的传闻是哪来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讲那样的话，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我在土耳其的讲话有录音。我在世界各地演讲，人们总是问我：戈尔巴乔夫，你是什么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我总是回答：我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我不会忘记我来自人民。”
读了这一段戈尔巴乔夫本人亲口讲的话，再读一读那份《极为难得的反面教材》中的“戈尔巴乔夫讲话”，谣言不攻自破。当然，造谣者们不会甘于谣言被戳穿后的尴尬，他们很快又炮制了一篇文章，又从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了几句话，来“证明” 戈尔巴乔夫就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已经非常无聊了，我仿佛看到一个谎言被当场戳穿而出丑的骗子，在徒劳地为自己辩解。
我对苏联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本人思想的研究，确实已经到了非常痴迷的程度。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与戈尔巴乔夫对话，向他提出很多很多的疑惑和问题，而他一一予以解答。第二天，我一直在想自己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奇怪的梦？然后，我恍然大悟：因为二○○一年三月一日正是戈尔巴乔夫的七十岁生日！
我自信，至少在这个论坛上积极发言的人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我更有兴趣研究苏联问题，研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思想，也没有任何人比我阅读过的资料、进行的思考要多。正是在阅读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戈尔巴乔夫是诚心诚意地想给社会主义注入新的生命力的，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完成这一复杂的使命，加上他认识上的一些偏差，他失败了，至今他仍然忠于他的理想。戈尔巴乔夫是个失败的探索者，但以自己的失败向世界展示了改革的风险，国家间的冷酷和激进主义的危害；戈尔巴乔夫是一名优秀的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但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第五节：寄语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将近一年了，这一年里我国发生了很多事情。虽然我这个人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确实让我对新一代领导人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4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不敢上街的时候，总书记却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就在互联网世界、朋友之间私下的叙述中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感觉耳目一新：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矿难与灾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
最后，我衷心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不要重演苏联改革失败的悲剧，更不要走回头路，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