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红星路

　　以严谨的态度看，我入川的时间，应该是在1979年考入四川师大、来到成都之后，在此之前的9年重庆生活不能算。但即使划出去9年，我入川也有三十余年了，多么漫长的岁月！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虽然没有踏遍四川，却也去过很多地方了，走过很多条“蜀道”了：比如苍松参天的剑门古道，比如蜀南竹海的幽幽小径，比如峨眉山的连天石阶，比如巴中老区的崎岖山路，还比如险峻重生的川藏线……

　　但这其中，对我最重要的，或者说和我最有缘的，是一条很不知名很不宽广的路，那就是成都市红星路。

　　我的人生方向，基本上是从红星路的北端往南走，整个路长不超过1公里。

　　不可思议吧？我自己梳理下来，也感到不可思议。

　　1977年夏天，我第一次到成都，就住在红星路。那时的我虽然在重庆当兵，上级部门却在成都，就在红星路97号。那一年，我作为我们分队、连、营三级选拔出来的话务员，跟着两个老兵一起，到成都参加通信总站的业务大赛，就是比赛背电话号码和转接线路图，真不是吹牛，几百个号码“倒背如流”。虽然最终没能上场参赛，却已然成为连队的业务骨干，经常受到来自红星路的表扬。

　　第一次到成都就心生好感，因为它和我童年居住过的石家庄一样平坦(而不是像重庆那样爬坡上坎)。彷佛天知我意，第二年，我就又一次来到了成都。

　　1978年，我作为我们军区业余文学创作骨干(其实就是发表了四篇散文)，被推荐参加四川省“文革”后的第一次文代会，就在红星路报到。开会前，我跟着另一个年轻作者到《四川文学》编辑部去玩儿，编辑部在红星路布后街2号，距我的单位红星路97号，隔着一个十字路口，往南移200米而已。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幽静的绿树成荫的小院子，和几位非常和蔼的编辑老师。那次文代会，我是年龄最小的作者。在会上，我见到了艾芜、马识途等四川老作家，因为是文代会，还见到了许多老艺术家。印象最深的是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周企何，他在会上还给我们表演了川剧折子戏，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川剧的魅力。

　　彷佛我和成都的缘分就此结下了。紧跟着第三年，我第三次来到到成都。

　　那是1979年，经过我的数次请求，领导终于同意我参加高考了，给了我一个考试名额(战士参加全国统考是需要名额的)。我为此来到红星路97号办手续，办完手续去看考场，才惊奇地发现，高考地点就在红星路上，成都三中。从我们单位往南走大概300米就到了。

　　因为从接到通知到高考，我只有一个月复习时间，所以心里没底，很害怕考不上。去看考场时，我独自一人站在学校操场上，看着无数的考生走进走出，心里发虚。考生们大多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啊，我却已经荒废了三四年。鬼使神差，我站到了操场中间的土台子上，心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你一定要考上，你一定不能被他们淘汰掉！

　　后来终于考上了，分数也还不错。填志愿时，我想到成都的种种好处(夏天没那么热，道路比较平坦)，于是狠心“抛弃”了重庆，将四川师大填了第一志愿。

　　1979年秋天，我离开连队，正式进入成都。

　　虽然我就读的大学在成都郊区的狮子山，但我与红星路的缘分却绵延不断，这是因为，四川省作家协会就在红星路，红星路二段85号。从我的高考地，往南移200米而已。

　　实在是说不清的缘分。

　　最初，我作为一个年轻作者，去那里投稿，并参加各种笔会；后来，我作为编辑，去那里约稿，包括向艾芜、周克芹这样的大作家约稿，作协的宿舍就在作协机关旁边。再后来，我作为作协会员，巴金文学院创作员，常去那里学习，也常去那里领奖。再后来，作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我常去那里开会，去那里评奖，或者见全国各地来的作家和朋友，一次又一次。

　　我的无数脚印，留在了红星路上。

　　回想起来，我从红星路领到的文学奖，就有好多个。四川省文学奖三个，茅台杯文学奖一个，四川文学小说奖一个，巴金文学院的小说奖四个，等等。

　　比文学奖更重要的是，我在红星路度过了难忘的9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一群非常要好的朋友，常常在红星路作协院子的一个小破屋子里聚会。我们一起喝茶，聊天，打平伙，探讨文学，甚至还学开车……真的是非常快乐！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文学之外，我依然与这条路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1985年我结婚成家，我的婆家就在红星路旁边的小巷里！也就是从作协再往南走200米。

　　我在那里，成为了四川人的儿媳妇，在那里生下了我的儿子。即使后来搬到军区大院，我每个星期带儿子回婆家，也都必须经过红星路，一次又一次。

　　那条路，我实在是太熟悉了。直到今天，我仍是它的常客，或者说，是红星路上奔波的旅人。当我第一次来到红星路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会与这条路纠缠三十年。我在四川的三十年，差不多就浓缩在这里了。

　　一个人一辈子，也许只需要走好一条路，甚至是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