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羿的混沌思维和思维混沌

张羿的混沌思维和思维混沌

曾飞（中华管理论坛秘书长）

张羿先生，曾因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上发表题为“现代企业的终结与后现代企业的兴起”的演讲，而引起国外管理界的注目。并出版有管理学专著《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在管理界有了一定的影响。最近又在互联网上发表了《走出中国式管理迷局：混沌与中国企业思维转型》等十几篇空前规模的中国式管理批判系列文章，期望以大批判开路，引导人们“彻底走出中国式管理的迷局”而引人注目。然而，张羿先生虽然毅然决然地说过：“只有我们具备了混沌思维，才可能彻底走出中国式管理的迷局”。张羿先生倾其全力引用了“混沌思维”，但是很不幸，这不但没能引导人们走出所谓的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迷局，反而因为牵强附会的所谓“混沌思维”而使自己陷入了思维混沌的泥淖。

应该说，不管是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也好，张羿先生的“后现代管理”也好，毕竟都因为他们的研究和创见而独树一帜，给中国的管理理论界增添了一丝活力，本人都很崇敬。一种学说，只要它能够自圆其说，不至于自相矛盾而构不成一种科学假说，都有可能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经受了考验而免被淘汰出局。批判和辩论仅仅在假说本身自相矛盾，无须经受实践考验它自己就已经混乱不堪的时候，才具有将其淘汰出局的作用。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批判、质疑才是必要的。否则，企图以辩论来评判理论的“真伪”，本身就是混沌无知的行为。

笔者在这里评论张羿先生的“混沌思维”，并非要为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辩护。对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和张羿先生的“后现代管理”，我至多只能有自己的评价而已，并不想批判它或是维护它。这些理论本身会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决定它的成败，我静观其成，没有太多的事要做。

笔者所关注的是张羿等为代表的当前中国管理界质疑和批判热浪本身：它是否有益于中国管理学的健康发展，以及管理学研究思维的健康性。人们是否已经明白:纯理论的演绎本身，根本无法判定理论是否有效。理论有效性的判断，唯有实践检验。以及质疑和批判本身的思维是否具有科学性？否则，给人们带来的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混沌思维，而是紊乱、无知意义上的思维混沌。

无须构筑管理模式的混沌无知

张羿先生说：“混沌学中著名的洛仑兹蝴蝶效应现象，是指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极小的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巨大差异。”“蝴蝶效应现象改变了过去那种认为企业可以在一个稳定环境中按照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有序发展的观点。由于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企业的巨大变革，企业发展面临更大的突变性和不可控制性。因此，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随时被淘汰的可能。在这种非线性的跳跃式发展的环境下，去刻意构筑某种管理模式，并试图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世界，无疑是不现实的。中国式管理正是陷入了这样一种‘模式构筑’迷局。” 总之是主张由于蝴蝶效应的冲击，我们无须“刻意构筑某种管理模式”，更不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

张羿先生还具体断言：“在管理实践中，实际上是很难分清到底采用了何种模式的”。

然而，国际上的企业管理实践分明在不停地构筑许多实际可行的管理模式；企业采用了这种模式，显然也很容易分清。

譬如，沃尔玛经营模式。

人们这样表达沃尔玛经营模式：沃尔玛所从事的传统零售业，从交易形式上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沃尔玛的成功之道在于为顾客节省每一分钱，向顾客提供最实惠的商品。沃尔玛处处精打细算：商场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办公室同时又是仓库，经理们经常站着开会；所有的文件纸都是两面都用；通过信息技术和物流优化，尽可能降低物流成本；通过大批量采购，千方百计地压低采购成本。正因为这样，沃尔玛同样的东西，比别的商场价格要便宜；正因为东西便宜，更多的人都愿意到沃尔玛去购买；正因为更多的人购买，沃尔玛就能更大批量地采购，其价格则更便宜。沃尔玛构筑的传统零售经营模式具有很简单的规则：“为顾客节省每一分钱，向顾客提供最实惠的商品”。

再如，麦当劳的员工培训管理模式。

麦当劳构筑了行之有效的员工培训模式，麦当劳的全部管理人员都采用边学边用的方式学习员工的基本工作程序，在工作、培训一体化中将企业文化逐渐融入麦当劳每一位员工的日常行为中，获得很好的效果。这种模式的规则也很简单：麦当劳的新员工直接走向工作岗位，由一名老员工带着，一对一地训练，直到新员工能在本岗位上独立操作。

还有，曾仕强推荐的“山型”领导模式。

“山型”领导模式指的是总裁不动如山，包容一切，把舞台让出来，使得核心干部，能够充分发挥其英雄性，构成庞大而坚强的集团，把事业做大。构筑这种模式的规则同样很简单：总裁充分尊重人才，放手让大家好好表现。

这些由简单的规则所形成的模式被企业采用了，就是充满混沌思维头脑的张羿先生，也不至于就“很难分清”了吧！

模式，即pattern，该词有图案、格局、样本、模具、榜样、典型、模式等含义。模式也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是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就称为模式。Alexander 给出的经典定义是：每个模式都描述了一个在我们的环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然后描述了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无数次地使用那些已有的解决方案，无需在重复相同的工作。

这些可以普遍被重复应用的模式，恐怕也不见得会像张羿先生极言的那样，会“随时被淘汰”，变得“不可复制”，“这种规律却不可能在下一个时刻再次出现”，因而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刻意构筑模式！

即使在今天，模式仍然具有长期的现实性，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并不因为一个“蝴蝶效应”而变得没有了现实性，根本无须构筑，也不可以推广到全世界去。

请看数千年前孙子兵法刻意构筑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作战模式，古代的名将韩信正确采用了，获得很好的效果。韩信说：“我所带领的士兵不过是一群市井之徒，乌合之众，又不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精兵劲旅，如果留活路给他们，大家就都逃光了，只有背着水边布阵，当人无路可退时，才能各自拼命，才能打胜仗。”孙子兵法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就是这种作战模式的很简单的规则：一条是置之死地，另一条是拼死一战。时至今日，只要正确采用这种模式，也依旧能够获得明显的效果。在中国近年的解放战争中，即使是早已变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军队，处于金门这样的无退路的孤岛“死地”，当时的蒋军主将正确利用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作战模式，充分利用了置之死地的有利条件，拼死一战，也取得了出人意料之外的反败为胜的结果。当时解放军28军的主帅犯骄兵轻敌的错误，不注意分析这种军事格局，忽视兵法“围师遗阙，穷寇勿迫”的原则，指挥失当，即使是广大战士无比英勇，喋血苦战，至死方休，也没能改变该战场的局势。足见孙子兵法所构筑的这一作战模式于现代仍然有实际效用。并没有因为一个“蝴蝶效应”而变得没有了现实性。

张羿先生关于构筑某种管理模式是不现实的这种论断，显然和现实的管理实践不相容。

而更糟糕的是，张羿先生的这种模式构筑没有现实意义的观点还直接与混沌学专家关于模式的见解直接相抵触。对于模式的重要意义，美国研究混沌学的专家詹姆斯·格莱克指出：“自然界形成模式。有些模式在空间有序但随时间无序，另一些对时间有序但在空间无序。某些模式是分形，表现出不同尺度上自相似的结构。另一些导致定态或振荡状态。”“模式形成的动力学看来是很基本的——形状随空间和时间变化，然而只是现在才有了理解他们的工具。‘为什么所有的雪花都是不同的？’——现在，这是对物理学家们提出的合理问题。”

显然，研究混沌学的专家肯定模式构筑的重要作用。专家并不认为因为有了“蝴蝶效应”，“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我们就无须“刻意构筑某种管理模式”。反而认为“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的作用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创造。”“模式形成的规律是普适的。”

现代管理如雪花混沌分形的思维紊乱

在企望用蝴蝶效应现象否定模式构筑的现实性之后，张羿先生又进一步企望用雪花的混沌分形现象来否定“区分各种管理模式的理由”。

张羿先生说：“就象大自然中并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雪花、也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管理。但这不是要区分各种管理模式的理由”。“世界上并没有美国式雪花、日本式雪花和中国式雪花之分。尽管每一朵雪花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它们都有相似的结构。而这个相似的结构，才可以称得上是模式”。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与中国式管理之别，而只有现代管理的美国分形、日本分形与中国分形”。显然是认为现代管理构筑了管理雪花模式，然后管理雪花模式有了它的各国分形。

笔者不想卷入到底美国管理、日本管理和中国管理是否自成模式还是只不过是统一管理模式的分形的争论。因为一种模式的构成，需要独立的一套简单的规则。这三种管理是否各有独特的内部的统一结构，各有一套简单的规则，足以形成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区别的管理模式呢？此三国管理真正状态的调查研究，我没有能力去完成，自然也就不敢发表任何断言。也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我们有必要就此问题投入巨大的力量去加以研究。

我们深感迷惑的倒是张羿先生有何根据而敢于断言“现代管理”这样一种被管理界戏称为“管理丛林”的大杂烩，铁定具有相似的结构，并且还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大一统的模式：现代管理模式。我们能够认同的模式一般都比较具体，张羿先生突然推出如此宏大的模式，我们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去认同它。更不知道它有何根据能够据以产生。

张羿先生虽然没有直接讲现今时代背景下的管理构成了统一的一种模式——现代管理模式。但是，张羿先生分明说过:“在管理中，分形意味着每一国家的管理都有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但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管理却有内在相同的结构。” 显然全世界的各国管理都“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即现今时代背景下，按照张羿先生的标准，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管理具有内在相同的结构，因而必然可以称得上是模式，也就是张羿先生所讲的“现代管理”的模式了。这是张羿先生论点的逻辑结果。

既然世界各国已经有了相同结构的管理模式，真理已经获得，管理界的人们除了向真理顶礼膜拜之外，自然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这种论调似乎很熟悉，物理学家在牛顿经典力学问世之后就有过这样的喧嚣。可惜后来人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更何况管理界的牛顿至今还没有出世呢！

张羿先生不经严密的研究就敢于断言世界上所有的管理都是雪花，而不是水的别的状态，比如冰块、冰雹、蒸汽等等。不经严密研究就敢于断言世界上的管理都是同一种植物，而不是几种不同的植物，甚至是动物、微生物或病毒什么的。从而推导出各种管理都像是雪花的分形，像是某种植物叶子的分形，一定只有一种统一的结构，统一的模式。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混沌思维，一种最现代的科学思维？其实这更像是一场思维的混沌，思维的紊乱。

要知道，根据混沌学的研究，雪花之所以都具有六角形的对称结构，是因为“在冰的情形中，自然的分子对称导致6个生长方向的内在优先。”“单个雪花的6个小尖，展开在1毫米的空间，感受到相同的温度，加之生长规律又是决定论的，因此它们可以保持近乎完美的对称。”没有水分子完全一致的对称结构和雪花的6个小尖成长的相同的决定论成长规律这两个条件，雪花就不可能具有相似的六角形的对称结构。因而，要以雪花和雪花的分形现象来比照推理整个“现代管理”，首先就必须有所有的企业的“现代管理”也具备完全一致的类似的两个条件。

至于某种植物的叶子何以全部具有相似的结构形状，混沌学的研究表明，试验者拟定两条规则，一条正规则，一条反规则，然后取一个硬币抛掷来获得随机数1和0，遇到1使用正规则，遇到0使用反规则，这样在纸面上确定一个点。继续不断地进行下去，我们惊讶地获得了由众多的点组成的一幅图像，它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确定的形状。其中试验者曾经拟定了两条简单的规则而得到了与蕨类植物的叶子极为相似的图形。实质上，蕨类植物的叶子生长的共通的简单规则决定了它的叶子具有确定的模式：相似的叶型和结构。因而，要以同一种植物的叶子和叶子的分形现象来比照推理整个“现代管理”，首先就必须有所有的企业的“现代管理”也具备完全一致的类似的两个规则。

张羿先生一则没有读明白雪花和叶子模式形成的混沌学原理，二则没有花费心思去寻找企业的现代管理是否存在与之类似的简单规则，就武断地将企业的现代管理与之类比，并且滥用类比推理得出结论。这样无条件地滥用类比推理，得出的结论决不可能是有效的。反而只能使思维混沌，陷入思维混乱的泥淖。

须知模式不可胡乱套用。不要以为在任何一个系统中都要可以使用某种模式。《三国演义》中的马谡，在不具备两个简单规则的情况下，就胡乱套用了孙子兵法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作战模式，结果倒了大霉。张羿先生在根本不具备模式的简单规则的情况下，也把所有企业的“现代管理”胡乱套用雪花模式和叶子模式，就不怕在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中触霉头吗？

“缩小与跨国公司差距”的思维灾难

正因为张羿先生已经认定管理世界已经有了相同结构的管理模式，真理已经获得，管理界的人们除了向真理顶礼膜拜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因此他进一步为中国的企业制定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以免大家变懒了。

张羿先生指导我们说：“对真正有危机感的中国企业来说，最迫切和最实际的是如何更快与国际接轨和缩小与跨国公司差距的问题”。

张羿先生为了要确立这个论断，除了张羿先生前面的“研究结果”之外，还需要增添一个假设：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即现代管理模式)。如果不是这样，跨国公司之间各有差别很大的模式，我们要向哪一类跨国公司靠拢而缩小差距呢？当我们向A类跨国公司靠拢时，也许离B类跨国公司更远了，所以需要这个假设作为推理的前提。但是张羿先生并没有证明这个假设。而是未经证明就偷偷引入的。

按照张羿先生的“混沌思维”，我们只好无条件地向跨国公司靠拢了。因为无论如何它代表了大一统的现代管理模式。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它的一个忠实的分形，别无选择。甚至是向它学习也是不科学的提法。因为这是“以我为主”，“排斥外来事物，处处强调民族与自尊的习惯，以至于形成了相应的路径依赖”，是没有“彻底打破近代以来的路径依赖”。中国被列强打败了，所以形成了扭曲的心态，以至于不能“敞开胸怀接纳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所以“与国际接轨和缩小与跨国公司差距”，“建立新的积极的路径依赖，无疑是重大的历史任务”。

毫无根据地散布这类论调的现象，我们也很熟悉。在国内革命时期的军事斗争当中，强调必须完全照搬外国军事模式，排斥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作战模式的喧嚣人们记忆犹新。然而事实是照办了的德国军事模式使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后毛泽东没有完全照搬外国军事模式，革命军事斗争反而取得辉煌的胜利。甚至是今日的美国军队，也应用孙子兵法构筑的军事模式。他们并不认为中国构筑的模式不算是模式。他们并不理睬张羿先生不可以把中国构筑的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去的禁令。

总之，张羿先生未经深入研究，就任意虚构假设，并作为前提而导出结论，还要人们遵循他的结论而行动。这样的思维方式，我看不像是混沌思维，而更像是思维的混沌，更像是思维的紊乱，甚至是灾难。

让网友“看了半天不知你想说什么”的论证

在张羿先生的让网友“看了半天不知你想说什么”的论证当中，充满了思维的混沌，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牵强附会的混乱状态。

比如张羿先生说：“奇怪吸引子现象并非表明背后有独特的模式存在。即使它蕴涵了某种规则，这种规则也很快会成为过去。”“奇怪吸引子揭示了某种规律，但这种规律却不可能在下一个时刻再次出现。”似乎奇怪吸引子神乎其神，它已经神秘地使规律变得不可捉摸了。

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以前以为，浑沌与规则的秩序彼此没有联系。但是，科学家逐渐发现，浑沌不只是稀里糊涂的四处游荡，它是一种精致形式的秩序。

英国物理学家奥斯鲍恩·雷诺(Osborne Reynolds)通过实验，提出了一个数，现在称雷诺数，这个数可以告诉工程师系统恰好在何时会出现湍动。雷诺证明，只要达到了这个雷诺数，就会出现湍动。这个临界数是一个从平流到涡旋、到周期起伏、再到浑沌的谱系的端点。这个谱系的一种奇特性质是，在不同尺度上它都成立。科学家用雷诺数在桌面上就可以模拟密西西比河中水的复杂流动。在风洞中，空气流以相对说来较慢的速率流过模型汽车，就可以精确模拟真实汽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的效果。（《湍鉴——浑沌理论与整体性科学导引》John Briggs F.David Peat著，刘华杰、潘涛译）在西方科学家眼里，并没有张羿先生的奇怪吸引子现象造成了“这种规律却不可能在下一个时刻再次出现”的尴尬，也没有规律不可捉摸，人们不能有所作为的严重问题。张羿先生据此得出“想从一些中国特色的现象总结出中国式管理的做法是徒劳的”的结论也就让人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的感觉。

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在《目的论自然哲学之复活》一文中这样描述奇怪吸引子引起的深刻的革命：

要明白什么是“吸引子”，先得从相空间说起。相空间是刻划物理系统状态的抽象空间，每一状态对应于相空间中的一个点，状态的连续变化用相空间中点的轨迹来表示。如果系统有能量耗散，则在相空间中的点的轨迹表现为逐步收缩，拉向中心，因此取名为“吸引子”。奇怪吸引子又称混沌吸引子或随机吸引子，因为它包含随机因素，其行为要比平常吸引子奇怪得多。所有吸引子的共性是耗散运动的轨道最终要收缩、“吸引”到相空间的有限区域（吸引子）以内。说穿了，任何吸引子所要刻划的正是系统演化的目的性趋势，而混沌吸引子特别要刻划混沌系统演化的目的性趋势。虽说总的趋势还是收缩，但这种有序结构的中介环节却表现得更为曲折奇异。洛仑兹吸引子是混沌吸引子的第一个实例。气象学家洛仑兹在计算机数值实验中发现了严格确定性方程因初始条件的微小误差所引起的完全的不规则性（即混沌），过后又发现混沌背后的内在有序结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相空间中的“奇怪吸引子”这种特殊的目的性结构。洛仑兹之后，混沌研究者努力在一切现象领域的随机行为和不规则性背后寻找“奇怪吸引子”，也就是寻找混沌背后的稳定的目的性结构。混沌研究由于在极端不规则现象的背后发现了精细的目的性机制，因此不能不引起目的论思想史上最深刻的革命！

奇怪吸引子现象引起的革命是在极端不规则现象即混沌的背后发现了规律性。从而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以前人们束手无策的复杂现象，譬如湍流现象和经济现象等等。而不是张羿先生所断言的奇怪吸引子现象引起的革命是使规律突然间变得“无法追踪”，“无法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让后来者模仿。”

奇怪吸引子现象实在不像张羿先生所夸张的那样神秘。通俗地讲，吸引子很好理解。譬如钟摆，来回按周期摆动。如果有阻尼，能量耗散，摆会慢慢减小振幅，最终在原点停下。摆每一刻的运动状态以它的参数可以在二维相空间（平面）上用一个点来表示，这样我们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它的运动状态。在相空间里这些点形成一条螺旋线，逐渐趋向原点，好比被原点所吸引似的，最后停止在原点上。因此，就很形象地把这个点叫做“吸引子”。当能量的耗散不断被能量补充所抵消，运动趋近无阻尼状态，螺旋线逐渐趋向的是它外面的一个圆，而不再是原点。这个圆也是另一个“吸引子”。有规则的运动系统的吸引子表现为N维相空间中的很规整的图形，很普通，很平凡，不奇怪。而不规则、混沌的运动系统的吸引子却很奇怪，形成很古怪的形状，在很奇怪的分数维相间里表达。仅此而已。并没有什么神秘。

现实情况是张羿先生并没有弄明白奇怪吸引子，就借用它来高谈阔论。这不像是一种健康的学习应用西方科学知识的态度。

再如张羿先生所说的“处于倍周期分叉阶段的中国管理，选择是非此即彼的。一旦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就是历史性的错误，将产生极为深远的消极影响。”似乎“我们”就是中国的上帝，只要上帝在“非此即彼”二元选择中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就必定能够救中国。这种说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什么时候英雄决定历史的宏论又卷土重来了呢？

其实，按照张羿先生确立他先入之见的需要，要选取用来比照的西方科学理论应该是“分叉点”，而不是“倍周期分叉”。

张羿先生文中所指的“倍周期分叉”，应该是指“倍周期分岔”（period-doubling bifrcation）。与之相关联的是系统走向混沌的过程，而不是张羿先生所说的“选择机会”。杨小明博士说：“简单系统可以产生出混沌的复杂行为。如：日、月、地三体的相对运动，三个独立运动产生湍流，种群涨落的方程x=rx_n(1-x_n)中r超过3时，x_n就出现倍周期分岔混沌。”“如梅在研究生物种群涨落的逻辑斯蒂方程x=rxn(1-xn)中发现，代表非线性参量的增长率r操纵着生物种群的涨落，随着r的增长，种群数xn会出现2、4、8……等的倍周期分岔，在r > 3时，开始出现混沌。即：一个永不落入定态的涨落，以后会突然出现一个像3或7的奇数有序周期，分岔更快进行，然后，再次中断，进入混沌。”（《混沌学对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杨小明博士等著）

而“分叉点”才与“选择机会”相关。但是“在分岔点处，与环境有能量流通的系统实际上正赋予秩序一次‘选择机会’。有些选择的内部反馈过于复杂，结果实际上存在无穷多的自由度。换言之，所选择的秩序太高了，它简直就是浑沌。”“时间是无情的，但在分岔中，过去被不断轮回，过去在一定意义上被没完没了地保持——因为它靠反馈所取的岔道得以稳定，系统在出现分岔的时刻，蕴含了精确的环境条件。原始海洋的遗迹，遗留在把我们细胞中的线粒体与围绕线粒体的细胞质相联结的化学反应之中；爬行动物时代的地貌，潜伏在我们大脑网状激活系统(它支配我们的警觉水平)的结构之中。因此，分岔的动力学表明，时间虽不可逆，却可再现。分岔的动力学还表明，时间运动不可度量。在分岔点上作出的每一抉择，都是放大某种小东西。尽管因果性每时每刻都在起作用 ，但分岔的发生却无法预言。普里高津指出，‘这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混合体构成系统的历史。’它还构成系统的创造性 。系统放大微小变化的能力，是一根创造性杠杆。”（《湍鉴——浑沌理论与整体性科学导引》）看来，研究也表明，因选择机会而具有创造性的分明是“系统”，而不是“我们”这个盖世英雄。有些选择存在“无穷多的自由度”，而不是张羿先生所所断言的“非此即彼”，也就是说中国企业的管理选择可以有“无穷多的自由度”，而不是非中国式就是西方式。张羿先生的理解实在很混沌，很离谱，因而让读者看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至于张羿先生搬出的其它高深的理论，诸如马兰·阿瑟获得熊彼特经济学奖的“路径依赖”，以及“全局混沌”、“混沌同步”、“无穷多分叉”等等，等等，我们也就不再空耗费精力一一奉陪加讨论分析了。另外，如果这样无休止地纠缠下去，我们这些专业的门外汉恐怕也要犯糊涂了。我们还是留点精力研究寻找中国企业发展的实际可行的道路吧。总之，人们需要弄明白的只是，一知半解的理解方式，有先入之见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要不离谱确实也是很难的。

另外，读者之所以看不明白张羿先生想说什么，还在于他采用了“美国式”双重标准的模式：见西方就肯定“模式”，见中国就否定“模式”。两种标准，各派用场。不信你看：

对中国,张羿先生否定“模式”：“在这种非线性的跳跃式发展的环境下，去刻意构筑某种管理模式，并试图把这种模式推广到全世界，无疑是不现实的。中国式管理正是陷入了这样一种‘模式构筑’迷局。”这就是：中国，不要刻意构筑模式！

对西方,张羿先生肯定“模式'：“世界上并没有美国式雪花、日本式雪花和中国式雪花之分。尽管每一朵雪花都有自己的个性，但它们都有相似的结构。而这个相似的结构，才可以称得上是模式。”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与中国式管理之别，而只有现代管理的美国分形、日本分形与中国分形。”世界上管理雪花的模式还是被构筑了，西方的“跨国公司”构筑了全世界应该向它靠拢的管理雪花模式。这就是：西方构筑的“才可以称得上是模式”！

正因为充斥着牵强附会和双重标准，著名策划专家谢付亮才会认为：“近来看到一些文章对中国式管理的无情批判，尽管调子很高，一片赤诚，但是却忽视史实，脱离实际，十分偏激。”在这种“调子很高”的背后，似乎有深厚的科学素养作为支撑，因而敢于“十分偏激”。其实，譬如张羿先生无情批判的高调子的背后，蕴藏的是对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中国哲学的一知半解和偏见。这实在不是值得我们庆幸的学风。

结语：请先学懂东西方文化的精粹而后言批判、继承和开创

张羿先生说:“当今中国，浅薄乃至虚假的东西很容易流行。在大家都忙于赚钱的同时，似乎已经丧失了思考的能力。这对于处于现代化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危险。”“毫无疑问，中国式管理的流行不是因为它的博大精深，而是由于我们陷入了非理性状态。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我们都不求甚解，却满足于蜻蜓点水，并热衷于起哄。”(张羿:《中国式管理与非理性中国》 )

张羿先生说:“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理性对待一切人类传统，才有可能完成价值重建的历史使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突破迷茫。”“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有正确的管理理论，才可能有正确的管理实践。这对中国企业能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成功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张羿:《“新五四”与中国式管理的终结》）

张羿先生讲得很高雅、很爱国、很激昂。似乎是很专注于继承和开创全新的管理理论。

彼得·德鲁克在《大变革时代的管理》一书中曾经指出：“每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否为企业，都有其经营理论。确实，一个清晰、和谐一致、集中的有效理论是极为有力的。”

确实理论十分重要，而且是“有效理论”，但不会是无效的所谓理论。有效的理论不会凭空而出，除了企业的管理实践的创新之外，继承中外优秀传统是必须的。我们也害怕“浅薄乃至虚假的东西”泛滥成灾。我们更害怕“不求甚解，却满足于蜻蜓点水，并热衷于起哄”。更是时刻防止“陷入了非理性状态”。但我们能力有限，肩负不了整个“价值重建的历史使命”。但还是知道，一切要从自己做起。先要求自己认真去做，而后指责别人。先学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粹而后言批判、继承和开创。以免使自己的一片赤诚和努力，反而变成历史发展的累赘。

我们不希望中国的管理界陷入夸夸其谈的泥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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