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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辩证法，一切从实际出发

曾飞

有网友说：“网络上有一些嘲讽辩证法的帖子，读起来很有趣，辩证法几乎成了诡辩论或变戏法的同义词了。”（网友：《辩证法与诡辩》）
对此，孔凡辛先生呼吁道：“由于‘诡辩论’往往以‘辩证法’的面貌出现，模糊了许多人的视野，有人甚至非常荒唐地提出‘对辩证法的批判，是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的需要’！[注]因此肃清‘诡辩论’的流毒，还‘辩证法’的真正清白，是每个立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孔凡辛：《谈谈辩证法和诡辩论》）
“辩证法”真的还能“清白”吗？很不幸的是，以似是而非为“特色”的所谓“辩证法”早就成了诡辩论，成了经过精心包装的诡辩论。诡辩论根本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今精心包装“辩证法”，而把它推向极端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用它来证明少数精英所炮制的理论就是货真价实的真理，而无需从实际出发。这样权贵精英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炮制真理，避开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检验和时间的严峻考验，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轻轻松松地证明真理，方方便便地用这些“真理”来要求人们无条件服从，心甘情愿地服从权威统治。这样权贵精英们就可以在“坚持真理”的旗帜下为所欲为， 毫无忌惮地掠夺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而根本无需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似是而非的“辩证法”

时下，网上流传一则“经典”笑话：《辩证法与放屁》，特摘录如下：
上课时，我放了一个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当然也绝对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讲辩证法。
“请你自己对这个屁作一下判断，”教授说，“它好还是不好？”
我只得说：“不好。”
“错了，”教授说，“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组成，有它不好的一面，肯定有它好的一面。”
“那么说它好也不对了？”我问。
“当然。”教授说。
“它既好又不好。”
“错了。你只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统一的一面。”
我只好认真看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仔细想了想说：“这个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面是主要的，处于主导地位。”
“错了。你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矛盾的双方会相互转换，今天处于主导地位一面，明天一定处于次要地位。”
“你是说明天全人类会为了我的这个屁欢呼雀跃吗？”
“不尽如此，但不能否认这种发展趋势。”
我愣了好大一会儿，只得硬着头皮说：“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会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许会不好。”
教授听得直摇头，说：“这是彻底的怀疑论，不是辩证法的观点。”
就这样，仅仅因为放了一个屁，我就成了一个怀疑论者。
教授接着讲课：“辩证法的威力不仅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驳斥任何观点，而且它能够轻易地为任何观点找到理论根据。”
“可是我的屁就没有任何根据。”我抗议道。
“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其实很简单，它是你肚子里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必然结果。”
……
教授笑着说：“辩证法不解决任何问题，它的用途在于首先把人变成傻瓜——如果还有人不是傻瓜的话。” 
……
这则笑话实在是大不敬，很不文雅地取笑了十分严肃的辩证法。但是，其实“辩证法”的妙处也就在于它的似是而非，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又能够轻而易举地驳斥任何观点，还能够轻易地为任何观点找到理论根据。因而成为精英们证明自己所制造的理论就是“真理”的绝妙工具。
为此目的，“辩证法”也就被捧上了“极限真理”的宝座，不容许人们对它有任何怀疑。
精英们就是这样郑重宣称的：“辩证法规律揭示的全是极限本质之间的联系，是抽象程度最高的产物。尽管辩证法的规律都是从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来的，但是这些规律完全与客观现实的本质运动相一致，因此它们都是具有极限真理的客观规律。 ” (百度百科：《辩证法》)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原理，实践是检验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马克思就曾经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那么，“尽管辩证法的规律都是从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来的”——这样的纯粹思辨的“辩证法”，根本无需与实际相联系，根本无需经过实践的检验，就被权威们直接宣布为“极限真理”；而具有了和上帝同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同“上帝说的都是真的”那样，凡是用辩证法能够解释的就是真理。“辩证法”竟然成了证明真理的万能工具！这种思辨性与实践性直接矛盾。
这种自相矛盾揭示了精英们无限抬高“辩证法”地位的不可告人的目的：确立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思想统治。

“辩证法”早就成了诡辩论，必须摒弃

很“经典”的哲学理论这样论述辩证法：
辩证法 dialectics。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意为谈话的艺术。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辩证法有不同的认识，古希腊哲学认为它是论证和分析命题中的矛盾、揭露谈话的矛盾及克服矛盾的方法。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辩证法研究对象本质的自身矛盾，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是一种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认为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本身固有的规律，思维中的辩证法是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
辩证法有三大规律，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首先阐述出来的，恩格斯则将它从《逻辑学》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从而使辩证法的规律变得更加清晰了。
如何认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衡量一个人哲学思想水平的重要标志，它直接反映出一个人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认识深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辩证法规律揭示的全是极限本质之间的联系，是抽象程度最高的产物。尽管辩证法的规律都是从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来的，但是这些规律完全与客观现实的本质运动相一致，因此它们都是具有极限真理的客观规律。
作为极限真理，它的特点就是纯粹的绝对性，没有任何相对性在其中。当然，不要忘记这种纯粹的绝对性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它的前提条件就是人的认识领域，或者说，在认识论中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属于极限真理，它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理论观点。（摘自《百度知道》）
 网友“城堡勇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辩证法》一文中这样阐释辩证法的迷思：“辩证法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由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的。辩证法作为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显然也是那样构成的。辩证法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普遍变化、联系的观点。简单说就这一句话。……。辩证法的方法论也很简洁：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从世界观得出来的。这其中的“实际”就是——事物的普遍变化、联系。这样方法论的说明已经很清楚了……。”
是的，权威们也宣称“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但是什么在“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呢？当然是实际事物，而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因此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从“实事”来“求是”，得到符合实际的认识。然而在这里，竟然出现了“尽管辩证法的规律都是从概念的推演中抽象出来的”，还是出现了不顾一切地宣布它为“不会发生变化的”“极限真理”的横蛮，而且还被宣称为“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理论观点”，也就是终极真理，与上帝同在——形同宗教信条。难道这也叫做马克思主义？实在匪夷所思！
列宁说诡辩论是“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
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三大规律，正是“离开事变的内部联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处” 的地道的诡辩论。它不是从实际出发，经过科学研究而得到的认识。而是从思维过程中的表面相似性整理出来的“规律”，并用它来解释一切。
“辩证法”的根本就是所谓的“对立统一规律”。创造“对立统一规律”的功劳应该属于黑格尔。
康德提出的二律背反现象，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起点。黑格尔为了突破康德所揭示的二元哲学方法，也就是在中国被称为“一分为二”的哲学方法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的困惑，就做了一个哲学假设：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的辩证法。有了这个假设，“矛盾”就从理论上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一下子变成了理论大家庭里名正言顺的新主人。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列举了4组二律背反：
①正题：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在空间上有限；反题：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限。 　　
②正题：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单一的东西构成的；反题：没有单一的东西，一切都是复合的。 　　
③正题：世界上有出于自由的原因；反题：没有自由，一切都是依自然法则。 　　
④正题：在世界原因的系列里有某种必然的存在体；反题：里边没有必然的东西，在这个系列里，一切都是偶然的。 　　
康德强调，这4组二律背反不是任意捏造的，它建筑在人类理性的本性上，是不可避免的。
之所以不可避免，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理性思维的基本方法：把概念都“一分为二”，而后进行逻辑思维；把逻辑思维推向极致，就必然自相矛盾。这也就是人类的理性思维所具有的局限性。
为了克服理性思维的这种局限性，黑格尔用正、反、合三方面来分析概念之间的联系，创造了“辩证法”。比如黑格尔在他的逻辑的议论开头先假定“绝对是纯有”；我们假定它就是纯有，而不加给它任何质。但是不具有任何质的纯有是无；于是我们达到反题：“绝对即是无”。从这种正题和反题转入合题：“有”与“非有”的合一是“变易”，所以说“绝对是变易”。这当然也不行，因为变易必得有什么东西变易。这样，我们对“实在”的见解通过不断改正以前的错误而发展，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于把有限的或有界限的某物当成好像可以是全体，从这种不适当的抽象化产生的。“有限物的界限不单是从外界来的；它自身的本性就是它被扬弃的原因，它借本身的作用转变成它的对立面。”（根据 《百科名片：黑格尔》的描述）
黑格尔哲学的描述艰涩难懂。经过后人的改造，也就被演绎成了通俗易懂的描述：“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内容，事物普遍联系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由多方面的对立统一构成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它体现着事物内部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百度百科：对立统一）
这样，正题与反题的自相矛盾，现在成了构成了任何事物的互相对立，而又互相统一的两个方面：“事物内部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以为这样，理性思维的局限性就被彻底克服了。理性仍然可以解释整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则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做了改造。从纯理念的演绎，变成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综合：唯物辩证法。
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是列宁研究辩证法的总结。……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对立统一规律既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也是认识规律；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否承认矛盾是唯物辩证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根本对立的标志。（天涯问答：《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是怎样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的？》）
一句话，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关于统一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理论。
依照传统的逻辑思维，一个事物必定可以分割成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分。其最基础的理论就是集合论。任何一个集合，都可以分割成集合A和集合非A，集合的任何元素，必属于A，或者非A。也就是排中律成立：任何元素不可以既属于A， 又属于非A。这就是理性思维，也叫做逻辑思维的基本法则。它反映了人类左脑思维的模式。但这样假设下的集合论必然引发集合悖论，也就是集合中必定有某个元素既不能确定它属于A还是属于非A而构成悖论。集合论悖论动摇了理性思维是无所不能的观念。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辩证法假定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因而任何事物既可以属于A，又可以属于非A。此时排中律不再成立。被称为是高级逻辑。但它只是企图掩盖左脑思维的局限性：善于分析局部特性，而不不适于用来把握整体特性的一种努力。它无法被实践所验证，也就终于成了人们所耻笑的诡辩论。
集合的任何元素不属于A就必定属于非A的假设一旦被破坏，整个集合论就崩溃。建设在集合论基础上的描述人类理性思维特性的理论也就跟着崩溃。人们想利用理性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整体属性的企望也就随之落空。
列宁已经接触到了有关的问题：

辩证法是什么？

……

概念的相互依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

一个概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转化

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转化。

概念之间对立的相对性……

概念之间对立的同一。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列宁对辩证法是什么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概念之间的联系、转化、对立面的同一三个方面。 注意，这里列宁谈的还是概念之间的联系，而还不是直接指具体事物内部的互相联系。还没有离开黑格尔纯理念演绎的基调。
此外，列宁又概括出辩证法的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
第二个要素：“事物本身中的矛盾（自己的他者），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
第三个要素：“分析和综合的结合”。
列宁接着说：“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从概念自身而来的概念规定”说的是黑格尔的观点，也就是由母集合来规定子集合，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理念演绎。“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它的发展去观察事物本身”这才是列宁的补充或纠正，概念要从事物自身的联系与发展来规定。这就开始离开黑格尔，从理念游戏走向分析具体事物的工具。但无论如何，辩证法建立在理性思维的集合论基础上的这一点都是一致的，一直没有改变。
第二个要素：“事物本身中的矛盾（自己的他者），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一个事物——一个母集合，由两个互相排斥的子集合构成：“自己的他者”，子集A和子集非A。明显地从讨论概念之间的联系、转化，走向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转化。但依旧遵循理性思维的集合论基本原理来进行讨论。
第三个要素：“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分析”，一个母集合分割为两个（或多个）子集；“综合”，两个（或全部的多个）子集的加和成了一个母集合。依旧认为必须遵循集合论的基本原理 ，使用理性思维的基本方法：分析与综合。
那么所谓的辩证法既然依旧是理性思维，也就是逻辑思维，那么它原本就应当遵循逻辑的原理，遵守同一律、排中律。也就是必须依照集合论的原理来演绎。破坏逻辑基本原理必然导致理性思维的混乱。
而要遵守概念的同一律，又要使一个概念能够转化成另一个概念唯一的科学方法就是采用模糊集合的方式。
模糊集合由美国加州大学的 Zadeh 教授提出。隶属函数是刻画模糊集合的数学表达式。普通集合可以解决精确性的集合问题。而世界上的事物大多具有模糊性，例如美丽，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很难用精确的量来度量。要表示这些模糊性的事物和概念就需要引入模糊集合的概念。刻画概念有两个因素，这就是内涵和外延。通常，概念的形成总是和集合论相关的。一个概念的内涵就是集合的定义；而一个概念的外延就是组成集合的全体元素。正数和负数的集合都有清晰的外延和内涵，故用普通集合完全可以描述。而像聪明人和蠢人的集合则没有明显的边界，其外延和内涵都是模糊的，显然不能用普通集合描述。为了描述具有模糊性的事物，人们引入了模糊集合的概念。模糊集合的概念简单描述如下：一般而言，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所有元素的总和叫做模糊集合。模糊集合是用隶属函数描述的。隶属函数在模糊集合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模糊事物没有确定的边界，不象普通集合那样可以用0或1来表示。为了说明具有模糊性事物的归属，把特征函数只取l,0的情况改为对闭区间[0，l]取值，则特征函数就可以取0～1之间的无穷多个值。这样特征函数就成为一个无穷多值的连续逻辑函数，从而得到了描述模糊集合的特征函数——隶属函数。通过引入隶属函数，进而给出模糊集合的数学定义、模糊集合的运算及隶属函数的确定方法。
但是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就需要将模糊概念转化为明确的概念，然后能够不违反逻辑的基本原理来进行思维。这里就需要用到截集的概念。模糊集合的截集还是一个普通集合。模糊集合的λ 截集是指X中对A的隶属度不小于λ 的一切元素组成的普通集合。也就是隶属度一旦确定，原本是模糊概念的每一个元素到底属不属于集合A是确定的，排中律依然成立。并不允许既属于集合A，又属于集合非A的可能性存在。日常所见的“辩证法”老生常谈“我们的工作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是，在某个方面， 某种程度上，或角度来看，它是成功的；或者从另一个方面，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失败的。属于成功还是失败的哪一个，必定是唯一的，不可能两个集合都隶属。硬说既是什么又是什么的“辩证法”根本违背人类理性思维的属性，只能说是地道的诡辩论，而不是科学的思维方法。
但是因此，集合论的悖论也就依旧存在。也就是康德二律背反所揭示的人类理性思维的根本性局限并没有被“辩证法”所克服。硬说“辩证法”能够全面正确把握了事物的根本属性，分明也是诡辩。
这一点也直接反映在列宁所指出的辩证法第三个要素，即“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的方法上面。决定事物功能属性（也就是“质”）的是事物的内部结构，而不是构成它的要素属性的简单加和。譬如，确定“钻石”的“质”，也就是它的功能属性的是构成它的许多碳原子相互联系所形成的特殊结构，而不是它的“量”，也就是一个个碳原子属性的简单加和。单纯“量”的增加不可能使普通的“木碳”转化成“钻石”。确定基因的功能属性的是ＤＮＡ分子上具有遗传效应的片段所具有的特定核苷酸序列，也就是核酸所形成的特殊序列结构，而不是核酸的“量”，也就是一个个核酸属性的简单加和。单纯“量”的增加不可能使核酸转化成具有遗传效应的的基因。可见，由“对立统一的规律”所衍生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至少在这里都是不成立的。因此，要依靠理性思维的“分析”得出要素的属性，而后通过“综合”所有要素的属性来得出事物整体特性是不可能的。
列宁还创造性地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奠定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还直接把否定之否定表述为“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之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
这样黑格尔的理念游戏就被改造成了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用以解释一切。
譬如，人们最经典的解释法无过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这就是：一切文明民族都遵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更高级的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在这里，我们确实看到两次否定，而且第二次否定是在更高级的基础上回复到“自身”(公有制)。这表明社会发展符合辩证法规律，因此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就具有了当然的真理性。
不过人们还是提出了疑问：第一，欧洲的奴隶制度被封建制度否定、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依然是私有制，并没有在更高级的基础上回复到公有制。这样的历史事实能证实“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吗？第二，到了更高级的公有制后，人类还在继续发展，更高级的公有制再次被否定，是不是必然产生更高级的私有制，螺旋式上升发展？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来这样解释，难道也能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更难以自圆其说的是，依照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解释人生的发展，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死与生的对立统一，死与生的矛盾斗争就是人生的根本推动力。那么，这一个人人生必有一死，这是第一次否定，这一个人的人生就转化为死亡，成为一具尸体。如果继续发展，死又被否定，那第二次否定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的尸体又要复活？成了更高级的人生 （否定之否定）——神仙？当然这不可能。那又如何变通去符合对立统一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呢？只好说，死尸被否定，就出现了细菌的新生命，死又转化成了生。于是具有极限真理性质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又一次被证明了。然而，前面讨论的概念是“一个的人生”，后面则被偷换成“一群细菌”， 可见也只好使用偷换概念的办法才能“符合”辩证法，于是辩证法也就成了地道的诡辩论。但是人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变通，否定之否定产生了他的儿子（很牵强，儿子并不需要否定父亲，逼死他然后才能出生），产生了更高级的人生——一代更比一代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还是胜利了。可是，这里依旧偷换了概念，“一个人的人生”的概念被偷换成了“他儿子的人生”，还是破坏了同一律，依然是诡辩。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还指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人们不知道为何这样的命题会是极限真理，是永恒不变的，人们必须无条件遵从。但是用此极限真理来阐释世人所关注的世界气候的变化，就可以有如下的论述：
世界气候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内部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个对立面就是寒冷与暑热的斗争与统一。世界气候的寒冷与暑热互相依存，互相斗争着，当人类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碳发展方式急剧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了暑热战胜寒冷，世界气候就从变冷转化成变暖，产生了质的变化。因而，世界变暖的科学理论也就完全符合辩证法，是当然的真理。因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无条件服从真理，为对抗世界气候变暖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发展。——于是发展中国家就注定要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别无选择。
而实际上，世界面临的是列强的极度掠夺资源，浪费资源，导致地球的资源即将枯竭，世界被盲目的资本贪欲肆意破坏得满目苍痍，地球的生态被严重破坏。列强却借助“气候门”转移视线，维护自己的垄断利益，而置地球所面临的生态破坏的严重灾难于不顾。气候变暖和变冷的根本原因在于太阳与地球组成的整个系统内热量的产生与具体的传递、分布方式，而根本不在于所谓的寒冷与暑热的斗争与统一。因而“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的说辞也成了地道的诡辩。用诡辩替代科学，用抽象概念演绎替代具体对象的研究和实事求是，就是把“辩证法”抬高到“极限真理”的至尊地位的根本目的。
人们对此无所警惕，就根本不可能想到，作为贴满革命标签的“辩证法”也可以这样方式被某些权贵卖国贼用来为他们与列强勾结，卖国求荣的行径服务。
实际上，想用这样不可能得出事物整体特性的“辩证法”来把握事物的整体特性，犹如缘木求鱼。马克思受了黑格尔的所谓辩证法的影响，把黑格尔的纯理念游戏变成了具体分析的工具，并使用“分析和综合的结合”的方法来把握社会经济关系的整体特性，也就难免得出一些与社会发展的事实不相符合的理论来。譬如剩余价值的理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这样对“剩余价值”来源进行了分析与综合，并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完整的剩余价值理论：
“我们假定，某个纺纱厂一个纺纱工人的劳动力日价值为3元，纺纱工人用6小时劳动就可以创造出这3元的价值。假如纺纱工人用6小时的劳动，就可以把5公斤棉花纺成5公斤绵纱。假设棉花价值10元，磨损的机器和消费的纱锭等劳动资料价值2元，加上工人6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3元，那么，这5公斤绵纱的总价值就是15元。但是，资本家为生产5公斤绵纱所预付的资本价值也是15元，这样，资本家卖出5公斤绵纱得到的15元收入，等于他预付的资本价值15元，在这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资本家预付资本的价值没有增殖。可见，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不能产生剩余价值。那么，价值是怎样增殖的呢？价值形成过程是怎样变成价值增殖过程的呢？价值增殖的关键，在于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资本家之所以购买劳动力，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上例中，工人的劳动力日价值为3元，而工人劳动6小时就可以创造出这3元的价值，就是说，工人每天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只需花费6小时的劳动。但是，工人在出卖劳动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其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资本家所有，尽管工人劳动6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但资本家不会让工人只劳动6小时，而是要工人劳动12小时。在12小时内，工人可纺纱10公斤，尽管为此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相应地由12元增加到24元，但是，工人在12小时的劳动中却创造了新价值6元。这样，10公斤绵纱的总价值就等与24元，加上工人劳动12小时创造的新价值6元，共计30元。而资本家在此之前所预付的资本仅27元，如按10公斤绵纱的价值卖出，资本家就能赚3元。这3元的增殖额就是剩余价值。”
 马克思把绵纱的总价值分析为原料的价值、劳动资料价值和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然后进行综合，把三种价值加和起来就等于整体的价值。资本家、企业家的劳动被视为不创造价值。认为资本家、企业家不创造价值是因为：分析综合的方法认为整体的特性仅仅是部分特性的加和，整体结构整合所突现的特性——全部要素整合正是资本家、企业家的劳动，但是这种劳动不构成部分要素的特性，只体现在整体突现的特性上：因此就被分析与综合的理性方法所忽略，这就产生了研究中的片面性。蹩脚的思维工具，导致了这些整体特性被忽略了，这也就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出现了一些片面性，出现了与实际不尽符合之处。真正的“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更多的是出现在垄断价格和垄断暴利当中，而不完全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家、企业家不劳而获。这些理论上的缺陷和不完备，导致了我们在经济建设初期的打击民族资本家、企业家的严重左倾错误，导致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损失。也导致了我们对市场垄断的漠视，而听任其危害国民经济，伤害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无所作为。
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邓小平的提示：“解放思想，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对此，恩格斯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也曾经说过： “卡莱尔说的对，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自己的最终结论，只要它还在提供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就永远不会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过程，就毫无价值，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就已经知道了；结论本身若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理论不可能是完备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我们必须就其缺陷与不足，针对实际的需求，不断发展理论。而不是固步自封，把理论捧为终极真理，当为教条来顶礼膜拜。
既然，前人的所谓“辩证法”是蹩脚的、有缺陷的思维工具，甚至沦落成精心包装的诡辩论，我们就必须摒弃它。不能老是用它来束缚自己的思想，甚至扰乱人们的思维。我们要“解放思想，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而不是玩弄诡辩。

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逻辑思维和模式思维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

我们知道，“一切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立场和理想追求的集中体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凝结和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早已将其正式确立为党的宗旨。
为了彻底贯彻党的最高宗旨，我们有什么不利于人民的“教条”或“信条”是不可以抛弃的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来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从而有效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做到“一切为了人民”呢？
在这样的前提下，每个共产党员，并且带动整个中华民族，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用科学的思维方法——逻辑思维和模式思维，左右脑交错使用，扬长避短，使我们的认识更加符合实际，使我们的理论更能够有效指导我们的行动，最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模式思维是我们右脑的主要功能，它的长处是适合于把握事物的整体结构与由此产生的功能和属性。短处是它不适用于精确的分析，不适合于通过严密推理来建构理论体系。
而逻辑思维是我们左脑的主要功能，它的长处是适合于分析与综合，适合于逻辑推理，从而有利于理论的精确性和严密性，并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更有利于通过演绎，寻找便于我们通过实验或其他实践加以检验的结论，使我们的实验或其他实践检验更容易进行，而确保我们的理论与实际相符合，能够有效指导具体行动。
有效使用模式思维工具就必须把握“执两用中”的哲学方法；有效使用逻辑思维工具就必须遵循逻辑演绎的原则。而不能随心所欲，让诡辩冒充逻辑演绎，让折衷主义冒充执两用中。
就必须扬长避短，功能互补，使我们能够科学地进行思维和通过实践验证理论，从而建构能够有效指导行动的科学理论。
这就是在摒弃蹩脚的“辩证法”之后，我们应当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属于理性思维的“辩证法”和属于形象思维的“执两用中”的哲学方法，不是一码事。长期以来，许多严重西方化的中国学者总是把我国传统哲学的经典之著《老子》的哲学方法说成就是辩证法，而力图把来自西方的辩证法包装成“国货”。说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万物由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就是中国的辩证法。这是用西方文化为中心，硬把《老子》塞进辩证法的理论框架里的极其恶劣的行径。老子哲学说的是“执两用中”，而根本就不是什么“辩证法”。用的是形象思维，而根本就不同于辩证法所使用的理性思维。这笔者在《执两用中：中国式管理的哲学灵魂》、《“执两用中”浅说》、《老子哲学的现代解说》等论文中有详细的论说，这里就不再细说。
时下， 有些人就这样应用“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又称矛盾规律，辩证法认为：矛盾是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战争中，进攻和防守是战争的两大组成要素，是对立的统一体，战争中，攻、守之间展开激烈的争夺，进攻的目的在突破防守消灭敌人；防守的目的在于阻止和破坏对方的进攻，保存自己。并力图从对手中将战争的主动权夺过来，转守为攻，从参加战争的双方来看，进攻和防守是矛盾斗争的两个方面，而从一个参战方来看，攻与守同是争取战争优势和主动权的斗争过程中缺一不可的两种方法和手段。进攻和防守之间，既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如果进攻和防守之间失去了平衡，必将阻碍战争的顺利展开。因此，军队既要注意强化进攻的手段，又要注意防守的能力，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方面。
这样辩证的结果，是表面上什么都说了，实际上是什么也不能做。事物该发生的，它都说到了，我们具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它一件都没说。实践根本无法对它进行检验。但是任何实践的结果他们都可以宣称就是辩证法的伟大胜利。因为辩证法的这种阐述包含全部可能性，它实现的概率等予1，包赢不包输。 这就像一个赌徒，一份堵住，既压“大”，又压“小”；然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办法下注。一旦开盘，他可以高呼我赢了！“大”、“小”通吃。然而他根本就无法下注，实际上是什么也没有赢。这种诡辩的风气，正在中国的官场上广泛流行。他们非常辩证地宣言：既要保发展，又要保民生；表面上非常全面，实际上根本就拿不出具体实施方案，根本没有办法真下力气。这就是官僚权术，官升了，财发了，人民却被欺骗了。
而“执两用中”的哲学方法则完全全不同。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说的就是“执两用中”，而不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是根据实际情况，执阴阳之两端，而取适合当前具体情况的一种阴阳组合或结构来形成实际工作方案——“冲气以为和”，而付之实施。它所执的阴阳“两端”当然也可以是进攻与防守。但“两端”是战争这种事物的两种极端状态，而不是什么构成战争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真正构成战争这个具体事物的两个方面是敌我双方的实体，而不可能是两个虚的“矛盾方面”。更不是什么攻和守的统一和斗争是战争这个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战争这种事物发生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利益，归根到底也就是经济利益，而不是两种战争的极端状态。“执两用中”指出的是具体的任何一次战争都需要决策者拿出某种程度的攻与守的一种具体序列或结构来形成实际的作战方案。也就是任何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具体战争，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一种适合的攻与守的序列或结构——“执两”是为了“用中”。这种决策是确定的，可以指导实际行动，可以通过战争实践来检验，而知道我们的决策是不是符合实际。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既要攻，又要守，坚持两点论的无聊诡辩。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战略决策，就是“执两用中”的有效的抉择，而不是“辩证法”的空谈。
毛泽东这样确定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战争策略：“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毛泽东：《论持久战》）
这样，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不会只是一种标榜和空谈。我们党的马克思理论就有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就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也只有真正中国化，才可能国际化，成为世界人民的理论财富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强大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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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洋纳川：《辩证法批判》“对辩证法的批判，是解放思想，创新思维的需要。然而，对辩证法的批判，不在于把他批倒，其目的在于对辩证法进行科学的发展。就目前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方面来看，辩证法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是事物自己内部因素相互关系使事物自己运动变化的客观辩证法。但在针对具体对象的不同运动变化的解释上，由于其片面性，往往会和主观经验的判断相结合。如这两方面是斗争的，或是联系的，相互转化的，或是统一的等等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时，就会形成许多自相矛盾的主观解释。 ——这个辩证法，也是斗争理论的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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