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摒弃皇朝思维

关于外交模式的思考（3）：朝贡模式

“不得”外交是生成时期周文化的产物；“远交近攻”是衰落时期周文化的产物。说到底，外交策略是社会演变、文化更生的产物。一切玄妙变得如此真实，种种回顾令人兴味盈然。

在周文化衰落初始，文化思想和政治理论并不同步――文化常常滞后于现实，这样的时期，政治上也起伏波动。例如老子学说就是对功利主义的反对，老子认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很有一种功利身外事的潇洒。

老子的思想是“不得”文化的典型表达，但是，当老子表达“不得”的时候已经有浓重的虚无与无奈的情绪，例如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也就是放弃了“色”、“音”、“味”、“猎”、“货”的诱惑，活着就是填饱肚子。

当然老子的观点与后来的“人权就是生存权”观不同，老子主张的是圣人的自我约束，后人的主张是对社会大众的约束，在法学理论上称为自律与他律，这也是社会演变的结果。

对于文化的思考，常常促使笔者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名言：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历史证明，当老子殚精竭虑的时候，一个新的文化思想已经产生。

尽管罗素这样评价马克思：

“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他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崇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他的眼界局限于我们的这个星球，在这个星球范围之内，又局限于人类。”（《西方哲学史》下卷）其实罗素的失误仍然是在思维的局限性，如果继续描述应该是：

当马克思的目光“局限于人类”，也就从他的聚光点跃起，进入一个更为宽阔的自然世界。因为马克思说：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当“不得”和“远交近攻”模式过去，我看到的是朝贡模式，正如我看到老子思想的终止，而中国新文化在激扬，这种激扬是中国社会沸腾时代放飞的精灵。

一、朝贡模式的时代背景与文化根源

如果说老子学说是周文化的挽歌，孔子则已经直面现实了，孔子学说开始了关于新时期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的构建。孔子学说即仁学，其内核为“善”，其外在为“礼”。“善”与“礼”不能割裂，但是可以有所“侧重”，因此“侧重”也就决定了后世形成思于“内”或行于“外”的两类学说，即孟子学说与荀子学说。

孟子曰“善”，继承了孔子的内在精神，但是终于不合时宜而难以为继，秦皇的焚书坑儒其实是针对孟子学派的，即齐稷下宫的那些泛言道德的腐儒们。孟子学派一直受到遏制，直到宋代，在朱熹理学中才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在现实政治中仍然只能作为信念而存在，真正能够反应现实的是荀况学说。

我们能够明白：

至善信念，或者是其它终极性的理想，都不是现实的――永远不是现实的，当它成为现实，它也就失去感召力，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终极理想的意义在于：

我们始终处于追求终极理想的进程中，是终极理想引导着我们的进步。

荀况曰“恶”， 继承了孔子外在的社会构建，礼在荀况手上演绎为崇圣隆礼。荀况的弟子李斯与韩非完成了崇圣隆礼的构建，实现了中央集权体制。但是李斯与韩非的理论背离孔子学说的内在精神也太远了，表现于现实政治则恶形昭昭，李斯与韩非的理论促使秦政如昙花一现。直到汉代，社会文化才完成了孔子学说的表里统一，即从汉武帝的尊儒到汉宣帝的王霸兼得，社会才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对外关系上的朝贡模式即在这一时期形成。

朝贡模式是崇圣隆礼理论在对外关系上的演绎，是王霸互为理论的产儿，却也是征服之力有余而控制之力不足的外交产物。秦后，中国虽然进入并且逐步完善了中央集权制度，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国家的扩张在不同时期都达到自己控制能力的极限，固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天下政治仍然不能不采用周文化的等级制网络模式，控制能力之外的其它部落统称蛮夷。对蛮夷的控制不在归化，而在于朝贡。

朝贡如周政治的基本理论《周易》第一、二卦乾、坤说。

其乾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朝的中心地位才能得到保持；而又“见龙再田，德施普也”，即给予所有的朝贡国以保护和安宁。

其坤曰：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也就是说，天朝之外的四夷侍候天朝要如同人妻一样的柔顺，服从了就有好日子过了。

二、朝贡模式的实践

朝贡模式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实力的产物，以汉代外交论，存在三种应对方式：册封、征伐和承认。例如“汉委奴国王印”、“南越武王印”、“疏勒国王印”等等就是汉武帝东征西讨后对西、南诸夷以“册封” 建立了主从关系；对挑战皇朝共主地位的夷国则予以军事打击，例如灭南越、朝鲜，远征大宛；对无力制约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则承认它们的独立。

笔者注意到明代的朝贡体系，明皇朝之第三世即仁宗时期，中国朝贡模式达到了巅峰。

所谓巅峰，如同当代西方民主，美国思想家福特认为西方“民主”已经统一天下了，或如中国右翼分子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了，而我们明明看着西方民主正在堕落――无可奈何花落去。不过明仁宗要谦虚了许多，他停止了郑和下西洋和征服越南的政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民生和社会的安定上。事实上，明朝还拒绝了菲律宾等邦国的归化。明仁宗的思维证明，在农业文明这一基础上，中国幅员已经发展到了饱和的状态，朝贡体系也已经非常稳定。

明帝国作为夏启以来逐渐扩张的封建大国，与其周边实际上带有浓重的部族色彩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这是一个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

所谓朝贡模式，有三个特点：

其一，朝贡国以接受中央帝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

其二，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

其三，以参与臣服于中央帝国的活动，维系相互的君臣关系。

《万历明会典》载，朝贡国分类如下：

东南夷：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以及苏禄国、满剌加、锡兰等44国；

北狄：包括鞑靼部的8个部分；

东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个部分；

西戎：包括西域38国在内的58国及吐蕃部14国。

关于朝贡模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

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

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

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东亚“朝贡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在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中，中国国家的发展和朝贡模式的形成与西方依赖宗教维系相互关系的模式有所不同，更能够体现国家的特性。尤其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社会以和谐的方式走向统一。

它之所以不能实现最终的目的，仅仅只是因为自身政治结构上的调整和自然灾害的重叠，导致蛮族部落的强烈度的干扰。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限性，或者说由于蛮族部落的强烈度的破坏，社会的发展进程被强行阻断，而为西方16世纪的大跨越创造了条件，朝贡模式也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衰落。

三、朝贡模式的衰落

如果说明仁宗明于世事，后来统治中国的滿酋乾隆就没有这一份见识了，事实上这是中华文明与满清时期的文化在根本上存在的区别，以现代的话说即是否以人为本。乾隆自以为得意，他把大不列颠帝国也纳入他的朝贡体系，他给乔治三世的信中这样写到：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一个几万部众的部落首领怎么对一个拥有八百万臣民的君主这样说话？真正夜郎自大了，后来的关系的转变为人类社会留下一段永远的笑谈，却也证实中国封建时代的外交――朝贡模式进入彻底崩溃的程序。

世界在变，世界并不是中国的天下，也就在满清在中华大地上肆行屠杀的那些年里――1648年，欧洲国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条约体系成为参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体系。条约外交仍然没有走出希腊城邦模式――对于围墙之外的地区或国家，其外交则决定于殖民体系。现代中国社会的右翼分子在谈论西方民主的时候，并不愿意讨论与西方民主伴生的殖民体系，其实，没有墙外那里来墙内，没有殖民主义那里来西方民主？人类社会什么时候有过“西方民主”这个普世价值？　

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是在1793年，英国人和满清朝廷打交道的原则还是基于条约体系，马戛尔尼提出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但是野蛮愚昧的滿酋乾隆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了。所谓“不可更张定制”者即朝贡体系，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在这里发生了全面的碰撞。

我们说滿酋野蛮，是说它根本不通世变，其实在马戛尔尼使团到来之前140年的1653年，参与了条约体系的俄罗斯沙皇即派遣使节要求滿酋顺治俯首称臣，把中国交由俄罗斯作为殖民地，顺治先生倒是很干脆地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的第一次碰撞很快地以战争方式开始了，彼此角力至1689年才以欧洲国际公法为依据先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

乾隆之后，朝贡体系已经开始崩溃了。德川幕府之后的日本停止了向中国的朝贡，琉球入其掌握之中。剩下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缅甸、苏禄、暹罗等也逐渐离去。朝贡体系最基本的功能即对朝贡国的保护，失去了中国保护的朝贡国逐渐进入西方条约体系之外的殖民体系，成为希腊城邦之外的奴隶，最后，连中国自己也沦为半殖民地状态了。

社科院院教授杨天石谈到蒋介石关于钓鱼岛、琉球群岛和越南的历史责任的时候说到：

1、关于钓鱼岛，1972年，蒋介石的日记里明确讲，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无可怀疑，不容争辩。

2、关于琉球，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决定不要琉球，理由两条：第一琉球从来不是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海军不发达，即使琉球给了中国，中国也没有能力管理。

3、关于越南，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经跟蒋介石提出，要把越南交给中国，但是蒋介石回答，越南不是中国的领土，要让越南独立。

蒋介石认为，抗战胜利的到底的“底”，不在于中国打胜，要在解放亚洲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提出来韩国、印度、缅甸、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都要独立。

蒋介石的观点颇为有趣，但是从朝贡外交模式的角度说，蒋介石的观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完全吻合的，他对周边国家的关切是朝贡模式的关切，而他对周边地区的放弃却是朝贡模式崩溃后的无奈。但是蒋介石的朝贡情结并不是朝贡外交模式最后的终结。

结束语：

终究，朝贡模式是要离去的，尽管说一声再见多么不容易。现代中国的睦邻外交多少还带有朝贡模式的印迹，它给人们一种和谐美好的感觉，如果没有2010年8－9月份发生的种种事情，这种旧日的美梦也许还将继续下去。

当人类社会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当人类社会面对大变革显得如此烦燥和不安，一种不符合实际的幻想终究是要破灭。现代世界的朝贡外交模式是外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东西，是旧观念加于现实社会的东西，从它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空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中国的外交模式应该是什么？

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是的，中国外交的模式产生于“现有的前提”，这个“现有的前提”指的是一个正在急剧改变的世界――殖民主义即将过去，西方民主正在从它的顶峰下墜，人类在大同路上更进一步。

文化在“道”，重于向善的导引；外交在“术”，重于对现实的尊重。摒弃刘备式的小仁小义，追求司马懿式的道与术的统一，中国的外交应该有现代的思维。

壶公评论写于2010－09　于麒麟山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