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未来学家托夫勒及其乐观主义未来学思想`

刘平
（该文已经发表于《犹太名人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3月）
自二战以来，现代人类正经历着历史上最迅速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会将人类引向何方，它最终的结果和含义是什么，对此，人们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强烈地感受到：一场剧烈的变化正向整个人类已有的一切制度、习俗、生活方式袭卷而来；在二战后30—50年内，人类之间、人类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破坏和创新比过去几个世纪，甚至一千年还要多，还要大；面对日新月异、目不暇接的变化，没有一种可知的力量能够阻止这种令人目眩、不安、激动的普遍性的变化。
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知道未来历史学家如何称呼我们这一以“速变”为特征的历史时期，但是，西方有学者暂时将此之称为大危机时期或激变时代。对此，人们大致形成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共同构成廿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未来学派的两大阵营。在这股探索未来的潮流中，一位犹太学者占据着突出且重要的地位，并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荣誉，对未来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就是乐观主义未来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年--）。
一、丰富的阅历和著作
托夫勒于1928年10月出生于美国纽约市，父母均为波兰裔犹太移民。父亲塞缪尔·托夫勒是皮货商人。廿世纪上半叶的犹太人大灾难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托夫勒全家，但是，二战的阴影、希特勒和三K党的反犹主义仍给托夫勒父母带来极大的担扰和恐惧。面对未来，他们一方面以宗教的虔敬之心抱有乐观进取之心，另一方面又试图承续犹太教家庭重教传统，加强子女教育，希望未来一代能改变未来。在此氛围之中，托夫勒自小就开始接触各种文学经典著作。7岁时，他就钟爱写作。文字的组合能表达出各种思想和情感，能怀幽探古，又能展望未来，这种写作所带来的乐趣在托夫勒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对语言的敏感和垂青直接决定托夫勒1945年考入纽约大学并攻读英语专业。1949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在读大学期间，他并不将自己囿限于书本之中，而是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和语言方面的特长积极参与校园内的各种学生活动，其中最能表现他入世情怀的一件事是他创办了一家校际文学杂志，在纽约大学和全美高校文学圈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大学期间培养出的入世取向和充满激情的文风为他后来踏上社会，最终投入到以撰稿为生的记者和作家生涯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年仅21岁的托夫勒当了五年工人，开始在社会大潮大浪中闯荡。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活动；通过变化的经历，托夫勒体察出社会的变化。这为后来创建未来冲击理论提供了直接的生活经验。在五年工人生活中，托夫勒先后做过装配工、汽车驾驶员、冲床操作工、铸造安装工等。辛苦的工作没有冲淡托夫勒勤奋好学的精神和自幼养成的强烈的写作欲望。在工作之余，只要有点滴时间，托夫勒就从事创作活动，将日常生活的所感所悟转化成文字。在此期间，他先后写过一些诗、短篇小说和政论性文章。但这些文章均未能发表。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于1953年入伍，成为美国陆军士兵。刻板严肃的军旅生活不仅仅磨砺了托夫勒进积向上的意志力，而且使他有机会切身体会和研究战争问题，这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他后来的未来战争预测和展望研究做了准备。
退役后，托夫勒的工作开始固定在记者职业上。常人说，多一份磨难，意味着多一份能力，多一份机会。这一点在托夫勒身上应验了。通过多年的工人生活和军营磨练以及多种行业的滚打摸爬，托夫勒铸造出丰富的行业经验。同时，勤奋自学和写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这样，托夫勒一连串“戴保护帽”的职业经历不但没有成为成长的障碍，反而使他有机会到一家焊接业的杂志出版社工作，正式开始写作生涯。不久，他成为国际印刷联盟出版的、以报导经济、政治和劳工关系为主题的一家日报的记者。1957年他又成为宾夕法尼亚《约克日报》驻华盛顿的记者，负责报道白宫和国会的活动。同时，他成为《民族》、《新共和》等杂志的自由撰稿人。1959年托夫勒担任《幸福》杂志的劳工专栏作家，写过关于汽车工业和其它工业的调查分析文章以及分析美国艺术界经济情况的长篇论述。自1961年起，托夫勒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教育设施实验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做过咨询工作。托夫勒并不单纯是名记者或自由撰稿人，他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理论高度，为此，他刻苦地学习各种专业性知识，积极参加学术活动。1963年他应邀参加了在奥地利举办的苏尔兹伯格美国研究讨论会，广泛接触大量欧洲知识分子，这对他尔后从国际角度分析事物大有裨益。学术知识的激荡，视野的拓宽，丰富的实践阅历，这都成为日后写书著述的重要源泉。
1960—1961年托夫勒还在《幸福》杂志任专栏作家时，就已写有主要分析美国艺术界经济基础的《文化消费者》（The Culture Consumers）一书。该书于1964年出版。1965年托夫勒在《地平线》杂志上发表题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未来》的文章，首次使用“未来冲击”这个概念。在此他将 “未来冲击”解释为：“我们由于使个人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受过多的变化，而在他们中间引起的破坏应力和定向力障碍”。此后，托夫勒花费五年时间访问了许多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和政府机构，阅读了无数文章和科学论文，同几百名各方面的专家谈话，最后写成《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一书。此书一问世就引起轰动，半年内印数逾百万，翻译成50多种语言，书中有些内容已列入欧美大学教材。世界各地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作出评判，评价极高：《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一部具有爆炸性的……才华横溢的巨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这是“一部给人以启迪、激动人心、鼓舞士气、充满才华的伟大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赞叹到，这是“一部经过艰辛努力才能创造出来的揭示全球的壮观场面的作品” ……该书在法国获最佳外国书籍奖，而此前获此殊荣的只有索尔仁尼琴、W. H. 奥登、劳伦斯·杜雷尔三人。
继《未来的冲击》一书风行世界后，托夫勒的才思如潮，一发而不可收，平均每隔10年出版一部经典性的新书。这些新书都因敏锐独到的见解和淋漓透彻的分析而成为全球性的畅销书。1975年，托夫勒出版《关于生态痉挛症的报告书》（Eco-Spasm Report）。在该书中，他进一步预测了世界的种种危机，并认为所有一切的危机都可概述为工业主义总危机——一种超出资本主义和苏联式共产主义之间差异的危机，他还以全球眼光描述了这种危机在能源基础、价值系统、家庭结构、通讯联络方式、时空观念、认识论、经济体系等整个地球生态中各个要素之中的表现。和在《未来的冲击》以及后来的作品中一样，在该书中，尽管托夫勒多少令人惊恐地提到工业文明的崩溃、震荡和生态痉挛，但他基本上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该书的结论中说：“所有这些令人惊恐的征兆可能是新生的征兆，而不是死亡的征兆”。
继《未来的冲击》出版后事隔十年即1980年，《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出版。该书旋即畅销全球，被译成30多种文字。同时，该书受到的好评如潮：“将大量令人震惊的信息——从家庭生活到微生物学——纺织成一种新颖的历史理论”（《华盛顿邮报》）；“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巨著，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其力量来自于著者广阔的视野，成功的结合，执着的争辩，以及对新事物的发展的敏锐洞察力”（《新苏黎世报》）……如果说《未来的冲击》从横向轴入手强调世界进程中的新变化正在形成，而且人类社会要为这些变化付出极大的代价，那么《第三次浪潮》则从历史的纵向轴入手把关注的焦点落在人和社会在适应这些变化时的种种困难和障碍，尤为强调如若不很快充分地转变某些事物，人类社会将同样要付重大的代价。前一本以论述细微的转变过程为主，后一本则以转变的宏观结构为重。1983年《预测与前提》（Previews & Premises）出版，它是《第三次浪潮》的继续和补充。该书的基本内容是美国马萨诸塞州南波士顿城出版社人员走访托夫勒并多次长时间对谈的结果。对话的思路是假说我们现存的社会体制摇摇欲坠，如果不想在茫茫来日惨遭灭顶之灾，唯有求变快变。
继《第三次浪潮》出版后事隔十年即1990年，《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和暴力》发表。该书是《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的续篇，它们共同构成托夫勒自称的“未来学三部曲”。该书材料丰富新颖，立论富于吸引力，一问世就在全球畅销。美国《新闻周刊》等刊物从1990年10月起纷纷刊载书评。美国《世界箴言》接着在“托夫勒的下一次冲击”标题下刊登了该书第30章“快的和慢的”全文，并在提要中说：“所有国家都面临一个无法逃避的规则——最快速者才得以生存”。美国《新闻报》评价说：“这是一部深有远见卓识的巨著，它不仅帮助人们如何面对令人迷惑的今天，而且还指导人们如何对待令人恐惧的明天”。1994年，托夫勒夫妇出版《未来的战争》（War and Anti-War）。与三部曲不同，该书主要探讨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战争与和平”话题。他们认为，人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也是发动战争的途径，也就是说，今天商业活动中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也会在世界各国军队和未来战争中有所反映，为此，今天世界的当务之急是在进行变革时，需要缔造和平。
1995年，在世界即将告别20世纪迈向21世纪之际，托夫勒夫妇向读者提供了一本新著：《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 The Politics of The Three Wave）。该书刚出炉，就连续数月被《纽约时报书评》列入最新的畅销读物排行榜，该报商务版将此书评为最佳商务读物之一。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作序，称此书为“美国公民21世纪指南”。该书的基本思路是，受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使一个崭新的文明初见端倪，这一新文明的基础和动力是知识。托夫勒夫妇以未来新文明为视点，重点讨论了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文明对人类政治生活的种种影响。
在1970年至今的30多年时间中，托夫勒在著书之说之余还执教讲坛，传播和阐释未来学思想。在此期间，他曾担任过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访问学者、康奈尔大学客座教授以及美国社会研究学院的老师。目前，他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他因思想深度和富有影响力的作品而被吸引为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研究员，并被授予美国“麦金西基金会图书奖”、“管理学文献卓越贡献奖”。同时他被多个国家授予各种奖励。他还被授予科学、文学、法学等5项荣誉博士学位。
托夫勒未来学著作的主要特点是文笔流畅，材料详实，线索明晰，分析精辟到位。托夫勒未来学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他研究的目的和其他未来学者们一样，都试图通过揭示未来问题找出可能的出路来帮助我们同变革打交道，或者说，让我们有效地应付个人和社会变革。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称为应变论。但是，托夫勒的应变论不仅仅集中研究变革的前景，它更为关注其他未来学者们极少涉及到的发展速度论题；它不仅仅提出观点，还旁及未来研究的方法问题。
到目前为止，托夫勒的思想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时期：（一）廿世纪70年代关注变革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创造性地提出“未来冲击”一词；（二）廿世纪80年代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提出第三次浪潮理论，从共时和历时入手描述了未来种种发展变化中的独异之处；（三）廿世纪90年代初，以21世纪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为主导，提出三大社会力量说；（四）自廿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托夫勒开始从事未来学专题研究，如“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未来的政治走向”问题等等。以下围绕上述四个时期逐一述介托夫勒的思想及其主要观点。
二、速率与未来的冲击
当今世界的特点和问题是什么呢？托夫勒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不断要求变革，而要适应变革的要求，却越发是一件苦事。一方面，由于这种变革的速度像赛车一样，现实有时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万花筒。另一方面，加速的变化不仅仅冲击了工业国家，而且成了一股强劲的力量，深入到我们个人生活内部，逼迫我们扮演新的角色，使我们像患精神病似的极度不安。托夫勒将这种新的病症叫作“未来冲击”（future shock）。
future shock这个词组已收入英文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大词典》也收了该词组，解释为“由于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的急剧改变使人受到压力而产生无所适从的感受”。托夫勒对该词组也有详细解说。他认为未来冲击是指未来过早地来临带来的令人头晕眼花的迷失感，它可能是今后社会最主要的病症：12岁的孩子没有孩子气，而半百的人像12岁的孩子一样天真；有的富人装穷，有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靠麻醉品提神；有些无政府主义者骨子里却是十足的唯唯诺诺之辈，而貌似守法者，却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种身份错位和混乱中，信仰的绝对纯洁性也大打折扣：僧侣娶妻，教士无信仰，犹太人皈依禅宗。托夫勒认为，未来的冲击是一种文化冲击，但文化冲击仅仅是指毫无准备的旅客在新地方所遇到的冲击，是指一个人在社会活动中惯常的心理反映突然失效而为一些无法解释的陌生的反应所取代时出现的状况。未来冲击的冲动力度则远远超过文化冲击，因为对于大部分和平队员和旅客来说，他们会回到自属的文化情境之中而复归原态，而受到未来冲击的人则只能不断接受这种冲击，因此谈不上摆脱这种冲击、回归原态了。
未来冲击与这个加速发展的时代的速度有直接关联。那么这个速度倒底有多快？如果把人类经历过的5万年分成世代，每个世代62年左右，那么到现在已经有大约800代了。在这800世代中，整整650个世代是在山洞里度过的。只是到最近的70个世代，人们才开始看到印刷文字；只是到4个世代前，人们才开始能比较准确地计算时间；只是在两个世代前，人们才开始使用电动马达。而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绝大部分物资，还只是在最近这第八百个世代里发展起来的。这第八百世代标志着人类和所有的经历决裂。单就经济发展来说，人类在百代务农，一两个世纪勤工之后，现在面临的是超工业社会。超工业时代与所有过去的发展相比又存在明显差别：首先，当代事件变化的范围、规模惊人地扩大，今天社会联系紧密，大事一出，影响迅即及于全球；其次，过去发生的所有事件以新的方式卷土重来，人类陷入于一种“时间差”的困境之中；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差别是变化的速度。在超工业时代，变化速度急剧上升，这正是超工业社会区别以往所有一切时代的最根本之处，是分辨真正的当代人和过去时代的人的标准。当代超工业社会是一个加速度发展的社会，现今人类一切的变迁、一切变迁中的得失都是这个加速度发展的结果。加速发展消解了永恒性，获得了暂时性；抛弃了单调性，获得了新奇性；将一元转换成多元；向人类的适应性挑战，让人类承受巨大的压力……
造成超工业社会加速发展的根源何在？托夫勒认为技术是火车头，是加速冲击的主要动力。通过下列表格可看出来，随着技术的每次进步，人类发展的速度呈几何速度上升。
表格一
时间（年） 运输工具 速度（英里/小时）
BC6000 骆驼队 8
BC1600 马车 20
1880 蒸汽机车 100
1938 飞机 400
1960 火箭飞机 4,800
1960 宇航船 18,000
技术发明一般有三个环环相扣的阶段，联结成一个不断自我补充的循环系统：制订有创造性而切实可行的计划；实施计划；将计划推广到社会上。当技术推广把一个新思想付诸实施，技术又反过来产生更多新思想的时候，发明的全过程就完成了一个循环。超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在技术循环中，各阶段之间的间隔缩短了（可参阅表格二）。如果说技术是火车头、强有力的加速器，那么知识则是它的燃料。在认识自身和宇宙过程中，人类积累知识的速率一直在螺旋式上升。如果说公元1500年以前，欧洲书籍出版的速度是1000种/年，到了廿世纪60年代中期，全世界出书量达到1000种/天这一惊人数字。虽然说出版一本书并不就增加一本书的知识，但图书出版增长曲线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是和人类获得新知识的速率相平行的。1950年前后计算机问世了。它能以令人无法比拟的速度分析、处理和传送数量大、种类繁多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数据，把知识积累的速率提高到令人目瞪口呆的程度，从而成为当前知识积累加速度的主要动力。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如今成了“知识就是变化”，而知识积累的加速为技术这个伟大的火车头提供燃料，这就等于多倍加速变化的速率。
表格二
技术名称 技术发明时间（年） 技术推广所费时间（年）
收割机 1836 100
打字机 1714 150
吸尘器、电炉、冰箱等 1920 34
电煎锅、电视机、洗衣甩干机、 1939—1959 8
托夫勒认为，变化的加速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和知识方面，而且这种变化加速也是一种心理力量。这意味着加速发展既改变了我们周遭的外部环境，而且更为关键地从内部扰乱我们精神上的安宁，改变我们感受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周围社会变化的加速急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这个流通经验的大渠道中的情境的流动。情境由物品（由天然或人造物体构成的物质背景）、场合（行动发生的舞台或地点）、角色（人）、社会组织系统的场所以及概念和信息的来龙去脉这五部分组成。衡量情境的尺度是持续的时间即情境发生过程的那一段时间。每个情境的时间有长有短，拉长情境时间，其情味或意义和断续出现的情境给我们的印象并不相同。在超工业社会中，变化的加速缩短了很多情境的持续时间。这就不仅大大改变了“味道”，还促使情境更快通过流通经验的渠道。在变化剧烈的社会中，在一段特定时间里通过这条渠道的情境增多了，从而给人的心理带来种种冲击：注意力只能集中于一个情境上，同时大量流动而过的情境使整个生活结构复杂化，我们可供选择的角色和抉择成倍增长，这给人以一种茫然无从感；当代生活的复杂性造成窒息感；情感的转移和注意力的短暂持留给人一种因事物运动加快而形成的模糊感……这种种冲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生活节奏加快了。面对这同样的生活节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选择：一些人为快节奏生活所吸引，想成为行动的中心，一些人寻求新的方式来“放弃选择”和“逃避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