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着尾巴作人”的无狂时代 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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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着尾巴作人”的无狂时代

                                                                                                               刘梦溪 

        请末民初有点像明末清初,也是一个文化冲突和思想蜕变发生共振的“天崩地解”的时代。维新、变法、革命、立宪、共和、中学、西学、“东化”、西化,各种思想都“言大志大”地爆发出迥异往昔的声音。肩负着时代使命的新的“狂士”也涌现不少。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谭嗣同标举“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上欧阳中鹄》第二十六通),“老英雄吴虞”声称要“打倒孔家店”,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写一洗历史沉冤的《狂人日记》,现代学术的开山王国维也兴奋地写有“但使猖狂过百岁,不嫌孤负此生涯”(《暮春》)、“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晓步》)的诗句。
        但此一潮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没过多久,“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狂飚,就偃旗息鼓了。升官的升官,退隐的退隐,出洋的出洋,下乡的下乡,进研究室的进研究室,读经的读经,打仗的打仗。新秩序比旧秩序更不具有自由的选择性。一切都好像是历史的宿命。还未及做好准备,该来的和不该来的就猝不及防地接踵而至了。清末民初到五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点点狂意,比起魏晋之诞狂、唐之诗狂和明之圣狂,真是不能同日而语。但“士之能狂”可以扮演历史先觉者的角色,不独靠材料讲话的历史学家,我们愚夫愚妇凭经验也能感受得到。

        总的看来,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并没为现代狂士预留多少地盘。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不管品相上多么相近,还是存在根本的不同。因为20世纪是中国泛科学主义的时代,而科学天生能够止狂制狂。虽然科学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但科学以外的“一事能狂”者,在强势的科学面前未免自惭无形。何况流离和战乱同样是狂者精神的杀手。战争都疯了,文化便失去了张扬的余地。二三十年代以后,除了个别高等学府偶尔能看到他们孤独的身影,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里面,已经再没有让狂士得以生存的机会。辜鸿铭留着前清的辫子游走于未名湖畔,黄侃在讲堂上的即兴的“骂学”,刘文典当面向总统争夺教育和学术独立的礼仪称谓,傅斯年因反对政府腐败与委员长拍案相向,梁漱溟和领袖吵架,都不能看作是狂的本义的价值彰显,只不过是文明社会个人权利的一种正当表达而已。 
        至于五十年代以后,知识人士表达个人权利的机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洗澡”,特别是1957年近乎原罪的大洗礼,已彻底不复存在。流行于文化社会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是知识分子喜欢翘尾巴,因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有效方法,是教育他们无论如何不要翘尾巴。社会的众僧则顿悟似的学会了从小就“夹着尾巴作人”。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创立新局,知识人和文化人有了施展才能的更扩大的空间,照说“狂”上一点两点似无不可。但“狂”在今日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负面语词,没有谁愿意跟这个等同于翘尾巴的不雅行为再发生任何关联。况且“狂”这个词的本义已经失去记忆,人们已经习惯不听不看不使用这个语词。即使作为负面语义,林黛玉说的“轻狂惯了”,花袭人说的“少轻狂罢”,王夫人训斥晴雯说的“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现在无论何种场合都听不到了。适用于淡泊狷介文化人的“清狂”一词,更早被人们所遗忘。法律部门起诉案犯,也不再以“狂悖”、“狂诞”“狂谬”、“狂纵”一类语词作为定罪的根据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无狂的时代。其实也许自清代以还,我们的文化里面就已经无狂。那么吴于廑教授给我的作家友人写的那首《浣溪沙》词,希望“书生留得一分狂”,我在对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作了一番漫长的考察之后,不由得自己也迟疑了。不知道他的期许在今天是过高还是过低抑或恰到好处或者根本就是一个假命题。

( 载《读书》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