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法家的性恶论是强迫人作恶的“伪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3:17:51
法家的性恶论是强迫人作恶的“伪恶”
2008年08月24日08:24南方网秦晖我要评论(0) 字号：T|T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比如基督教文化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伪恶”，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这个社会要防止的，是“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或曰带有明显法家思想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本来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去男盗女娼。
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虽然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西方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的自私加以制约。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者，尤其是制约君主，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都有可能作恶。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得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古代法家的性恶论与西方的性恶论不一样在于，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也是制约，但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防止对皇权的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就认为，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不图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帝的真实想法，实际上都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那种自以为清廉，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的清官，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上面说了法家的假设，你不是那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帝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自然会做坏事，好人也必须做坏事。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非常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刘邦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马上反其道而行之，“伪恶”了一把，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其实最糟糕的，是强迫人作恶的虚伪。你即使不想作恶，也强迫你作恶。而且正如伪善和真善之间没有真正的界线一样，伪恶和真恶也没有真正的界线。一个人原来还是有良心的，但是整天做没有良心的事，我们一开始说这叫做违心的事情，但做惯了就把作恶习以为常了。所以法家鼓吹的那一套东西，要说虚伪也非常虚伪，并不见得比儒家要更好，但是这种虚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法家提倡的虚伪其实就是一种“伪恶”，强迫所有人都作恶。老实说，在中国，所谓儒家的虚伪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反映在行为层面，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和文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法家所鼓吹的虚伪才真正是非常要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