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张国焘及其《我的回忆》??3

评论：　张国焘及其《我的回忆》  3

  6、日本人

　　从20年代开始，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日益强大。1931年1月张国焘从东北回国时，发现各个车站几乎都布满了日本暗探。在大连上船后，“一个日本暗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道了不少我们的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的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提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张国焘，1980B：457）

　　颠覆一个国家的办法之一是支持这个国家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难分难解的1917年4月，德国政府用“享有治外法权”的火车把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送回俄国，不久，列宁等人发动“十月革命”，宣布退出战争，并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条约》，把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德国从获得喘息而在西线继续抗衡英法。研究中国革命，必须高度重视日本因素。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孙中山国民革命等都得到过日本的支持，其中的真诚的同情，更多是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阴谋。

　　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最大“帮助”，是它发动的侵华战争促成“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合作抗日。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贫瘠的陕北一时大军云集，吃饭就是难题。向北是沙漠；向西、向南都可能与已经建立了统战关系的张学良、杨虎城发生冲突，政治上不利；向东进入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西本是理想的出路，但1936年2月的“东征”到4月就被蒋、阎联合压迫回来，再度东征也不可能。时在陕甘宁省委工作的李一氓记得：“毛泽东在给省委的的一份电报上，最后写上两句口号，一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是‘共产主义万岁！’可见当时的局面已经困扰得毛泽东忧心忡忡了。”（李一氓，2001：235）抗战帮助中共走出这一困境。

　　7、苏维埃

　　张国焘曾被定为“右倾逃跑主义”，根据一是1932年8月撤离鄂豫皖苏区，二是进入四川后抛弃“苏维埃”。但前者不符合事实，徐向前、李先念等已有陈述。后者则比较复杂。

　　放弃“苏维埃运动”的口号基于对鄂豫皖失败的反省。

　　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张国焘，2004下：335）

　　其实，张1931年4月到鄂豫皖后，就已经作了一些变通；入川后又放弃“苏维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苏维埃运动不同的“入川纲领”，收到了一定效果，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当中央批评张时，他们也没有料到，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的口号，代之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后不久，中央也放弃了苏维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先是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把“工农苏维埃”改为“人民苏维埃”，全面修正阶级政策；后是1936年8月10日中央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讨论苏维埃与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据瞿秋白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性报告，张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党内左焰狂热，所以无论是瞿秋白、李立三还是王明、毛泽东都因此把张视为“右倾”。

　　“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推向中国的，与中国现实有很大距离。比如在鄂豫皖苏区：“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有的说苏维埃政论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张国焘，2004下：254）

　　在江西苏区，群众也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很多人称之为“苏先生”。1931年1月，闽西苏区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大会，因为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常识，红20军吴拙哉等十几个人激动地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苏维埃政府由此断定闽西出现了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的活动，大肆捕杀“社党分子”。

　　对“苏维埃”的种种误解，客观原因是革命者与群众多是文盲。然而共产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正在于它具有种种俄化的概念和符号。一方面是革命少不了这些洋口号，另一方面是农民革命者又不懂，那就要有一种嫁接的功夫，这就是把一些日常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1932年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不久，11师33团的团长邹开盛、政委曾宪洪，错误地撤销董宏图连指导员的职务，让董到团部当司务长。一天晚上，“政委又搞到一只兔子，要烧着吃，派勤务兵来向司务长取盐巴，董说：‘同志，我这里哪里有盐巴呢？’政委认为他故意刁难，有盐巴不给，又叫去大骂一通，给扣上‘不满分子’、‘反革命’、‘改组派’的帽子，将他关押在一间草棚里，听候处理。”（朱玉，1999：）曾宪洪肯定不知“改组派”为何物，但董宏图既然得罪了他，现成的帽子就可以套上。

　　8、时机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争夺领导权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对过去路线的检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主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没有触动政治路线。这样做的原因，一是非常时期，军事第一，没有从容的时间和环境争论党内的是非得失；另一方面，也是团结博古等人，维持中央的统一。这一策略为此后不久毛与国际派一致对付张国焘奠定了基础。

　　张显然不具备这一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两军会师后不久就要讨论政治问题，毛儿盖会议上：

　　我指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了也不能当作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张国焘，2004下：409）

　　会师之后，军事优势在张，政治优势在毛。张身为政治局委员，不能完全置中央于不顾。但无论他是基于现实的考虑纠正极左路线，还是想借此削弱中央权威，总之此论一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不高兴，毛也不会高兴。如果政治路线错了，中央权威降低，就很难约束张国焘。

　　从后来毛泽东发动整风来批判王明路线来看，他同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苏区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丧失百分之百是批评王明、博古、周恩来等人的主要根据。但在1935年10月，毛在军内、党内的地位和力量还不足以与博古等人最后摊牌，在与张的对立中更需要王明路线的几员大将的配合支持。张不明白这一点，犯了众怒。

　　所以在苏维埃运动、王明路线问题上，张的认识并非全无道理，但他提早公开了，加速了自己的覆灭。

　　9、政委

　　军队的政治工作源自苏联，首先把它引入中国的是国民党人。1926年6月2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北伐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与会的李一氓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中国近代武装仿效苏联红军所建立的政治工作机构。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继续下来了。”“我们看见，两三次邓演达说陈公博的好话，说陈公博开辟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而邓演达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政治工作这个机构接受了下来的。这也是事实。”（李一氓，2001：51、53）

　　不过，尽管开辟部队政治工作的是陈公博、邓演达，但将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体现是政委制。红军时期，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据张国焘说：

　　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方面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张国焘，2004下：277）

　　“军官都是同志”，所以政委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军官之上。这一说法的前提是有的军官不是同志，即是从敌对阵营中起义、俘虏、投诚过来的。政委制来自苏联，俄共本来没有军队，十月革命后，为了镇压白军叛乱，临时组织红军，军官大都是沙皇时代的，所以要用政委去监督他们。中国军队的主体是起义农民，军官也主要来自国民党军队，包括朱德、彭德怀、贺龙、叶挺、林彪、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原先都是“旧军队”的军官，政委制势在必须。抗战开始后，敌后的八路军收容了大量民团、地方武装、土匪，改造他们的主要办法之一，是派驻政委。

　　政委制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法宝之一。“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张国焘，2004下：22）湘鄂西根据主要是贺龙开辟出来的，红二军是贺的队伍，但夏曦去后却可以乱杀一气，搞得红二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政委的权威。但尽管夏的行径天怨人怒，政委的权威却怀疑不得。后来成立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长征中张发现“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

　　但政委的权力要有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的支持。北伐时共产党在几个军都派有党代表，但军队不是共产党的，政治人员也就指挥不了部队。“情况一变，政治工作人员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可见掌握部队只有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有从上到下的军事指挥员。”（李一氓，2001：83）军官听政委的话，前提是这支军队是党军，军官与政委同属党的干部，双方才能接受党为他们作出的安排。不过既然军官也是党员，政委的重要性就要打些折扣。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最后决定权，关键看上面信任谁。红一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团，都是军团长（林彪和彭德怀）的权大。在红一军团35军，也是军长邓毅刚制约政委罗贵波并最终剥夺了政委的权力，原因在于邓是井冈山下来的人，与上面关系特殊。（罗贵波，1994：6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