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董老身边的日子

董必武1941·延安

　　尽管如此，但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做不好本职工作。过去在抗日前线打过仗，在北平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站过岗，仅懂得一般保卫知识。现在来到蒋管区，警特猖狂，宪兵遍布，情况十分复杂，但那时董老天天外出，临出发前，我总是先请教王炳南同志，弄清会见什么人，在什么场合，哪些人参加，车应该走什么路线，并与司机老段同志商量怎样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中共代表团驻在南京办事处梅园新村，四周被特务包围，他们在办事处周围设立许多特务点，从高楼房的明窗暗洞里用望远镜、照相机对我们院里了望、拍照。院外地面上，有各种摆摊设点、补锅钉鞋、算命卜卦、说书卖唱、照相绘画、谈情说爱以至乞讨要饭的等等，许多都是由特务伪装的。特别是那些戴着墨镜腰间藏着手枪、插着匕首的公开特务，四处乱窜。我们每行动一步，他们都时时尾随，有时费很大劲才把他们甩掉。

　　1946年11月19日，周副主席根据党中央指示飞返延安，办事处的工作重担落在董老身上。董老肩负着重要使命，置身于龙潭虎穴之中，与顽敌进行斗争。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担负随从、保卫工作的人为首长的安全特别担心。此时，国民党因政治阴谋破产，军事失败而恼羞成怒，于是全都发泄在暗害与屠杀革命者的卑鄙勾当上，特务活动更是疯狂猖獗。董老临危不惧，与张牙舞爪的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揭穿蒋介石正在酝酿的新阴谋，向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我经常跟随董老冒着风险，闯虎狼窝，与敌特周旋。有一次董老有事到张治中先生那里去，我们的车刚出门，特务的摩托车、三轮机动车、十轮汽车就蜂涌似地跟了下来。为了摆脱敌人，董老亲自指挥司机，时而加大油门高速前进，时而突然刹车停了下来。当我们的车行至大街十字路口时，董老要司机减速慢行，特务们的车也减速，当快接近停车线时，红灯将亮而未亮的一刹那间，董老一挥手，我们的小车飞快地冲过了十字路口。我们的车刚一过，红灯亮了，特务们的车只好急刹停下来，从车旁反视镜里，我们看到特务们气得干瞪眼。我们终于甩开敌人来到了张治中先生家。许久以后，特务们的车才过来。我坐在警卫室里，特务走上来拉着粗嗓子问我：“董必武在里面吗？”我说不知道，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那些笨蛋以为我是这里的门卫，拿出一张名片给我看，上写“×××行动小组”。我说：“你们出去！”特务们只好灰溜溜地退出门外。一会儿，张治中先生送董老出来，我拉开车门和董老一起驱车扬长而去。等特务们醒悟过来时已无可奈何了。董老在敌人包围中，从不顾及个人安危。为了会见民主人士，不让特务发现，经常在晚上十二点以后乘车出门。有时会见地下党的同志，深夜闭灯开车出去，为了保证党的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董老叫司机在离到达地很远的地方停车，让我和司机等候，他独自一人摸黑步行。我们常为他老人家的安全捏着一把汗，但每次他都镇定地回到原地。

　　蒋介石玩弄的政治欺骗和军事进攻的反革命两手阴谋受到严重挫折以后，当时的政治形势更要求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广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董老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繁忙，又是主动找上门去做工作，又是应邀参加集会演讲。民主党派的每一次邀请，他总是欣然答应，充分利用任何一次接近群众、宣传群众的机会。正如董老自己所说的：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到这里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不应该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敌特分子往往利用公众集会的场合，寻衅捣乱，残害革命领导人。董老每次出去参加集会演讲，我全身的弦就绷得紧紧的，百倍提高警惕，董老却泰然自若，毫不介意。有一次，郭沫若、沈钧儒、张澜、史良、黄炎培等人请董老去演讲，会场秩序很乱，我对董老说：“你看这多乱。”他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你放心。”但我一直集中精力注视着会场及四周的情况。1946年12月10日，南京各界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几名知名人士邀请董老亲临会场。到那里后，董老先为我国这位教育家写了挽联，发表了讲话，痛斥了蒋管区的法西斯罪行。仪式结束后，许多与会者把董老团团围住，伸出各式各样的笔记本让董老签名留念。正在这时，突然挤进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我看处境危险，请董老快走，他却坚定地说：“不去管他，这事要紧！”这可把我急坏了，忙对我代表团的郝汀同志说：“老郝，这场合太乱了，请您帮忙配合吧。”老郝说：“都是民主人士，没事！”大家争先恐后让董老签名，他一一签完才和大家告别。事后我关切地对董老说：“这场合太危险了，以后别给他们签字了。”董老郑重地解释：“搞统战是我们的职责，要充分利用宣

　　传的好机会，别人找上门来，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多争取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今后他们即使不支持我们，也要考虑是否反对我们。我们今后还应该多争取这样的机会，主动去做团结工作，不断扩大我们的革命阵线。”董老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

　　1947年1月8日上午，我随同董老来到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这时国民党已召开了伪国大会议，破坏和谈的面目明显暴露。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我们的驻地。第二天，董老和钱之光同志（当时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处长）去上海市警察局、市政府提抗议，指出这种行为是破坏国共和谈的严重事件。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已定，他们不顾我们的警告，特务的活动反而更加猖狂，对我们办事处同志威逼得更加厉害。2月底，领导决定让董老回南京。3月2日晚11时，董老、何连芝抱着董良翮，连我四人离开办事处时，国民党派了数十辆轿车、警车、摩托车，前呼后拥，左右开道，押送我们到火车站。上车后安排我们在一节软席卧铺车厢里，那里的“旅客”全是监视我们的特务。次日上午8时抵南京下关车站，我们一下车，那些“旅客”一个个露出了凶相，将我们包围，我看他们要劫持董老，立刻用自己的身躯把董老挡在后面。车站上也布满了军、警、宪、特。特务威胁我们，不准离开车站，并引我们到一间三面是玻璃窗的站房。怎么办呢？我万分焦急，我在站房一边等候南京办事处派车来，一边考虑如何保证首长安全。一会儿，我透过玻璃窗看见办事处的两位司机正在寻找我们，我使劲敲打窗棂，隔着玻璃窗喊他们，但外边听不见，他俩渐渐走远。这时，警察头子出场了，董老厉声斥责他：“是谁不让我们走？凭什么理由不让我们走？”警察头子推托说：“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哪个人的命令，是你们蒋先生的命令吗？拿出来我看看！”董老追问后又说：“我们有办事处，有事到办事处去谈嘛，你们这是阻碍我们行动自由，非法刁难我们。你们再无理取闹，不让我们走，我就在这里接见记者，发表抗议，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董老正气凛然，义正词严，使警察头子慌乱起来，忙改口：“你们的车还没来，要走，得坐我们的车。”我们气愤地说：“不行，我们的车已来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坐自己的车？”警察头子支支吾吾地走开了。我要求董老让我出去叫车。董老怕我一个人出去会出事，犹豫了一下说：“看来敌人早就安排好了，你出去要勇敢，不要怕！”我不顾一切冲出站房去喊我们的司机。此时，一群特务围了上来，不让我和司机接近，硬叫我们坐他们的车。我急中生智，既不坐我们的车，也不坐他们的车，而是叫了两辆出租汽车。谁料到出租汽车的司机也是他们事先布置的特务，根本不按我们指定的路线走，而是紧跟前面两辆特务车行驶。当我们坐的车经过车站门口时，我不由分说连忙打开车门玻璃，高声呼喊我们司机的名字。回到办事处时，我们的司机告诉我：“听到您呼喊，我们一辆车跟着你们，看特务要把你们拉到哪里去，另一辆车赶快回办事处报信。”我说：“真险呀！差一点和你们见不着面了。”董老诙谐地说：“险么事，蒋介石派家丁保护我们呢。”说得大家都笑了。

　　1947年春，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中共代表团奉命由南京撤回延安。董老带回重要文件、书籍和牙刷、毛巾等生活必需品，其余全部扔掉。我们轻装简行，3月7日抵达延安。由于胡宗南部队向延安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党中央在晋绥地区三交镇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保卫延安和中央机关疏散等问题，决定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副司令员留在陕北指挥战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撤离延安，向晋察冀地区转移，刘、朱、董三同志为常委，刘少奇同志为书记。朱、刘先到晋察冀指导工作。董老经五台去平山县陈南庄。

　　董老在延安只住了几天，到3月12日就出发了。从陕甘宁边区到晋察冀根据地2000余里，董老、何连芝和我每人各带一个小孩，各乘一匹马。62岁的董老，带着8岁的大男孩，开始骑马跋涉，找不到兵站就要忍饥挨饿。3月底一天夜里9点左右，我们在晋西北黄河渡口过河。来往行人拥挤，渡河的船只离河岸一丈多远，要搭上一块长长的跳板才能上船。踏上跳板，板子颤悠，船也晃荡，一不小心就掉进河里。董老没等我接牵着大男孩的手走上跳板，就对小孩说：“莫慌，莫慌。”我连声说：“小心，小心。”董老到船上后对我说：“要随时防备空袭，指挥过河的同志催得急，不能因为我们耽误了时间，影响后边部队的行动。”董老见我着急的样子，亲切地说：“小刘，你要记住，越是危险的时刻，越要冷静。”在危险时刻，董老总是从全局出发，沉着冷静，首先考虑大局，从不考虑自己。

　　我们一行撤离延安，途中经过兴县、临县、五台山、阜平，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一路劳累、艰苦，但充满胜利信心，于5月初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陈南庄，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等首长的热情接待。

　　从西柏坡到北京我一直跟随董老，直到1951年在董老身边一共6年，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我的座右铭。后来董老送我去华北军政大学文化补习班学习，又送我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我才离开了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