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日子

从南昌到上海
北伐军分三路出师，在1926年冬，东路已由福建进占浙江，西路由湖南进占汉口。总司令部在中路，于11月8日穿棉衣时进入南昌。自北伐出师以来，我沿途亲眼所见，各军连队政治指导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工作做得好，纪律严明，不侵犯民众利益。担架和运输由省港罢工工人担任，不拉伕，这是军阀部队所做不到的。所以革命军所到之处，老百姓不害怕、不逃避，出来欢迎，农民送茶送水，送信带路，革命军能随时了解军阀部队的行动。苏联顾问团都跟着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不骑马也不坐轿子。在攻坚的时候，调动山炮集中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往往起了决定战役胜利的作用。总之，北伐的胜利进军，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决不是仅靠某个人所起的作用。
进入南昌城，满街满巷，人山人海，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小纸旗，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欢迎北伐军”、“打倒军阀”的标语。过了一天，在一个大广场上开庆祝和欢迎大会；蒋介石讲了话，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讲了话，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不几天，蒋介石派我和金佛庄(警卫团长)分别化装秘密去上海。金佛庄是送信给陈果夫的。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是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时的好朋友，这时住在上海，专为黄埔军校招生和担任策反活动。蒋介石嘱咐金佛庄必须把信当面交给陈果夫。我是被派送信给陈洁如的。这时陈已由广州回上海，在广州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时，我同她很熟的。我和金佛庄由南昌动身，因为沿江从九江以下仍然是孙传芳势力盘踞着，我们都化了装，从九江搭外国轮船到上海。金佛庄身穿西装坐在官舱里，冒充上海洋行买办。我化装成老百姓，临时买了一件破旧的长棉袍，坐在统舱里，拎个小包袱，带两件旧衣服。我是口头传达，也没有信，神态自若，一点也不紧张。轮船靠下关码头，孙传芳军队的稽查人员上船检查，我在统舱里和男女旅客混在一起，他们不注意，看了一眼就过去了。在将要开船的时候，我看见稽查人员把金佛庄用绳子捆绑带上手铐押下船去了。后来我由上海回南昌，代理警卫团长竺秋告诉我，金佛庄已被军阀杀害了。我一路平安到了上海陈洁如家里，她一见我来，非常高兴，问我怎么宋的，我把沿途情况大略说明了之后，接着就把蒋介石叫我向她口头传达的各点，对她一一说明，她更加高兴。所说的各点，除些生活上的事情以外，重要的一点是要她一切听陈果夫的话。我把金佛庄送信给陈果夫已经出事也向陈洁如说了。我要求带封回信回去。
陈洁如给我200元，叫我休息几天。我就住在她家的一个亭子间里，一日三餐，都到街上馆子吃。她有工作，日里不回来，工作情况我不知道。这时上海仍然被军阀盘踞，北伐军的东路军还在浙江，尚未逼近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在发动上海工人举行起义。我们住在租界里没有危险。不几天，上海大风雪，天气骤冷，我衣服单薄，受了寒，在亭子间里发高烧。陈家一个老妈妈看我病了，打电话告诉陈洁如，她回来立即叫我到上海一家外国医院住院治疗，一住就是两个星期，病才痊愈。我在卧病期间，非常着急，我来送信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立即回南昌复命，耽搁日子过多了，我怕回去受申斥；又怕战事发展，总部或有移动跟不上，所以一出院便请陈洁如写信证明我因病耽搁。陈把信交我，我即到轮船码头，购买外轮船票。第二天坐船回南昌总部，见蒋介石，果然不出所料，他怒容满面责备我：“叫你早点回来，你怎么耽搁这许多天，你干什么啦?”我说我病了，并把陈洁如的信递给他，他看信之后才息怒。我又把金佛庄情况向他报告，他说：“你再休息几天回队去吧!”
过两天，代理卫士队长竺鸣涛对我说，他已调充交际处副处长，叫我回卫士队工作。这时天气已渐渐热起来，从上海回来已快要换单衣了，在短短的时间里，却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原来派一班卫士在苏联顾问室的，却回到队本部来了；管理苏联顾问伙食的副官范克明，也回到副官处工作了。我有点诧异，问副队长詹子文，他说：“在一个月以前，苏联顾问全部离开走了，政治部的工作人员也都走了。”这情况说明蒋介石已准备改变联苏联共的政策，而我在当时却还莫明其妙呢。
北伐军攻占长江中下游
我回卫士队后约10天左右，北伐军总部即由南昌出发继续前进。参谋处长陈焯告诉我，北伐军与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贺胜桥两次激战，双方死伤很重。过了几天，走过这桥上时，桥下的死尸，从水里浮上来，好象鸭子一样，臭不可闻。不到10天，北伐军攻入汉口，吴佩孚向河南溃退。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在出国期间，由谭延闿代理。汪精卫从德国启程回国途中，北伐军东路军由浙江进逼上海，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共领导下，举行第三次起义，北伐军入城。北伐军的中路即总司令部这一路，由南昌、九江攻下安徽省会安庆，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降。我们部队在进入安庆城时，陈调元送许多猪羊酒席犒劳，蒋介石命陈调元负责安徽军政事宜。在安庆住两天，向芜湖、南京进军，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北伐军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军阀部队溃退至陇海铁路迤北，两相对峙。
从汉口直驶上海
当中路军向南京进军的时候，我跟随蒋介石到汉口，说是有重要的事。后由汉口乘中山舰和另一只军舰，沿江顺流而下，3月25日泊下关码头，在江面停留数小时。他站在甲板上叫我去，向我上下打量，熟视良久，我摸不透他是什么意思，后来他说：“你去把温建刚(总部中校副官)姚某两个叫来。”及至二人来到，他派温建刚为南京公安局长，姚某为电报局长。我这才明白，刚才他看我一下，是想派我去的，大概又想这里的警卫工作少不了我，或者是其他原因，又不叫我去了。温姚二人下舰去后，即命令舰长吴杲明直驶上海。
3月26日晚，我们下了兵舰，下榻枫林桥交涉使署大楼，休息片刻，即乘汽车往公共租界西摩路访宋子文。在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有个铁栅栏，每天夜晚，栅门关上，中国人不得出入，有两个巡捕站岗，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中国人，照例在那里巡视。我和蒋介石坐一辆小汽车，还跟随两辆卫士车，全副武装，来到铁栅门前，栅门已经关上，只好停下车来，我即下车向巡捕打招呼说：“我们是北伐军蒋总司令的汽车，请你们开门。”那个外国巡捕向中国巡捕打个招呼，互相会意，立即打电话报告巡捕房。约等一刻钟，有两辆摩托车坐着两个法国军官，带着两个中国巡捕，来到铁栅门前，铁门打开了，法国军官对蒋行军礼，并说：“欢迎!欢迎!”于是两辆摩托车在前面作向导，我们三辆车跟着开入法租界，一直到西摩路宋子文住宅。法军官去后约一小时又回来了，说要见蒋总司令当面送给三张可以自由出入法租界的派司。于是蒋介石和宋子文接见了这两个法国军官，接受了这三张派司。宋子文说的是英文，我不懂，法国军官告辞，蒋宋同他们握手，两个军官走了。宋子文将三张派司交给我保管，当晚就在宋家吃晚饭。宋子文这个时候是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他是因公由武汉到上海不久。他的家一向住在上海，他家里人口很多。
四·一二前在沪宁的活动
3月26日在宋宅晚餐桌上，坐着宋老太太，面色安详，不多说话。座上还有宋霭龄。到 9点多钟，从外面进来一位姑娘，一进门就上楼去了。我不知道她是谁，便问那看门的人，回答说：“她是宋部长的妹妹宋美龄小姐，在美国留学刚回来不久呢。”大约过于一个多小时，将近u点，蒋介石才告辞下楼。他已同宋子文说好，所有随从人员都住在宋宅。他带着我和两个卫士一同乘汽车到迈尔西爱路陈洁如处，我和两个卫士住在亭子间里。
3月27日早饭后，陈洁如的住宅里不断有客来访，首先是陈果夫，接着是吴忠信(安徽人，当时任淞沪警察厅长)、杨虎(上海警备司令)、黄郛(膺白)、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等，张静江(浙江省主席)也从杭州来见。。还有许多记不起了。
1927年3月底，蒋介石派白崇禧掌握苏浙两省军务，调何应钦卫戍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各省实行“清党”；4月12日，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大批工人与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国内政局风云突变。
蒋介石于4月15日从真如车站，乘上一列花车，驶往南京，只在苏州停了一下，他第二个老婆姚冶诚带着小儿子纬国上车来见蒋，不几分钟就下车回去。车到南京下关，前来欢迎的人很多。蒋介石下车后即乘小轿车驶至他的住处丁家花园去。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统辖苏皖大部和浙江、福建、两广等省，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宁汉分裂。武汉政府统辖湖北、湖南、江西和河南大部分。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由陕西向河南进军，表示服从武汉政府的领导。在长江流域一时出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国民政府：一个以武汉为中心，一个以南京为中心。
焦山之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尚未有军事冲突。武汉的北伐军配合冯玉祥，攻占郑州、开封；蒋介石也进行北伐，占领徐州等地。就在这样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南京国民党中央批准蒋介石休假10天，蒋决定到镇江焦山休息，派副官会同镇江公安局长俞奋 (子厚)筹备在焦山寺内住宿。
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信，派我到上海去面交孔夫人。上次我在宋宅，还不知道那位宋子文的姐姐，就是孔祥熙的夫人呢，这次到了孔宅见孔夫人，一位大姑娘叫我上楼去见。见面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孔夫人就是宋霭龄。于是我交上蒋介石的亲笔信，她含笑看信，看了之后，高兴地对我说：“知道了!总司令约三妹在15日到焦山去玩，好吧，你就住在我这里，等到15号走罢!”这一天正是5月13日。
5月14日下午，我到北火车站，打算预购明天的车票，见着站长，说明来意。他问我：“你是来接蒋总司令的朋友去镇江的吗?”我说：“是的。”他说：“不用买票了，我已经预备好了一辆蒋总司令上次坐过的花车，挂在明天上午8点钟开南京的特别快车的车头后面。”并笑容可掬地问：“你看好不好?”“当然好啦！”我高兴地答道。随后就回来告知孔夫人，她也很高兴，坐在她一旁同时听到我说话的三小姐－－宋美龄，也嫣然一笑。孔夫人接着说：“你辛苦了，这里有一张戏票，你今晚去看戏，明天早晨7点半钟上车!”我怀着满意的心情，下楼问门房老头：“孔夫人叫我今晚去看戏，我不知道去哪里看?”老头把戏票拿过来一看，说：“这是天蟾舞台的票子。天蟾舞台在四马路转角，今天的京戏可好呵，是梅兰芳的‘天女散花’，你好眼福呵!”
我去看了戏，不大懂，只是觉得娓娓动听，使人心旷神怡。散戏后，已经深夜。缓步回到孔宅。
一觉醒来，已经6点，吃过早点，等候夫人下楼。7点半，孔夫人、三小姐和另外一位中年妈妈，一同下楼，上了汽车。7点50分到达车站，一进站就望见那辆花车，站长来打招呼，我们一行登上花车。孔夫人宋霭龄一个人回去了。”一声汽笛，离开上海北火车站。
下午3时许，火车进入镇江车站，车站上有警察警戒。蒋介石已等候在站上，他不穿军装，换一套华贵笔挺的西装，戴一顶高级草帽，足登白皮鞋，神气十足，背后有一排卫士和公安局长俞子厚；车站站长站在月台上，指挥火车停下。正好花车停在蒋介石的面前，他即走上花车，同宋美龄见面。握手既毕，他急忙把宋的手提包抢在自己手里。缓步下车，改乘一辆新式轿车开到江边，换乘小汽艇，直驶焦山。焦山位于长江之中，来往必须乘船。山上有个大庙，和尚并不多，游人也不很多，环境非常幽静。
蒋、宋在焦山，每日早出晚归，游览这一带的名胜古迹。有一天到了一个清朝做过大官的家里，壁上挂着一幅唐伯虎的画，两人赞赏了一回。中午在一家有名馆子吃饭。
这样一晃就是10天，蒋介石带着卫士排回南京，叫我送宋美龄回上海。
枪毙王天培
5月间，蒋介石销假回南京后，他把卫士队扩充为卫士大队，原来160多人。扩大到400多人，我升充卫士大队长。6月10日，冯玉祥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武汉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6月19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反共，宁汉合作。7月15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也开始“清党”反共，从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有一天，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师长以上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我离不开，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了个礼，问他：“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他进入会议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培，便很严肃地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崇禧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徐州战役中，被敌人(孙传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饷等等……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一到湖南，成立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其资格之老，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一直注视着，大概是预先布置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枪毙了。
第一次下野
在南京每次召开中央高级会议时，都由我会同首都警察厅派巡警大队，以及南京卫戍司。令部派便衣稽查人员共同担任警戒。我只负责警戒，会议的内容我不能知道。蒋介石每次开会，总带着一个速记员，把会议的情况和他的讲话都记录下来，整理好了再给他过目。这个速记员叫林春华，广东人，是黄埔军校一开办时，就跟随蒋介石的。他同我们侍从室人员生活在一起，他也佩带着手枪，同我们都很亲近。1927年8月初，在中央党部开会之后，他把会议记录全部整理好，送去给蒋介石，适巧蒋的室内有客，他不能进去，等候在外面，同我一道休息。我便问他：“这几天中央党部开会，有什么决定?”他简要地说：“会上，孙科提出，先生(指蒋介石)有种种错误，目空一切，骄傲自大，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自恣，要他出国休息，还有古应芬、邹鲁等(多数是广东人)附议同意；另外如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顾孟余、何成溶等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北伐尚未完成，正在准备继续进行，需要团结一致，认为先生不可以离开北伐军总司令职位。经过双方热烈的争辩，举行表决，主张先生出国的占多数，于是就决定下野了！”他说完后，气愤地说：“这个决议，要先生下野，有人提，也有多数中委同意，真是怪事！”我听了，如冷水浇背，也确实感到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次日，蒋召开军事会议，所有在宁的师长以上的都参加，约有百人左右。蒋即将前一天中央党部开会的情况和决议，告诉大家，并说：“我即将离开大家，以后大家一切听党中央的命令，我到何处去，尚未决定。”当时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中，有的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有的是一开办黄埔就参加的，有的是东征讨伐杨、刘时扩充起来的，还有的是北伐后整编扩充起来的，他们同蒋介石各有亲疏远近，态度也就不一样。等到蒋介石的话说完了，有很长时间默默无声，没有人发言。终于打破沉寂的是参谋长白崇禧首先发言，他说：“党中央既已决定，我同意这个决定，同意蒋先生出国休息一些时间。”接着李宗仁、李济深等发言，均同意中央决定。接下去是东路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发言说：“既然党中央决定，多数同意中央这个决定，我也同意总司令出国休息。”至此，到会的百余人中，已有三分之二表了态，同意蒋介石出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表态。具有决定性的几位高级将领，都已表态同意蒋下野，所未表态的都是中级骨干。接着卫立煌发言，他说：“中央要总司令出国，到底休息多长时间，是到哪一国去呢?现在北伐正在进行，要完成统一，总司令出国时间久了，是不利的。”在卫立煌发言之后，引起未曾表态的三分之一的将领，纷纷举手赞成卫的提议，会场空气，非常紧张。最后，蒋站起来作了简单的说明：“中央既有决定要我出国，时间没有明确规定，别的没有什么，希望大家听中央的命令，安心工作，把队伍带好。”于是就宣布散会了。
散会后，蒋介石回到丁家花园。晚饭后，就有许多忠于蒋的将领前来看蒋。我回忆得到的，首先是卫立煌、陈继承、顾祝同、蒋鼎文、刘峙、钱大钧、谭曙卿等。谈话的内容，我就听不到了。李、白和中央委员没有来，元老派也未见到。
从南京到溪口
8月12日晚上，在丁家花园里，蒋介石的面色微觉阴沉，接待来宾时表面上如同平常一样，没有愤愤不平之色。夜色渐渐地深了，当他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回室之后，稍坐片刻，沉思着绕室踱来踱去。
13日上午，蒋介石命令副官处准备火车回浙江，叫我带着全部卫士队跟他回去。中午12点左右，卫士大队除留下一个班跟着我随从外，其余全部上了火车。下午2时，蒋介石上了火车，仍然是一列花车，但是送行的人可不热闹，只有副官处长胡承祜、参谋处长陈焯、交通处长陆福廷。总司令部其他人都没有来送，高级将领也没有一个来，中央委员等要人也没有来送。车站上冷冷落落，也没有戒备，也不引起行人的注意，比起4月上旬来到南京时那个场面，相差太远。来时热火朝天，去时秋风萧瑟，使我不禁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感。
火车不是专车，而是挂在2点30分开的京沪特别快车上的，到达真如车站，已是7点多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淞沪警察厅长吴忠信，以及总司令部的顾问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主晓籁等，已在车站恭候。火车一停，马上上午与蒋相见，约停半小时。他们去了，火车就改挂车头直开杭州，约11点，到杭州城站。前来迎接的有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省军事厅长兼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朱世明、驻杭编训的补充团长王世和(黄埔军校一期生)、浙江盐务缉私统领孙常钧(黄埔军校一期生)等，他们鱼贯上车与蒋见面，请蒋下车，共同陪同到已经准备好了的临时驻地“澄庐”。上楼之后，已将夜半了，除张静江、蒋伯诚留下外，其余的人都各自回去了。张、蒋谈约一小日寸之久(这个时候，我才认清张静江，原来两腿残废，行动都要两个人抬着)。他们共进夜点之后，才告辞回去。卫士大队也由朱世明派车运至澄庐，住在楼下。在澄庐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蒋介石在澄庐打电话给蒋伯诚，叫他通知新编第五补充团团长王世和，一同前来澄庐。他二人来后，蒋介石叫我一同听他所要讲的话，他说：“这个卫士大队是由东征军宪兵排经过党军司令部卫士连、直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队，逐渐扩充起来的，新成立不久，宓熙升任大队长也不久，他跟随我多年，是很忠实的，现在年纪还轻，军事学识还差，以前在军校，只有几个月，就随军出发了，还需要继续深造，因此我想把这一卫士大队，编入王世和这一补充团，将宓熙等22人派往日本去学军事。”说时便将22人的名单交给蒋伯诚，要他以浙江省防军司令部的名义，办好出国手续。这 22个人中有宋希濂、葛武柴、潘佑强、杜心如、牟廷芳、周天健、刘伯龙、李秉中、娄召凯、魏人鹤、宓熙、竺鸣涛、彭孟缉、杨善余等，其余我记不得了。
当蒋伯诚接受了蒋介石的面示后，我即立正说：“报告先生!卫士大队既编入补充团，先生回奉化?要休息一段时间的，谁来保护先生呢?现在既然有人反对先生，就不可不加意戒备，以防万一，这个保护先生的任务，我责无旁贷，我不能也不愿离开先生。”蒋伯诚、王世和二人听了我的报告，立即表示同意，蒋伯诚便对蒋介石说：“王世和的补充团和卫士大队一起由杭州调到宁波训练，以便随时保护总司令的安全，如何?”这样蒋介石也就同意了，说：“好吧！”于是蒋伯诚面示王世和，即回去准备调防。卫士大队除由我带领一个排保护蒋介石外，全部编入补充团，开往宁波。 　　蒋介石在杭州澄庐住下，每天游览西湖名胜。头一天，张静江、蒋伯诚和杭州市长周象贤都来陪游。还有他的大哥蒋锡侯这时在杭州任海关监督，也来陪同游湖。张静江因行走不便，第二天就不来了。岳坟、玉泉、灵隐、天竺都去过。从三潭印月到蒋庄时，蒋锡侯诙谐地说：“到了我们自己的别墅了。”大家都笑了，便坐下吃茶。中午总是到楼外楼吃饭，蒋介石因牙齿不好，很喜欢吃软的东西，糖醋鱼就是顶适合口味的名菜了。他们一起所谈的也都是些风景古迹，也不断有笑声，看来颇为悠闲。几天后，蒋就乘汽车到溪口去了。
溪口小住
溪口是奉化县的一个小镇，在宁波西南39公里，有公路可以直达。沿着剡溪北岸，有3里路长的一条长街，约有六七百户人家，低房浅屋居多，没有象样子的商店，只有几家小杂货店、酱酒店、米行、面店、小饭馆子、茶馆等等。还有一家盐店，囤放着十几包食盐，是蒋家开的。别的便没有什么可观的了。这里水产很丰富，蚶子尤其出名，叫“奉蚶”，农副产品也还不少。
我们汽车到武岭门前下车。溪口是个山乡小镇，武岭门却象一个城门。据说蒋家先世由武岭迁来，建筑此门作为纪念。城门正在街的东头，一进城门就进入镇内。武岭门的左侧临溪有一小山岭，屹立溪岸，岭上乱石嶙峋，树木很少，有谷有壑，还有石矶，露出水面，可以垂钓。看来倚山傍水，自然景色是美好的。
由武岭门前走，不多远，就是蒋宅。蒋家的大门，面临大街，隔条街就是溪水。溪的彼岸，就是山岭，正对着蒋家大门的山峰叫笔架山。蒋家有楼房十余间，都是蒋介石上代建造的，仍然是原来式样未动。这在溪口镇上，要算是比较好的房子。据说在蒋介石当了总司令之后，堪舆家来献殷勤说是这个宅子风水好，房子不可乱动，因此蒋家的楼房，一直没有改建，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蒋介石在广州当黄埔军校校长以前，回来过一次，到这时已经有五六年没回来过。他一进大门，慢步向里面走。原来我们在杭州动身回溪口的头一天，蒋锡侯已先回溪口，家里也，知道他要回来了。当他已经进了二门，还未见里面有人。突然由外面跑进来一个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一头钻进里院，大约是蒋锡侯家里的人，到里面去报信。正当我们走进一个小天井里，走到一株冬青树旁边时，从里面出来一位40岁左右的缠足妇人，那个刚跑进去的小姑娘，也跟在后面。这位妇人气呼呼地不由分说，手指着蒋介石，一面哭、一面大声地诉说：“你今天怎么舍得回家来?你把我的儿子送到外国去，一去多年没有信息。你要还给我儿子!……”我们这些随从者都为这个突如其来的事怔住了，谁也不敢吭声，空气十分紧张。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这是校长夫人毛氏了。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上前劝解，那个小姑娘也不说话。当时我想最好蒋锡侯能出来劝解，他到哪里去了?可能是有意回避!我很同情毛氏，也不敢上去劝解，只有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看蒋介石的面孔，他不生气，也不着急，一句话也不说，也很为难的样子，走上前去，搀扶着她，慢慢地走进里面上楼房去了。
毛氏住在正面三间朝南楼房西头一间的楼上。楼下三间厅堂，有一长条桌，上面摆有四五尊佛像，前面摆着香炉，有个小木鱼，香炉里插着几根线香，桌上有个素油灯，一望而知，是毛氏念经拜佛的佛堂。我们一排人就在这里休息。
过了一些时刻，毛氏一个人由房里出来招呼我们说：“你们跟总司令一路来到我家，都辛苦了]我不能好好地招待你们！”她那和气的面容，凝重的风度，使我肃然起敬。于是我和排长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礼，并说：“我们都是总司令的部下，也是总司令的学生，你是我们的师母，用不着招呼我们，请师母进房里去陪总司令吧！”她听了很高兴，面带笑容进房去了。当晚蒋介石就住在家里，我们卫士排也就住在客堂里。
约八九点钟的时候，新编补充团长王世和由宁波驻地来见蒋介石，向他报告调到宁波驻扎经过以及布防情况。他报告完毕出来同我们招呼，看到我们30几个人住在客堂太挤了，便对我说：“我家就在隔壁，还可以想法子腾出一间房给你们住。”于是我同他一起去到他家。他父亲约50多岁，身体满健康，腰杆笔挺，不象个庄稼人。王世和给我介绍，我向老人敬礼，叫一声“王老伯”。老人很高兴，就谈起来了，他说，他以前是在蒋介石身边当卫士，长期服侍蒋，是蒋的贴心人，因为年纪大了，又有病，于是请长假回家养病，叫儿子世和代替父亲去服侍老主人，就这样世和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转到浙江省当保安训练团团长了。又谈些别别留我吃鸡蛋面，约一个小时，我才回蒋宅休息。
我这才明白，蒋介石在杭州为什么叫卫士大队编入王世和的补充团，保持着卫士大队不动?又为什么叫王世和这个团开到宁波担任卫护?原来王世和与他有很深的关系。蒋介石用人十分重视培植私人亲信，自从成立黄埔军校以至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都是以军校教官为高级军官，以黄埔生为下级军官，逐渐发展为庞大的号称“中央军”的嫡系部队，同时又以浙江人为核心，逐渐控制着党政军各个部门。我们卫士队也是如此。
第二天早饭后，蒋介石身穿长袍便服，象个商人的样子。这样打扮，还是不多见的。他叫我只带一班卫士，跟着步行出去。这时他的大哥蒋锡侯(介卿)一早也由自己家(盐店后面)走过来，兄弟两个一同到东岙去扫母亲王太夫人的墓。出了家门，他兄弟俩坐上轿子，沿街西行，向西北转约三四里至东岙上山，一条专通墓地的鱼鳞石子路，蜿蜒而上。走到半山坡，有一碑亭耸立在路旁，刻有孙中山先生民国1Q年11月23日所作的祭文。再上到达墓地，很醒目的四个大字横列在墓前：“蒋母之墓”，具款为“孙文题”。上面又横着“壶范足式”四个字，略小一点；两边嵌着一副对联，为张人杰书：“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另外有一方墓志铭，有志有铭，志系汪兆铭作，铭系胡汉民作，字系大书法家沈尹默手笔，均系民国10年安葬时修置的。此次蒋氏兄弟前来扫墓，也是一般的，没有准备什么祭品，坟前一片不大的平地上铺着方石板，正中有一小块突出的好象蒲团，专留供磕头礼拜之用。蒋氏昆仲依次行叩头礼，接着我们每个去的人，都依次行礼。在墓前环视远眺，墓门为了迎接北面来的磅礴山势而向北，看来好象正南正北。但从前讲究风水的，一般不用子午向，总要偏一点，大约是壬丙向，或者癸丁向。对面山势由远而近，一层一层地紧扣着，好像一条游龙，奔腾而来，越来越紧，到墓前稍微拱成一股小山脉，一直通到山巅，墓穴就点在龙脉的头上，好象弥勒佛的大肚皮一样，穴点在脐上。西面山岚最盛，向东环抱，一直向南倾泻，一转头由南向东南而跌宕成五陵；—条剡江象一条腰带由南来向东南流去，正落在墓地的东面。这个墓就成为山环水抱的局势。我不懂风水，听守墓的老者讲得头头是道，津津有味，我也只好将信将疑了。当初在民国10年修墓的时候，满山都种上马尾松，才几年工夫，长得还不大，大树不多。扫墓既毕，循着石板砌成的小路，直趋雪窦寺。
雪窦寺逗留
雪窦寺是四明山区有名的古刹。群山万壑，自北向南倾泻，在雪窦山的前坡，形成一个大壑。有溪水两道，从山顶曲折而下，流到前面汇合成一荷花池。池边一峰横陈，恰好象锁住这个大壑口一样。这座古寺，建筑在两溪之间，面对着横峰妙高台。寺始建于东晋，至今寺内有大小两株白果树，有四个人合抱那样粗，传说是汉朝遗留下来的，迄今约有2000多年了。寺的规模不大，有20多间房，有10来个和尚。蒋氏兄弟对这个寺是熟悉的，小的时候也都来过。庙里的和尚，对溪口蒋家当然也是熟悉的，今天作为不速之客，来到庙门，他们并无人出迎。我们一行走进了大雄宝殿，一位和尚满面春风地迎出来，两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欢迎!欢迎！”这位大师父叫太虚法师，是来雪窦寺讲经的，远近驰名。听说他精于星相，所言多奇中，但不轻易给人谈相，只有在他高兴的时候，略谈几句，稍露即止，不肯多说。和尚请蒋介石到方丈室里坐，蒋介石叫卫上不要入内，只有蒋氏兄弟和我及排长李振福共四个人进入方丈室，小和尚送茶点上来，他们就谈起来了。
和尚一开口先奉承一番说：“总司令从广东出师以来，所向披靡，不到一年，即底定长江流域。”接着又说：“令堂的陵寝，是一道龙脉，宛如一尊弥陀佛，有印山、有明堂，左右环抱，真是天造地设，不久还要发达。”和尚说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越说越起劲；蒋介石听得很入神，笑逐颜开，越听越高兴。自南京宣布F野以来，没有这样的喜悦，在座的蒋介卿 (锡侯)，当然也很高兴。
和尚说了一大套，蒋介石才回答说：“师父未免过奖了，我实在不敢当，我谈不上有什么功劳。我现在已是在野之身，不久就要出国去了。”和尚听了很惊讶地说：“什么?你怎么是个在野之身?我不相信。”蒋说：“师父，我说的是实话，是中央作了决定，叫我出国，我在家住不多久，就要离开了。”和尚再问一遍说：“是真的吗?”答：“是真的。”于是和尚沉默了一下，略微地皱眉思忖，有顷，和尚问蒋介石的生辰，蒋介卿代答道：“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于是和尚就在室内的经架上，取出一本什么书，翻开来查看，案上有一个圆木盘，上面有许多圆圈，有黑字，有红字，盘子里面有许多红纸卷子，和尚要蒋介石抽出一个小卷，交给和尚看。和尚走到经架边，取出一本什么东西，把蒋所抽出来的那个小纸卷，仔细地认真地聚精会神地查对，又掐指推算了一番。室内空气十分寂静，大家注视和尚的动作。和尚一本正经地站起来，走到蒋介石面前，双手合十，毕恭毕敬，煞有介事地向蒋介石行了个礼，面带笑容说：“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今年流年是丁卯，犯天狗星，所以交秋之后冲动，不死也受伤，但正在行运，后福无量，决无妨碍，远则两年，近则一年，必然东山再起。那时总司令的权位，要比现在高，贵不可言。明年流年戊辰，非常顺利，东山再起，没有问题。这是贫僧凭总司令的八字命运，推算出来的，决无虚言，因此贫僧预为祝贺。”当时蒋介石听了和尚一番话之后，表现得非常高兴，连声称谢。
蒋介石又对和尚说：“我因为出国手续尚未办好，还要有几天等待，我想住在这里，也好便于多领教益，如何?”
和尚一听，非常高兴，连声说：“欢迎!欢迎!”蒋介石站起来贴近他大哥的耳边说了几句，介卿点点头就走出庙门，我即派了两名卫士同他一起下山。介卿去后，和尚仍然陪蒋介石闲谈，又陪着他巡视庙的周围，一五一壑，都纵情游览。过了两三个小时，介卿带着两个卫士，挑着行李来了，另外还带来一个远房的侄子蒋某，挑了一担炊事工具等，一齐来到山上，介卿当即拿出一个纸包，交给蒋介石，他当即亲手交给和尚，并谦逊地笑着说：“这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和尚微笑地接了过去，连声说：“谢谢，谢谢。”这时我明白了，介卿去时附耳所说的是什么。和尚把自己住的方丈室，腾出来给蒋介石住，我们住在东厢房，一排14间屋，很宽敞。就这样，我们在雪窦寺住了11天。
第二天上午，和尚陪着游览庙的附近的一些风景，一同观看千丈岩，下午我们游览了妙高台、御书亭。步行爬山，不能跑得太远，早点回寺休息，晚间及早入寝，天气已渐冷，我们烤起木炭火盆。第三天休息一天，第四天早饭后即出发，跟着轿子，游三隐潭，路比较远，也忘记了有多少路，只记得走了两三个钟头。这个潭很深，两面陡壁峭立，有如刀劈斧削，两岩中间，瀑布倾泻，奔腾澎湃，声如雷鸣，实为壮观。这一天回来很疲乏，象行军那样的劳累。接下去，就不断有军政人员由杭州来，也就不能出去游玩，我们也就得以多多休息。直到离开寺的前一天，先后来访的计有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省防军司令蒋伯诚、保安处长朱世明、驻杭整训的陆军军长陈继承、新编补充团长俞济时、冯圣法、上海警备司令杨虎、警察厅长吴忠信、驻江苏镇江的军长顾祝同、驻苏州的军长钱大钧、驻无锡的军长刘峙、驻安徽芜湖的军长卫立煌等。他们都是先后个别来到溪口的。有的吃一顿饭就走了，有的见蒋后即刻就回去了，他们所谈的内容，我无从听见。
从溪口赴日本
我们来到溪口蒋宅，王世和已经把汽车卡车等等行装都准备停当；蒋介卿已在宅内等候。蒋介石进入内房，约半小时之久，才同介卿一起出来。毛氏和一位比她还大的老太太以及两个年轻姑娘，我都说不出她们是什么亲眷关系，一齐出来送行。当时我注意看到毛氏面色沉郁，两眼红肿，一定是哭过了，一语不发，呆呆地站着依依不舍的样子。我看蒋介石在这样紧张气氛之中，面色也带沉郁，很不自然地力予克制。
蒋介石、蒋介卿、王世和三人坐在汽车后座，我同司机并排坐，汽车开了约一个多小时。车过宁波城外公路接口处，远远望见有军警队伍，学生队伍，人数不很多，排队整齐，等候欢迎。蒋介石命车停下，下车向迎接的人脱帽点头致意，一直走过了队伍，才登车直驶杭州。
约在下午二三点钟，到达杭州，迎接的有张静江、蒋伯诚和驻杭的一些军官，蒋介石下车同他们一一握手后，随即开赴澄庐，一起进入住所，只留下张静江、蒋伯诚二人，其余都回去。张静江、蒋伯诚准备一桌丰盛的晚宴，为蒋介石洗尘。
在宴会之前，蒋介石对我说：“这里你不用管了!蒋司令(伯诚)已另派人护送，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回家去同父母见见面，把家里安排安排，明天一早乘快车去到上海大马路东亚酒店三楼，找张群先生和一起出国的21名同学，等候着我!”我不禁泪如泉涌，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只默默地毕恭毕敬地向他敬了一个礼，回头就走回家，见着双亲，叙叙天伦之乐外，安排些家事作东渡的一切准备。
第二天一早就要离开，时间很紧迫，情绪也很紧张，随便吃了点心，拜别双亲和家里的人，坐上黄包车，带着出国的行李，到杭州城站上了车。中午到上海，找到东亚酒店三楼，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已有一二十人，我扬声一问：“这里有一位张群先生吗?”有一位上来反问我：“你找张先生有什么事?”我答：“我叫宓熙，是要去日本留学的！”于是好几个人围上来说：“我们都是去日本留学的!张先生是我们的‘管理员’，他有事出去，一会就回来。”20分钟后，张群回来了，他一见到我就问：“校长在什么地方?”我答：“他已由溪口到杭州，明天来沪，送我们上船，叫我向张先生报告的。”张群点点头，接着他给我一一介绍。晚饭后，他说：“时间还早，你们可以去看京戏，或者看电影。”大家都是四面八方集合而来，乱糟糟的，还没安定下来，日内又要远涉东瀛，谁还有兴致去看戏呢?结果没有一个人去。这一天晚上就住在东亚酒店。
蒋介石来到东亚酒店，同我们见面，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都是现任军官，年纪还轻，军事知识还不够，此次派你们到日本去学军事。日本的陆军是世界有名的，你们都是带职留学，应该自爱自重，很好努力，要遵守军校的纪律。张群先生是你们的管理员，要服从他的指挥，入学手续，由他来办。每人每月规定200日元，也由管理员发给。过两天，我也要到日本休息养疴，还要去看你们的。希望你们努力!”他讲完话，在那里吃了西餐之后才走。下午3点钟，我们上了日本轮船，4时开船。我们东渡赴日，在我们的生活史上，将展开新的一页。
以上就是我在蒋介石身边当卫士队长的一些情况。
作者：宓熙 点击次数：1272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上传日期：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