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的惨剧、闹剧与正剧 

　　原本是让小孩子快乐游戏的“躲猫猫”，2009年初突然变成了一个“社会敏感词”，原因是昆明市晋宁县看守所里拘押的青年李荞明2月12日意外受伤后死亡，晋宁县公安部门给出了“玩‘躲猫猫’撞墙”致死的解释。尽管后来晋宁县公安局用“瞎子摸鱼”来否认曾经说过“躲猫猫”，但是后者已经在民众、尤其是网民中扎下了根，成为继“周老虎”、“打酱油”和“俯卧撑”之后的又一个网络流行词语。

　　令人瞩目的情况不断升级：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通过网络报名的方式招徕了一批网友组成“调查委员会”前往晋宁调查，此举备受争议，最高检察院也意外派员“指导”案件的调查工作，网络黑客“攻击”晋宁县官方网站，而2月27日，云南省政府公布了“躲猫猫”案件的调查结论。

　　“中国网络知道分子”之一的云南籍网络人士“饕餮”表示，现在“公共事件网络化”越来越多的原因，是所谓主流媒体失职、失责的表现，互联网“乘虚而入”。主流媒体并没有给出对事件的质疑之论，所有“规范操作”给这起疑案留出了太多“虚”的空间，而当这个事件正要被其它海量信息淹没的时候，云南方面又组织了“网民调查”介入事件，从而导致舆论爆棚。

　　“躲猫猫”事件与不久前的“周老虎”事件、“天价烟”事件类似，都是由于悬念而导致网络舆情汹汹。不同的是，除了人命关天这一点之外，网民在官方主持下以一种具体形式介入现实政治之中。也正是因此，在“躲猫猫”事件真相大白后，网民的这次介入行动，依然处在争论的中心。

　　争议

　　2月21日凌晨，“躲猫猫”事件《调查报告》被发布到网络上，内容详尽记录了“调查委员会”在10多个小时里所听到、看到的情况，但是没有作出任何结论。于是，不少网民开始对这次官方发起的调查活动及得出的《调查报告》表示强烈质疑。调查行动遇到阻力，这一点本无悬念。除了有关部门依然在撒谎，会见并询问有关当事人、浏览监控录像等要求，也被当场拒绝。

　　“躲猫猫”未明了，“调查委员会”却被推向了遭遇质疑的地步，这应该是在伍皓等官员的预期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伍皓通过主动提及“五毛党”之嫌疑，并公开了发布、组织调查委员会之前与网友们的QQ聊天记录，力图显示个人在事件中的坦荡。不过，在聊天记录中，由于网友“风之末端”——也是调查委员会主任——向伍皓私下承认曾经通过写网文收取过政府有关部门的经济报酬，立即被广大网友“落实了身份”，引发了社会对政府管理网络方式的一些猜疑。

　　伍皓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表示不认可《调查报告》，“至少要把委员会的结论判断出来”。随后，“调查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也不断发表自己的独立观点与言论，有些内容甚至与伍皓针锋相对，显示出双方的关系并非之前有人猜测的“一丘之貉”。调查委员会的副主任“边民”就公开宣称，在调查受阻时伍皓曾说“调查受阻怎么不打电话来让宣传部协调”，难道我们这些代表都是些法盲吗？电话一打，就坐实了非法干涉司法的罪名，之后委员会的任何对案情的质疑都会因为这个电话而变成无理取闹。

　　在可以想象的舆论氛围里，类似事件的焦点最后往往会被归结到个人身上：伍皓，1970年4月生，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西藏、云南任新华社记者16年，2008年12月调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一篇“挺伍皓”的网文说：“躲猫猫”相关事件调查，就网络舆论的不可控来说，只有两种官员会去做：一种是还没有被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哲学所污染的人才会去做；一种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人才会如此奋不顾身。

　　“我对于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做法是持称赞态度的，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伍皓一样开明、敢于创新的领导干部。网友调查‘躲猫猫’是我继‘仇和新政’后在云南省看到的又一个欣喜。”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其开了邀请网民参与重大敏感问题官方调查之先河，网友调查‘躲猫猫’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让网友这个群体的地位在现实里得到了承认，而且是来自于官方的承认，应该将其做个记号列入史册，以后可以对比政府工作是前进还是倒退了。”

　　2月21日，中宣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开表示了对云南省委宣传部、对伍皓本人行为的支持，称“开创了宣传部门工作的一个新方式”，这样的消息让早已云集昆明的各家新闻媒体“为之一震”。对于本职工作为“引导舆论、监察舆情”的宣传部门的此次“破天荒”，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新闻媒体、法学界，或是社会民众中，都引起了极大争议，一时间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情绪热烈。

　　而西南政法大学的肖晖认为，利用网络和媒体的力量造势，由宣传部介入并且组织人调查司法事件，这是超越法律、以权代法的做法；调查委员会这一“法外组织”虽然肩负公民监督权的重任，但在法治社会里，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任何组织都不能开展涉及司法的调查工作。对此，伍皓事后也坦陈，“我确实也没有想到会有一些不可逾越的法律障碍”，而在此之前，他认为“网络舆论要用网络办法来解决”。

　　在肖晖眼里，由一个意识形态浓厚的官方机构来组织一群来历颇受质疑的网民进行所谓的独立调查，只可能是一场闹剧，对网友而言仿佛是一种恩赐。这样的舆论监督容易变成被操纵的假民主，演化为某些人的工具。伍皓对此的公开解释是：“我想大家把这个事情的性质误会了，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以后，公众对这个事实真相渴求非常急迫，所以我们宣传部门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公众了解真相，尽可能还原真相。”他还表示，“对网络的舆论一定要尊重、要敬畏，对网民的言论要善用。”

　　之所以宣传部门能够有此作为，其实是司法机关公信力的缺失、相应监督工作的不足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石鹏飞反对一味指责宣传部门。但他同样认为，这样的方式难以复制，因为社会成本太高，还要承受难以化解的抱怨与非议，“所有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在现实中落地，并非伍皓所希望的‘网络舆论能用网络办法来解决’。”

　　网友如何介入现实

　　在2月22日的网络在线上，伍皓表示虽然自己对调查报告不满意，但网民参与和舆论监督的目的达到了，至少对司法部门监督产生了效果。有了公众和网民的参与以后，司法部门办案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一拖几个月。

　　2月28日下午，“每天几乎都上网，最长的时间可以达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了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专访，第一次与网友在线交流，来自海内外的众多网友对他进行了提问。温总理表示：“想和网友交流是我期盼已久的，我觉得这种交流能使我看到网友的意见和要求，网友也知道政府的政策。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饕餮”表示，中文互联网最近几年中对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在对政府的监督方面已经取得巨大成绩，这个成绩的取得实际上也是一个互动甚至相互妥协的结果。质疑是网络的特征，“饕餮”就提醒人们注意，以往的情况例如南京周久耕或陕西周正龙，事发之初当地政府的表现是什么呢？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后来形成巨大压力，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这次云南方面至少正视并重视了网络舆情，并想办法来应对。

　　“但是我个人对此一直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我不认为中文互联网可以承担起填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个鸿沟的任务，网络论坛在当下就是一个声音的广场，它嘈杂、喧闹、密集、逆反；真实并虚假同在，激愤共玩世齐飞；真知灼见与别有用心对垒，苦口良药与庸医偏方同呈；汹汹舆情，不敌漠然无视；哀哀以告，无奈庙堂远高。”

　　在整个事件中，一直没有看见人大方面有什么声音和举动，但并不代表人大代表就没有想法。“老百姓希望通过上级部门行政授权，通过互联网、通过网友调查来解决严肃的法律事件，说穿了就是理论与实际、感情与现实的脱节。”昆明市盘龙区的人大代表蔡永霓说，“要说到外界的监督，人大才是最直接、最需要担当责任的部门。”

　　他表示，如果当时云南省委宣传部在组织调查委员会的同时，与昆明市人大积极联系、沟通，请人大出面主导和参与行动，一切事情就顺理成章了，那名副检察长就不可能阻挡人大的监督行为了，而且必须按照《人大监督法》的规定积极配合，调查委员会最后得出的《调查报告》就具有实际意义了。在由检察机关进行全面司法调查过程中，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人大可以随时介入检查、监督和听取报告，也可以等司法调查结果出来后再介入，“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人大可以依法启动程序，进行执法检查等工作内容，最终给老百姓一个真实的交代”。

　　社会承受的底线

　　2月24日晚10时左右，“躲猫猫”事件再度升级：晋宁县政府门户网站遭到黑客恶意修改和破坏。

　　当时该网站首页的公示公告、政务信息、领导讲话、政务文件、政策法规、统计数据、招商引资、文化旅游等栏目原有的内容都被替换成“俯卧撑、打酱油、躲猫猫，武林三大绝学！”除了一些图片无法删改外，所有的文章标题、图片的注释也都被改为以上字样。

　　显然，网友和老百姓的知情权没有及时得到满足，是触发这次网络暴力、事态升级的主要原因，原先只限于司法系统的问题，现在却上升到了一级政府的层面。真相一天不能公布，政府的公信力就会一天天地下降。

　　就在第二天，之前一直未露面的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突然公开表示：云南省委、省政府对此案高度重视，已经明确指示司法机关尽快依法查清案件事实，负责任地回应社会关切；此案按照法定管辖，原由晋宁县检察院办理，现已决定由上一级检察机关昆明市检察院主办、云南省检察院督办，最高检察院亦派员指导。他同时希望公众能对检察机关依法办案给予充分理解：“在李荞明死亡一案案发的次日，检察机关就迅即介入了案件侦查，侦查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欢迎和感谢媒体、社会各界对事件的关注和对司法工作的监督。”

　　果然，司法机关兴师动众的巨大力量于2月26日上午在晋宁县城公安局和看守所门前的大街上迅速展现，10多辆号牌以“云O”、“云OA”、“云OV”和“WJ”开头的高档轿车先是一字排开，后来又呼啸而去。27日下午，云南省政府召集了云南省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昆明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检察机关新闻发言人、昆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小凯称：“躲猫猫”事件已基本查清，李荞明系看守所内张厚华、张涛、普华永等“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殴打致死。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萍对李荞明家属致歉，称此案暴露了看守所存在的管理问题，公安机关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好李荞明一案善后工作。

　　两机关先后宣布：晋宁县公安局和看守所相关负责人以及当班民警分别受到撤职、记过和辞退等处理；晋宁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室主任赵泽云被免职；涉及司法责任的相关人员将被进行调查、追究。

　　有新闻媒体询问刘小凯“之前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网友调查团’是否合法”，后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感谢新闻媒体与网民调查委员会对案件的监督”。另有新闻媒体在现场要求公布看守所监控录像，云南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杨建萍表示：“由于晋宁县看守所监控设备损坏达半年，看守所未进行修理，所以无法提供监控录像。”

　　“这样的结论与之前晋宁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达琦明和晋宁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红兵等人对网友和媒体公开表示的内容完全相左，当中颠覆性变化的原因值得深思。既然是牢头狱霸打死的，之前检察院和公安两家仍然遮遮掩掩的原因耐人寻味，他们已经涉嫌渎职罪、伪证罪和妨碍公务罪。”昆明市的一名刑事律师分析说，“尤其韩红兵说看守所的录像是国家机密，但摄录国家机密的机器都坏半年了，驻所检察官都没发现？是不是录像里还隐藏了太多不敢公开的秘密？下一步是不是会把销售监控器的商人也抓起来交差呢？”

　　曾经做过多年法官的肖晖副教授表示自己了解不少监所的内情。根据他提供的情况，就监所内的被羁押者之间的施暴来说，应该说具有普遍性。其中有若干黑话，诸如“顶冰箱”、“闷烧锅”、“看彩电”、“躲猫猫”等来概括不同的施暴方式。“已经有学者提出若能将侦查权与羁押权分离，至少在制度上可以建立一道监督制约机制，使私刑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轻易发生，从而在制度上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无论怎样，网友们已经艰难地完成了一次“历史使命”，网络舆论监督这出正剧还要继续演下去，虽然善良的人们无不希望现实生活中不再发生类似的惨剧和闹剧。

　　(《南方都市报》记者贺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