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未拍完的闹剧

一场未拍完的闹剧(2006-12-26 19:13:04)   也许我的话说的很难听，有人婉转说是“话过于直白”，网民们更多的是认为我在说真话，于是许多媒体都在问“说真话的人要遭骂的，为什么你坚持说真话”。也有朋友与领导说“真话是可做但不可说的”。商人只要悄悄的赚钱就行了。也有些坚持自己观点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总是要有些人坚持说真话，否则这个世界就被假话所污染，让更多的人不知道真相而形成“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是一个法国人古斯塔夫·勒庞19世纪末关于大众心理研究的专著。他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就淹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就像中国曾经出现的红色海洋而将法定选举的国家主席都淹没了一样的现象。

而我更愿意说真话的原因则在于被欺骗的太多了。我不想被别人欺骗，自然也就不能去欺骗别人。说得多则在于，这个阵地你不用真话去占领，就会被别人用假话去占领。因此虽然有许多朋友让我少说一些，多给自己一些保护，但我还在说着一些皇帝没穿衣服的“傻话”。

世人大约都认为商人必须有诚信，也似乎认为除了商人必须诚信之外，“专家”“学者”“政府”“媒体”以及大众都可以没有诚信。商人确实必须有诚信，因此华远率先实行了“质量担保制度”和“业权”制度，被全国消费者协会评为信得过的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事件，华远也在各银行系统和税务系统等都被评为A级信用。

但更重要的是媒体应对公众诚信。毕竟一个单体的商人只能在某一行业或商品中保证诚信，但媒体是在对全社会的大众产生影响。如果媒体失去了诚信对社会的影响要远远的大于商人的危害。如果大众媒体在故意的制造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用扭曲的手段来歪曲事实，再广泛的传播，则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正在写博客时，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邀请我去做访谈，我回答他说“我不会再去了，因为我没想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会骗人。”他指责我为什么这样说，我答复他我会用博客告诉他原因。这正是我写这篇博客中的闹剧。

12月23日星期六下午，在中央电视台二套《商务时间》的大众影棚中，我不得不拒绝了一场被欺骗和误导的闹剧。

一个月之前，一位朋友打电话让我参加《商务时间》栏目的一台节目，希望能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大众媒体澄清一些社会对房地产业的误解，我同意了。

一周之前，《商务时间》发来了“关于是否应该公开商品房房价成本”的访谈提纲，并来人到我的办公室来进行前期沟通。我告诉她们几天前才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讨论过这些问题（23日、24日凤凰台播出的）。对立的效果不利于说清楚问题的真相，如果一个节目许多嘉宾没有充分的表达时间，无法澄清观点，反而会被节目编辑有选择的播出，造成社会舆论的不和谐。并且我建议她们换个话题。近一个上午的沟通时间中，我用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数据向两位不懂房地产的记者解释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事实，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向社会展示中国真实的房地产市场。要求节目组如果换话题应该通知我，并要事先告知我参加访谈节目的嘉宾都是哪位。我不打算参加无谓的对话。

从沟通到录制之间，我的秘书先后多次和节目组编导通电话。当我秘书告诉我参加的人员之后，我明确的表达了我不同意其中的某些人参加对话的意见，并明确的告诉节目组，如果这些人参加我就不参加了。直到录制的前一天，节目组告知我，我不同意对话的嘉宾不会到场之后，我才正式答复我会去参加的。

到录制现场的休息室时，没有人告诉我修改后的讨论话题，也没有人告诉我到场的嘉宾，但有人让我签一份确认书，内容是此节目录制之后，电视台有全部的知识产权，并可用于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包括机场、平面媒体、手机电视、广告等等。我曾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各种节目，从未签过此类文件。我一直认为中央电视台的录制只能用于我所参加的栏目的播出，但却被告知这是中央电视台的统一规定。我只能划去了这个文件中的几乎所有的不平等条款。专门注明此次录制只能用于此栏目的此次播出。签这份文件时，我就明确告诉记者，我不能签“买身契”，你们也无权用于其他用途，尤其是广告。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已然在内心中升起。

当我已经坐在演播台上时，仍没有人告诉我，我不同意参加讨论的嘉宾会到现场，直到节目录制到这些人出现在舞台上时，我才知道又被央视欺骗了。原来他们为了让我参加节目录制，故意用欺骗的手段，在明确答复我某些人不会到场之后，又用霸王硬上弓的方式，试图将生米煮成熟饭，逼我就范。

节目的话题也完全被编辑们修改了，更让我觉得不得不在现场录制中指出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修改的话题。再一次让我感到被欺骗了……

当然最终我中止了这场闹剧，收回并撕碎了我签的同意播出的文件。大众已无法看到这台被央视《商务时间》的制片人（也许节目已被央视外包了）和编辑们只为创造收视率而用欺骗手段导演的一种有严重破坏社会和谐倾向的场面。但我可以讲述几个场景，也许可以知道编导们的功力。

场景一：
演播室中摆开了对垒分明的阵线，一边的嘉宾是开发商，一边是购房人。似乎是摆明了要让开发商与消费者对立的一种局面。这边坐的全部是开发商，而对面坐的却是有购房人、也有想当开发商未当成的人和并没有成为购房者的群体。
当我们明确的提出开发商也是购房人，而不同意这样摆布时，编辑们并没有理睬我们的意见，却认为总要有一个对话的理由。
对话尚未开始，但我们已告诫编导们不要做不利于市场、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宣传，否则我们将中止录制。

场景二：
节目的开始主持人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编辑部年终总结，结果一个平时很懒散的编辑当了先进，原来是因为购房使其每月要还六、七千元的贷款，而不得不变的很努力工作，并因此成了房奴。”我立刻插话，看来央视的编辑们太腐败了。
我不知道编导们故意渲染的场景是想要说明什么，但我知道按20年贷款期计算，每月还六、七千元个贷的房子的价值应该在150万元以上，按30年个贷计算，房子的总价则应在200万元以上。首付款至少在30万元以上。如果第一次购房的消费都用这样的方式而成为“房奴”，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变得太疯狂了。

场景三：
导演们果然用的是“上帝让人疯狂就让人购房”的短片，想说明购房使年轻人都变成了“房奴”。一位购买了100多万元的一套房子而自称为“房奴”的人被请到了台上。但这位年轻人自述，因为爱情而在丈母娘的要求与支持下购买了一套住房，并未因此在要按月支付房贷的情况下而降低了自己生活标准。这位28岁的年轻人仅有五年的工作经历，就拥有了价值100多万元的住房消费，真是比我这一代人幸福不知多少倍呢。中国如果将这种消费能力者也称为穷人，那么中国就不需要建立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了。
主持人希望让发展商或观众席上的观众们同情这位“房奴”，但很遗憾观众席上支持者不多，于是主持人就想评选出最没有同情心的“开发商”。真搞不清开发商应是企业还是慈善机构或者是政府吗？节目主持者的用心何在呢？
我们明确的答复是，是否同情这位自称为“房奴”的人并不代表开发商是否有同情心。也不认为这位年轻人是个“房奴”，更不是政府给以保障的中低收入人群。
主持人说“房奴”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我明确的说明“房奴”这个词最早的出现不是在中国大陆的报纸上，更早是否有我不清楚，但我知道的是在香港金融危机之后房价大跌，让许多未还完银行贷款的家庭成为了负资产的时候。因为他们无法用出让资产的方式还清贷款，不得不成为房子的奴隶。
中国的房价在不断的上涨中根本就不存在“房奴”。当资产变现后不但能还清债务，并且有资产增值，又如何被资产所奴役呢？人们完全有自由的选择权，可以提前享受一种尚未还清债务的预期高消费，也可以做出任何其他的选择。而奴隶是没有选择权的一种被迫。连“购房者”阵营中的一些人都不同意和同情这种“房奴”的说法。
中国20—29岁年龄组的人群中，拥有私有产权住房的比例高达78.8%。其余所有每十年一个年龄组的商品房购房比例中，这一人群组最高。除了“代际帮助”之外，很重要的在于是否选择与收入能力相适应的消费，这恰恰也是此次中央调控政策中特别强调要改变消费观念的重要一环。
节目中引用的“冯仑说‘房奴活该’”的语言，同样只是媒体在说“冯仑说房奴活该”，而不是冯仑本人说了“‘房奴’活该”。我这样说是因为采访是在中城联盟的会议休息时做的，我就在现场，同时在场的还有中城联盟的许多参会人员。

场景四：
“是非大讨论”让在场的人评论“开发商只给富人盖房子”的对与错。我曾经说过“商品房是只给富人盖的”，“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房是给中低收入家庭盖的”。因为中央文件中就是这样明确房改政策之后，住房的三种供给体系和解决办法，经济学则认为“商品只供给有支付能力的人”。
也许编导们想让购房人给开发商扣上“唯利是图”的帽子。也许这是对中国语言的一种误解，唯利是图以利唯一而不顾法律约束的情况。如果法在前又怎么会是利唯一呢？合法谋利不正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原则吗？张维迎院长解释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合法经营的企业必须在先支付各种社会成本、完成各种社会责任之后才能取得剩余价值，能合法取得剩余价值的过程恰恰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
这并不是一个是与非的讨论，而是编导们想把这种讨论变成对“开发商”的讨伐。因为主持人并不阻止超出讨论范围的攻击，同时还控制着话筒的音响，于是场面大乱。
我只能严肃的告诉节目的制片人，我必须终止这场节目的录制，并且严肃的告诉他们必须对中央电视台的社会舆论导向负责。
制片人很想让我把节目录制完。但当我质问他们为什么事前明确答复我不应到现场的人都坐在台上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修改的话题时，为什么用欺骗的手段让我参加节目录制时，他们试图用并未让我不同意对话的人多讲话为理由来掩盖他们的欺骗。终于让我明白了，原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是用这种欺骗的手段录制的，他们根本不是想向社会传达正确的市场信息，而是唯收视率是图。不惜采用任何恶劣的欺骗的手段，让嘉宾到场，然后完全按制片人与编导的设计意图，试着将嘉宾的话题引入到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圈套之中，成为他们调戏广大观众的工具。他们缺乏对社会、对嘉宾、对观众最基本的诚信，也缺乏媒体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
我并不否认我说过的话，也从不怕对我说过的问题进行争论，也从不在乎各种批评。如果我说的话没有道理，我可以公开承认错误，但却绝不会赞同将其扭曲后扣帽子、打棍子这种类似于文革时的作法。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所属的栏目，更不应用这种欺骗及误导的方式编制节目。
也许多数人会对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正确方针有不同的看法，也许也有一些人对按邓小平先生的政策先富起来的富人不满，更认为我所说的这些按小平先生的政策先富起来的富人都是坏人，都存在着第一桶金的原罪问题。
然而试图让穷人也购买商品房的作法不但不能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也同时在将政府的住房社会保障责任推给市场。只能让市场的消费预期扭曲，并造成被扭曲之后的羊群效应，加大市场中的供求不平衡矛盾。如果把能购买100万元以上住房的人认为是房奴和穷人的话，这大概只能算一种笑话了，对富人和真正的穷人都是一种嘲弄。

也许那些辛辛苦苦跑到大兴的录制棚当观众的人们并不了解我事先已与节目组有关于不同意某些对话嘉宾的约定。虽然是口头的，但也是一种合同。他们大约会对我的中途退场表示不满或遗憾，我很抱歉让这些观众白跑了一趟，也失去了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出现的机会。但这可以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媒体是如何制造吸引观众眼球节目的内幕，让他们知道我并不在乎是否要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展示自己的形象，而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从节目中受益，更多的了解这个真实的世界。
我深知被媒体欺骗的滋味，也庆幸自己最终没有糊涂到让制片人与编导们玩了一把的地位。这种骗术并不高明，最终也会被揭穿的。通过这次的录制也会让我变得更聪明一些，对打着中央电视台栏目组的旗号的采访也必须提高警惕！
《一虎一席谈》就在不知访谈、不知对象的情况下骗了一把。遭到了许多人责骂，看来是活该，这次不能再上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