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吴法宪的人生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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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的人生沉浮
○陆 州（江苏）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十年浩劫”的漩涡虽已逝远湮没，但人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的种种罪行始终无法释怀。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的吴法宪，也由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吴法宪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犯事”后的晚年生活如何？本文通过链接他一生的足迹，或许可以给读者客观地审视历史提供一些参考，带来些许人生的感悟。
追随革命队伍身经百战
吴法宪，江西永丰人。1930年，年仅15岁的吴法宪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为了反抗地主恶霸的欺压，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凭着聪明和勇敢，他很快成为红军队伍中的青年骨干，入伍两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红十二军第一○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均在机关从事青年工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吴法宪与战友们顽强拼搏，多次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战火的锻炼中，他渐渐成为组织上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红军长征时，吴法宪已是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的总支书记。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他的两个手指被弹片打掉，仍顽强地攀踏着悬空索桥，勇往直前，为此在战后受到上级表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吴法宪升任第二师二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法宪在八路军中先后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苏鲁豫支队政治委员等职。他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取得辉煌战果。特别是在苏鲁豫支队任职时，吴法宪同支队长彭明治指挥得当，一连打了几个漂亮仗：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并将吴法宪所在的八路军部队编入新四军，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部队改编之初，吴法宪深入基层，指导加强党支部建设。他组织开展的“创造模范连队党支部活动”有声有色，有效地总结了发挥党员骨干作用的经验，在新四军中得到广泛推广。新四军第三师在抗日战争中，打了大小无数次战斗，如刘老庄战斗、大胡庄战斗、阜宁战役、淮阴城攻坚战等等，其中战士们之所以能够顽强拼杀，视死如归，应当说与吴法宪参与领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解放战争期间，吴法宪被调往辽西军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吴法宪先后任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卷入反革命的漩涡不能自拔
位居显赫，本应知足。可吴法宪在野心的驱使下，搭上了林彪的反革命战车，最终从人生的巅峰摔跌下来，落得个身败名裂。
吴法宪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可以追溯到1964年。那年，叶群在江苏太仓搞“四清”，空军也在那里派了“四清”工作队，已是空军政治委员的吴法宪身在其中。也就是从这时起，吴法宪和林彪夫妇接触频繁起来。
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病去世，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因为老战友的逝世悲痛万分。当时在场的林彪看上他的忠顺，决定拉拢他，于是抢先向毛泽东举荐，将他由空军政委改任为空军司令员。为了收买人心，林彪还提前向他透底：“空军司令员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还是由你来接这个位置，不要传出去。”吴法宪当上空军司令员后对林彪感激涕零，对妻子陈绥圻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叫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吴法宪对林彪唯令是从，成为其手下最为“忠心”的干将。
刘亚楼逝世不久，吴法宪便按照叶群的授意，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诬陷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迈出了自己实施反革命阴谋的第一步。首先，由叶群向毛泽东告状，说罗瑞卿有向林彪伸手要权的野心，并提到吴法宪可以作证。随后，在中央于上海召开的会议上，吴法宪绘声绘色地说，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4条意见，大体意思是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总长管军队。
听了吴法宪的发言后，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相信，在会下都问吴法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吴法宪咬牙坚持说有。对此，邓小平在会上一针见血地反驳：“刘亚楼已经死去，这是死无对证嘛！”
虽然罗瑞卿坚不承认此事，但在林彪夫妇与吴法宪等帮凶的蓄意“举证”下，罗瑞卿最终于1966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遭关押审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被“红卫兵”迫害得左腿伤残。当时，周恩来曾亲自打电话给吴法宪，请他在空军找个安全的地方将罗瑞卿保护起来，可是吴法宪千方百计找理由搪塞，周恩来只得另想他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法宪也受到过一些冲击，是林彪出头为他解了围，并封他为“正确路线的代表”。为此，他对林彪更加感恩戴德，林彪交代的每一件事，他都使出浑身解数照办。朱德、贺龙、陈毅、刘伯承、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开国元勋，无一幸免地遭到吴法宪的攻击。他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的支持下，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并控制了军委办事组。林彪要他们“不要把权交给别人”，吴法宪等人则表示“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结成了死党，并逐步向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伸出了黑手。
早在1967年初，林彪就别有用心地把儿子林立果安插在空军。吴法宪为了博得林彪夫妇的欢心，在不到3年时间里，帮助林立果青云直上，先后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作战部副部长。他还大加吹捧说：“林立果不简单，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这个司令还要靠林立果，我们都要听林立果的。”
正是有了这“两个一切”，野心勃勃的林立果才得以在空军拼凑起了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建立起了14个秘密据点，制定了《“571工程”纪要》，妄图“实行暴力政变”，以“夺取全国政权”；也正是这“两个一切”，林彪夫妇才能密令林立果采取多种手段，密谋杀害毛泽东；才能指使林立果私调三叉戟飞机，在其阴谋无法得逞时仓皇外逃。
坐在人民的审判席上痛悔不已
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败露，吴法宪首当其冲被确定为主犯之一，被关押审查，这一关就是10年。
在狱中，吴法宪对自己阴谋篡党夺权的罪恶行径痛悔不已。正如他在被审查中所说：“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他在狱中面壁思过的过程中，心态调整得比较好，比较注意锻炼身体，生活也有规律，精神状态恢复得不错，思路仍然清晰。
吴法宪在接受审讯调查中，比较配合审查人员的工作，主动交代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追随林彪所犯下的大量犯罪事实。应当说，他与同案犯黄永胜、李作鹏相比，是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特别是在1980年9月，总政“两案办公室”将案卷移交给检察预审起诉组后，吴法宪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次预审人员问到某一个问题，刚开一个头，吴法宪就像讲故事一样，都滔滔不绝地把这件事情讲完。
预审期间，吴法宪还主动交了一份70多页的交代材料。当时，检察员冯长义问他：“这个材料和你以前写的交代材料事实都差不多，为什么人物却不一样呢？比如有些事，以前的材料里没有江青，怎么现在这个材料里又有了江青呢？”吴法宪解释说：“九一三事件之后被抓，中央专案组审查时，江青还在台上，我怎么敢写她呢！现在‘四人帮’垮了，我当然敢说实话了。”
最后一次提审吴法宪时，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当时检察预审组组长的孙树峰问到他在狱中的生活情况，以及监狱工作人员有无违法行为，吴法宪讲，监狱对他的生活照顾得不错，每天还放两次风，趁放风时，他就一直小跑锻炼身体，工作人员还很支持他这么做。当时对他们这些职位较高的要犯，中央专门交代，生活费要比一般犯人的高，不但定期检查身体，还可以听收音机。
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政权是不容亵渎的。1980年9月，检察终审一结束，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了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关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并做出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
在保外就医的宽待政策中得以安度晚年
从身经百战的将军到党和人民的罪人，吴法宪虽然沦为阶下囚，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曾经在革命岁月里立下的功绩。1981年8月，党中央考虑到吴法宪、邱会作、江腾蛟等认罪态度较好，鉴于他们曾经为人民的解放做过贡献、现在年事已高的实际情况，对他们做出了“保外就医”的决定。
8月的一天，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来到关押吴法宪的秦城监狱，对他说：“中央已经决定，将你放出秦城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在济南，到那里可以和你的妻子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
这一意外的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吴法宪激动得好几天没睡好觉。兴奋之余，他的心头涌出万般滋味，盼着家人的早日到来。
几天后，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和女婿金平原来到秦城，办理了相关手续。当时，陈绥圻的问题还没有结论，但胡耀邦已做出尽快结论的批示，因而她还得呆在北京等一等。吴法宪便由女儿巴璀照顾，乘火车来到了济南，被安置在南郊的七里山小区的一座居民楼二层。房子两室一厅约40多平米，屋内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等基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吴法宪看后非常感动，抓住山东省公安厅负责接待人员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
没有了高墙、电网、卫兵、铁门，还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获得了自由。
吴法宪不会做饭，不会烧水，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好在妻子陈绥圻不久也来了济南。老两口团聚后，形影不离，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吴法宪经常陪同陈绥圻出入菜市场。起初他怕被人发现，总戴着口罩，可是有几次被群众发现后不但没有麻烦，还得到了特殊照顾，他在排队购物时，便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后来他索性不戴口罩了。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大家一见面就“吴大爷”“吴老头”的叫个不停。也有碰到一两个愣头青冷不丁来声“吴司令” 的时候，吴法宪总是尴尬地连连摆手。
吴法宪有一儿五女，与他同住在济南的有一儿一女。儿女对他都很孝顺。他来济南不久，儿子用复员费专门为他买了一台14寸彩电，给他的晚年生活添加了许多乐趣。除此之外，吴法宪还迷上了书法，茶余饭后，练练书法，渐渐的竟有了名气，不少慕名者专门前来求字。对此，吴法宪自我解嘲道：“并不是我字写得好，主要是因为自己‘恶名’在外呀！”
山东省有关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除要求吴法宪遵守“不可离开济南市，不可与外国人接触”等几条规定外，生活上尽量给予他们夫妇特殊的照顾。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共山东省委还改善了吴法宪的住房，让他们搬进了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医务部门定期为患有多种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良好的保健医疗。这些使吴法宪深受感动。一次，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他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他说：“我感觉山东人热心、仗义，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这里是来对了。”
应该说，吴法宪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这首先要感谢党的政策，其次要感谢人民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