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经济纵深观察

《领导决策信息》编辑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

温台能否再当改革急先锋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温州模式”以其高度自发性的特征而独树一帜。现在总结看来，温州模式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个不断面临困境，不断寻求突围的过程。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温台地区才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2002年５月间，《中国经济时报》把目光对准了处在这样一个变革时期的温台地区，他们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温州模式”面临新的考验，面对国际竞争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也逐渐显露出来。

一是产权的障碍，分散经营的民营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联合、重组、并购和股份制改造的形式得以迅速扩张；二是家族制企业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的家庭式管理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的扩大再发展；三是营销方式的落后，温州需要从过去的“百万购销员”打天下向现代营销方式进行转变；四是企业缺乏核心的竞争能力，自主开发能力亟待提高。　

随着温台两地经济改革的深入，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会很自然地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不禁发问：温台还能担当中国改革的急先锋吗？

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说，温州模式已经走过了１７年，回过头来看，温州模式不能一成不变。在早期，温州模式解决的是像温州这样既没有资源、交通区位优势，又没有人才、技术优势的地方如何发展经济、如何保证老百姓吃饭的问题。在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后，过去那种“传统经济＋温州人创业精神”的温州模式，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显现出“传统经济的提升＋新经济的发展＋温州人的创新＋现代文明”的新特征，可以称之为“新温州模式”或者“后温州模式”。这当中有两个层面的显著变化，一个是企业创新，一个是政府创新。实际上，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温台地区这两个创新的步子都已经迈得非常快。

企业创新，首先是企业组织模式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产权结构进行创新改造。温州企业以前多数是家庭制企业，现在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变革：一是股权扩大，由原来的家庭股东向社会股东分散。如正泰集团，以前有十几个股东，现在是１００多个股东。二是在不少企业，专家技术人员、经营人员被吸收为股东，这是以前温州没有过的事情。三是许多企业开始引入独立董事，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作。公司治理结构由原来的垂直管理构架变成了扁平式的组织构架。同时，温州企业原先的“低小散”状况有所改变，企业技术创新步伐加快。已有一些企业将自己的优势与外部技术相结合，从而提高技术开发的能力。很多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研发中心或工作站，一些企业开始把研发中心放到上海、北京。此外，企业产品创新步子加快，企业既注重打温州牌子，也开始注重将自己的品牌与国际品牌对接，另外，企业管理也在创新，特别是企业文化创新。

政府创新方面，政府也在转变服务和引导方式。温州企业过去是以自发发展为主，现在则是政府主动来引导企业发展，政府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企业构建一个创新的平台。一个突出表现是：温州提出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进程，强调以应用为主，“应用得好，传统产业就能够得到提升”。其次，政府变过去的大包大揽为幕后牵头推动，比如，办展览都是交给展览公司或行业协会，通过市场化运作，由企业自己来唱戏。政务公开透明度也在增强：每年政府大事向社会公布；每年政府向全市承诺办大事；市政府常务会请市人大列席；政府信息公众网开通，向社会公开政府各部门信息；每年都要请企业对政府服务水平进行评议。政府还重视环境建设，主要是政策环境建设，包括竞争环境、信用环境的建设。

“苏南模式”正在脱胎换骨

江苏经济最大的“优势板块”是苏南，它也是我国东部最快的增长地区之一。它既代表着江苏省的形象，又直接关系到江苏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上个世纪８０年代，苏南的乡镇企业横空出世，风风火火地铸造了近２０年的辉煌，鼎盛时占据了苏南经济的“半壁江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当时的中国经济舞台，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成了引人瞩目的“样板”之一。

时易势迁，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苏南乡镇企业的体制和管理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苏南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内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撰文认为，苏南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模式”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更有人断言，“苏南模式”已告终结。

那么，苏南地区作何反应呢？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苏南乡镇企业就抓住了国家实行的沿海开放战略的机遇，“三外”（外经、外贸、外资）齐上，使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乡镇企业也实现了第二次异军突起，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与上海近在咫尺的苏南地区正及时抢抓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主动向上海靠拢，构筑大都市群。发挥地利优势推动开发区建设，构筑起吸引外资的新平台，使苏南地区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态势。眼下苏南的各个开发区已成为国内投资环境最佳、人气最旺的外资聚集地。

此外，苏南地区过去分散的乡镇企业也开始向工业区集中，由围城到进城，推动了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车行苏南，沿着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时常只要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另一座城市，公路两旁映入眼帘的市场、商铺、工业园区连绵不断，让人油然而生“未出城又进城”的感慨。随着苏南的大批中心城镇朝着城市方向发展，“苏锡常城市圈”、“宁镇扬城市圈”以及“环太湖城市圈”内星罗棋布的大、中、小城市有的已几乎连成一片，它们与上海一起，正构成我国密度最大的城市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集体经济为特征的苏南地区现在已开始跳出“模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其迅猛发展的势头似乎比当年的温州走得更远。2002年６、７月间，《南风窗》杂志就以《新苏南胎动》为题，报道了苏南地区县乡干部带头办企业、带头致富的“双带”模式，他们的理由是，你（干部）自己不先富起来，怎么号召别人致富，怎么带领别人致富？在苏南毗邻浙江的吴江市，最近几年私营经济发展已驶上了快车道，连续３年民资投入都超过４０亿元。素有“绸都”之称的盛泽镇，３年内民间投资达４０多亿元，私营工业企业资产超亿元的有２０家，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１６０多家。在常熟，民营经济更是一马当先，2002年上半年该市新办私营企业近１５００家，新增注册资本１０多亿元，目前该市私营经济在江苏名列前茅。

眼下，历经产权改革与结构调整，历经城市化与外向化的推动，“苏南模式”已脱胎换骨。著名经济学者余敬忠日前考察苏南后说：“新苏南就是将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苏南，新苏南模式似可以概括为“现代化城市群体＋园区式的外向型经济＋后来居上的民营经济。”

嘉兴在苏南与温台间游走

当“模式”论者们把反思寄予苏南，将悬念扔给温州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嘉兴的突起靠的又是何种模式。2002年８月，《人民日报》连续对嘉兴进行报道，探求这个正在暗中发力的城市。作为嘉兴地区最高首脑的嘉兴市委书记陈加元在接受采访时说，嘉兴的发展既有苏南的底子，也有温台的影子，总的看是“没有模式”。其实，“反思的实践”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反思”，也许，嘉兴的“没有模式”就是“嘉兴模式”。

嘉兴处在浦东、苏州、温州三个经济板块的交叠处。苏南乡镇经济的引力，温台个私经济的活力，浦东外贸经济的辐射力给了嘉兴一个融会贯通、各取所长的极好参照。多种经济模式在这里交融，多种经济成份在这里融合，多种先进理念在这里碰撞，构成了多元化的生产力结构。嘉兴现象大体可以勾画出这样几种形态，抑或叫现象。它们是：“新农村经济”现象、“零资源经济”现象、“蒲公英经济”现象、“杂交经济”现象、“配角经济”现象、“杠杆经济”现象、“后花园经济”现象。与苏南、温州不同，以嘉兴为代表的这一类城市都保持着低调的、暗中发力的“模式”，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模式”的话。

新农村经济

近几年，嘉兴跳出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使新农村经济与传统农村经济有了质的不同，乡镇工业、农村商贸业等各类非农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农业不再是农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１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中非农产业比重占到了９３．０８％，农村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到了６０％。在位于秀城区七星镇的东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引进日本、以色列品种生产的小黄瓜、小番茄一公斤能卖到８元，出口一市斤能得到３美元。这里的农民给农产品注册了商标，他们把农业当工业来干，园区的管理也是公司化的。在嘉兴，土地已经不是农民唯一的生产资料。这几年嘉兴的土地流转比较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的组织方式，土地作为农业最大的要素正在向现代化的“地主”手里集聚。嘉兴“以粮为纲”的传统农业已经终结，以优高农业为主的现代化农业正在崛起。

零资源经济

浙北历来自然资源贫乏，但却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通畅便捷的交通条件，利用市场机制的集聚和配置功能，大做“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文章，创造性地发展了生产原料和销售市场两头在外的新型经济模式，使得一批区域特色规模产业迅速崛起，已形成了具有嘉兴特色的块状经济。没有森林资源的嘉善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胶合板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１／３；没有发达畜牧业的海宁市成为中国最大的皮革生产基地，皮革产量占全国的１／４；没有棉花的平湖市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服装生产基地；没有羊毛的桐乡市和秀洲区成为中国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基地。

薄公英经济

通过产业龙头企业的带动，嘉兴市先后涌现出了皮革、木业、服装、化纤、丝织、光机电、小家电、电声电子等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较大竞争优势的产业群，这些特色产业群的形成，被许多经济界人士称作嘉兴的“蒲公英现象”，即若干母体企业或龙头骨干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特别是人才、技术要素得到优化组合，裂变、繁衍成许多新的充满活力的企业群体，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产业，如原嘉善县二轻系统的嘉善电声总厂，其生产规模和产品档次均属国内同行前列，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该厂虽遭到了无情的淘汰，但企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等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就象蒲公英的种子，撒遍全县各地，为当地电声电子产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截止目前，该县已有大小电子企业１２０余家，形成了扬声器、受话器、电脑多煤体音箱、多层印刷线路板四大类重点产品，全县电子产业以年均４０％的速度递增，成为该县发展最快的一大特色产业。 “杂交”经济

嘉兴位于上海浦东、江苏苏州和浙江温州三个经济圈的交叠之处，三种经济模式的交汇，使嘉兴经济具有“杂交”优势。从发展模式看，嘉兴经济既承受了苏南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引力，又受温台等地发展个私经济的影响，同时又受上海浦东开放型经济的高强度辐射，从而在嘉兴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国有、集体、个私、外资经济同台竞技、共生共荣，具有显著“杂交”特点的发展模式。从经济结构看，嘉兴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改制纷纷转向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而私营企业也自发地进行股份制改革，形成了国资与民资、国资与外资、民资与外资合资合作等产权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目前，嘉兴原先以国有和集体为主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已明显转入产权多元化的“杂交”状态，民营经济已占嘉兴工业经济总量的９０％以上。这种多元经济模式和成分的交融，优化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促成了互补，催生了竞争，从而使嘉兴经济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配角经济

嘉兴距上海约１００公里，位于沪杭苏“金三角”的中心。铁路提速和便捷的高速公路，使嘉兴到上海仅需个把小时。该市充分利用与上海等大城市地域相邻、经济相融、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优势，始终把接轨上海作为经济发展的首先战略，与上海建立了稳定的协作配套关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配角产业群。嘉兴有个独特的“一二三四五”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即全市区域范围内有一成多农副产品销往上海市场，二成多工业产品为上海支柱产业配套，三成多产品通过上海口岸出口，四成多游客来自上海，五成多外资项目受上海辐射影响而引入。

杠杆经济

嘉兴城市快速发展是近五六年的事，原先每年４０００万元左右的城市建设维护费，使得城市建设欠债太多，制约了嘉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本级对各县（市、区）的辐射能力也日益减弱。从１９９６年开始，嘉兴实行负债经营，以路权、政府信用融资，再加上土地收益，将城市资产当作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运作的资本，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使城市这块巨型资产得到盘活、升值，实现了城市的自我增值、自我发展。

近３年间，嘉兴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５０多亿元，建设了城市快速交通网络，实施了外河整治工程和一系列城市形象工程，完善了城市防洪体系，启动了全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使嘉兴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城市形象得到了提升。利用融资实行负债经营，拉动了嘉兴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促进了嘉兴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了城市资源的升值空间。１９９６年前，市区土地每亩四五十万元还不好出手，如今１００万元还灸手可热。嘉兴城市规模扩大后，市区熟地面积约增加了６０平方公里，这已成为嘉兴城市发展的一笔巨大资本；城市空间扩大后，路、桥、广告经营的空间也相应增大，嘉兴城市价值总量也大大增加。同时，城市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增强了嘉兴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后花园经济

嘉兴市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现代化的交通格局，加快推进旅游业的发展。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具有一切现代化的设施和场所，但恰恰少了现代人向往返璞归真的乡村田野风光。嘉兴的“湖（南湖）、河（京杭大运河）、海（九龙山滨海）、潮（海宁钱塘江大潮）、水（水乡古镇西塘、乌镇的小桥流水）”等自然景色，对上海无疑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为了将嘉兴建设成都市的“后花园”，使嘉兴融入上海旅游圈，近几年，该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江南水乡文化名城”的发展思路，大力整合旅游资源，切实加快景区、景点建设，从而将嘉兴建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辉映的水乡城市。去年，该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７１６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４７亿元，同比分别增长８０％和７１％。

温州模式是２０世纪浙江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经典之作，苏南模式则是以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加工工业为主要特征，而成为在当时的中国经济舞台上引人瞩目的“样板”之一。在这二者之间，随着温台、苏南的不断调整和创新，嘉兴对两者的融合与贯通，或许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新一轮分化与重组的开始，如果那样，促进社会经济整合的新因素将会很快形成。至少，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幕幕复制与创新交替演进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