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渐老 爱火未灭 导演关锦鹏：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覃宪秋 发自北京

他追求一种颓废的光影，其中也包括“性”：“要么不要，要的话，性可以变得非常刺激。在床笫之间的事，我不是那种正经八百去做爱的人，那些疯狂、刺激、变态的，在我内心里面其实是存在的”

今年是戏曲家李渔诞辰400周年，5月11日，李渔所作的《怜香伴》由关锦鹏搬上戏曲舞台。《怜香伴》讲述了崔笺云、曹语花两个女人，因体香相吸，诗貌相怜，互生爱慕，誓作来世夫妻，历经波折，终得同嫁一夫，被认为“开中国同性恋描写之先河”。汪世瑜做艺术指导，李银河为学术顾问，关锦鹏首次跨行执导昆曲。

北京4月，春日迟迟未到，又偶逢沙尘暴，“皇家粮仓”金黄温软的灯光下，历年心路、香港电影之前世今生，他娓娓道来，心无芥蒂。

“鬼叫你不识投胎”

1960年代的香港，经济尚未起飞。父亲日夜兼职，母亲在家带5个孩子，关锦鹏是长子。那时香港的塑胶行业兴起，母亲会去邻近的工厂拿一些塑料花回来加工，套叶子、套花瓣，按量获酬。阿关每天放学后，除了做功课，还要帮母亲做些手工，贴补家里开支。

大姑母嫁的是有钱人，也是房东，分出一个板间房给他们住，厕所跟其他房客共用。两个弟妹睡张双层床，另外两个跟母亲睡。他和父亲就睡一个沙发木板床，白天是沙发，晚上拉开就变成两人的卧铺。

更差的也有。有的公屋一层楼几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厕所和洗澡间，没有门，可以相互看到对方光着身体在洗澡。“那个时候，很多人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爱赌钱、赌马、打麻将。哪天发薪水了，母亲就板着一张脸讨过来。两人常常因为钱吵架。

“小时侯我一直以为父亲不是很疼我。”关锦鹏说，“我一直嫉妒弟妹，得到父亲的疼爱比我多。即使是弟妹们犯错，挨骂挨打的总是我。”

其实，他是家里惟一被送到培正中学的孩子--那是香港最好的学校之一，从小学读到高中。学费自然很贵。

放学了他常常跑到同学--一个上海孩子的家里去玩、做功课，他看到人家的妈妈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嘀嘀嗒嗒从卧房里出来，头发盘得漂漂亮亮的，还化妆。而自己母亲总是穿着睡衣、拖鞋就出来了，提个菜篮就去买菜。

“要认命。”关锦鹏说。母亲时常挂着一句话：“鬼叫你不识投胎。”母亲年轻时相当漂亮，喜欢看电影，听国语流行歌曲，也追星。结婚后不再有更多时间金钱去消遣，生了两个孩子后就发福了。“她的个性其实比父亲强。父亲是家中独子，老婆加孩子，还要受惠于姐姐，其实活得不是很开心。他有些怯懦。”

日后在关锦鹏的电影里，男人仿佛都是“小男人”的角色。“不要说《胭脂扣》里的十二少了，死都不敢死，偷生；《阮玲玉》里，阮玲玉在餐厅对蔡楚生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他一堆理由；陈捍东当然也是啦，爱着蓝宇还要和别的女人结婚。还有《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宝。”

“小时候喜欢抱着爸爸的脚睡觉，可是，爸爸是香港脚。”关锦鹏谈起亲人，嘴角弯起，是无声的笑，“他最享受的除了赌钱、抽烟外，就是让儿女拿一个钝刀片刮脚。”父亲会给他们报酬，几毛钱，阿关则永远第一个抢到这个刮脚的机会--为了接近父亲。“所以如果说我有恋物的话，我对男生的脚是很着迷的。男孩子穿那种人字拖，露着脚指头，比穿任何拖鞋都性感。”

1970年，关锦鹏13岁，父亲过世了。母亲与弟妹在葬礼上哭得一塌糊涂，他走到母亲跟前，叫母亲不要哭得那么难看。母亲疯了似的：“你这是怎么了？你父亲死了啊！”

父亲是火化的，作为大儿子的阿关要去按火化的电钮。棺材推进的一刹那，他才猛地一下哭出来。

“总觉得魔鬼在心里面，感觉特别累”

父亲过世后，母亲想也不想，就出去工作了。“她去当厨师。也不是什么大厨师，只在一个粮油店里帮工，给店里的工人做午餐和晚餐。常常是老板给20块菜钱，她花17块就买够分量，剩下的钱就拿去喝奶茶，吃菠萝油。当时我感觉很奇怪，母亲怎么会越长越胖？”

生活消磨了人，她愈发不讲究打扮。自从丈夫去世，她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第二个妹妹没有念完初中，就被母亲逼着退学了，跟她一起到粮油店做小店员，一起供关锦鹏上学。

除了抱着父亲的脚睡觉，幼年的关锦鹏喜欢跟父亲去上海澡堂洗浴--他对男性的身体有好奇。他家对面是一座大戏院，二楼是一个男厕所，百叶磨砂玻璃背后常常有两个男人的影影绰绰的身影，很多不同的动作，站着，蹲着，两个一起站着，一个蹲着一个站着。他一直好奇，那里到底有什么。

终于有一次，他花两块钱买了一张楼上的票，走到那个厕所里面。他于是确认--那真的只是一个男厕所。

“我现在知道，母子连心。1996年《男生女相》拍完，我出柜了。我妈说，你知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老在那个窗户晾衣服？--她知道我在看什么。”

“小时候去看电影，我也会喜欢男演员，如邵氏时代的男演员王羽。用一个塑料水壶喝水，有时会幻想是跟电影里的王羽接吻。

“十一二岁有了喜欢的男生。培正是基督教学校。看到圣经提醒‘不可贪恋男色’，又要再祈祷，求主耶稣原谅--总觉得魔鬼在心里面，感觉特别累。”

关锦鹏和现男友威廉相识于1989年，认识不到两个礼拜，俩人就决定住在一起。母亲缝好一个被套，叫妹妹交给他，交代说，“就算同一张床，也不要同一个窝。”她其实一目了然。

据说，母亲往年对任剑辉、白雪仙这对著名粤剧女同性恋的痴迷，影响了关锦鹏的胎教。母亲后来也完全接受了关锦鹏的男朋友。“无所谓啦，现代社会嘛，将来一闭眼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也不一定要什么传宗接代。”关锦鹏常常不在香港，男友住在香港，礼拜天常去探望关母，请她喝茶，春节会送红包，也会和弟弟妹妹通电话。关母常说，好像多出半个儿子。有时，关锦鹏觉得威廉和家里人比自己还亲。

“我不太懂理财，也不是那种爱买很多东西的人，也不会开车，没有房子，房子是男朋友的。我并不是可以随时调动很多钱的人，或者说，我不是一个片酬很贵的导演。我对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有所坚持的。

“以前在无线电视当场记时，一个月就700块。那时候的700块比较好用，去超市可以买我喜欢的糖，买我喜欢的饼干，可以买一堆，不用看价格标签。我很满足了。”

拍《蓝宇》时，网上对故事评价不高，觉得里面的性描写过于猎奇和耸动。但他的男朋友对他说，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像是写我们吗？

20年下来，关锦鹏说，两人都想结婚了。偶尔还是会遇到诱惑，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男孩。但他知道，永远不可能和现在的男友相比。“两个人从恋人开始，从思念，到非常亲密，到性的欢愉，最后变成了亲人，搞不好没有什么性生活，但真正的相互依赖是最重要的。”

痴男怨女贪一点爱

关锦鹏少年时最爱看电影，不能跟母亲讨钱，自己把早餐费或交通费存起来买票去看。“都是一些60年代的粤语黑白武侠片，也有时装片，陈宝珠、萧芳芳演的。新片比较贵。胡金铨那时候很高档了，要表姐带去看的。”

1975年，中学五年级会考后的暑假，他参演了一个话剧，从此爱上了舞台表演。那年他决定从理科转为文科。母亲很生气，希望他当老师或医生，但“她知道我喜欢这些东西，也没阻止。她觉得我要是有这种想法，自己去承担就好”。

1976年从培正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同年和几个同学闹着玩，参加了无线电视台艺员培训班的考试，无心插柳般考取了，大学和培训班两边兼修。在无线受训后，没当几个月演员，就转到幕后，当场记，又为于仁泰、许鞍华、谭家明、严浩等担任过副导演，曾被称为“副导演之王”。

恰好是“新浪潮”年代，香港电影开始酝酿辉煌的高峰。“那时无线很多导演，如徐克、许鞍华、严浩、谭家明等，刚从国外回来，使用16厘米摄影机拍摄了大量电视单元剧，一个礼拜一集，一集大概45分钟，拍得比较精致，等于一个小电影的制作。那时我当助理编导，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少于15个小时，甚至有时候会18个小时。在电视大楼里刷牙洗澡，拿睡袋睡在沙发上、地上。几个小时后起来，继续开工。”

“不管是香港电影、韩国电影还是日本电影，电影蓬勃之前一定是电视业的蓬勃。香港电影蓬勃起来，正是无线电视的电视剧风靡香港的时期。从台前的梁朝伟、刘嘉玲、张曼玉等等，到幕后许鞍华、谭家明、徐克、杜琪峰和我，都是无线出来的。

“邵氏电影是在棚里面搭景，不够真实。过去为了两餐温饱，顾不了太多。到了1970年代末，经济起飞，资讯发达，大家不甘于只看到在片场里拍出来的歌舞升平。

“无线电视很有先见之明，拍电视剧反映社会阴暗面和社会矛盾的尖锐题材。用实景拍摄，用胶片拍摄，正是那群年轻导演所擅长，当大家对邵氏那种片场电影有点疲惫时，这群年轻导演应运而生。

“许鞍华是我的楷模，她的金句是‘没有回头路’。每部电影都当成最后一部去拍。她说，我有点年纪了，也不能一直拍电影。然而大学让她去教书，她教了一段时间就受不了，还是回来拍电影。直到现在她还可以拍几百万的小成本。”

从《女人心》、《胭脂扣》再到《阮玲玉》、《长恨歌》，关锦鹏的电影多为女性题材。他承认，在电影中对女性的关照，与自己的性取向有关。当然，还有张爱玲。

他自少年时就喜读张爱玲，算是张爱玲的隔代知己。“她的书我每过一两年都会再拿出来翻翻。我深信张爱玲是有勇气的人，她人太剔透。”他理解她的旷世孤独，“因为厚道，才懂得尖酸。”他说，张的小说，最重要的是她的“反讽”。1994年，他把《红玫瑰与白玫瑰》搬上银幕，文字作为字幕出现，如一个旁观者冷冷地评论。当时香港评论说，“关锦鹏奉张爱玲为神灵。”

他满是遗憾，“其实我很想拍《第一炉香》。恰好去年我去美国，碰到陈冲，陈冲说，阿关，你要不要拍《第一炉香》，我来演姑妈，汤唯演葛薇龙。可惜《第一炉香》的永久版权已经被徐枫买下了。”

1996年，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英国电影学会从世界各地找了12个导演来拍电影史纪录片。这个系列着重于导演的个人笔触，美国电影史由马丁·斯科塞斯导演，日本电影史由大岛渚导演，都以主观的立场去诠释一个电影传统。

“他们觉得应该找个香港导演，就找上了我。”开片第一节是“缺席的父亲”，从父亲带他去澡堂开始，用了《红玫瑰与白玫瑰》、《阮玲玉》里上海澡堂的画面。还提到香港张彻的电影，李小龙乃至吴宇森的阳刚世界，再回顾1930年代内地的一些男性情谊电影，最后讨论陈凯歌《霸王别姬》和《大阅兵》的男性、女性世界，以及谢晋、谢衍父子二代电影对女性的刻画。也讨论中国电影的性倒错问题，包括《梁祝》和《东方不败》里的反串。

这部纪录片《男生女相》宣告了关锦鹏的出柜。当时轰动一时，于他，只是一个自在又自然的过程。之后的《愈快乐愈堕落》和《蓝宇》，他开始拍同性恋题材的电影。

他追求一种颓废的光影，其中也包括“性”：“要么不要，要的话，性可以变得非常刺激。在床笫之间的事，我不是那种正经八百去做爱的人，那些疯狂、刺激、变态的，在我内心里面其实是存在的。”

梅艳芳的后悔

关锦鹏提起逝去的好友梅艳芳，难免神伤：“梅艳芳是一个讲义气的女人，提携了许多后辈，身边朋友有难时，她挺身而出。‘珍惜身边的人’，她做到了。”

关锦鹏当年喜欢看阮玲玉的电影。曾在一次“阮玲玉回顾展”上买了本摄影集，看到里面有一张阮玲玉葬礼的照片，躺在鲜花环绕的床上。“我吓一跳，怎么那么像梅艳芳？后来我把那本摄影集带给梅艳芳看，她也吓一跳。”他们本来要合作《阮玲玉》的，但梅艳芳决定不再去大陆了，最后角色给了张曼玉。

关锦鹏的生日比梅艳芳早一天，“经常是跟朋友吃晚饭之后，跟着就要到她的生日派对，通常是半夜开始，一直玩到天亮。”张曼玉因为《阮玲玉》拿了11个女主角奖，关锦鹏和梅艳芳那么熟，无话不谈，她却从来没表示过羡慕或者遗憾。“很多时候，她比男人更有力气，更能担当。”直到去世两年前，生日派对上，她已经知道自己得病了，喝多了后就说了一句：“阿关，其实我真有后悔过没去拍阮玲玉。”

他见了梅艳芳临终最后一面。“见她被病折磨得那么瘦、那么瘦，我就在想，还是走吧。”

“她生活不是很开心，自己也这么说，其实她很孤独。”他到底是知道她的，这妖艳而哀愁的女伶。“作为一个带有女性触觉的男人，会把一个女人忽略掉的东西看得更细。”

人物周刊：《胭脂扣》只是你第3部作品，当时如何请到张国荣、梅艳芳这样的明星呢？

关锦鹏：其实《胭脂扣》请的第一个导演是唐基明。唐基明和李碧华搞过好几稿的剧本，一直拖到后来唐离开。我那时刚好跟嘉禾签约，公司就问我愿不愿意拍。我觉得小说不错，就找了邱刚健来帮我编。梅艳芳非常喜欢这个小说，是她建议嘉禾公司把这个小说的版权买下来，她来演如花。最初准备让郑少秋演十二少，刘德华演永定，钟楚红演楚娟。我接手时，其他3个都跑掉了，因为档期出现问题，只剩下梅艳芳。梅艳芳就建议用张国荣，但大家都很头疼，因为那时张国荣是新艺城的专属演员。梅艳芳就说，我给新艺城拍一部电影，换张国荣过来拍《胭脂扣》。张国荣明知这是如花的戏，他是来陪衬的，还是来了。他是为梅艳芳而来的。

人物周刊：梅艳芳的性格算不算是一个女丈夫？

关锦鹏：我跟梅艳芳很多时候都聊到一些感情上的问题。比如说她负担家里面的经济，是整个家庭的支柱；她对她的家基本上是爱恨纠结，但是她从来不让“恨”放大。她说，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妈就是你一辈子的妈，你哥就是你一辈子的哥。她就认了。

张国荣对人也很好，但平时作为朋友相处的那种从容，就跟梅艳芳没得比。张国荣其实有点，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他是一个明星。梅艳芳则很随意。

人物周刊：她离世身边也没有一个相处的爱人，怎么会是这么一个令人难过的结局？

关锦鹏：简单地说就是命运。但我觉得其实也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梅艳芳作为一个朋友是很容易相处，聊得很深入，可发生男女感情的时候，又不见得是这样。也不见得全是男人的问题。她好强。我们跟她吃饭，没有一次不是她付账，你不让她结账她会跟你翻脸的。在我认识她那段时间，并没有觉得她像是一个可以为了爱情而放弃所有东西的人。

她其实个性很冲动，很极端。不是有个“巴掌事件”吗？就是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她被一个黑社会的男人刮了一个耳光，结果当天那个人被打了，送进医院，当天晚上有人进那个医院，用枪把那个人打死了。到最后，听说梅艳芳拿了很多钱出来，去摆平这件事。

她活得挺累。生病的时候，其实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子宫切掉，但她坚持用另外的办法去治疗。她姐姐梅爱芳也是因为这个病死的。她最后那个演唱会你们有看吗？她唱着《夕阳之歌》，穿着婚纱在台上说“再见”。她内心还是希望结婚的。那个演唱会我跟胡军一起去看的，都哭得不行。她那时已经很严重了，每天在后台吃止痛药，但还是坚持演出。我觉得她是知道自己还是要走的了。

“不靠谱”培养了很多人相互之间不信任

人物周刊：那种电影的末世情结，在香港都市人的身上特别明显？

关锦鹏：多少年以后大家回头去检阅香港的本土文化，别的不用看，先看电影，没有一部不在直接或间接地讲这个末世情怀。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也有很多怀旧电影，比如《越快乐越堕落》、张坚庭的《表姐你好》，是一种讽刺，王家卫的电影，就一直在说时间。其实还是有一些对九七回归的揣测。一些香港人害怕，以为是香港的一个极限。

这不见得是他们对大陆有多恐惧，而是，对时间的恐惧。时间到此为止。那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你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不知道究竟害怕什么。

香港人其实蛮大香港的。就拿电影来说，《南京！南京！》在香港算是票房最好的，500多万，《非诚勿扰》、《风声》都是一百多两百万。香港人就觉得，《南京！南京！》是大陆导演可以拍的，然而爱情喜剧、情节剧，香港拍得多，轮不到你大陆导演拍给我看。他们想也不想，就把它排除在外了。

人物周刊：在内地，现在不仅仅是电影，似乎文学、音乐，都很浮躁？

关锦鹏：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浮躁，整个大环境很难改变。但有些时候也要换个角度思考。比如说一个30多岁的半新不旧的女演员，自己拍了一些性感照片放在博客上，让她的经纪人很生气。但你很难说她这样做有什么不对，说不定就能让她碰到一部影片，一个角色。

我经常听到评论一个人用这3个字：不靠谱。人前你跟着他拍胸膛、好兄弟什么的，背过来又说他不靠谱，而且这个“不靠谱”不是说跟这个朋友认识有多深。我觉得“不靠谱”培养了很多人相互之间不信任。在香港有更多法律上的规限，久而久之，我们相信它，起码信任可以更进一步。内地协议、合同五花八门，但我看到更多的中间都是取巧，因为相互不信任。

人物周刊：现在内地有了不少大片，十分热闹。想知道香港导演对这个环境的评价，和香港环境的比较。

关锦鹏：香港80年代黄金时代的那种电影氛围，很多人都套用到今天来，觉得中国电影的时代要来了。我觉得不是。那时的香港是百花齐放，什么类型的电影都可以拍，王晶拍王晶的，许鞍华拍许鞍华的，都在一个商业的主流的包装和制作上面，是一个非常商业的电影工业。你看我也好，王家卫也好，许鞍华也好，从不拒绝大明星。王家卫可以用这么多明星来做一个《阿飞正传》，老板也鼓励你拍自己想拍的题材，只要你保住一定的票房。不像台湾新电影，要找非专业演员来演那种乡土电影。

香港电影人比内地、台湾电影人更有商业意识。我们很少看到香港有什么所谓地下电影。也因为自由，不会被封杀。所以没有拍地下电影，也没有拍所谓政治题材的。

80年代初，许鞍华、严浩、谭家明那一票导演的电影，已经呈现出非常香港本土的一些文化，对香港人来讲，是非常矛盾的心结：明明母体是中国大陆，你应该更接近它，但其实心里又有点排斥它，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心理。

说“中国电影”的时代来了，更多就是一些具体的票房数字。票房飙升，银幕发展，大城市饱和了，开始发展二三线城市，盖商场、电影院，财大气粗，但创作是否饱满、丰盛、多元化，我看未必。中国电影这个环境很快跳过了香港80年代初那个创作期，一下子跳到香港电影沦落期：一个《英雄本色》出来，跟着50部那样的黑社会枪战片；一个《东方不败》出来，就有《六指琴魔》什么的一大堆。

内地除了题材被限制之外，和投资人对电影的理念也有关系。现在很多投资人尽管财大气粗，但连电影是什么都不知道，可能为了出名，可能为了上市，真正对电影有理念的投资人并不是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