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而非告别“五四”（2009-04-24） 王赓武 郑永年 王赓武 郑永年

任何轻易结论都为时过早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作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

　　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今天中国各界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所存在着的。现代人们所提出的问题和“五四”一代所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层面并无多大差异，所不同的这些问题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是老问题、新提法。　　也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在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在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五四”对各自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都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因此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并不容易，是一件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作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        需要“五四”的开放竞争精神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是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它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而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

　　这方面上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

　　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它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

　　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是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有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具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更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去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涉及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它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它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为了某一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在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那么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有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的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吁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唤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运动”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王赓武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经过删节，原为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主义”之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