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反知识时代的终结

孙正荃：反知识时代的终结                                     

 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便是知识的地位和待遇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们的祖辈父辈为此等待了多少岁月付出了多大代价。近日翻阅一本口述回忆录让我特别浮想联翩。

回忆录的作者是个十二三岁就参加红军的“老革命”却到头来还是个没多少文化的“大老粗”。这个看似有点不大对称的“两老”却保证了他平安地度过了数不清的“运动”，赢得了一辈子的太平。他叫李耀宇，想来他父亲或许也曾希望这个儿子能够光耀天地，可他见闻不少却识字不多，资历不浅却级别不高，以至他只好让自己的儿子为他记录整理，所以书名也比较别致：《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

 认真说起来，这位老李也不是不想提高文化，再说了，革命队伍里不还有“扫盲班”“文化提高班”吗？是的，他早年在川陕红军时参加过“识字班”，而且学习非常卖力，可老师偷偷对他说，不要那么费劲，识字多了，当心别把你当反革命抓进去。原来张国焘领导的这支部队正在“肃反”，重点是出身不好的，怎么检验出身的“高”与“低”？就看识字多与少。果然，还没等老李明白过来，老师已经被“肃”了进去，识字班也就关门大吉。后来他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勤务员，首长教他识字，他不肯；送他去学习班，他更不干，只是专心学了一门厨艺。不久开始整风，他不识字的优越性立即得到显示，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更为精彩的是识字的人统统没了行动自由，而不识字的老李却可以来来去去出出进进：“整风审干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去找李家耀同志，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大家全力整风，清查特务。”看看，历史竟然在革命者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开了这样一个玩笑：文化（以及它衍生的文明）与自由（以及它衍生的民主）这现代社会的孪生兄弟，在这里却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敌手！

 问题在于这样的情况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愈演愈烈，发展为某种遍及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一种规则甚至成为一种准则和法则。那个在“史无前例”时期扬名域中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谓是经典的概括，多少精英因之倒在血泊之中。现在，当我们与那个时代渐行渐远时，发现这话活现出“眼界越小越残忍”的真实现实。

 这让我想起了亲历的那段历史。

 我曾经在一家省委机关报工作了二十七年，一个人从高校毕业到国家规定的退休时限也就是三十多年，也就是说，我生命的一大半做的是编辑、记者，不分白天黑夜的“爬格子”，这在一般人眼里或许很有点羡慕，可是当今的年轻人怎么能想象我是在一种怎样压抑、无奈、郁闷甚至痛苦中熬煎过来的？首先，我不是共产党的成员（虽然我早在十八岁时已经是它的“候补”，却在一年后的那场“阳谋”中把党票丢落在沸腾的未名湖中了），这在作为“党的喉舌”的单位里便有些另类，这还不要紧，因为全社还有一些同我一样的“白板”；问题是这其次：我不那么听话，不那么驯服，特别是总喜欢表达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同党的要求也不那么一致，就大事而言，我竟然同一个右派结了婚，就小事而言，我在社长兼党组书记走进办公室时我偏偏没有和大家一起马上起立（后来他据此认定我看不起老干部并进而认定我头上有反骨，在后来的一次所谓“清查”中让我又当了几年“反革命”），这么一来，麻烦就来了，打个比喻吧，我身上似乎贴了个什么标签，大小头儿几乎都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我，什么“人事处”“政治处”“党支部”的干部动不动就会在我办公室门口用食指朝我一勾，我于是便心惊肉跳，不知又犯了什么错误，恰如一首歌里唱的：朋友呀朋友，我的日子不好过，哦，很不好过。

 跟我境遇差不多的还有相当一批，他们大抵业务精干，其中包括本人在内的三个被誉为社里的“笔杆子”，可偏偏又都不是“党的人”，有的还长期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与此相对的是另一些特别“靠拢组织”的、运动中每每冲锋在先的，甚至有敢于落井下石的指鹿为马的，可惜他们却又往往“笔头不硬”。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古怪现象：“红”的不“专”，“专”的不“红”，不“专”不紧，入了党的照样可以提干，没入党的照样可以人党，而不“红”的最终不少都成了什么“分子”，而三个所谓“笔杆子”则统统送进了大牢。那年，当编辑部几乎一半的人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由“党组织”一手培育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竟然只好靠“新华社电讯”维持版面！

 其实这种情况各个地方都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进入21世纪，情况似乎有了一点转机，2007年甚至出现了政府部门选拔聘用专业人才担任领导职务这种令人倍感新鲜的事，其实在49年之后的短暂时期里，也有过这样被人称作共产党和非党人士的“蜜月”期，可惜不久，恰如当年的陈世美，恩尽义绝地抛弃了在黑云压城的艰难岁月里义无返顾追随自己的朋友，比如章罗；甚至铁石心肠地把那么多为“新中国”的诞生摇旗呐喊歌功颂德欢呼雀跃的各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从十几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送到了炼狱或者地狱里。对此，常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只要看看那本《私人记录》便可了然：主宰他们的依旧是小农意识小农心态小农思维小农眼界，本能上与文化对立，与开放对立，与现代科技对立，尽管他们可以藐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尽管他们之中极少数也曾经希图稍为作一点调整，但是根深蒂固“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决定了在一党专制上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造，君不见如今走进职能部门的大抵为副职（正职依然是“党”任命的），更不提还有“必须与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那条“死命令”了。另一条不能忽视的“中国特色”是，政府的所有职能部门上面还有管它的“党”的机关：文化部归宣传部管，人事部归组织部管，等等，而且各政府部门都还有“党组”，连所谓最自由的作家协会真正当家的也不是那个“主席”而是“党组书记”，为何如此叠床架屋，其中的学问恐怕只有“业内人士”才有深切的体会，外人不足道也。

 让我们慢慢等慢慢看吧，历史是很公正的，人类是很聪明的，知识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