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1) 余世存

《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1)

序：“中国男”的群像
衰人第一 龚自珍（1792-1841）衰世中的男人
过人第二 徐继畲（1795-1873）把名字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
士人第三 曾国藩（1811-1872）圣王们的游戏
士人第四 武训（1838-1896）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强人第五 张謇（1853-1926）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
译人第六 严复（1854-1921）男儿怀抱谁人知
才人第七 宋恕（1862-1910）罪己与问人
牛人第八 吴稚晖（1865-1953）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悲人第九 光绪（1871-1908）苦命的英雄皇帝
寡人第十 吴虞（1872-1949）人格分裂不可理喻
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1874-1939）秀才武夫，学者军阀
畸人第十二 杨度（1875-1931）世间仍有杨皙子
奇人第十三 张静江（1876-1950）人杰开辟新世纪
怪人第十四 李宗吾（1879-1943）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觉人第十五 弘一法师（1880-1942）性命呈万有
神人第十六 蒋百里（1882-1938）形势与人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1882-1913）三十仍狂谁家子
贤人第十八 范旭东（1883-1945）企业家的现代含义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1884-1968）十力功德
痴人第二十 林觉民（1887-1911）革命者的侠骨柔情
侠人第二十一 王亚樵（1887-1936）革命者的突围
智人第二十二 丁文江（1887-1936）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达人第二十三 杜月笙（1888-1951）帮派优则仕
书人第二十四 王云五（1888-1979）商人一失足成战犯
狂人第二十五 刘文典（1892-1958）狂与真
完人第二十六 卢作孚（1893-1952）在富无私
史人第二十七 蒋廷黻（1895-1965）权宜的人生事业
毒人第二十八 戴笠（1896-1946）男儿事业有戴笠
学人第二十九 傅斯年（1896-1950）阳气不足的上层知识表英
真人第三十 瞿秋白（1899-1935）历史的误会
诗人第三十一 闻一多（1899-1946）诗人的多面相
顽人第三十二 张学良（1901-2001）浊世公子成人难
义人第三十三 何凤山（1901-1977）男人一生能做多少事
赤人第三十四 蒋光慈（1901-1931）当文学遇到了革命
述人第三十五 张荫麟（1905-1942）历史学家的识见
高人第三十六 林同济（1906-1980）“蓝色”宁馨儿
天人第三十七 吴清源（1914-）天才少年乱世际遇
逆人第三十八 殷海光（1919-1969）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仁人第三十九 张思之（1927-）一生从未胜诉的大律师
隐人第四十 高尔泰（1935-）自由之美
哲人第四十一 王康（1949-）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第一部分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一名巩祚，字璱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学务博览，为嘉道间提倡“通经致用”的今文经学派重要人物。主张道、学、治三者不可分割，开知识界“慷慨论天下事”之风。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时，建议加强战备，不与英国妥协。哲学观点上持“性无善无不善”说，反对孟子“性善”和荀子“性恶”说。主张“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强调改革的必然性。代表作有《尊隐》、《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今辑为《龚自珍全集》。

·“这个世界会好吗？ ·“中国男”的群像 ·衰人第一 龚自珍(1) ·衰人第一 龚自珍(2) ·衰人第一 龚自珍(3) ·衰人第一 龚自珍(4) ·过人第二　徐继畲(1) ·过人第二　徐继畲(2) ·士人第三　曾国藩(1) ·士人第三　曾国藩(2) ·士人第三　曾国藩(3) ·圣人第四　武训(1) ·圣人第四　武训(2) ·强人第五　张謇(1) ·强人第五　张謇(2) ·强人第五　张謇(3) ·强人第五　张謇(4) ·译人第六　严复 ·才人第七　宋恕(1) ·才人第七　宋恕(2) ·牛人第八　吴稚晖 ·悲人第九　光绪 ·寡人第十　吴虞

第二部分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1898年投军，曾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下管带，第三师团、旅、师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1926年其主力在湖北被国民革命军打败。1927年辗转至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出任伪职。

·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1) ·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2) ·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3) ·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4) ·畸人第十二　杨度 ·奇人第十三　张静江(1) ·奇人第十三　张静江(2) ·怪人第十四　李宗吾 ·觉人第十五　弘一法师(1) ·觉人第十五　弘一法师(2) ·觉人第十五　弘一法师(3) ·神人第十六　蒋百里(1) ·神人第十六　蒋百里(2)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1)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2)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3) ·贤人第十八　范旭东(1) ·贤人第十八　范旭东(2)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1)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2)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3) ·痴人第二十　林觉民(1) ·痴人第二十　林觉民(2)

序

　 《中国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似乎永远也给不了令人心生阳光的答案。活在当下的现代人，面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是惶恐不安顾左右而言他的，不敢作答。反观人类自身，不禁也要问，千百年来，作为社会脊梁的男性群体，究竟在推动社会进步上，付诸了何种行动，承担了何种责任?是铁肩担道义的踽踽前行，还是空留一番豪言壮语后的黯然落幕？ 走出中国非常话语的余世存，这次以为人物塑像的手法，描述了浮沉于近代衰世中的四十一位中国男性。写历史的分寸不好把握，往浅里写容易变成谐谑，从而失去本该有的厚度，往深里写，可读性上很可能会受到影响。余世存的特点是能把历史写得既好看而又有深度。他的文字有情，这也正是其为文的可贵之处。他陈述历史事实，不乏理智的思考与犀利的评判，但无论对笔下人物的过往历史，还是当今现实，都投入了强烈的情感。这并非说余的陈述不客观，感情不节制，只是这位性情中人，在评述中确实难掩对这些人物的爱憎喜恶。而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可爱之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两位中国男的对比。不知是编者有意还是无意的安排，在士人曾国藩后，紧接着的章节就是圣人武训。这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却产生了强烈的映照性。在如今铺天盖地的成功学书中，曾已成为现代社会追捧膜拜的偶像。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符合这个时代人们对成功男士所下的定义。他的资质不高，但“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克己唯严，标榜道德”，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跻身精英的行列，并且成为精英中的佼佼者。作为官场楷模的曾国藩，在我们这个只看到塔尖儿而不看塔底的社会里，他的一生可真是一部励志的好教材。正如作者所言，他“实现了儒生们梦想的大业，被人称为‘完人’”。但个人就如历史一样，是个多棱体，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观看的角度，刺目的光亮背后并非还是光亮。作者笔锋一转，戳穿了荣耀背后的黑洞，“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这位圣人缺乏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可贵的个体人格。”说白了，他没人性。当整个社会都以一位没人性的‘完人’为奋斗楷模时，个体的向上攀爬只会加速群体的沉沦。随后一篇的圣人武训，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真正华彩的一面，那也是接近神性却被我们早已摒弃的一面。鲁西平原的穷乞丐武训，三十年多年来诚心诚意行乞，为家乡修建了三座义学堂。个体的苦行成就了他人的幸福。其行为感召了同代和后来的主流人士们。“他强大的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经。”曾国藩与武训，都走到了金字塔的极端处，一个居塔尖儿，一个被压在底部，但对于后者，我们却只能脸红地仰视，连称颂都是多余。
　　思考昨天，是为了让今天能变得更好些。书中的每个人，无论是对微观的人生也好，还是对整个宏观的社会也好，都是一面可鉴的镜子，它照见的是有瑕疵有闪光点的人性，是个体无法挣脱的时代枷锁。这些男性，出身各异，来自大江南北。从社会身份上讲，涉及范围很广，有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黑帮老大，特工，棋手等等，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士，又有不太出现在主流叙述中的奇人。余世存从历史的深海里，为我们打捞了这些或被湮没或被卷走的生命，试图还原历史本真的面目，借古鉴今。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写下了“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的悲壮诗句，那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愤懑，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轻巧者如情场集邮男胡兰成，可以在玩完女性意淫完政治之后，挥挥手走开，在另一个国度里写下华丽丽的《今生今世》，却没有为身后的故乡和女人流下一滴真心的血和汗。而《中国男》中的所有人物，且不论品格如何、个性又是怎么复杂，是人杰还是枭雄，至少在生命的全盛时期，他们都是扎根在这片国土的男人，是实实在在为时代为民族做事的人。纵使顽劣如张学良者，也能在关键时刻，直面历史交给他的重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也正是余世存所推崇的中国男性应该秉持的精神吧！
　　读罢此书，不禁想起作者的好友毛喻原翻译的法拉奇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中的那段文字：“如果你生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成为那种我经常梦想的男子汉：对弱者赋予同情，对傲慢者给予轻蔑；对那些爱你的人抱以宽宏大量的气度，与那些想支配你的人作殊死的斗争。”如果说，法拉奇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说出了我们对男性的期望的话，那么好吧，但愿如是所说，虽然一切逃不过天意。

衰人第一 龚自珍(2)
　　龚自珍批判了他生活的体制、士绅精英集团，那个集团流行的潜规则是等级、资历。“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疾，苟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那些资格浅的人是这样想的：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早晚总能熬到个尚书、侍郎。何必多嘴多舌（哓哓然），把前程断送了呢？而那些资格深的人又是那样想的：我好不容易历尽艰险，好容易混到了这个地位，难道能忘掉这些艰苦，而去多嘴多舌，丢掉这个地位吗？龚说：“一限以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至于建大猷（指治国的方针、原则等），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流行潜规则的官场因此死气沉沉。
　　龚自珍说，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其结果则是“辱国”、“辱社稷”，以至于亡国。官吏、士大夫的这种“无耻”，不应当只责怪他们，其根源在于君主的极端专制。他认为，天子率领百官共治天下，应当是“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龚自珍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说，一个朝代的弊政总要被下一个朝代革掉；现在当朝的，有了弊政，与其让后来的去革，还不如自己革掉的好。
　　但龚自珍在科举仕途上并不顺利。他在十九岁时首次应乡试，只中了个副榜贡生，直到二十七岁时，他第四次应乡试，才中了个举人。以后，他多次考进士，连连落第，直至道光九年，三十八岁时，他才勉强考了个三甲第十九名进士，离落第差不太远。虽然中了进士，一笔字却写得很难看，所以点不了翰林，做不了大官。自己因楷法不如式屡不及格，“乃退自讼，著书自纠”。好像自我谴责似的，就像当代人常写的“认罪书”或“检讨”一样，读来有如英国狂生斯威夫特的杂文。他在《跋某帖后》说道，“余不好学书，不得志于今之宦海，蹉跎一生。”他的字不中程式，不合馆阁体的规格，因之流传极少，也格外受人爱重。
　　因此，龚自珍始终只做了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这样一些闲散的小官职，而且还不断受到主流士绅们的嘲笑、打击。他在当时士大夫中被视为“言多奇僻”的“狂士”，甚至称他为“龚呆子”。他那些猛烈抨击制度弊端的言论，就连他的一些知交都为他担心。如魏源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就说：“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 ……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他的外祖父段玉裁虽然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然而也写信给他，希望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
　　但这个天才命中注定做不了力挽狂澜的名儒名臣。虽然他关心国家大事，做好了做名儒名臣的准备。他提倡经世致用，精研西北历史地理。在诗中自道“九边烂熟等雕虫”。九边，原指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九边烂熟，就是深谙边情之意。又有诗道：“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和当时一批有志之士如魏源、林则徐过从甚密，林则徐曾对他禁烟和杜绝白银外流的建议做了回复，信中说“责难陈义之高，博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切深注者不肯言。”他自觉地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研究不流于空谈，而能实际有用，研究的课题也更多更广，所谓“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因而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这一建议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后来的李鸿章对龚自珍也推许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于今日。”
　　这个天才几乎是徒托空言地自我设计。在防止外国势力侵入方面，龚自珍提出了严禁鸦片、限定通商口岸和商品种类、巩固边防等等主张。而在内政方面，他早年曾提出了“平均”的主张。他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均”，主要要整顿“人心世俗”，使人人都有“平均”的思想。“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而要使“人心”平，则首先要“王心”平。只要“王心”平，那就会物产丰盛，百僚受福，人民安乐。在《农宗》篇中，他还主张按宗法制度立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类。大宗（有继承权的长子）继承父田一百亩，小宗（次子）和群宗（三子、四子）分田二十五亩，闲民（兄弟中最末者）则为佃户。他想得太细了，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所有这些改革主张都是在所谓“古方”名义下提出来的药方。他有一首诗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其次，对于改革，他也只期望于逐步的改良，说什么“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他知道英国，却不了解当时的天下文明之外的欧洲文明发生过的革命。
　　龚自珍只能取用既有的文明思想资源，他运用《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对比统治者即“京师”和“山中之民”势力的消长变化，承认“山中之民”兴起的必然性，肯定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后来在学术思想上他又坚决地抛弃考据之学，进一步接受当代《春秋》公羊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的影响，所谓“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当主流社会一片“天下升平，超唐迈汉”喧闹之时，他已洞察幽微，看到了潜伏中的时代危机，预言衰世将至。在他的诗中，常常以黄昏和秋气来隐喻王朝的悲凉没落：“夕阳忽下中原去”、“忽忽中原暮霭生”、“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迁恋路旁鸦”。岁之将暮，日之将暮，堂内的燕子路边的乌鸦还做着春梦。龚自珍认为，知识分子在腐败的社会中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如同他诗中所写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 ……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但这个天才怀才不遇，他也特立独行。据说他长相奇特，言行奇特。“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额凹下而颏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跟人谈话时爱说笑话段子，谈诗论文时蓬头垢面，不屑于也没有时间洗漱。有一次他住在别人家，来客人时跟人聊天，聊得兴起，他居然跳到桌子舞蹈之。送客时，他也不知去向。在京师日，他曾拉不相识人同饮（龚诗有“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句）。在杭州时，常嘱家人备盛馔，却不召一客，至期对空空客座举箸呼名劝酒。于是朋友都称之为“龚呆子”。

衰人第一 龚自珍(3)
　　但当时的官绅大老阮元，晚年退居乡间，为避免“俗客”，伪称耳聋，对求助者也较冷漠，只有对龚自珍例外，并极为大方。只要龚自珍来拜访他，“则深谈整日夕，并不时周之”。当时人编顺口溜说:“阮公耳聋，逢龚则聪；阮公俭啬，交龚必阔。 ”
　　这个天才既无能贡献于国是，又无能跟他身处的文明决裂。因此他只能把精力发泄到别处，所有传统文明最好的或最猎奇的心态世态他都经历过了。他同情民众的苦难，“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他是接近现代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他有边塞阳刚诗意：“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他更有为东土万有生民的祈祷：“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宥情”、“尊情”，因为他尊重个性。他反对对个性的强制束缚，认为这样会压抑人才的成长。为此他写过《病梅馆记》无情地嘲笑士林的乡愿、犬儒和堕落。在庸俗的官僚士绅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移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天下虽然面临着“秋气”的侵袭，夕阳西下，暮霭沉沉的情景，而主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奈何。
　　他因此也是个大玩世者，是一个不肯调和的间世者。据说他爱吹牛，爱赌博，是真名士自风流，所有传统文明的风流人生他都经历了。他爱赏花，有“青门何有？几堆竹素，二顷梅花”吟咏。喜交友，豪称“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喜游山，观黄山云海，他发出“千诗难穷，百记徒作”的浩叹。喜收藏，文博藏品之富，其儿媳妇之弟陈元禄称之为“不可胜记”。他得到一方古玉印时，称“入手销魂极”、“引我飘摇思”，又称“自夸奇福至，端不换公卿”。他高看宋拓洛神赋十三行，称之为“最所珍秘”，为其藏帖“二千种之冠”，特邀林则徐、魏源、何绍基等好友同赏。龚自珍赏王时敏《九友图》时，发出“相见便情长”的感叹，声称犹如“身到亭亭九友旁”。其得王应绶所绘精品成扇，常“袖里珍擎怀里握”。研究藏品所作《说宗彝》、《说刻石》、《说碑》、《说印》、《商周彝器文录序》、《秦汉石刻文录序》、《镜录序》、《瓦录序》等专论文章，字里行间，时出新解，被金石学家吴昌绶誉为“精博绝特”。
　　一个中国一流的男人在衰世里不得用世报国，只能将一生的光阴耗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之中。他只能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情怀。那些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抒情诗，给人一种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羡慕“老辈”、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等等。
　　这个亦剑亦箫的狂生因此睥睨万古。“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庄子》、《离骚》对他有很大影响，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的《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象，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批判地继承的关系。但他在前贤面前仍然放狂言，如李白诗，他就认为“十之五六伪也”。他评白居易为“真千古恶诗之祖”，理由是《长恨歌》中“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
　　这个不幸的人却是清末有名的“丁香花案”的参与者。晚清名词人顾太清，也风韵超群。这位守寡的王妃跟龚自珍家“两家交好”。大历史学家孟森考证说：“太清与当时朝士眷属，多有往还，与杭州人尤密。尝为许滇生尚书母夫人之义女 ……定公亦杭人，内眷往来，事无足怪。一骑传笺，公然投赠，无可嫌疑”。龚自珍投赠的诗即是：“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但名士才女发生此事，却引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小人从中作祟，清宗室家族将其视为奇耻大辱因此不问可知。本来人们对龚就看不顺眼，这下更有理由了，龚自珍被迫离开京师，1839年辞官回乡。而贝勒一死，家人也立即将太清赶出王府府邸。孟先生称之为“家难”，其实与太清、定庵的交际密切不无关涉。
　　在回乡途中，龚自珍写下了三百一十五首《杂诗》，这就是著名的《己亥杂诗》，这是他回忆和记叙他一生经历、交游的叙事诗，在最后一首诗中，他十分伤感地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阁（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他苦闷过、彷徨过、伤感过，但他没有陷入病态，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男人那样太监般的阴冷、卑琐和扭曲，他依然自信而充实。他骄傲地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处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齕，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的生存示范因此在当时和后来获得了长久的回应。他的诗名极盛。《己亥杂诗》“赖是摇鞭吟好句，。有句云，流传乡里只诗名”自注云，“到家之日，早有传诵予出都留别诗者。时有诗先人到之谣”。其实，他留给诗坛的影响又何止百年。黄裳先生认为，在严复、梁启超出现以前，龚自珍是独领风骚数十年的人物，他的诗文风靡了一世。只看他的遗集翻刻之多就可知道，虽然都刻得那么草率。黄裳更认为，龚自珍影响了后来的鲁迅和陈寅恪。至于梁启超，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承认：“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受到龚自珍的影响。

衰人第一 龚自珍(4)
　　更不幸的是，离京两年之后，龚自珍即卒于丹阳县署，年仅五十。“暴卒捐馆”，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他是被情敌鸩死。此时鸦片战争发生已经一年。龚自珍无愧于自己的一生，尽管他那半伦不伦的儿子在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时，匪夷所思地跟英军同往，取金玉重器归，发了国难财，但衰世文明的耻辱已非一人所能承担。龚自珍感受到的文明耻辱得由文明的全体成员都来承担了。
　　这种屈辱感今天仍在进行时中。学者傅国涌强调了龚自珍的“衰世”说，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不过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十字街头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
　　林贤治更早地注意到这个“山之民”跟大海的无缘命运。“他刚刚出生就被扔进山谷里。整个中国都被扔进山谷里。幽深了两千年的山谷。开始便是结局。他无路可走。少年时击剑吹箫，英迈又温柔，想见石破天惊的刹那，所有峭厉的峰峦都化作浑圆的波涛，舞涌于眼底。然而，大小鬼蜮，早已占据了可供攀越的去处。大海不可即。大海只是一种怆痛无已的情怀。”
　　更多的中国人同样理解这个转型文明中最纯粹的大诗人。因为毛泽东的宣传，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有人回忆自己的青春少年：“少年时便晓得有个诗人叫龚自珍，不是因为渊博，而是在当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中读到了他的名字，还有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打动了不少那时暂居山乡的少年，他们学识浅薄却自命不凡，身处卑贱而心雄万夫。及至年长，有机会细读了定庵的诗文，才发现他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纯粹是个诗人，他有经学的渊博，小学的严谨，杂学的恣肆，释道的瑰丽神奇 …… 他是富于激情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勇敢敏锐的思想家，风流儒雅中荡漾着一股勃然不磨的英气。”如果我们借用恩格斯的语言，可以这样说，“龚自珍是传统文明最后的一位诗人，又是近现代文明最初的一位诗人。”

过人第二　徐继畲(1)
　　把名字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 　　
　　徐继畲（1795~1873）清末山西五台人，字健男，号松龛。道光进士，授编修。历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迁广西巡抚，次年调福建巡抚，一度兼署闽浙总督。1851年授太仆寺少卿。1863年受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1866年授太仆寺卿、京师同文馆大臣。编著《瀛寰志略》，为中国较早论述世界地理和历史的重要著作。另有《退密斋诗文集》、《松龛先生全集》。 　　 　　
　　◎一般以为文明间的交往，大致会有几个阶段：最初是无功利性的欣赏阶段，其次是功利性的抵拒阶段，最后是化合为我所用阶段。
　　◎《瀛寰志略》问世后，虽然在国内被禁，却在日本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 　　
　　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初交往如何发生，如何可能？似乎永远是一个谜。人们的交往沟通如何确立“主体间性”，至今仍是从哲学家到平民大众的难题。一般以为文明间的交往，大致会有几个阶段：最初是无功利性的欣赏阶段，其次是功利性的抵拒阶段，最后是化合为我所用阶段。我国文明跟佛教文明的交往就是如此，先是王朝的上层社会对佛教的欣赏，以为西方圣人释迦牟尼所说，跟我们的圣人孔老所说相似；然后就进入冲突，“沙门不拜王者”，朝廷和儒生先后灭佛辟佛；最后到宋朝，宋人援佛入儒，创理学，为我所用。我国文明跟基督教文明的碰撞，似乎也有这样的阶段，不过，由于基督教文明进入我国方式的特别及其至今的强势，使得我们对基督教文明的态度，欣赏和敌拒混杂在一起，已经一百多年，仍未能进入融合的阶段。而最初抱着欣赏态度的国人，其人生命运之复杂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百多年前，徐继畲因为做福建巡抚而有了了解西方的机会。他的欣赏了解西方是办洋务，跟洋人打交道时，不耻下问问出来的。他著书《瀛寰志略》。后人称说，清朝以后国人的思想，较之明朝徐光启、李之藻的世界眼光后退多多，又退回到了《中国论》和《华夷图》时代，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没有走出天下观和《华夷图》的视野，只是到了徐继畬，才开始走向世界，从天下观走到了地缘政治，从朝贡国家体系走进了民族国家体系。
　　徐继畲的书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世界近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和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特别是对于中国人很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及非洲都有所记叙，而对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介绍尤为详细，每个欧洲国家的面积、人口、财政收入和陆、海军规模都有具体数字介绍。徐称赞欧洲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政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至于中土，非偶然也。”在书中，徐继畲还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徐对欧洲国家的先进文明多有赞扬，如称赞瑞士“国无苛政，风俗简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是“西土之桃花源”。
　　尽管徐为了“中国国情”，在书中做了不少妥协，包括在引言中写道：“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但徐书在当时人眼里，仍不被理解。这书一问世，就招来了一片非议，他的好朋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春秋大义”。他的政敌，包括林则徐一派，则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欲将其置于死地。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夷”，而不以为然。徐“遂而负谤至今”。他的命运可想而知，“称颂夷人，献媚夷酋”，丢官不说，书也被毁，不让出版。
　　《瀛寰志略》问世后，虽然在国内被禁，却在日本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二十年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瀛寰志略》在国内的地位开始提升，总理衙门重印《瀛寰志略》，“中外（指京师与地方）奉为指南”。他的老朋友郭嵩焘，初读《瀛寰志略》，也觉得徐继畬赞美西方言过其实，刻意夸大其词，后来他出使欧洲，方知其言非虚，遂叹曰：“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康有为、梁启超、丁日昌、薛福成等主要维新人物，都从《瀛寰志略》中接受了新的世界观。可以说，十九世纪我国后半世纪的思想家们都从中受益。作为变革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
　　徐继畲对西方文明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说，他的欣赏仍得以我们文明中的理想状态相参照。在书中，徐继畲告诉国人，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以赞美的笔触写道：“乾隆四十七年，华盛顿立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却认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当择有德者为之。 ’”“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徐告诉国人，只需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位平民皆可能被推选为“国主”。而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徐继畲认为，美国国家政治的民主共和制虽属原创，却与中国“三代”政治中的“禅让”“天、下为公”等古道不谋而合，西方民主制度之内涵“符合孔子遗意”。徐还预言说，美国所实行之“世法”，“必传于世无疑”，因其所代表的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大趋势。曾国藩后来深受徐继畬的影响，他在南京专门修建了三间大房子，摆设地球的巨大模型，他通过《瀛寰志略》了解美国。据说，徐继畬对美国的评价感动了他，将美国理想与三代之治联系起来，曾国藩认为这样的评价很真诚。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政府决定建造华盛顿纪念碑，并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当美国政府向中国征集相关的纪念物时，由于我国的封闭和国中人士视野之狭窄，竟无相关可用之物，美国政府颇为失望。当是时，丁韪良在与徐继畲的朋友张斯桂交往中，得知徐对华盛顿不仅非常了解，且发表过相关评论。于是，他购得上等石料制碑，并通过张斯桂得到原文，汉字碑乃成。1853年，此碑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赠予美国华盛顿纪念馆。碑文文字：“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过人第二　徐继畲(2)
　　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畲的言论事迹在美国传开。1867年 10月 21日，美国第十七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特请著名画家普拉特摹制斯图尔特所画华盛顿肖像一幅，由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赠送徐继畬，并举行了隆重的赠予仪式。蒲安臣公使致辞说：“华盛顿与中国人民一样，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呼吸自由的空气；与中国人民一样，坚持孔子在二千三百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二十年前，你出版了一部关于各国历史地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倾注了你大量的劳动，正确的判断，以及你们国家的了不起的学问。你考察了各个国家的伟大人物，却把华盛顿置于一切伟人之首。你对华盛顿的评价，已经被充满感激之情的美国人民们所翻译和引用。为了表达谢忱，总统特地让国务卿请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制作了这幅画像。今天，我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带着一切美好的祝愿，赠送这幅画像。”蒲安臣还说道：“盖为我国之民所敬仰而深慕者，独有兄台一人而已！”
　　徐继畲的答辞是，“覆迳启者：昨读琅函，猥承奖誉，并以贵国开国之华盛顿绘像见赠，展观具见雅仪，欣羡之余，弥殷钦佩。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专覆并谢，即颂吉祉。”从英文回译的大意是：“您对我的高度赞扬，使我深深感到自己其实难副。当我一遍又一遍地端详着这件精美的赠品的时候，华盛顿，仿佛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喜悦和感激之情，竟一时难以言表。在奠定贵国的基础方面，华盛顿显示出惊人的能力。 他已成为全人类的典范和导师。他的贤德，已经成为连接古代圣贤和他以后各代伟人的一条纽带，因此，他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1868年 3月 29日，《纽约时报》刊登重要评论，论述徐继畲因研究科学被撤职，并遭到皇帝放逐，长达十八年。其科研成果是一部世界地志专著，名《瀛寰志略》，从此“中国历史悠久的地志体系，被这位东方伽利略改革了 ……对中国人来说，研究夷人历史，肯定险象环生，而这位地理学家，正直勇敢，不怕重蹈伽利略的覆辙”。
　　1998年 6月 25日至 7月 3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问我国。6月 29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克林顿提到了一个插曲。他说：“从我在华盛顿特区住所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上有一个小石碑，上面刻着赞颂美利坚的话语：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话并非出自美国人之口，而是由中国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克林顿还表示，这块汉字碑是“一百五十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士人第三　曾国藩(1)
　　圣王们的游戏
　　曾国藩（1811~1872）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操办团练，旋扩编为湘军。次年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1860年升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与李鸿章创办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近代军事工业，奏请派遣幼童留学美国。1870年查办天津教案，惩办民众，对外妥协，受到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有《曾文正公全集》，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
　　◎ 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曾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时卑微、平庸、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一句话，平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避乱世，而是个人尤其乌合之众的集体都应该学会如何适应乱世。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世里得以完成，并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地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拷贝，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们的成就了。
　　曾国藩是我们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头上的光环无数。他是我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他还组织人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先行者，他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蒋介石也曾将他的《爱民歌》印发黄埔学生。曾国藩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在当时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使得跟太平军的无义之战多少有了合法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
　　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晨星，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清朝廷失言，但他的事功当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唯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还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
　　曾国藩在时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年时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甚至受到对手们的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所谓屡败屡战。曾国藩的学问文章以经世致用为主，故“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语），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语）。《清史稿 ——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 ”有人说他是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了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被人称为“完人”，算是我国儒家文化最后结出的一枚硕果，也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赞誉，以及一切亲近传统的文士们的注目。儒家文化的用世之心历经千年，快到终结时，有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完美的榜样。
　　也因此，无论我们后来的内圣、现代儒者或新型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熊十力、梁漱溟，以及当代的儒者茅于轼、当代的知识分子李慎之、当代的儒家信徒蒋庆，他们都很少关注曾国藩。曾就像是在我国历史上划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脉斜阳”。自他消逝于历史的天空后，人们承接的就是现代的光芒。
　　这也正是曾国藩作圣作王跟现代扞格之处。从现代角度看，曾的圣王威仪无论如何巍巍，他的面孔是太模糊了。人们可以欣赏左宗棠的张狂，可以感慨李鸿章的商痞，可以厌恶曾国荃的杀伐残暴，但曾国藩的完美太遥远了。哪怕素描曾国藩的人生行状，人们仍不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他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不免激动，说了几句笑话，回家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陪着夫人在家闷了，也立马警觉：“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此，何以为人！”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终于有成，据说他在四十岁前后灭掉了人欲。但关于他的人生之谜中有一则是，在他五十一岁，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至于他仍改不了讲笑话（今天叫讲段子）、爱论人是非的毛病，大概是灭人欲后的圣人仍需要转移升华的缘故。这样的圣人只能以变态来解释了。

士人第三　曾国藩(2)
　　但这个资质中等的人用传统中修身齐家的办法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他也确实获得了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战略感、大局观和见识，正是这种眼光使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为清朝补天成功。这种眼光还使他看到了社会上层的真相，他更知道上层能生人死人的权贵们有什么样的德性和才能。他从理学起步，但他却知道理学家们不成器，“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 (仁)，然才薄识短。”他也知道传统是不行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艮相 (即倭仁 )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他跟两宫太后有几次谈话，印象中非常一般，认为慈安和慈禧的才地都很平常，跟他这样的国之栋梁难得见一面，却无话可说，只是应酬。掌握时局的军机大臣有亲王奕、文祥、宝均，但奕太聪明，想法多变，是小聪明，文为人正派，却气量狭隘，不会用人，宝更提不起来。因此，可以说，当时国中，曾一人而已。“朝廷乏人，如李鸿章评价的：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也因此，当时人都看出了他问鼎的能力，汉族士绅们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学的大家王闿运甚至奔走其间。据说，左宗棠曾题神鼎山一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将此联派专人送胡林翼转曾氏，请共同删改，试探胡曾二人意向。胡拆看后，一字不动，加封转曾，曾将“似”改为“未”，原封退胡，胡拆阅，在笺尾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问鼎之意，这个儒生不愿捅破天空，一味自保。
　　有论者说，曾在打败洪秀全后如一鼓作气再夺天下，其一生恐怕也将困于战事不可能再于洋务上有所成就；但是，曾的事功，包括推介西学洋务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战时，战后他反而处处受制，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而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悲剧人物容闳曾在回忆录里对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谋中国进化，对曾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谦抑太过，过犹不及，他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政治方面的作为已经不可假设。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谦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也许是他的知识太旧了，即使他看了徐继畲、林则徐们拿来主义的工作，但他依然不愿思考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为。他不是一个有思辨能力和原创能力的人，他的思考停止在跟列强平等交往以及以诚待人的基点上，再也没有前进半步。他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是否“弘道”，或“遵礼”。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比较日本同时代的社会精英，如福泽谕吉们，致力于掉转船头，启蒙同胞，“脱亚入欧”，曾国藩们本是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做启蒙的最佳人选。但曾却宁愿沉默以保守某种清白，在铁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诉国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孔、庄、韩那样思救周文之弊。而这种启蒙工作最终要人来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焘、冯桂芬、容闳们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个世纪开始，到孙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才差强人意地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完成了对现代转型的某种注解。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也是一种衰败文化的宿命。
　　曾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据说曾的子弟兵们有拥戴之意，他却写下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来回应大家。
　　这个圣王因此缺乏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可宝贵的个体人格，缺乏“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他对平民大众的心思欲望视而不见，也缺乏同情之理解。他的残忍在中国的儒生中也是空前的。好些跟太平天国敌对的士绅也对曾国藩训练的军队之残暴留下了印象，如李圭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宁波被占领后，外国人感叹：“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拥有五十万居民。”李鸿章等人攻占苏州，采用了骗降后杀降的手段，其欺瞒和屠杀之举，使英国人戈登“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后来李鸿章对他进行安抚，他仍然持保留意见，拒绝接收朝廷赏给他的一万两银子，他在朝廷的褒奖令背面写了一段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幼天王等一部分人突围出城。“两广老贼，纷纷搥城而出。”但是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就是说，三天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天京城攻陷后，城内大火燃烧一周左右，大部分民房被毁。如此惨状，以至于清朝廷认真讨论，是否要把两江总督、江苏布政司的驻地移到扬州。曾的幕僚还说：“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直到湘军攻破南京三十年后，城内仍然萧条，如谭嗣同所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这就是曾国藩不得不为的霹雳手段，他扬言“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就是说，既然普天之下莫非暴民，那么他施于其上也就是率土之滨莫非暴行。他也因此得到了“曾剃头”的称号，一个圣人完人得到民间如此“赐福”，不知道他的圣德如何附丽，大概只及于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小圈子内。这也是声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不肖儒生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安身立命完全跟民众无关，跟个体无关；即使有关，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故此我们的社会高深莫测谓之神圣，神圣也是以民众血肉筑养而成的。他的弟子兼接班人李鸿章后来访德，与俾斯麦闲谈时，曾夸讲自己打太平军的“功劳”。俾斯麦说：“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

士人第三　曾国藩(3)

曾的成就确实大哉伟哉，可也确实跟他的个人情感爱憎无关。他跟清廷打哑谜也好，捉迷藏也好，跟左宗棠、李鸿章跳杂耍也好，都已经跟原儒情怀大相径庭了。曾国藩的儒家真诚有了一个游字作底色，游儒的真诚跟世道人心无关，只是跟他想象的世道人心有关。他是认真的，又是虚无的；他是严格的，又是赏玩的。这真是落日满山，是温情，更是阴冷；是圣之老者，是素王，更是雷霆雨露的翻覆游戏。
　　流沙河说过曾国藩“可怕”，的确，在曾的圣人温情后面，是刀锋的惨刻严苛。流沙河曾感慨：“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
　　这大概也是一个现代国民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