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与传播研讨会纪要 - Welcome to China photography

图像与传播研讨会纪要
1970-01-01 08:00
一、问题的缘起
社会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自1952年被取消后，80年代重新恢复，这些年好像很受青睐。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个问题是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社会常识和社会学之间界限不太清楚，社会学需要学术规范化。还有个问题就是通过社会学到底能够探讨些什么？社会学在国外被有些学者称为最具自由度的一门学科，对这种自由可以有多种理解，其中最吸引人的恐怕就是它的开放性：以这门学科为基盘，你可以探讨有关人及社会的任何问题。但现实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对人和社会抱有广泛、浓厚的探索兴趣，却不知道去抓什么、又如何去接近它。
实际上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曾有一个朋友想好好拍拍上海，让我给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出个题目，我给他复印了些有关“城市社会学”的资料，事后想想实际上可能不太管用。像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摄影家中，也存在于学社会科学的学生中。我教社会学课，有时也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不少学生说很喜欢社会学，可写论文时却往往为找不到合适的题目发愁。大家的思路似乎差不多，一提到社会学就是老年保障、青少年犯罪，就是如何去解决中国现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社会机制要健全等等。我说你们真的那么关心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吗？这就是你们心里整天揪着的问题吗？
所以我在这儿想说说“社会学的想象力”（“imagination of sociology”）的问题。这个概念是5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密尔斯提出来的，他对当时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提出挑战，批评了当时美国盛行的社会学主要流派，包括古典社会学、形式社会学、经验社会学等。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是指将私性的问题与公性的问题、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的结构联结起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心灵特有的素质，是社会成员总结认识这个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和他们自身内可能发生的东西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并不是一定要社会学家经过训练才可能有的，而是一般的社会成员都可能具有的一种能力。当然，在密尔斯这儿，“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是一种想象的能力，而且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注重于观察人类社会冲突和变迁的本质。美国社会学在四五十年代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主流，在美国当时繁盛发展的时代，社会学家们对社会体系、制度的正当性确信不疑，注重于对秩序、均衡的研究，基本上对变迁、冲突持否定态度。而密尔斯强调人类社会的变迁冲突。同时，社会学想象力的方法还强调把个人生活史和社会心理学有机地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此外，密尔斯还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任何社会它一定有一个历史的前提，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结构，可社会的图景不同，它们都带有历史上特有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密尔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及其实践，那种对社会以及社会科学的现状的批判性分析对我们是有启示的。
联系到上面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结合现实的中国社会，我觉得，有一些角度是我们可以考虑的。比如说，“社会变迁”的角度，一定要意识到中国社会现在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中。年轻人往往会觉得现在的状态是当然的事，“中国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但10年前它不是这样的，20年前更不是。“改革开放”前，和1949年前不一样，而1949年以前的社会和近代的变动开始前又不一样。在这样的不断转变着的社会中，许多问题都要放到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去，看其连续性的一面，又看其变化的种种，像社会结构、人的意识结构，现在也不是一种固定化的，它还在变。
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群体”思路，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冲突理论一直强调这一点。古典马克思主义将人分成不同的阶级。现在的冲突理论主要注重对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不同的社会群体也好、利益群体也好，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分类，怎样去发现、接近，进而观察它的内部结构以及这个群体与外部社会、与其他群体的关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另外，当我们观察人及其社会行动时，有一些社会学的理论可以借鉴，像生命历程理论，因为在社会变动过程中，一代人一代人的生命周期是不一样的。此外像“人——社会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以及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发生变化。在这儿，结合我最近看到的一些专题摄影，我想具体谈几点，一个是谈谈社会问题的架构；另一个是群体；还有图像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问题。
二、关于社会问题的架构
对所谓社会问题的研究，最早是由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倡、实践的，以前欧洲的古典社会学不重视这个问题，社会学就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事实。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他们的前提是现实体制的正当性是肯定无疑的，均衡是必须保持的，秩序是必须维持的，如果发现某种因素是破坏这种秩序的，那这种因素就是一种社会病理，就应把它解决掉。这是美国全盛时期许多社会学家的一种思路。
现在我们这儿也有很多人一想到社会学，马上就想到研究社会问题，找出病灶，然后怎么解决它。这恐怕也是我们支配团体的一种愿望，认为社会学的用处就在于它能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好多社会问题。
但到底什么是社会问题？通常媒体可能会在报道社会事件或暴露社会阴暗面方面花一定的力气，有时看上去也不乏道德勇气。但其中就事论事的、或简单罗列原因一、二、三的较多，而立意提出异议、架构社会问题的却较少。
实际上社会问题的成立有一个架构的过程。有的社会事实、社会现象即使引人注目、被认为有点异常、甚至是社会阴暗面，但不一定就被社会认定为一种社会问题，有的则不然。实际上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架构是不一样的。这里头涉及到社会成员如何提出异议，又涉及到异议者、知识权威、权力机构以及媒体等如何介入。社会问题是在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下被架构起来的。异议的提出，包含了一连串的问题，如到底要否定什么，为什么能够否定它，又为什么必须否定它。就是说，要否定它的正当性，揭示它的危害性，还要清楚自己想肯定什么。当然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角色意识的话，还会提出对策。而当异议被提出来后，社会问题的架构又有待于各种社会势力的介入。
前几个月《南方周末》等一些报纸提出中小学教师虐待学生的问题，报道了十几起，有图像也有文字报道，一些作家文人也参与了发言。但是很遗憾，后来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似乎没有架构成什么社会问题。在我个人看来，原因在于知识权威没有真正介入，权力机构也没有介入。当时的媒体和作家文人们到底要否定什么？要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问题化？都不明确。我认为不是说中国的中小学教师这个社会群体应该被问题化，而是“羞辱”这一种社会行为本身在中国应该被看作一个很深刻的社会问题。
羞辱（以当众污辱人格为特征）作为一种惩罚手段，其正当性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历来是被承认的。美国有个社会学家在台湾调查研究儿童问题，他讲：他很惊讶地发现那里的学校普遍用羞辱这一种方式作为惩罚的手段，最最普遍的就是罚站，让孩子在众人的视线下产生羞耻感。
这次在媒体的炒作中，被问题化的主要是教师本身，照片里的老师像恶魔，但事实上据报道好多当事人的老师还是优秀教师，这说明他们一般是现行制度、规则的较认真的执行者。问题在社会的规则，在人们的观念深处，人们通常并没有将羞辱人、污辱人格这样的社会行为问题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以当众讥讽挖苦人、让人丢人现眼等等侮辱人格的方式来惩罚人，包括家长也会用羞脸的方法来让孩子记取教训。有些手段甚至被制度化。像脸上刺字，原本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
人们常提到文革中老师遭到学生羞辱的事，但应该想到，当这些学生小的时候，老师和其他大人们就是用这类方法惩罚他们的。社会行为都是学习来的，也只能是学习来的，孩子从小被羞辱，一旦他造反，他肯定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人。既然这种方式一直是被正当化的，为什么他们不能用？我们在历史电影中看到大革命时期土豪劣绅被工农革命群众戴高帽子、游街，这被肯定为正当的革命行为，所以文革中“革命群众”让各种“敌人”戴高帽子游街，这一点也不奇怪。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被作为社会问题架构起来的话，是件深具意思的事，可惜没架构成。
同样的例子，比如说减负问题，考大学问题，这都涉及到孩子、年轻人的问题。就大的方面讲，从近代开始，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就一直是以发展主义、富强梦为基点的，培养国家人才这个出发点压倒一切。从小的方面讲，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中，孩子的工具性意义一直是一个要害性的问题。所以，尽管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早就呼吁救救孩子、尊重孩子，即首先要将孩子当作人来培养，但是来自于国家的、家庭的期望一直就重重地压在中国孩子的身上。90年代初，媒体报道了通过夏令营活动来比较中国小孩和日本小孩的文章，并说有的日本人说从孩子的素质来看，再来一次战争的话，日本一定胜中国。这一下子刺激了许多上层老人，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便成了一个上下关注的大问题。去年有一个调查说，中国小孩的平均身高已经低于日本了，这一下减负终于被提出来。当然这只是表面的就事论事而已。但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一涉及到民族主义，社会问题就特别容易被架构，而同样的问题如果是从人本的角度来提出，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架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图像具有着特殊的功能。一般社会问题的架构，会有一个艰难的异议的过程，在认知领域、规范领域里头难免需要一番申诉。但是图像通过媒体，一经与大众直接见面，就可以相对地跳过这些阶段。为什么呢？图像可以在感性的表达领域和大众沟通，引起共鸣。像美国当时关于越战的正当性，一直争论不决，等到那张火海中跑出小姑娘的照片和美国大众一见面，形势马上就转过来。因为它跳过了其它一些过程，它以具体的、刺激人的场景让人们无可回避地面对战火与儿童这一事实。还有像失学儿童，一般情况下人们也可能多少知道中国许多地方小孩子没钱上学，那又怎样呢。但是解海龙的照片摆到人们眼前，情况就不一样了。对此图像的制作者和传播者应持某种自觉。
关于社会问题的架构，还有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架构涉及到社会的透明度以及权力机构、知识权威、媒体、一般市民之间的多边关系之间的力量关系，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观念的急速演变和多元化。在缺乏透明度亦即情报公开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或各种社会力量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的社会中，社会问题的架构是可能存在很多问题的。
三、关于对特殊群体的关注
所谓社会群体一般是指具有某种共同性，相互间具有一种特殊关系的群体。也有人认为指一种较小规模的团体，即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宗旨，大家制定一定的规则。但是大多数人认为群体的定义应更宽泛些，成员间具有相互的共同性、某种区别于其它团体的一种共同的东西、特征的，即可算作一种群体，像民族也是一种群体。
怎样去发现群体、接近群体，这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事。但是现在社会科学界，因为研究者大家都是在体制内，另外，有比较强的角色意识，所以，大多人更倾向于研究宏大的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对社会群体，尤其是各种较小的群体的研究就比较少。相反地，摄影界却有不少人在做这事，他们关注社会上各种较弱小的群体，记录他们的生活，这很引人注目。
这次会议上大家都在谈“弱势群体”，实际上主要指各种少数人的群体。分一下类的话，一种弱势群体，其共同特征是它的贫困性、低层次性、脆弱性；包括社会性别中受歧视、受压迫的，多为妇女；年龄层次中间的，如老人、儿童；体能的弱势者，如残疾人等。这些群体如今正成为不少拍摄家的关注对象。另外一种是边缘群体，也叫边际群体，指游离于占支配地位的价值、体制、文化以外的群体。如占支配地位的职业系统以外的自由、个体职业者，如“自由文化人”；还有像占支配地位的家庭形态以外的，如独身族、丁克族（自愿不育者）、同性恋等。他们游离于支配价值、体制以外，有的可能是迫不得已的，但也有的是自觉的选择，是自我流放式的，他们拒斥主流。这样的群体虽然也可算是一种弱势群体，但未必需要同情。少数者群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少数者。如少数民族、移民等。越轨行动者：或者说是偏差者，具体可分很多类，像不适当行为、异常行为、自毁行为、不道德行为、反社会行为、犯罪行为等等。各种类别有时是很不相同的。
看到有一些摄影家以这些人为拍摄对象，但感觉他们的图像话语不太清晰，不知道他们想说些什么。表示同情、表示理解，还是想破除社会成见，即要否定社会给予这些人的标签？或者是要揭示些什么？这反映了拍摄者本身对他们的对象的社会行为缺乏相应的思考，有的似乎停留在“责任在社会”这样的认识上。让人感觉他们在接触敏感题材，但缺乏洞察力，作品缺少穿透力。
讲到价值关心，社会学讲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的时候，经常是放在社会不平等这一块里来讲的。所谓社会不平等在这儿是指人们因为个人和群体的某些特征而得不到平等的获取社会报酬的机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时可能是基于一种道德关怀；还有的人对边际群体的关注实际上出于一种对自由的追求；而对越轨团体的关注，我觉得有时需要关注者思考一下，到底你是基于什么？有的人是要修复社会控制装置，把它作为一种病来铲除。还有的站在相反的立场上，比如标签理论就强调越轨者之所以被否定、被定为犯罪、越轨等，是因为社会游戏规则是另一个团体制定的，这是比较激进的理论。
接下来谈谈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问题，以及摄影家的身份认同问题。我注意到有些摄影家花了笔墨申明自己的身份。确实现在大家都比较看重这一点：即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面对你的拍摄对象的？现在摄影家对那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关系模式大多有程度不同的警觉，希望觉得自己和被摄对象是平等的。但这时可能就有另一种倾向：一体化倾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我实际上也是农民，或实际上我自己也曾经体验过对方的生活。一种情况是通过种种交流达到某种情感的共鸣，另一种情况是认为自己与对方同属某种群体，即同为内团体的成员、是同类。这样一种倾向，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举例而言，研究汉学的西方人讲中国的事常常会受到一些质疑，而那些中国人的研究者如留学生、海外华人学者，问题当然就要简单些。但留学生、海外华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国内大陆“中国人”的同一性呢？同类之间也存在差异。中国人拍中国人就没什么问题了吗？你在内团体里处于什么阶层？也许是精英。所以，我觉得对一体化倾向同样需要有种警觉。明确身份不是强调差异，而是首先要承认差异的存在，对自己与观察对象的差异的认识有利于更客观、更平等地确定相互间的关系。承认差异，明了身份，才能对自己与对象之间可能有的权力关系持某种自觉。否定这一点，就可能对自己潜在的对方的侵犯可能性失去警觉。
讲到对弱势力群体的关注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间的关系，需要作些说明。讨论有关人文关怀的问题时，大家讲人文关怀及其精神意识有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但这不能绝对化。人文关怀中有精英意识，这不奇怪，人类社会需要有人来思考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于本团体利益的问题。但因为精英意识而强调、突出自己在社会中的精英身份，会让人反感。另外我这儿说的精英意识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具有超越性，但不是救世主意识。
摄影家对弱势群体、对其他各种少数者群体等的关注，首先应该明白自己的身份，就是说，你不可能代表他们、替代他们去发言，你不是他们，你只是你自己，你看到的只是你眼里的他们。你能做到的，是更多地了解他们，并进而通过你及你的作品让你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也一起更多地了解他们。人文关怀的价值就在这里。对于一个特殊群体，社会优势群体会形成种种刻板印象，如偏见、歧视，如果优势群体中的有些人愿意对这个问题表示关心，比较客观地、抱着某种沟通的愿望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状态，理解他们的内部结构以及和外部结构的关系等，那么，这样的人文关怀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其价值在于改变你这个优势群体对他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偏颇的看法，帮助自己的所属群体去了解其他群体，这样的观察、了解有利于人类各个社会群体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关于相互关系，我觉得还有一个被观察者－观察者－社会之间的三者关系。在这里，我把作为观察者的图像制作者和传播者放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有种共谋性。不管拍摄者认为他和他的被摄者是同类也好，还是建立了一种非常成功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好，当你将这个图像公开到社会上去以后，这个关系就会发生变化。由于二者关系发展成三者关系，图像的意义很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他原本面向的是你，可是当他以同样的眼光、同样的姿势面向社会的时候，可能情形就是另外一回事。换句话说，当你成功地获得被摄者的信任后，他可能会跟你自家人似的，他把自己无所谓地暴露给你，可是当图像公诸于社会，这种自家人之间的随意就可能成为一种丑陋的暴露，甚至可能对被摄者是灾难性的东西。原先在摄影家这儿的可能有的价值关怀，随着作品进入社会，既可能使被摄者获得来自于社会的理解、同情及支援，但也可能只是满足了人们的窥私欲，或种种看客心理。不管图像制作者当初将自己的动机等等设想得多么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四、 关于图像的社会学意义
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种符号，同语言一样，由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赋予其意义，对这种意义的共通的理解也为人们的互动所必需。在图像中每一个表情、场景、甚至色彩、图案都可能被所在社会的人们赋予特定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图像不同于文字，一般如果不作具体的文字说明的话，作者要让读者读懂他赋予图像的意义，是需要某种相同的文化背景、观念意识的。用图像符号来表达观念在西方很流行，但有一个前提，他们的整个中产阶级有相近的知识、文化的背景，对许多社会的问题、观念的问题有共通的关心。而这些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不大一样。
我们这一百年来，传统社会的许多东西，大换血似地被改造。现在更是急速变化，旧传统、新传统有中断也有延续，多元化之外还有各代人之间的、各个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这儿的图像符号，作者怎么赋予它意义是一回事，而社会上怎么接受它、解读它又是一回事。中间会出现好多误读，有时可能是各种人各自读出不同的意义来。
以前从图像中看到原子弹的蘑菇云图，我们知道那意味着国家的强盛，对帝国主义它是中华民族力量的象征，完全是肯定、正面的。如果是接受另一种观念的话，就可能从中解读出另外一种象征意义来，即蘑菇云是恐怖的，意味着核战争、地球毁灭。烟囱的图像，曾经是一种工业化的象征，可现在这种图像就可能被赋予“环境污染”的意义。
解读图像的社会学意义，事实上有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在做。比如日本的一位社会学者搞比较研究，他专门做了个题目，用了图像（录像），从东南亚各国的电视广告看汽车图像的象征性意义。他就是放录像给大家看，然后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图像。怎么解读呢？他发现在中国、泰国等国家的电视广告中，崭新的汽车通常被很夸张地展现出来，有时旁边会站着西洋人，而汽车飞驰经过的地方，多半是非常漂亮的风景或很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在这些国家，汽车作为一种高档奢侈的消费品，有社会现代化的象征意义。而在其他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汽车的广告一般是较具体的，介绍某些功能，如安全装置、节油功能等。汽车图像的“现代化”意义已经不太明显了。在这里，他们从中国等一些地方的汽车图像中，读到的意义实际是社会的“不发达”，即“发展中国家”中特有的意义。虽然这样的分析会让我们听来不太舒服，但有一定真实。
最近我还发现有一些摄影家都拍了小孩子拿枪的照片，实际上《光与影》以前还有过封面照片，这次黄文的《标靶》里边也有一幅，他们显然都在表达一种忧虑，图像被赋予了沉重的意义，有关孩子与暴力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过其他一些图像，如以前少年儿童拿着木头枪的、红缨枪的宣传画，那完全是另一种意义。即使是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穿小军装的儿童照片，大人让孩子装扮成小军人的样子，有的还拿着玩具枪，觉得很神气。所以，我们现在一些摄影家在他们的图像中所赋予的意义，社会上很多人恐怕并不一定能按他的思路去接受。观念的差距、文化的差异，在我们这儿表现得很突出。甚至有一些很表层的东西，基本的审美的东西，都可能存在许多解读上的阻碍。
五、关于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
之所以想到讲这个问题，是因为看了不少学生写的论文，有些感想。一般认为，学生具有反叛性，对社会多一些批判性。但现在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思考问题大多是从发展主义、进步主义的角度出发，习惯于站在维护整体结构的均衡的立场上，考虑的是如何让社会接近既定的整体大目标，而对个体价值的问题、冲突变迁的本质等等，缺乏思考的能力。比如让他们提出社会问题，他们不少人就提到年轻人的早恋问题的严重性。这一方面显出他们对支配价值有着较高的认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有着较明显的修复社会控制装置的角色意识。
我们现在讲发展主义，与过去的进化论有某种承续性。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去否定它，而且我们现在强调发展也有现实的合理性。但是知识界、文化界应该有人对这种发展主义有不同角度的思考。在其他先期实现社会现代化的社会，特别是欧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界一直有一批人在审视、反思社会的现代化，表现出了可贵的批判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知识分子一直显得有点失衡。由于我国自近代开始的富强梦，无论是在启蒙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都是以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为主要关怀，对发展主义缺乏反思、批判的能量应该说是有着特殊的社会的、历史的根由的。最近看到一些台湾的学者在介绍和研究有关批判社会现代性（西方有的学者将现代性分为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认为后者蕴含着批判的潜能）的问题。而大陆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在如今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较少表现出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变化的反弹。
作为价值关怀的行为，较多见到的是：或者执著于与官方立场的共谋性、乐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或者便站到“弱势者”、“穷人”的立场上去扮演道义承载体的角色。而即使是那些对社会现代性有拒斥意识的人，也大多沉迷于对“前现代社会”（“传统社会”）的价值诉求。包括不少摄影家，可能对眼下的产业化、城市化及社会现代化有一些反感、不适，就用镜头去寻找过去、寻代正在消失的东西，如古风依旧的乡村、小镇，诚朴、憨厚的表情。而潜在的批判意识却也在对前现代社会的描述过程或者理想化过程中停顿或消融了。而对前现代社会的价值诉求是不可能取代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的。传统社会中的正当性是前定的，社会的价值、规范等等，都是按一代代传下来的习俗行事，生活方式全部是被规定了的，并不是个人可以选择、可以自我确立的。
这就不能不提到文化现代性。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现代社会中的哪些方面，都应该注意到文化现代性的意义。无论如何，现代社会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同时还提供了社会批判的可能，这非常重要。而这种文化现代性的具备，恐怕需要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自由主义的基盘，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充分的肯定。而这些是目前中国尚缺乏的东西。所以现在好多人对社会的现代化有拒斥的冲动，却无力将其转变为批判的能量。还有一种情况是自身难以适应社会的转化，也确实感觉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个体的萎缩等，但通过对所在社会的全盘的激烈否定来解决自己的内在紧张，或者表现为对社会的自我隔离，或者就表现为反社会倾向。
说到底，文化现代性中有一个自我正当化的问题。只要遵守所在社会的规则，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自我正当化。有人讲到“坚守”，说坚持艺术追求、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很难，压力很大。为什么会感到那么大的压力？恐怕是因为无法自我正当化，压力来自于内心的困惑。如果你有能力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也就是你自己可以确信自己的选择的正当性，那么就不会有那么沉重的“坚守”的压力，所谓“坚守”只是一项选择而已，你今天可以选择为学术、为艺术的清贫生活，明天也可以换一种奢侈的，只要你愿意又有条件。这是你自己的事。重要的是你自己能够给自己的选择一种正当性，而不是依赖于社会前定的、或他人给予的正当性。而这种自我正当化的可能性，正是现代社会才能提供的。
如今图像的制作者和传播者都在试图深入社会、了解变动中的社会并把握社会的变动，图像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确实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但是关于社会的现代化，我们恐怕早晚会、多少会遭遇到价值判断的困惑。如果文化人、知识分子真的缺乏一种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的能量、能力，那么，留下种种缺憾是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