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的"炸弹"炸碎了伦敦经济会议

【本书简介】
美国政府禁止日本出版的书：这本书的出版很不容易，而且给作者带来很多麻烦，许多大学都不敢让他任教，作者其他作品的出版也一直受到正统经济学家的抵制。本书的日文版本来已经签好出版合同，但是在美国外交界的压力下，合同不得不取消。这是一本比《货币战争》还要好很多的书。——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崔之元
第一部分
美国金融帝国
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两难
战后"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规划
将其国际收支推向赤字的冷战
美国金融帝国的新特征
赤字如何成为实力而非弱势的源泉
新型帝国
当今的金融不稳定与20世纪20年代情形之比较
世界脱离美元化走向金融自主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
政府间债务的缘起
第三部分
1921-1933年间世界平衡的崩溃
第四部分
美国拒弃世界领导权 概述
罗斯福会见胡佛讨论债务问题
法国拖欠了债务而英国只象征性地支付了一点
麦克唐纳和赫里欧访问华盛顿
为伦敦会议做准备
罗斯福的"炸弹"炸碎了伦敦经济会议
罗斯福的"炸弹"炸碎了伦敦经济会议
5月20日，就在美国代表团要起航前往伦敦之前，莫利发表了一篇演讲，他在这篇演讲中敦促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要"认识到，世界贸易毕竟只占美国贸易的一个很小比重。这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政策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赫伯特·菲斯：《1933年：危机中的人物》(波士顿：1966年版)，第171页以下。它还意味着美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所欲为。罗斯福政府觉得，到了伦敦会议召开的那一天(6月12日，星期一)，美元相对于黄金集团中的货币将会已经贬值了百分之二十。其他国家逐渐认识到，虽然它们在试图稳定它们的货币，但美国"认为太早稳定其货币会危及在此前两个月里获得的利益"《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125页。。仅次于债务问题，稳定货币将成为这样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导致了这次会议陷入混乱，并且迎来了成为20世纪30年代极具腐蚀性的一个特征即竞争性的货币贬值。
美国代表团由国务卿赫尔率领，他的国际主义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将遭到罗斯福的重创。俄亥俄州前州长及1920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詹姆斯·M考克斯(James MCox)被任命为代表团的副主席。他是报纸发行人，具有保守主义的货币观和温和的低关税倾向。技术官僚有胡佛政府遗留下来的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菲斯，还有华宝。最主要的政治家是凯伊·皮特曼，他是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高关税和通货膨胀的鼓吹者，菲斯对他评论道："他很自私……他对任何别的国家都很少或者根本不关心。他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利益集中在提高在内华达和邻近几个州所开采的白银的价格，改善它们的前景。"他急于"为白银做点什么"，所以他"比代表团中其他任何一名成员都对罗斯福日益背离正统的货币观抱有更多同情"前引书，第173页。。将证明最有影响力的人是雷蒙德·莫利，他在会议已经在进行的过程中被派到了伦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我对这次会议的前景不抱太大希望。我并不认为我们能从这次会议中获得任何对这个国家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他几乎完全只是"对国内(而不是)外国事务"感兴趣。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17页。
对于美国与欧洲之间能否达成协定而言，沿途的迹象远非吉兆。罗斯福正在考虑一项立法，这项立法最终将成为《1934年贸易扩大法案》(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34)，授权他就削减关税进行谈判，但"在横跨大西洋的半途中，赫尔从总统那里得知，他已经决定不提请国会通过这部影响到关税的新法律。赫尔意识到，除非这部法律得到了通过，否则其他国家的政府就会怀疑我们是否打算逆转更高、更全面的限制的趋势"菲斯：《1933年：危机中的人物》，第173页和第175页。。他警告罗斯福，这样做会造成美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陷入被动，因为美国已经排除了就债务问题和稳定汇率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如果不能达成协定制止住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贬值，而且如果不能通过谈判削减关税以及放弃政府间债务，美国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了。外国政府除了拖欠它们的盟国间债务、以及为了使得它们的出口具有竞争力而相对于美元贬值它们自己的货币，它们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有所作为。
在致欢迎词时，麦克唐纳总理提到了盟国间债务这个遭禁的话题，对此美国的代表们指责这违反了事先的承诺。在欧洲人这一方，随着英镑兑美元升到了1英镑418美元，与传言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希望稳定在1英镑兑350美元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方向，欧洲人对货币这一块的事态发展感到了不安。
在星期二，对于是由法国外长乔治·博内(George Bonnet)还是由美国的詹姆斯·考克斯来担任这次会议的货币委员会的主席，争斗发生了。"博内直接对着考克斯说：'法国不会赞成选一个来自最近与金本位脱钩的国家的人，由他来领导货币委员会。'考克斯反驳道：'美国也不会赞成选一个由拒绝偿付其债务的国家所提出的人选。'这次小规模的交锋，是甚至当这次会议正在召开时就盘旋在会议上空的激烈对抗气氛的一个反映。"前引书，第180页。麦克唐纳答应双方都担任主席，但这也于事无补。后来博内同意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人，主席职位才授予了考克斯。
当天的晚些时候，赫尔国务卿没有在指定由他发言的时间里出现，这让欧洲人怀疑这是否是对麦克唐纳提到债务问题的一种非难，但他迟到的原因很简单：他那时还没有写完他的发言稿。事实上，在这一天里，华宝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一起制订了一项计划，将对法郎的汇率维持在百分之三的幅度以内，并由每家银行预留多达6 000万美元，专门用于将美元兑英镑的汇率维持在1英镑兑4美元左右。到了星期四，也就是6月15日，随着英镑下挫到402美元，美元升值了。股票和债权的价格大起大落，反映出美元的升跌。1英镑兑405美元看来是一个可能的稳定水平，甚至可能是400美元。英格兰银行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和法国银行的克莱门特·莫内(Clement Moret)提出了一个几乎是不容辩驳的要求，即将汇率稳定在这个范围以内，但是美国代表团说这是不可能的。毕竟罗斯福计划的实质是让美元贬值，从而抬高美国的价格。白宫方面召集了一个战争委员会，由伍丁、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莫利组成。"一致的意见是，如果是在四月下旬，同意1英镑兑400美元的中间汇率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交易，但在六月中旬这个中间汇率就是很荒谬的了：420美元应该更接近于目标。"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28页。莫利认为425美元大致是英镑应该达到的上限，但他没有将这个想法写下来，因为他觉得，应该让欧洲人大吃一惊，好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地掌握着控制权。因为罗斯福清楚地表明了他不会同意"彼此接近的"汇率稳定，所以美元继续下跌。
6月17日，随着国会的休会，罗斯福让莫利前往伦敦，确保美国代表团坚持了他让他们遵循的强硬路线。莫利是作为直接向罗斯福汇报的"联络官"前去的，而不是正式地作为代表团本身的一员，因为这会让他受制于赫尔的职权。赫尔的指示是美国可以达成某种有所改进的货币稳定协议，可能高点和低点分别为1英镑兑425美元和兑405美元，中间点为1英镑兑415美元，"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不需要从这个国家运出黄金、而且不会遏止美国的价格自从我们在四月份与黄金脱钩以后所取得的巨大上扬的话"。
但到了6月27日莫利在英格兰的普利茅斯港上岸的时候，英镑已经升到了430美元，这是美元自美国内战以来最低的汇率。第二天英镑冲高到了443美元，报收于4375美元。莫利如此描述道："罗斯福的讨价还价策略在6月17日到6月20日之间取得了超过他最大想象的成功。外国现在相信了他不会稳定货币。它们把这一点作为事实接受了下来。它们只要求他做出某种姿态--某种微不足道的姿态，这种姿态绝不会限制他在美元上的行动自由，但却仍能抑制此前三周疯狂的汇率投机。"前引书，第230页、第235页以下和第245页。
当然，英、法两国原本能够相对于黄金而贬值它们自己的货币，从而维持对美元的平价。不过尽管罗斯福对通货膨胀持欢迎的态度，但它们却害怕通货膨胀。麦克唐纳采取了情绪化的立场，警告说欧洲对通货膨胀深怀恐惧以及通货膨胀正在整个荷兰、瑞士和法国造成恐慌。但这一反通货膨胀的态度恰恰导致了罗斯福对货币稳定论的不屑一顾。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国内政策与他所宣称的国际政策是彼此冲突的，而且他不愿意甚至在这次会议召开的期间内稳定美元。美元继续下跌，到6月28日，它已经降到只有贬值前价值的763％了。法国、比利时、瑞士和荷兰宣布：除非美元稳定下来，否则它们也要放弃与美元的挂钩。
接踵而至的是投机性恐慌，甚至莫利也开始倾向于向市场发出一个信号，不论这个信号是多么的无关痛痒，但至少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表明美国希望有助于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从皮特曼参议员在6月19日提出的一项决议案来看，至少是要做出合作的样子。这项决议案的大意是"黄金最终要重新确立其作为国际汇兑价值的衡量标准的地位，但每个国家均保留决定何时回归金本位以及何时着手稳定其货币的权利。"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47页。这份声明的目的只是为了遏制投机，而不是为了限制美元对罗斯福所试图让其发生作用的"基本面"做出的反应。
为了试图安抚美国人，内维尔·张伯伦提出发表一篇"无害的"宣言，"除了要求美联储在限制因投机而造成的汇率波动上进行合作之外，绝对不需要罗斯福做出任何的承诺……它并不意味着要稳定汇率。"莫利"非正式地提议对措辞做一两处小小的改动，进一步地削弱这份跛脚的文件，这样的话它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被理解为是一个承诺、无论是多么模糊的承诺了，这个承诺就是美国会采取货币方面的行动遏制价格的上升。"前引书，第249页。三大国的代表们为平息世界市场起草了一份声明，但"法国人以其典型的狡诈非常微妙地篡改了某些语句，让这份声明有可能被理解为是稳定汇率"。莫利坚持，在提交给罗斯福供其批准之前，他们的这个版本要做修改，要与英美两国的版本相一致。
不过，罗斯福恰恰选择了这个时候去度假。他在坎波贝洛岛(Campobello Island)上，没办法通过电话联系上他。美国代表团的电话打到了伍丁在纽约的家里，由于他正在生病，他的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还有艾奇逊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L哈里森(George LHarrison)聚集在他的床侧。但他们仍然没有收到这份草稿，它正在经历在传输这份稿件的两端都必须进行的加密这个费力的过程。莫利和斯沃普(Swope)打电话回去，向他们保证这份声明稿"不太可能让我们承担起输出黄金的义务。它不会阻止美国的价格的稳步上升，只要这一上升的基础是商业的稳健复苏的话。最多它只会阻止这一上升的极端投机性的方面……它比我最后见到罗斯福时他所希望的任何结果都要好，因为它所表达的只不过是对金本位的尽管抱有同情、但却事不关己的兴趣；而且它会防止这次会议已有迹象表明可能出现的崩溃。"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51页和第253页。但是联系不上罗斯福，这时他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船上，在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和路易斯·豪(Louis Howe)的陪伴下，正在返航回华盛顿的途中，得不到伦敦的美国代表团的消息。莫利的助理认为他"故意设计了他的假期，避免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承担责任。不过，当情况真的出现了时，他却成为了彻底破坏了整个事情的人"莫利：《首次新政》，第432页。。他曾没有明说接受了与麦克唐纳和赫里欧一起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办人，但他并没有准备在国内的货币情况达到井然有序之前让美国在国际上做出什么承诺。
最终，在7月2日(星期六)，当"几乎每个与美国代表团有关的人都正在准备起程前往克莱夫登(Cliveden)参加由阿斯特夫人(Lady Astor，即Nancy Astor。--译者注)开办的游园会时"，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加密电文开始传了过来。这是一篇"反对僵化而武断地稳定汇率"的措辞激烈的长篇大论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55页。，它的到来不啻是一颗炸弹。对于美国将加入其他中央银行、与它们一道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表述，罗斯福"不知道各国政府如何才能够遏制住投机"。怎么样才能够区分开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汇率波动？他的电文对货币稳定进行了彻底的驳斥。它一上来就说："如果这次伟大的各国大会--它召开的目的是为所有国家的大众带来更为真实和永久的金融稳定以及更大的繁荣--竟然在做出任何严肃的努力，考虑这些较为广泛的问题之前，就让自己转而讨论这样一个建议，它是纯粹人为的、临时的试验，影响到的只不过是少数几个国家的货币汇率，我要把它视为一场灾难，它不亚于一出世界性的悲剧……对于福利而言，一国稳健的国内经济状况比其货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变动具有更大的影响……所谓的国际银行家们的老式恋物情结正在被规划各国货币的努力所取代……黄金或者说黄金和白银大可继续作为货币背后的金属储备，但这不是挥霍黄金储备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是将它们用于稳定外汇汇率的时候。"对于福利而言，一国稳健的国内经济状况比其货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货币的变动具有更大的影响。"莫利：《首次新政》，第453页。
莫利回忆道："当我们在克拉里奇酒店(Claridges)读到这份电文的时候，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更多是它好战的腔调而不是它的内容。"罗斯福本可以不拒绝接受两天前的宣言而提出他自己的观点。欧洲人所希望的只不过是美国的合作意愿。但他们所得到的却是被告知要无所适从。罗斯福想要的是提高价格水平，而且他并不打算让外国对美元价值的抱怨挡他的路。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确实无需听命于任何其他人。看来他正在告诉全世界，美国政府无意于帮助这个世界从金融乱局中脱身而出，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金融乱局是因为美国自己对于盟国间债务采取了狭隘主义的立场所造成的。用李普曼的话来说，稳定美元的汇价将会"意味着罗斯福政府必须放弃它在货币事务上采取行动的独立性，还必须将美国的价格水平与外部世界的黄金价格水平捆绑在一起。但是，黄金的价格水平太低了，不足以恢复美国的均衡……一旦美国政府决定它必须在货币政策上不受约束，伦敦会议就无任何可进一步做的事情了。"《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ⅹⅹ-ⅹ页。
这份电文实际上扼杀了这次会议。它甚至震惊了美国代表团，因为它曾对所提议的声明如何措辞小心翼翼，避免约束罗斯福去稳定美元。代表团成员觉得存在着误解，而且认为它会彻底破坏这次会议。"'炸弹性'的措辞让赫尔以及除皮特曼以外的代表团所有其他成员完全心灰意冷。他们坦白地说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三天后，即7月6日，华宝辞去了他的职务，"因为他既不觉得他能理解总统的新目标--它看起来是以商品价格为基础的货币，也不相信总统的观点明确到足以让这次会议得以继续下去"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61页。参见华宝：《货币混局》(纽约：1934年版)，第121页。。李普曼帮着起草了一份新闻稿，但各国代表团真的没有什么还可以说的了。有人提议将关税全面削减十个百分点，但这个建议被认为"与美国最近的一项立法不一致，这部法律授权征收新的关税，以顺应本国提高价格的努力，而且它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不久刚刚通过"《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3年》，第139页。。这部很快就成为了《农业调整法案》的法律，对所有与美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形成竞争的外国农产品都设置了配额。对于设置这些限制性农产品配额，美国宣称这是自由贸易的特别例外情况，而且为了获得在出口价格上的优势，美国并不反对贬值美元。
会议于7月27日休会。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教授指出，这次会议"由于四个大拒绝而四分五裂。除非货币稳定得到了保证，否则运用新保护措施的国家拒绝修改它们的贸易限制制度。采用金本位的各国--它们中的许多曾经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货币通货膨胀--拒绝接受提高价格的政策作为经济重建的主要手段。尽管英国赞成提高价格，但它拒绝为实现价格的提高而导致其预算的不平衡，或者出于这个目的而实施巨大的公共工程计划。美国拒绝让其自己的价格提高和公共工程计划受到货币稳定的干扰" 威廉·亚当斯·布朗：《重新阐释金本位：1914-1934年》(纽约：1940年版)，第1286页。。
罗斯福总统运用美元贬值这一货币手段来加速美国价格的再度膨胀，这确实是明智之举；而黄金集团各国固执坚持它们的黄金平价也确实是短视的做法，这一政策导致它们很快地破产了。不可原谅的是，罗斯福专门运用美元贬值作为向业已穷困潦倒的欧洲展开经济战的一种手段。在贬值美元--这让欧洲不可能通过取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而偿付其盟国间债务--的同时，罗斯福坚持无论盟国是否获得德国的战争赔偿款都要偿还这些债务。正是这一坚持，而不是美元的贬值，造成了1931年至1933年年间世界经济的分崩离析。
它显示罗斯福关注的焦点在于"以美国货币表示的国内价格--无论外汇汇率是多少"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56页。。事实是似乎只有美国看到了需要由政府带头放弃以债权人为导向的货币哲学，而欧洲则继续坚持这一货币哲学，即使在面对着它自己相对于美国处于债务国地位时仍是如此。外国专家根本无法想象罗斯福是什么意思。虽然它们在国际上处于债务国的地位，但它们所关注是防止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甚至在美国针对欧洲运用它作为债权国而具有的优势地位时，欧洲在国内打的仍然是债务人这张牌。
在国内，罗斯福倾向于债务人的利益。正是这一立场导致他对欧洲稳定货币的希望做出了抵制。对于他近乎民粹主义的以价格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负担的努力来说，减低以黄金表示的美元价值是一个关键。与此同时，他认为美国的国际力量的一个支柱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欧洲盟国欠下了它大量的战争债务。欧洲各国的政府指出：如果它们不遭受汇率的下滑并因此而破坏世界贸易的稳定--因为价格所反映的不是相对的经济效率，而是在为了偿付政府间债务所发生的资本转移主导下的货币价值，这些债务就超出了它们的承受能力。罗斯福内阁中如赫尔这样的成员意识到，稳定的贸易的前提条件是货币的稳定。但就国内的价格水平而言，欧洲所希望的目标与美国在当时的目标是彼此冲突的。这有助于解释罗斯福为什么会那样做。他主要关心的是提高美国的价格，这导致他拒绝了他自己的代表团针对货币政策所提出的联合国际宣言。不过，莫利指出："这一政策在1936年9月得以逆转，这时，在完全正统的愿望--防止法国被迫放弃金本位，从而迎来疯狂的货币战--的驱使下，财政部与英法两国达成了一份稳定货币的协定。"
罗斯福在1933年拒绝稳定美国的以黄金表示的价格水平，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行为。在7月4日发表在伦敦《每日邮报》上的一篇题为《罗斯福总统是完全对的》的文章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罗斯福的行为做出了辩护。温斯顿·丘吉尔也对他表示了支持，并对实行金本位的国家进行了批评。
7月14日，当莫利从伦敦回来后去华盛顿拜见罗斯福时，他发现总统处于"异乎寻常的满足和心情舒畅"的状态之中。他觉得情况正在改善，而且他的政治声望也是如此，因为拒绝欧洲总是会在美国取得良好的效果。路易斯·豪说："'自从银行危机以来，富兰克林还没有做过像他拒绝宣言那样如此广受欢迎的事情呢。'对于在伦敦发生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可后悔的。"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70页，第273页。
当然，欧洲本可以加入美国的民粹主义的反债权人立场，但法国人和大部分英国人都试图保护小储户。凯恩斯正确地看到了通货紧缩将给这些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他是少数货币理论家中的一员，他们没有站在倾向于债权人的一边，认为债权债务的购买力比经济体的财产、商品和劳动力更为重要。
在大部分的欧洲人看来--在美国的经济史学家看来也是如此，美国拒绝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它采取的是单边的行动，基于它自己的国内需要而追求孤立主义的经济政策，让国际局势只是在随后才做出处理。实际上，它的政策造成欧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衰退，并且在极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不是罗斯福及其外交官员们的本意，但它却是他们一意孤行的必然结果，而且--正如在1971年后将再次发生的--它几乎让欧洲和亚洲敢于另外建立起一套国际制度，而这样的一套国际制度在原则上只有在它们作为一个彻底独立于美国的国家集团时才能起到作用。
罗斯福发出了挑战。对于一代欧洲人来说，他们将记住这篇电文，因为它粉碎了欧洲实现复苏的希望。而对于罗斯福而言，它看来只不过一项公告，告诉世界美国将如何着手解决它自己的经济复苏问题。
除了芬兰是唯一的例外之外，在法国和美国的所有其他盟国兼债务国6月15日的那笔分期偿付债务到期时，它们没有一个国家支付了一丝一毫。"后来，在7月份，罗斯福仍然抱着一丝的希望，希望诱使我们的债务国从它们的军备拨款中拿点出来部分地偿还它们欠我们的债务，所以他决定让芬兰第一个来讨论对债务可能做出的调整。他觉得，美国人对芬兰的良好印象将会确保国会同意大幅削减芬兰债务的提议。这会让我们以削减芬兰的债务为先例，随后对其他国家的债务做出相当程度的削减。让我们大感意外的是，芬兰向当时是代理国务卿的威廉·菲利浦斯(William Philips)通报说，它无意就其债务的调整问题展开谈判。它愿意全额偿付。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让罗斯福的计划不得不草草收场。它很可能本来就不会有什么结果。"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223页。所有其他的盟国都暂缓了它们的债务偿付，而自从1933年的12月份以后，对于收取这些债务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认真的尝试。菲斯的推断是："然而，对这件事的记忆后来错误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认为调子一旦已经定下来了就不好随便更改，所以它在20世纪30年代拒绝了向我们的前盟国提供财政支持，而当时这样做本来是可以促成并鼓励它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进行抵抗的。它还助长了严格遵循中立法--其中包括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情绪。"前引书，第166页。
欧洲各国发现它们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诉诸于20世纪30年代的流行的独裁专制做法。为了防止美国的失业进口到它们本国来，它们被迫或贬值货币，或者是提高关税。由于刚刚摆脱令人痛苦不堪的通货膨胀，所以大部分国家都选择了提高它们的关税。布朗总结说："在美国最终拒绝稳定汇率之后，很快就是金本位各国确定无疑地抱成一团，在法国的领导之下，形成一个被称为黄金集团的组织。"布朗：上引书，第1287页。这种集团主义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剩下各年里的主要特色。但这个集团并不包括战败的德国，它也没有延伸到日本。菲斯得出的结论是：伦敦会议崩溃的军事含义在于它"恰恰造成了国际事务中更大的混乱，而且破坏了美国及其前盟友之间的友谊。唯一的受益者是德国和日本，它们完全不再惧怕它们的对外扩张计划会遭到各国协调一致的抵抗"菲斯：《1933年：危机中的人物》，第253页。。
罗斯福在1932年曾宣称，如果美国打开它的贸易大门、让外国人赚钱偿还欠美国政府的债务的话，美国就不需要取消盟国间的债务。但他随后对美元进行了贬值，同时让这个国家的贸易大门一直关到了1934年的6月份，而到这个时候德国已经停止了战争赔款的支付了。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在《新政的到来》(Coming of the New Deal)一书中，称罗斯福在这次会议中扮演了"应受到谴责的"角色；另一位史学家指出：他拒绝与欧洲合作的决定"引发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这三个国家都在寻找新的伎俩发动经济战。"莫利：《首次新政》，第494页，施莱辛格的话引自《新政的到来》，第229页；珍妮特·P尼柯尔斯的话引自《罗斯福在1933年的货币外交》，载于《美国历史评论》第56期(1951年1月刊)，第317页。赫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伦敦经济会议的崩溃给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样的独裁国家带来了好处。在伦敦，最为激烈的恶语相向发生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间。"威廉·F洛克滕堡(William FLeuchtenburg)写道："自此以后，国际贸易就在各国政府的指挥下，成为了不流血的战争的一种形式……耶马尔·沙赫特宣称，罗斯福具有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同的观点：'将你的经济命运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赫尔：《回忆录》第一卷第268页以下，以及威廉·F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纽约：1963年版)，第202页以下，引自莫利：前引书，第495页。
随着大萧条扩散开来，各国为支持它们的货币而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控制，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出口禁运、双边清算体系和易货贸易。正如卡尔·博兰尼针对这一时期所指出的："为保护作为外贸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外部价值，各国进行了疯狂的努力，这驱使它们--在违背它们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实行专制独裁的经济。所有的限制性措施--它们从根本上背离了传统的经济学--实际上都是保守的自由贸易意图的结果"，卡尔·博兰尼：《巨变》，第27页。,至少是不管怎么样货币都需要稳定、国际债务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僵化哲学的结果。
为了出口更多商品以支持外国而不是国内的生活水平，也为了在牺牲它们国内经济的同时稳定其货币以偿还它们做出了承诺的国际债务，欧洲各国彼此斗成一团。这与四十年后美国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美国财政部在20世纪70年代坚持，它欠外国中央银行的800亿美元到850亿美元的债务要作为"纸面黄金"而"注入"世界货币体系，从而实际上将这笔债务从账面上抹去。
欧洲在20世纪30年代越是武装起来并诉诸于货币集团的做法、关税战以及民族主义的其他手段，美国的公众舆论和外交政策就变得越发有敌对倾向，它拒绝让自己卷入欧洲的债务和贸易问题也就更加自我证明是正确的了。如果欧洲不愿以美国为榜样，那是它自己要背负的十字架。在贬值了美元、从而让美国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了价格优势之后，罗斯福政府颁布了1934年的贸易协定法案(Trade Agreements Act)，旨在"在小心翼翼地加以守护的限度以内"且"以有益于美国农业和工业的方式"修订现有的关税和进口限制。众议院的一项附加条款规定，这部法规绝对不可"被理解为做出了任何的授权，以任何方式取消或者削减任何外国欠美国的任何债务"《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4-1935年》，第109页。。
这部法案--它被其支持者广泛地欢呼为放弃霍利-斯穆特(HawleySmoot)关税法案的高度保护主义的一步--构成了所有随后的美国关税立法的基础。它并不是简单地削减美国的关税壁垒，而是授权总统及其代表与其他国家就互惠的关税减让进行谈判，在这样的关税减让中，美国的出口可以预料地将成为净受益者。小威廉·迪堡(William Diebold, Jr.)描述道："赫尔的政策并不是一个自由贸易的政策，它也并不试图消除政府对外贸的全部控制。这种'调整后的保护主义'更多地是在技术上而不是本质概念上区别于美国已往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赫尔的政策的首要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34年，美国关税税率自1913年的安德伍德法案以来首次开始了下降，而看似势不可当的增加保护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小威廉·迪堡：《我们的贸易政策的新方向》(纽约：1941年版)，第3页和第23页以下。
关税税率从1933年的平均百分之五十四的减少到了1940年的平均百分之三十六，这确实增加了美国在特定部门中的进口，但它也限制了海外的保护主义报复，所以它的效果是给美国提供了超过比例的贸易优势。美国的关税削减被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案》所抵消，这部法案针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规定了配额限制，从而给予美国农民绝对的贸易保护。美国的贸易顺差--主要由于外国竞相效仿美国的保护主义而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从1933年的225亿美元增加到了1940年的14亿美元。通过谈判达成关税减让的战略绝不是向外国出口商打开美国市场的大门，它也没有让他们赚到更多的美元，来偿还他们欠美国的债务。
如果说美国出于恶意或者明知坚持让完全无力偿还战争债务的各国偿付债务会有什么结果，从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不过，鉴于美国对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并通过它们对德国造成无法忍受的负担，没有任何其他行为更能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说法则是对的。自1917年到罗斯福时代的每一届政府都采用了强制这些国家--首当其冲的是英国--偿还这些战争债务的战略。其结果是造成了欧洲的分崩离析，这样这个大陆在政治上向美国敞开了大门，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省。
私人金融资本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目的，特别是因为美国在"一战"后进行了裁军。如果世界没有滑入萧条的话，对欧洲分而治之和使其陷入悲惨境地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不仅没能逃脱大萧条，由于其高度以债务为杠杆的经济，它还因它自己所造成的经济崩溃而成为了主要的受害者。它逐渐认识到，它需要出口市场来维持充分就业和繁荣，让欧洲过度欠债从而造成其失血过多是有反作用的。
美国政府的金融资本首次大举侵入世界权力政治就这样以不光彩的失败而告终，而且它最终造成了一场其规模甚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大的战争。这是一场美国无意引发、但却对它必须防止其爆发并无切身感受的战争。尽管美国在政府金融帝国主义上的首次大冒险带来了灾难，它却学到了权力政治的基本一课。在财政部与财政部之间，在中央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可以做出的决定比在正常的外交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其重要性要远大得多，而且也更加的持久。金钱是国家的血脉。在国际账户中占据压倒性地位的债权国可以控制各国的脉搏。作为一个放高利贷者，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支配同样强大、但却是债务国的其他国家的行为。
为保证其对欧洲的金融债权得以实现，同时又不破坏世界经济，美国原本有许多条路可以走。它本可以采取类似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实行的政策。国会中有些人就持有这一类的观点。1932年7月24日，波拉哈参议员断言："除了这样做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之外，敦促削减或者取消这些债务不会有任何的理由。在我看来，依据这个理论，而且仅仅依据这个理论，这是一个尚需要讨论的问题。与美国人民从这些债务中可以收到的金额相比，削减或取消债务是不是会带给他们相等的或者更大的好处？这样做是不是会为农产品和工业品打开外国的市场、导致价格水平的提高、结束失业并融化冻结的银行信贷？我坚信，取消债务--与包括解决其他战争问题的一项计划相关联并且作为它的一部分--会达到上面所说的效果。"《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32年》，第185页。
如果美国放弃它相对于外国政府的债权人地位，对欧洲的内部市场就会强加比较少的经济紧缩措施--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转移政府间债务清偿而做出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世界贸易也能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得以发展。美国的资本就会较多地投入于为国内外的产业提供融资，而不是为德国政府的国际偿付以及欧洲盟国向美国政府的国际清偿提供融资了。这原本会有助于为美国产业霸权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占有外国市场而铺平道理，而美国的直接投资者原本可以利用它们在这一出口贸易上获得的利润购买欧洲产业的控制权，正如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那样。但这一政策超出了这一时期的政府官员的参照系。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政策中少有开明的自利，有的只是完全赤裸裸的权力游戏。
即使如此，美国政府本可以利用其盟国间债权作为外交手段，提出放弃这些债权或者将债务清偿款项再次借贷给欧洲各国的政府，换取它们默许对美国利益有利的政策，包括向美国的出口开放它们的市场。这在本质上就是胡佛的计划，但它遭到了罗斯福的反对。美国政府尚不希望看到其经济与外国经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它也尚未觉得安全到或者强大到足以支持自由贸易。如果它要承担起稳定世界经济的责任，它不希望这样做会造成它在如何处理其经济事务上的国内自主权的任何丧失。这就是它为什么仍然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的原因。只有在承担世界责任在金融上和商业上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时，美国才会接受这个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的金融崩溃的最终效果是增加了美国政府所积聚的国际金融资产，而这恰恰是通过为欧洲走向战争推波助澜而做到的。1934年的美元贬值将黄金的价格从每盎司20美元提高到35美元，这增加了美国的黄金库存对外所宣称的价值，而且进一步吸引了黄金的流入。美国的黄金库存上升到74亿美元，约占当时全世界货币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到了1937年年末，随着战争在欧洲的迫近，美国的黄金持有量增加到了113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货币黄金储备的一半。这一收获既不是源于贸易和投资的盈余，也不是其他正常的经济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欧洲和亚洲在战争的威胁之下将其资金转为美国的证券和银行存款。伴随着它们的资本外逃的，是黄金从欧洲--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中央银行相应地流入美国。
这一次收到的黄金是如此事关重大，以至美国财政部在1937年12月份采取了行动，将这些黄金保管起来，目的是为了抵消它们可能会带来的通货膨胀。在正常情况下，黄金的流入将会增加美国的货币供给。不过，美国财政部每个月都借入了足够的资金，自行购进联邦储备系统新近获得的黄金，将其增加到它自己的账户上，这样黄金的流入就不会造成银行系统信贷基础的膨胀了。通过将黄金的流入与货币和信贷系统所需的黄金量隔离开来，在通常情况下本来会造成美国国内货币和信贷膨胀的调整过程得到了中和--这正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予以公然指责的政策，在那个时候，面对着一系列势不可当的、将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美国收支赤字，欧洲各国的央行出于自卫而曾求助于这一政策。
在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及吞并奥地利之后，随着欧洲因为要备战而再次变得有赖于美国，黄金的流入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和美国之间造成的金融影响因而得以重复。1938年9月四国在慕尼黑达成协定后，"随着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的向德国割让领土的压力将欧洲带到了战争的边缘，从欧洲各人口聚居中心流向美国的难民款达到了令人恐慌的数量"美国商务部：《1938年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华盛顿特区：1939年版)，第22页。。仅在9、10两个月份，就有近10亿美元流入了美国。到了美国被迫于1941年参战时，其黄金库存增加到了227亿美元，是1934年的三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不是因为私人金融资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是因为出现了世界性破产，而政府间金融债权在这当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债务和战争赔款纠缠在一起导致民族主义成为了一条最不会遇到抵抗的道路，而且使得泛欧洲的国际主义不可能实现。欧洲努力让自己不做挣扎地适应世界权力向美国的转移。但是，只要美国拒绝从英国那里接手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角色或者以进口的形式提供国际支付，美国作为债权国的优势地位就毫无用处可言。没有世界上的主要政府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合作，情况就根本不可能"一切正常"。按理而言自动调整的调节私人部门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机制，在相当狭窄的限度之外是无法起作用的，而政府间债务这一负担则远远地超出了这个限度。
债务与生俱来地会带来不稳定，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债务典型地是采用复利进行计算，这造成债务无情地增加，丝毫不顾是否有偿还的能力。代价必须要付出，而债务条款的严厉往往最终迫使偿付链条出现断裂。由此造成的国际对抗所采取的形式不是对领土或殖民地的新争夺，而是仅仅为了维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国际收支平衡而越来越寻衅滋事。正如博兰尼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简单的大国之间的冲突，是由均势体系的缺陷所造成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是"世界巨变的一部分"，而世界巨变的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为建立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所做的乌托邦式的努力的失败。"博兰尼：《巨变》，第29页。
到了1933年，世界经济形势被政府间债务所控制，清偿这些债务所要求的货币转移，则远远超出了债务国中私人部门所能提供的产生盈余的能力。这导致了自由放任的原则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自此以后，各国政府不得不承担起责任，以对各种协定和体系进行全面地谈判而不是通过"自由的"市场来平衡国际贸易和收支。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于工业化国家来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商业与政府规划之间为服务于军事目的而进行的结合，而永恒地、不可逆转地确立了起来。
美国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拒弃国际主义，是因为国际主义意味着一种看来并不能带来好处的世界责任。首先，这要求取消美国对盟国间战争债务所拥有的债权。甚至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仍然强调必须在其账簿上保留这些债务。例如，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在其1974年的年度报告中宣布：
截至1973年12月31日，欠美国的未偿"一战"债务，包括尚未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在内，达到了252亿美元，其中拖欠的金额是208亿美元。最大的几个拖欠未还账户关系到英国(91亿美元)、法国(64亿美元)、德国(16亿美元)和意大利(15亿美元)。
欠下美国大量"一战"债务的国家从未否认这些债务的合法性。不过，它们却将向美国偿还这些债务与以下条件联系在一起，即德国同时以大致抵消它们对美国的战争债务的金额偿还它们"一战"赔款。如何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对德政府债权问题，被推迟到通过1953年就德国对外债务所达成的伦敦协定--美国是这项协定的一方--而"最终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这项协定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具备了条约的地位。
虽然美国政府从未承认欠美国的"一战"债务和对德国的赔款债权这两者之间有任何的法律联系，但它们之间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联系，这使得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非常的敏感。国家咨询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正在研究这个问题，预计很快就会提出具体的建议。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国家咨询委员会：《提交总统和国会的年度报告(1973年7月1日-1974年6月30日)》(华盛顿：1975年版)，第40页。
国家咨询委员会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的年度报告都以类似的段落作为结尾。但是，从来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建议，债务也依旧未予偿还。
随着美国参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经济收益的观点得到了扩展，变得更为开明、更加从长期的收益出发--因此也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美国以其占据压倒优势的债权国地位获得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权，当它在朝鲜战争后陷入几乎是从未间断的赤字时，美国利用这些国际组织对国际金融进行了转型，以此服务于它自己的利益。
到了1971年，美国近乎于让欧洲和亚洲放胆来兑现它们的盈余美元了。这样做本来会抬高它们自己的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尽管这些国家这一次处在债权国的位置上，但它们竟然如同在1934年一样，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反击战略。对于取得不再跟在美国后头所需要的规模，欧洲和东亚各国也没有准备好去采取一个一致的、涵盖整个地区的方法。
在1933年，欧洲各国甚至没有打算制定出一项战略，以此来对它们的债务国地位加以利用。它们不能像美国在1971年后威胁欧洲和亚洲那样对美国提出威胁，说它们对债务的拖欠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它们并不欠美国的银行和货币系统任何钱，它们欠的是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在当时并不真的需要这些钱。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对于债务的世界观，它拘泥于以债权人为导向的心态，这导致欧洲各国的政府为了偿还美国的债务，甚至不惜以打乱本国汇率和实行货币紧缩作为代价。
美国就不一样了。罗斯福站在农村地区的立场上说话，而这些地方的债务具有导致抵押贷款遭大规模拖欠的潜在威胁。他的减缓威胁之道是调整黄金的价格，他希望这会推动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上涨到它们在1926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上涨到它们在许多抵押贷款原来贷出时的水平。
金融体系以债务人为导向且倾向于通货膨胀的观点是如此地异类，以至除了凯恩斯，几乎没有一个欧洲人能够理解罗斯福为什么要彻底破坏伦敦经济会议。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利用其债务国的地位作为手段，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时，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仍然没有掌握债务人导向的逻辑思路。欧洲人认为，债务人对于其债权人提出的无论什么要求都要默默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盟国和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为了努力偿还它们的战争债务而牺牲了它们的经济。不存在这样的逻辑来引导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或者在此之后放弃其全球性的甚至帝国主义式的军费开支。美国政府非但没有扣押美国公司的私人投资，反而鼓励这些公司继续收购欧洲的企业，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竖立起了单边的贸易壁垒，丝毫不顾及国际法及其要求经济做法对等的原则。
债务人的力量在于威胁体系、通过其违约而打击债权人的能力。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破坏性的力量，债务人就能够制定法律。美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都在运用这个战略，但第三世界、苏联和其他债务国经济体仍然没有掌握它。欧洲各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这个潜在的力量一无所知。它们很像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让自己接受了经济压迫，只是通过战争开支才从这样的压迫下解脱了出来。发动战争证明比联合起来另外建立一套金融体系要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