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最后24年:赴苏联不归 终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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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3年多。病情好转后,他与妻子孟庆树,两个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陈启珍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疾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法制委员会被撤销,改为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6年后赴苏不归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两个孩子和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毛泽东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后一名。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


 “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间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一些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写完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只过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该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又将这篇近4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他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一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摘自:《王明传》戴茂林 曹仲彬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