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者的不归之路——萧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0/01/29 07:33:42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萧红

——中国作协创作部研究员季红真在文学馆的演讲

立冬前夕,北京寒气袭人。11月3日的《在文学馆听讲座》仍然吸引了大批听众。演讲开始,主持人傅光明研究员介绍说:今天我们请来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部研究员季红真女士。女士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萧红研究的专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萧红传》的作者。这本传记,我认为是近几年已经出版的《萧红传》中最好的一部之一。今天,女士的演讲题目是:叛逆者的不归之路——萧红。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女作家,过去多年被忽略,对她的文学思想、艺术成就研究的不够。我很早就读过她的作品,有较深的印象。受朋友的推荐撰写《萧红传》,使我有机会深入调查了解萧红的一生及作品。现就萧红的生平及艺术成就谈谈个人的体会。

 

    一、 生平经历

 

    萧红,黑龙江呼兰县人。呼兰一年之中多半飘雪,但盛产珍珠、人参、木材等,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清朝时被称为索伦三部。黑龙江流域被清朝统治者视作“龙兴之地”,对东北实行了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禁止关内汉民出关谋生。以汉族为主的农民不顾禁令,源源不断拥进东北移垦,东北土地得到开发,手工业、商业也得到发展。由于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政府也被迫做出了一些让步。

 

    嘉庆年间,原籍山东莘县农民张岱的长子张明福,次子张明贵兄弟到阿城县跑马占荒,建立起家业。同治年间,张岱又和三子张明义到宾县开拓荒地,耕种粮食。经过十几年的创业,他们都建立了一份家业。到了第四代,由于家业大了,内部矛盾重重,张氏家族逐渐瓦解。萧红的祖父张维桢于19世纪末,带领父母、妻女从阿城迁到呼兰。张维桢读过诗书,但不善经营,祖母范氏经营治家,生有三女一子。其子幼年夭折,过继张廷举为嗣,这就是萧红的父亲。

 

    张廷举不顾家庭劝阻,到齐齐哈尔去读书,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后转到呼兰教书。此人善于运筹变通,从校长升任教育局长。日伪时当过呼兰县协会会长。日本投降后又充当县维持会副会长。人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他拥护人民政府和土改,支持儿女参军参战,被确认为开明士绅,还被选为省参议员。他家有40垧地,全部租给农民耕种,是个中小地主。

 

    张廷举与士绅的女儿姜玉兰结婚。婚后第三年(1911年)生下了女儿萧红。母亲希望是个男孩,不那么高兴,可是祖父非常喜欢。萧红自幼活泼、聪明。祖父教她唐诗,伯父教她语文,她喜欢绘画。上小学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萧红从小受到家父反封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曾参加呼兰民众声援“五州惨案”的募捐和义演。在一出反封建的话剧《傲霜枝》中扮演一个小姑娘。小学毕业后,为了继续升学,他和家庭爆发了第一次冲突,通过她的吵闹和“骗术”,家庭还是对她妥协了,终于同意她到哈尔滨上中学。

 

    1927年秋,萧红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中学。学校的前身是从德女中,以培养新式“三从四德”的女性为宗旨。教学严格而刻板。但在教师中有不少进步力量,如后来成为我国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楚图南,还有高仰山、王荫芬等。而王荫芬又是鲁迅作品的爱好者,在课堂上讲解鲁迅的文章,介绍郭沫若、郁达夫等,使她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文化、新思想,也激发了萧红的爱国热情,她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和游行。家中闻讯后,中断了她的学业并给她订了婚,许配给了王恩甲。

 

    萧红为了反抗家庭对她的桎梏,曾二次到北京:一次与表兄陆宗舜:一次是“九一八”以后搭车到了北京。后来由于因经济上的原因,跟找上门来的王恩甲回到哈尔滨同居。不久萧红怀孕。这时哈尔滨被日寇占领,他们欠了旅馆600大洋,王恩甲回老家取钱,一去不归。旅馆老板天天逼债,并扬言要把她卖到妓院。她无奈中写信给哈尔滨《国际协报》主编,叙述她的遭遇。该报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看到萧红的信以后就安排一部分作者、编辑去旅馆采访,并警告了旅店老板。老板迫于报社的压力,使萧红的生活有所改变。在采访与声援萧红的作者、编辑中有萧军、舒群、罗峰、白朗等。

 

    萧军这个有着军戎经历和侠骨柔情的多情郎,对萧红的遭遇甚为同情。二人通过交谈、诗书来往很快就结合了。由于无多少经济来源,二人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萧红的小生命生下来也死了。他们虽然也在报刊上发表诗歌,但生活仍然非常窘困。直到萧红写的《王阿嫂之死》在征文中获奖后,有了名气,他们作了记者,每月20块大洋,生活稍为安定。不久他俩完成了小说《跋涉》。舒群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资助他们出书。日本当时在东北进行文化围剿,书被查抄,进步人士被抓。他们经舒群联系就到了青岛。在青岛,萧红写了《生死场》,并与鲁迅取得了联系。当他们接到文坛巨匠鲁迅的回信时,高兴的不得了。

 

    由于叛徒出卖,党组织遭到破坏,舒群等被抓,他们受到牵连,心里非常恐惶,于是乘船到了上海。到上海以后,租了一间亭子间住下,立即与鲁迅先生取得了联系。鲁迅作为一位热爱青年的德高望重的长者,首先从生活上接济了他们,先后将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了序言并推荐出版。作品问世后,他俩很快成为上海的文化明星、一对引人注目的知名作家。他们的经济宽裕了,社交范围也扩大了。但是萧红很快陷入了新的烦恼,二人感情出现了裂痕。起因是萧军与陈涓的频繁往来。此后二人再到鲁迅家,彼此沉默寡言,许广平很为难,二人决定分开一段时间。

 

    萧红在朋友黄源建议和帮助下,买了上海至东京的船票(8块大洋)到了东京,住在正在日本学习日语的黄源夫人许粤华家里。生活还可以,但她的处境总是孤独的,期待会面的弟弟提前回国,写东西因心神不定很难下笔。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刑事的骚扰,使她烦闷。她的诗作《异国》反映这种心情,使她下决心回国的,是鲁迅先生的逝世。

 

    鲁迅逝世后,许多文化名人守灵,扶灵枢。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发表了安葬演说。萧军代表四个杂志社的同人,作了简短的致词。萧红回国后,首先谒拜了鲁迅墓,出席了有关纪念鲁迅的聚会,参加了鲁迅著作的编辑活动。

 

    萧红在编辑抗战文艺的活动中,与另一位文化人端木蕻良结识相处。端木与萧军不一样,他较为文弱,一种前卫青年打扮,二人经常来往。上海沦陷后,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同许多左翼文化人辗转武汉、西安、重庆。萧红与萧军的矛盾未能弥合,而与端木的情感进一步加深,以致由萧红向朋友们公布了她与端木蕻良的关系。在处理婚姻问题上,胡风婉转地批评过她,她怀着端木的孩子到重庆,由白朗照顾她。临产时,由白朗送她到医院,孩子生下,萧红还算平安,而小孩却死了。

 

    由于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萧红同端木蕻良乘飞机到了香港。萧红在香港文坛很活跃,出席招待会、报告会、会见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萧红还把书稿交给史女士请她带到美国出版。在这期间她创作了《呼兰河传》、《后花园》、《马伯乐》和若干短篇。由于劳累,她病倒了,经史沫特莱介绍住进了医院。知名人士柳亚子、周鲸文等都去看望她并给予帮助。这段时间的萧红身体是病弱的,而创作是高产的,是她短暂生涯中的又一个丰收期。

 

    后来,萧红曾一度出院,最后终因病重,住进了香港玛丽医院。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端木委托骆宾基照顾病重的萧红。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与骆宾基互吐由衷。萧红临死之前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漂泊流离反抗的一生,就这样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之中,未竟的事业,卓越的才华,都随风飘逝了,只有心灵与那不朽的作品,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二、 思想与才华

 

    萧红在1933年至1941年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

 

    萧红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她由幼稚到成熟,由投身到左翼文艺思潮到逐渐独立,有意识地疏离意识形态话语,思想经历了明显的两个发展阶段。

 

    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萧红读中学时,就热衷于学生爱国运动。她阅读了大量国内外左翼文学作品,启发了她社会人生的思考。她的早期作品反映出了对人民革命的理解与同情,《看风筝》甚至写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说明当时她的思想是激进的。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特别是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都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她却放弃了正面描写抗日题材的创作,除了一些散文记叙了抗日战争的场面外,她主要精力放在描写故乡风俗及童年回忆及社会讽剌上。在《七月》编辑部的一个座谈会上,萧红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段的,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促成她的这一思想从朦胧到明确,显然和鲁迅对她的影响是相关的。1936年,她抵达上海之后,即受到鲁迅的关怀与帮助,成为鲁迅圈子中的一员。萧红对鲁迅的理解是深刻而独到的。她向聂绀弩说:“鲁迅小说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们一起受罪。但如果他不写小说而写别的,主要是杂文,他就立刻变了。从最初起,到最后止,他都是个战士,是个勇者”,“鲁迅是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环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得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么都好的人了”。

 

    萧红同情人民革命,但不愿参加党派之争,她宁肯离群索居,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反映了她自由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不能为她的那些共产党员朋友所认同,自然也会使她感到孤独和寂寞。

 

    萧红身为女性,很早就敏感于男权文化的压迫,她的女权思想由来已久,一直是她创作的主题之一。她的晚期作品,还触及到人生与人性的隐秘之处,这与她早期对生殖与死亡的独特敏感相呼应,成为贯穿她全部创作的线索。

 

    萧红虽然极有思想,却极少有意识形态说教。她几乎是用女性独到的经验,洞察历史,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以细微的笔触,深入到语言所不能抵达的隐秘之处。她的感知方式是充分感性化和个性化的,这使她的作品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

 

    萧红的艺术才华还表现在表达方式的充分自由。她不屈从什么权威,也没有一定的圭臬。即使对她极尊崇的鲁迅先生,她也不盲目效法。她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写法,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可夫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萧红具有诗人的天赋,这不仅表现在她写作的诗歌中,也浸透在她的小说里。《呼兰河传》不仅语言精练,韵律感强,而且具有复沓的节奏。她还具有讽刺的才能,这在女作家中是非常罕见的。她鞕辟入里地揭示出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同时又用轻松而诙谐的语言表达出来。

 

    萧红的伟大之处在于她用生命和鲜血写出了自己的跋涉之路,这既是整个民族解放之路,也是现代女性艰辛的解放之路。她以自己的思想和才华,使她的大部分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傅光明研究员最后说:叛逆者的路往往是不归的。我们后来者的很多路,实际上是在先驱者的不归路上开拓出来的。很多革命者、文学家,都是叛逆了自己的阶级和家庭。季女士的《萧红传》是部很好的传记。我觉得,好的传记一定一要有货真价实、详实可靠的史料,二要有作者与传主两颗心灵的精神契合。第二点更重要。季女士写得好,是因为她以女性的视角切入、贴近了另一个才女深广的心灵世界。萧红是中国现代的才女作家,她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写得是多么凄婉、深刻而优美。(文字记录整理:薛连通)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