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的尴尬岁月

今年3月9日，紧张的美伊关系出现小插曲：美国国务院要求伊朗帮助寻找2007年3月在伊境内基什岛失踪的前CIA特工罗伯特·莱文森。这则新闻或许是对美国中情局在“黑暗世界”孤军奋战的一种慰藉，但另一则新闻就不同了：日前，美国记者小阿尔巴雷利在新书中披露1951年法国蓬圣埃斯普里村村民集体发疯事件是美国中情局“迷幻药”试验的结果，并认为小白鼠中包括数千名美军士兵。总之，谈到中情局，世人总是生出复杂的情愫。

　　2009年于中情局是个悲剧年：年初驻阿尔及利亚特工站长迷奸当地女性的丑闻曝光，年底驻阿富汗基地又被约旦籍双面间谍狠涮一把，搭上7名特工性命，损失之大为近年罕有。当时中情局扬言报复，今年终于兑现：2月起频频出手，连斩塔利班数员大将，与军方联手捣毁塔利班重镇马尔贾，表现令人侧目，似乎想向白宫证明：虽然我不干净，可干活还行。

　　问题是，中情局在失败国家搞搞暗杀还行，分析国际大势的情报业务本行却不尽如人意。错失尼日利亚籍基地分子恐袭线索是一个近例，未能预测朝鲜战争、中苏分裂、苏联侵阿、柏林墙倒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印度核爆、世贸楼塌等大事，更是常被指摘。曾获普利策奖的蒂姆·韦纳在查阅了中情局5万份文件，走访了其10位前局长之后下结论说：“西方文明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未能建立一个一流的间谍机构，这一失败对美国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不过韦纳也澄清，印尼苏哈托政变、击毙越南吴庭艳、希腊侵略塞浦路斯，中情局都没经手，却莫名背上了黑锅；中情局绑了巴拿马的诺列加，杀了古巴的格瓦拉，坑了智利的阿连德，毁了刚果的卢蒙巴，角色和效果不能一概而论；为了阿上、中饱私囊或维持独立王国，不惜层层撒谎，才是中情局的原罪；而美国总统也有滥权之嫌，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情局被要求在国内采取窃听电话、偷拆信件等非法手段，对付据说被苏联渗透的反战团体。

　　经历了从冷战到反恐时代的转折，中情局在美国的地位大不如前。而在它的长期批评者看来，好莱坞式的CIA英雄只适合生活在过去，未来属于法治时代，所以它最好尽快消失。

　　在恶性循环中成长

　　中情局的前身是1942年组建的战略情报局，当时隶属军方，主要用于对德战场。早在1943年，罗斯福总统就表示战后将撤销战情局，所以战情局的局长多诺万将军1944年致函罗斯福，建议创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然而，罗斯福不久病死，继任的杜鲁门不喜欢情报部门，解散战情局后，并没有另组新情报机关的意思。直到美国与苏联关系开始紧张，杜鲁门才成立中央情报组，收罗了原战情局一帮人马，用于为总统遴选信息，编辑简报。

　　冷战开始的1947年，美国颁布《国家安全法》，据此新设空军，成立统一的国防部，并且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情组也拜该法所赐，升格为中央情报局，成为联邦机构，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作为新部门，中情局受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欺压，也无法像普通部门一样从国会获得拨款，只能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秘密分一杯羹，再就是靠情报官私人关系筹款。由于中情局早期一些官员有国际银行家家族背景，总统对其不够信任，当其海外活动需要军方配合时，总统并不热心支持。外在条件不足的中情局，为了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偏爱采取冒险行动，如将临聘人员伞降至东欧刺探情报，结果有去无回。而越是行动受挫，中情局越是心急火燎地想翻盘；越是急着翻盘，就越容易出错，从而构成恶性循环。

　　1961年的猪湾入侵事件就是典型：美国早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就有意武装干涉古巴，当时指派中情局负责训练古巴流亡者。继任的肯尼迪缺乏经验，尽管对中情局的计划信心不足，但仍被局长杜勒斯说服，承诺提供海空支援。最后，支援没能兑现，入侵失败。可反过来看，中情局急于求成，一味迎合年轻总统“捍卫自由世界”的雄心壮志，而制定的入侵计划又漏洞百出，也要负上很大责任。事后，肯尼迪恨上中情局，中情局则感到被总统出卖。

　　中情局从事秘密工作，人员、经费、行动计划都层层保密，时间一长，相应的监管机构都无法知其底细；中情局人员长期在海外各自为战，越权、闯祸之事数不胜数，自然引起白宫和国会反感，进而设法控制。中情局局长由总统提名，总统往往选择与中情局没多少瓜葛的文官。文官掌印，外行领导内行，本就弊病多多，要是遇上主见极强刚愎自用之辈，特务们准没好日子过。历任外行局长（远东科科长出身的科尔比和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少数几个中情局“自产”局长）既搞不懂中情局，又总想按自己的意志改造它，结果越弄越糟。反之，中情局当中除了老布什，了解白宫政治的人也很少。这又是另一重恶性循环。

　　中情局在恶性循环中成长，根子仍在总统。面对不同类型的总统，中情局做出不同的姿态适应对方。倘若总统不重视自己，就搞点动静让他注意自己；倘若总统太过强势，那就努力迎合。中情局的工作原则应该是I report，you decide，最终却变成了You want，I supply。

　　不成熟的情报机关

　　与前苏联克格勃（KGB）、英国军情六处（MI6）、以色列摩萨德相比，规模最大的美国中情局名气也最响。不过，这多半得益于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力量型如施瓦辛格《真实的谎言》，技巧型如汤姆·克鲁斯《碟中谍》，机敏型如马特·达蒙《谍影重重》，智慧型如罗伯特·雷德福《间谍游戏》……可是现实中的中情局不仅谈不上神通广大，相反还很不成熟。

　　情报，准确地说应为“谍报”，应战争需要而生，现代国家情报机关普遍由军方情报机关转型而来。和英法俄这样的老牌谍报强国比，美国显得太过青涩。立国仅200余年的美国在情报领域基本没什么历史积淀：建国后最初半个世纪，美国致力于西进运动，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用不着间谍；南北内战时有军事间谍，但战争仅持续4年，经验积累有限；由于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传统，美国在一战后迅速从国际事务中抽身；卷入二战后，美军在情报领域表现平平，很大程度依赖优秀的英国情报员。即便在冷战初期，美国也离不开英国帮助，因为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拥有像英国那样庞大完备的资料库。美国情报人员由战时英国一手培养，用英国教官的话说，可以将美国间谍轻易玩弄于股掌之间。当美国人遇到连英国人都头疼的苏联人，自然一败涂地。据说，美国的原子弹技术都是被克格勃利用“剑桥五杰”套走的。

　　1950年代的中情局基本对欧洲战场死心，转而将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其它战场。1953年，美国在伊朗找到了机会。当时因伊朗筹划石油国有化，英国视摩萨台首相为眼中钉，筹划颠覆摩萨台政权，而中情局也附和英国，并最终征得艾森豪威尔批准。尽管中情局在执行英国军师制定的政变计划过程中漏洞百出，但由于各种机缘巧合，这次本已认定失败的政变却在最后意外成功，已出逃的巴列维国王重登王位。这次政变被中情局当作奠基之作后，开创了中情局的两大恶劣传统——迷信金钱和崇尚暴力。中情局内部并非众人皆醉，譬如王牌分析员克莱因就表示忧虑：“看似辉煌成就的问题在于，它制造出中情局力量的夸大印象。它不能证明中情局可以推翻政府和扶植统治者上台，它是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提供适量援助的特例。”26年后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证明了他的判断——建基于金钱和暴力的政治难以持久。

　　但在当时，被胜利冲昏头脑者占主流。此后，中情局到处如法炮制，暗杀、政变、武装干涉似乎成了它的主业，最基本的情报搜集反倒成了副业。这一本末倒置在猪湾入侵时让中情局摔了大跟头。中情局在肯尼迪明言不会大规模介入时仍坚信只要登陆成功，古巴人民必定会起来推翻卡斯特罗，而这一论断的根据就是中情局官员和流亡者的谈话。除了流亡者，中情局甚至没有接触过一个古巴人。登陆后，雇佣军发现地图上标注的用来搭建基地的沼泽地竟是一片红树林，寸步难行。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中情局使用的地图还是1895年的版本！

　　有感于信息的匮乏，中情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强了这方面的投入，日益成熟的卫星技术有力地支持了信息库的建立，第三次技术革命后电子技术的进步大大完善了中情局的信息体系。然而，中情局从此又陷入另一个极端：过分依赖技术，而轻忽人力。这一传统延续至今，中情局择人不慎天下皆知。2003年，内华达州某小公司技术官蒙哥马利就利用9·11事件后政府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宣称自己能破译基地组织的密码，结果被中情局视若上宾，还是在法国情报机关帮助下才识破此人。就在去年，此人竟还骗到了五角大楼的研究合同。

　　反恐时代连遭打击

　　自1980年代以来，中情局就因内部不断挖出卧底而元气大伤，坠入低谷，处于亟待改变的低潮期；至1990年代后期，则接近沦为五角大楼的二级分局。以这样的状态让它防范和KGB同样隐蔽，却比KGB疯狂的恐怖分子，实在是勉为其难。2001年基地组织重创美国后，中情局面临空前压力，对于潮水般涌来的情报，只好以“宁可错信、不可放过”应对。

　　不幸的是，在“少壮派”特尼特担任局长期间，中情局的原罪被再次放大，酿成了反恐时代的机构悲剧——炮制伊战的大杀伤性武器借口，不仅导致在任长达7年的特尼特去职，还使得中情局在60年来最大规模的情报机构重组中丧失总统首席情报顾问的地位——中情局局长不再享有自动出席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资格，取而代之的是新设立的国家情报总监（首任为大使出身的内格罗蓬特，其后两任麦康奈尔、丹尼斯·布莱尔都是退役海军上将）。

　　特尼特之后，担任中情局局长的是曾长期担任众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主席的波特·戈斯。戈斯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赶走一大批中情局高管之后，自己也黯然下台，由曾替小布什政府“窃听门”辩护的四星上将海登接任。奥巴马上台后，提名白宫办公厅前主任里昂·帕内塔担任局长。这个职位的含金量，连同担任此职的人物的声望，都无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了。

　　奥巴马任内，中情局将主要精力从伊拉克转移到阿富汗，随之传来阿总统同父异母的弟弟瓦里以及伊朗反政府组织“真主旅”也拿中情局钱的消息。瓦里·卡尔扎伊，一直被传为坎大哈“黑手党”组织的幕后老大，今年3月13日其位于坎大哈市的住宅遭到“劫狱”的塔利班顺道袭击，瓦里幸免于难，但已被美政府要求从坎大哈免职。至于真主旅，乃是一个活跃在伊朗东南部的逊尼派恐怖团体，其最高指挥官马利克·里吉今年2月遭伊朗安全部队逮捕。伊朗情报部长不无炫耀地说，里吉被捕前24小时内曾现身阿富汗境内一处美军基地。

　　如果说中情局选择和保护线人的能力都这么差，就更别指望它能渗入恐怖组织核心了。以色列情报机构辛贝特吸收哈马斯创始人的儿子哈桑·优素福做了十多年间谍的经典案例，甚至被写进了自传体的《哈马斯之子》大肆传播，但中情局似乎从来没有如此成功的转化案例。蒂姆·韦纳在《灰烬的遗产》一书中揭秘道：根据1956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情局在前苏联招募的20名间谍中，只有两人与前苏联政府或军方有联系，而头号情报来源是一名俄罗斯兽医；当柏林墙于1961年竖立时，中情局在东柏林最好的间谍是一个报贩和装修天花板的工人，这名装修工有时在前苏联驻军的院子里工作；在1986年后的8年里，中情局向里根、老布什、克林顿提供的有关苏联军力报告，消息源主要来自被莫斯科控制的人员。

　　制度硬伤、文化排斥和哲学缺漏

　　要说中情局“人工情报”薄弱的原因，跟它的官僚色彩较重，道德感化力较差是分不开的。而它未能成为一流情报机关，则与制度硬伤、文化排斥和哲学缺漏三大环境因素有关。

　　制度设计方面，中情局作为联邦机构，是美国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自然要承受政府机构间的相互倾轧。中情局的前身战情局属军情性质，战后五角大楼很想把中情局划拨麾下，却未能如愿。而中情局的秘密性又让国务院倍感厌恶，因为中情局有行动不会告诉国务卿，一旦搞砸，常常得由外交官出面善后。此外，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FBI）因职能部分重叠，也难免牙齿碰舌头之事。两个机构的矛盾主要是拜FBI传奇局长胡佛所赐，在中情局成立前，美国的反间谍工作都由FBI负责，跳出一个新部门分权，权力欲极强的胡佛难免不喜。

　　文化包容方面，中情局的工作性质与民主、法治、开放的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在美国，中情局的名声从没好过FBI，即使在FBI最灰暗的胡佛时代也是如此。在美国公众眼中，中情局已成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从表面看，这和两者职能有关。FBI也存在滥权，但它打击与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犯罪活动，社会认同度高；中情局业务多在海外，与公众生活无关，却常常去外国扰乱别人的生活，社会认同度低。FBI是执法机关，光明正大；中情局更像是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科学怪人，令人恐惧。中情局奠基人多诺万尝言：“在全球化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情报机关也应该是全球性和极权式的。”这可以视作一个长期不问世事的民生国家突然承担国际义务后的阶段性僭越。或许，如果克格勃还健在，对中情局的指责会少一些。

　　哲学指导方面，中情局重视物质因素，轻视精神因素；重视行动和结果，轻视理论和原则；拔高实践经验的作用，却常常忽略基本常识。概而言之，美国人长于阳谋，阴谋非其所长。这一切其实都可以在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中找到答案。实用主义强调实践中心论，在培养实干精神的同时，也养成了毛躁、冒进的急性子，并导致长远目光的匮乏。譬如霍梅尼、萨达姆、塔利班和本·拉丹都是美国当初资助的对象，后来又成了敌人。实用主义过度强调自身经验的作用，会使人倾向于轻视自身经验以外的东西。譬如中情局在德黑兰散钱可以收买无赖，却不能理解霍梅尼的思想；可以通过卫星监测苏军实力，却不能预测苏联即将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中情局近年来着力提高少数族裔在职员中的比例，甚至用中文打广告，招募华裔青年，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史有明鉴：在朝鲜战争期间，中情局驻首尔的200名间谍无一会说韩语，结果所得情报非假即虚；1979年德黑兰群众劫持美国大使馆，当伊朗革命分子发现中情局驻德黑兰站长竟不会说波斯语时，亦感到奇耻大辱。事实上，中情局在冷战期间擅长的只是间谍飞机、卫星和窃听技术；冷战结束后，又开始依赖花钱聘用当地人充当线人，从而养了许多混薪水的老油条。如今，中情局才着手在少数族裔中培养反恐精英。当然，中情局改变的是组织和战术，不变的是自身在国家架构和国际舆论中的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