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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5:11:06
本站讯 （记者 孟兆熙）今年5月10日是中国近代水利的开拓者、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奠基人、天津大学老校长张含英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5月12日，纪念张含英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出席座谈会。水利部党组书记、部长陈雷致辞。天津大学原党委书记、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杨渝钦，三峡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天津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袁国林及水利部相关负责人、张含英子女代表在会上分别发言，深切缅怀张含英同志为水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追思和学习张含英同志的崇高风范。天津大学副校长钟登华及校友总会、宣传部、建工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
（钱正英、陈雷出席座谈会 图片记者 王建泽）
（杨渝钦、钟登华出席座谈会 图片记者 王建泽）
杨渝钦在发言中表达了天津大学师生对张含英老校长的深切怀念，指出张含英和天津大学有着深厚的情感，一生始终关爱母校。他既是北洋的学子，后又曾在北洋大学授业、掌门，留下“四进北洋”的佳话。身为教育家，他在北洋大学掌校期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和校风，他严格聘任教师、严格招收学生、严格考试要求、严格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学生在“德、才、学、识、量”这五个字上下功夫，成为留给我们办好高等工程教育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袁国林在发言中指出要通过对张含英同志的怀念，学习他一生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专心致志搞水利的态度；学习他一生实事求是的学风；学习他心中总装着中国水利的精神；学习他晚年快快乐乐、丰富多彩的胸怀。
（钱正英与杨渝钦亲切握手 图片记者 王建泽）
（天津大学代表与张含英子女代表合影 图片记者 王建泽）
张含英1900年5月10日出生于山东菏泽，1918年至1921年先后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求学，1921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土木工程系，1925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当年回国投身治水实践，先后担任青岛大学、北洋工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与北洋大学教授、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总工程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参加革命后，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1950年以后，长期担任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水利学会创始人之一。张含英同志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第三、四届名誉理事长，1999年荣获水利部授予的“从事水利工作75周年特殊贡献奖”，2001年被授予中国水利学会功勋奖，2002年1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杨渝钦在座谈会上发言 图片来自水利部网站）
附：杨渝钦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年5月10日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我们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张含英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参加这次纪念大会，谨表达天津大学师生对张含英老校长的深切怀念，缅怀他对天津大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张老和天津大学有着深厚的情感，一生始终关爱母校。他既是北洋的学子，后又曾在北洋大学授业、掌门，留下“四进北洋”的佳话。1918年他怀着治理黄河、造福人民的志向考入了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从此，他把一生献给了水利事业。1919年他出于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校方要开除参加运动的全体同学，只有递悔过书者批准后方可恢复学籍，张老坚持爱国无过，拒写悔过书，断然离开学校，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1年-1925年张老又先后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取得土木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回国工作。1932年张老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任职，其间北洋工学院聘他为兼职教授，张老再次回到母校，为土木工程系学生讲授“水力学”。1936年8月-10月张老又回校任教务长。后因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副处长而离校。1948年张老又应北洋大学师生的要求，重回北洋大学任校长近一年。这是因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北洋大学回天津复校，茅以升被任命为校长，但由于茅老当时忙于修复钱塘江大桥一直未到任，由代理校长主持校务，加上抗战时期北洋校舍遭到破坏，教育部长期未拨修复经费，甚至连正常教育经费也经常拖欠，致使部分新生没有宿舍，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代理校长无法维持，辞职不干。学校师生多次要求政府当局派校长，增加经费。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内战，根本不关心教育事业，对师生的要求一味敷衍，问题久拖不决，引起师生极大的义愤。面临这种情况，在地下党领导下于1947年底由进步学生为主流的学生自治会组织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喊出了“要校长，要经费”的口号，于12月宣布无限期罢课，选出5名代表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急于平息这一事件，校长一职茅老又从中斡旋，在得到请愿代表的同意后，教育部在事前未征求张老意见的情况下，抢先在报刊发表任命消息。当请愿代表找到张老家中，诉说学校困境和师生愿望时，张老当即表示办学虽有很大困难，愿意与同学们共同办好学校。并立即向教育部提出赴任校长的三项要求：一要保证经费；二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三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迫使当局全部答应，并拨付经费。1948年1月张老到达天津车站时，受到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使他深受感动，当场表示不管有什么困难，我要负起责任来，把学校办好。张老到校后，全身心投入工作，住在教室吃在食堂，认真负责，扎扎实实进行工作，迅速稳定了教学秩序，恢复上课。他还在繁重的校务工作中，安排好时间为水利系开出高质量的“防洪工程”课。同时用取得的经费迅速修缮校舍，增购国内外图书杂志，拓展实习基地。因张老治校有方，使北洋校园很快恢复生气。在张老任北洋大学校长其间，1948年8月20日天津市军警特务潜入学校持黑名单逮捕进步学生，当军警正将七名学生送入警车中时被同学们发现，大家一哄而上将被捕的学生救下。军警随即包围学校，要入校强行搜捕，并逼迫学校交人。张老眼看一场惨事即将发生，他和几位教授商议后，决定为保护学生和学校，亲自出面与警察局长进行交涉。局长要求学校交人，张老义正辞严质问警察局长：“学生犯了什么罪？把他们交出去，我如何对学生交代？”两人僵持许久，最后局长提出：“你能保证学生不闹事吗？”，张老明确表示：“我的学生根本没有闹事，能保证。”局长说：“保证不闹事，我就可以下令解除包围。”张老立即说：“好！一言为定。”迫使军警于当晚8点悻悻撤离，保护了北洋一批进步学生，使他们能脱离危险顺利转入解放区。正是由于张老亲自干预，据理力争，反复周旋，才避免了一场灾祸。其后教育部又要求北洋大学南迁，遭到了张老和广大北洋师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直至年底因办学经费极度困难，张老只好亲自赴南京催要，终因战事发展交通中断，使他未能再回学校。张老四进北洋虽时间不长，却是在学校最困难最危机之际，临危授命挂帅掌校，为北洋师生排忧解难共度难关，深受大家的敬仰，在天津大学的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篇章。
正如张老在他以后回忆中自述：“我在北洋读书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张老在水利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黄河流域图，他是要在办公室里天天看着黄河。他还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条幅，又在条幅的右上方写着“懂么？会么？敢么？”，在左下方写着“张含英自勉”。他说：“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从1918年秋进入北洋大学学习后，就牢记这4个字，并作为一生努力遵循的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也充分显示出北洋大学对他深深的影响和在心中的位置。
张老身为教育家，在北洋大学掌校期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北洋大学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和校风，他严格聘任教师、严格招收学生、严格考试要求、严格各项规章制度。他对北洋大学培养高素质的工程师也有着明确的要求和教育理念。1948年在他到校上任之初，便做了“工程师的修养”的演讲，他在阐述培养工程师“真”、“善”、“美”的完善人生观的基础上，还以德、才、学、识、量五个字作为一个人成功所需的条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和加强修养。他说，“德”是德行，作为工程师必须把道德修养与格物致知结合起来，有了科学知识，又能清心寡欲，免得见钱见权利欲熏心。有了这种修养功夫正可和“法乎天地”相得益彰。“才”是才能，它一方面来自天赋，一方面来自修养，而主要的还是后天的修养。“学”是学问，学问则完全是后天学来的。“识”是见识，是丰富的生活经验。“量”是气量，工程师应该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量，量不大就不能做大事。总而言之，人们的成就全看这五项的分数，这是做事的必要条件，分数愈高，成就就愈大。所以他要求学生要在这五个字上下功夫，这也是张老留给我们办好高等工程教育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天津大学广大师生纪念张含英老校长诞辰110周年，就要深切缅怀张老对天津大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更好地学习和传承张老的办学思想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更要学习和弘扬张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爱国奉献的崇高品德和精神，激励我们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把天津大学早日建成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
（钱正英、陈雷出席座谈会 图片记者 王建泽）
（杨渝钦、钟登华出席座谈会 图片记者 王建泽）
杨渝钦在发言中表达了天津大学师生对张含英老校长的深切怀念，指出张含英和天津大学有着深厚的情感，一生始终关爱母校。他既是北洋的学子，后又曾在北洋大学授业、掌门，留下“四进北洋”的佳话。身为教育家，他在北洋大学掌校期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和校风，他严格聘任教师、严格招收学生、严格考试要求、严格各项规章制度。要求学生在“德、才、学、识、量”这五个字上下功夫，成为留给我们办好高等工程教育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袁国林在发言中指出要通过对张含英同志的怀念，学习他一生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专心致志搞水利的态度；学习他一生实事求是的学风；学习他心中总装着中国水利的精神；学习他晚年快快乐乐、丰富多彩的胸怀。
（钱正英与杨渝钦亲切握手 图片记者 王建泽）
（天津大学代表与张含英子女代表合影 图片记者 王建泽）
张含英1900年5月10日出生于山东菏泽，1918年至1921年先后在北洋大学、北京大学求学，1921年赴美国留学，1924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土木工程系，1925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当年回国投身治水实践，先后担任青岛大学、北洋工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与北洋大学教授、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秘书长、总工程师，扬子江水利委员会顾问，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参加革命后，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顾问。1950年以后，长期担任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是中国水利学会创始人之一。张含英同志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第三、四届名誉理事长，1999年荣获水利部授予的“从事水利工作75周年特殊贡献奖”，2001年被授予中国水利学会功勋奖，2002年1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杨渝钦在座谈会上发言 图片来自水利部网站）
附：杨渝钦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年5月10日是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我们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张含英诞辰110周年，今天我们参加这次纪念大会，谨表达天津大学师生对张含英老校长的深切怀念，缅怀他对天津大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张老和天津大学有着深厚的情感，一生始终关爱母校。他既是北洋的学子，后又曾在北洋大学授业、掌门，留下“四进北洋”的佳话。1918年他怀着治理黄河、造福人民的志向考入了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从此，他把一生献给了水利事业。1919年他出于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校方要开除参加运动的全体同学，只有递悔过书者批准后方可恢复学籍，张老坚持爱国无过，拒写悔过书，断然离开学校，后转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21年-1925年张老又先后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取得土木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回国工作。1932年张老在天津华北水利委员会任职，其间北洋工学院聘他为兼职教授，张老再次回到母校，为土木工程系学生讲授“水力学”。1936年8月-10月张老又回校任教务长。后因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副处长而离校。1948年张老又应北洋大学师生的要求，重回北洋大学任校长近一年。这是因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北洋大学回天津复校，茅以升被任命为校长，但由于茅老当时忙于修复钱塘江大桥一直未到任，由代理校长主持校务，加上抗战时期北洋校舍遭到破坏，教育部长期未拨修复经费，甚至连正常教育经费也经常拖欠，致使部分新生没有宿舍，学校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代理校长无法维持，辞职不干。学校师生多次要求政府当局派校长，增加经费。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加紧内战，根本不关心教育事业，对师生的要求一味敷衍，问题久拖不决，引起师生极大的义愤。面临这种情况，在地下党领导下于1947年底由进步学生为主流的学生自治会组织成立了护校委员会，喊出了“要校长，要经费”的口号，于12月宣布无限期罢课，选出5名代表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急于平息这一事件，校长一职茅老又从中斡旋，在得到请愿代表的同意后，教育部在事前未征求张老意见的情况下，抢先在报刊发表任命消息。当请愿代表找到张老家中，诉说学校困境和师生愿望时，张老当即表示办学虽有很大困难，愿意与同学们共同办好学校。并立即向教育部提出赴任校长的三项要求：一要保证经费；二对教授聘任不能干涉；三对学校日常业务要少干涉。迫使当局全部答应，并拨付经费。1948年1月张老到达天津车站时，受到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使他深受感动，当场表示不管有什么困难，我要负起责任来，把学校办好。张老到校后，全身心投入工作，住在教室吃在食堂，认真负责，扎扎实实进行工作，迅速稳定了教学秩序，恢复上课。他还在繁重的校务工作中，安排好时间为水利系开出高质量的“防洪工程”课。同时用取得的经费迅速修缮校舍，增购国内外图书杂志，拓展实习基地。因张老治校有方，使北洋校园很快恢复生气。在张老任北洋大学校长其间，1948年8月20日天津市军警特务潜入学校持黑名单逮捕进步学生，当军警正将七名学生送入警车中时被同学们发现，大家一哄而上将被捕的学生救下。军警随即包围学校，要入校强行搜捕，并逼迫学校交人。张老眼看一场惨事即将发生，他和几位教授商议后，决定为保护学生和学校，亲自出面与警察局长进行交涉。局长要求学校交人，张老义正辞严质问警察局长：“学生犯了什么罪？把他们交出去，我如何对学生交代？”两人僵持许久，最后局长提出：“你能保证学生不闹事吗？”，张老明确表示：“我的学生根本没有闹事，能保证。”局长说：“保证不闹事，我就可以下令解除包围。”张老立即说：“好！一言为定。”迫使军警于当晚8点悻悻撤离，保护了北洋一批进步学生，使他们能脱离危险顺利转入解放区。正是由于张老亲自干预，据理力争，反复周旋，才避免了一场灾祸。其后教育部又要求北洋大学南迁，遭到了张老和广大北洋师生的坚决反对和抵制。直至年底因办学经费极度困难，张老只好亲自赴南京催要，终因战事发展交通中断，使他未能再回学校。张老四进北洋虽时间不长，却是在学校最困难最危机之际，临危授命挂帅掌校，为北洋师生排忧解难共度难关，深受大家的敬仰，在天津大学的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篇章。
正如张老在他以后回忆中自述：“我在北洋读书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张老在水利部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黄河流域图，他是要在办公室里天天看着黄河。他还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条幅，又在条幅的右上方写着“懂么？会么？敢么？”，在左下方写着“张含英自勉”。他说：“实事求是是北洋大学的校训，从1918年秋进入北洋大学学习后，就牢记这4个字，并作为一生努力遵循的为人处事的准则”。这也充分显示出北洋大学对他深深的影响和在心中的位置。
张老身为教育家，在北洋大学掌校期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北洋大学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传统和校风，他严格聘任教师、严格招收学生、严格考试要求、严格各项规章制度。他对北洋大学培养高素质的工程师也有着明确的要求和教育理念。1948年在他到校上任之初，便做了“工程师的修养”的演讲，他在阐述培养工程师“真”、“善”、“美”的完善人生观的基础上，还以德、才、学、识、量五个字作为一个人成功所需的条件，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和加强修养。他说，“德”是德行，作为工程师必须把道德修养与格物致知结合起来，有了科学知识，又能清心寡欲，免得见钱见权利欲熏心。有了这种修养功夫正可和“法乎天地”相得益彰。“才”是才能，它一方面来自天赋，一方面来自修养，而主要的还是后天的修养。“学”是学问，学问则完全是后天学来的。“识”是见识，是丰富的生活经验。“量”是气量，工程师应该有“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量，量不大就不能做大事。总而言之，人们的成就全看这五项的分数，这是做事的必要条件，分数愈高，成就就愈大。所以他要求学生要在这五个字上下功夫，这也是张老留给我们办好高等工程教育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天津大学广大师生纪念张含英老校长诞辰110周年，就要深切缅怀张老对天津大学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更好地学习和传承张老的办学思想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更要学习和弘扬张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爱国奉献的崇高品德和精神，激励我们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为把天津大学早日建成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