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南克重申支持设立通货膨胀目标

被提名为下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Fed)主席的贝南克(Ben Bernanke)周二重申，他支持采纳明确的量化通货膨胀目标，但承诺只有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会付诸实施。
贝南克在接受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听证时表示，明确长期通货膨胀目标与现任主席格林斯潘领导下的Fed货币政策操作一致。贝南克说，判断和灵活性仍相当重要，而确立通货膨胀目标决不会降低把就业最大化作为政策目标的重要性。
但他同时表示，不会仓促设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在这件事上，Fed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广泛地展开讨论和征求意见。”他说，只有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确立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将有助于Fed更好地实现低通货膨胀和就业持续最大化的双重目标，他才会提议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贝南克对通货膨胀目标的支持是少有的几个他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的地方，而这一点成为了周二听证会上最具争议的问题，但预计贝南克的提名仍将获得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作为货币政策领域的学术专家，贝南克担任Fed理事达三年之久，后于今年6月调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
根据法律，Fed的政策目标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和就业最大化。支持确立通货膨胀目标的人士认为，通过将通货膨胀预期维持在一个低而稳定的水平上，这实际上可以增强Fed支持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能力。但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士称，确立通货膨胀目标将束缚Fed应对威胁就业因素的能力，同时还可能激怒那些或许认为此举有违Fed双重政策目标的政客。
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有人指出，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实施了2%的通货膨胀目标，但欧洲的失业率要比美国高得多，经济增长则要慢得多。
对此，贝南克表示，Fed的政策目标是价格稳定和就业最大化，而欧洲央行的政策目标只有价格问题，这是“我完全不赞同的一点。”虽然一些更加“强硬的”通货膨胀目标将价格稳定置于其他目标之上，但贝南克表示，他将维持Fed的双重政策目标。因此，《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无需进行调整，但会就此事向国会进行咨询。
贝南克对他上台后的第一个政策动作避而不谈。针对有关他是否会就能源成本走高采取任何突然行动的问题，贝南克表示，他认为通货膨胀预期得到了良好地控制，而确保这一点至关重要。
虽然这样的回答显示他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不及当前的Fed，但仍然为进一步加息留有余地。自2004年6月以来，Fed已经将短期利率由1%上调至目前的4%，预计在1月底还将进一步上调至4.5%，届时正好是格林斯潘退休之际。期货市场预计贝南克主持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在周二的听证会后，这种预期仍保持不变。
贝南克表示，尽管近期屡次遭遇飓风侵袭，但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且复苏势头应该会延续至明年，然而住房和能源价格将对其复苏前景构成威胁。贝南克称，近期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当然也存在某些风险。住房价格尚可能趋稳，而能源价格是一大隐患。所以美国经济近期风险犹存，但他同时认为，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似乎相当稳健。
贝南克说，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正在好转。至于通货膨胀的前景，能源价格是关键因素。他说，美国经济已经承受了能源价格连续三年不断攀升的压力。迄今为止，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均未遭受非常不利的影响。
贝南克说，Fed未来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就是确保能源价格在持续攀升的情况下不会产生二轮效应，影响通货膨胀率。
贝南克的证词试图打消人们对他出任Fed主席的一些顾虑。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他曾讨论过Fed如何抵御通货紧缩的问题，部分分析师由此认为他对通货膨胀持容忍的态度。但他表示，他将维持Fed对长期价格稳定的关注。他说，虽然他现在是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但他将肩负起维持Fed独立及非党派地位的重要责任。
贝南克还打消了有关他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更青睐基于规则的方法、而不是格林斯潘的折衷主义的说法。他说，“我并不赞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任何严格或机械的规则。”他还称，格林斯潘的“风险管理”方法是成功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所谓的风险管理方法不仅考虑最可能发生的经济现象，同时还考虑最不可能发生的经济现象。
Fed的部分前同事曾批评格林斯潘在非货币政策方面的言论过多，特别是财政政策问题，一些人担心Fed由此可能变得政治化。贝南克周二称，他不会就具体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发表评论。
贝南克表示，预计国际市场对美国资产的需求不太会出现大幅下降，尽管美国最近公布经常项目赤字大幅增长。在回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有关问题时，贝南克重申，目前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需要逐步削减，但他表示Fed在这一过程中不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表示，Fed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维持国内就业和价格稳定，并允许其他因素成为改善经常项目状况的主要推动力。他表示，这里所指的其他因素可能包括：美国公共和私人储蓄的增加，海外贸易伙伴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及海外国家国内需求推动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