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能禁绝为患200年的烟毒？

        毒品，这个如洪水猛兽般令人谈之色变的东西，带给中华民族的伤害，罄竹难书无以言表。从英国殖民者于清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将第一箱鸦片倾销中国以后，中国人民便饱受其害。而在随后的两次鸦片战争均告失败之后，中国损失的就不仅仅是真金白银了，还有国格和人格，中国民众被冠以“东亚病夫”的称号任人耻笑。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倾尽全力，果断出击，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在中华大地上禁绝了为患200 多年的烟毒，创造了举世皆惊的奇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以“无毒国”的清誉享誉全球，让世人称赞不已。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清除这个祸害多年的顽疾，在路卫兵看来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毛泽东亲自过问。
        应该说，新中国能够迅速彻底消灭毒患，和毛泽东亲自过问亲自指挥督办有着很大关系。毛泽东对禁毒工作可以说是时刻关注的，他要求各地各部门随时汇总上报禁毒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以便正确分析形势，发布命令。在最初的治理中，禁毒成效并不显著，主要表现在对毒贩的惩处过宽，有的甚至以罚金了事，这样不疼不痒的对待毒贩，不但没能有力打击毒贩气焰，反使毒贩更加嚣张。看到这种情况，1950年秋，毛泽东指示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贯彻严禁烟毒工作的指示》，纠正失之于宽的现象，对毒贩严惩，改变以罚代刑的做法，坚决处以徒刑和强制劳改。在以后的禁毒工作中，毛泽东始终亲自过问指示，亲自谋划布局，直到禁毒工作胜利结束。

     二，清源与堵漏并进。
    釜底抽薪，溯本清源。要想彻底清除毒品，就必须消灭毒品的来源，毒品来源有两种，一是土产二是舶来。对第一种，毛泽东要求各地结合当时的土地改革，大力开展了禁种工作，严禁鸦片产区再行种植鸦片，同时对于有特殊困难的烟民，国家拿出100亿（旧币）进行补贴；毒品外来主要靠走私，特别是私商勾结国家干部，打开方便之门合伙走私，很难防治。对此毛泽东要求各地结合在全国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打击走私活动，彻底堵住毒品外来之源。当时仅衡阳铁路局破获的一起走私案，就牵扯出涉案人员1800多人，其中就有大批干部。

    亡羊补牢，堵塞漏洞。禁毒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安司法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参与贩运。1952年，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子荣，就将当时公安内部人员参与贩毒、制毒、包庇毒贩等情况，向毛泽东做了专门汇报。毛泽东很重视，当天就作出指示：“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我们应当重视”。并把徐子荣叫来亲自询问征求意见。还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规定公安司法人员犯上述错误要严惩，决不宽恕。坚决堵住执法部门存在的漏洞。

        二是机关团体部队。一些机关团体部队用单位作掩护，买卖存留毒品，有的干部甚至自己也吸食毒品，刘青山从革命者演变成贪污犯，就和他染上毒瘾有关，这件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内部问题得不到解决，流毒永远无法肃清。毛泽东建议周恩来重申禁毒令：严禁机关部队团体在国内外买卖毒品，违者受法令处分，对于旧存毒品，一律无偿上交，不得隐瞒，违者受纪律处分。彻底解决国家机关团体和军队自身存在的问题。

    重拳出击，消灭匪患。建国初期，国民党在大陆还有匪患残余，他们武装贩毒，以获得反动武装经费，继续坑害人民、破坏新中国社会秩序。他们甚至用毒品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另外旧社会黑帮残余仍然存在，也多从事贩毒销毒。针对这种严重情况和复杂局面，毛泽东要求将禁毒工作和当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彻底消灭匪患来消灭毒贩。

    端巢覆穴，取缔妓院。妓院这个旧中国不可或缺的娱乐场所，一直是藏匿毒品，消费毒品的巢穴。空虚无聊的嫖客和妓女总是要寻求更多的刺激，毒品对他们来说既是麻醉剂又是强心针。消灭娼妓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所进行的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毛泽东初进北京城时就说过：“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一夜之间便关闭了所有妓院，到1953年，中国大陆彻底消灭了娼妓。妓院的取缔也阻断了毒品销匿渠道。

    三，打击毒贩手不软。
        对于禁毒工作，毛泽东强调不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为此在组织上进行了严密布署：责令公安部为总牵头，各部门配合，全国统一行动。各地区成立禁毒指挥部，下设禁毒委员会，基层设禁毒小组。公安部打出三记重拳，密网布署，做到一网打尽。第一期为“大破”，惩治大毒枭，杀一儆百；第二期，全面铺开，扩大战果。第三期，扫尾，追捕漏网之鱼。每期10—15天。根据部署，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部门和地区统一行动，在行动中，打破行业地区界限，各省市之间可直接交换毒贩材料，也可联合缉捕毒贩。 

    四，发动群众布下天罗地网。
        发动群众一直是毛泽东最为重视的方法之一。只有全民动员了，才能彻底勘清死角，使毒贩无处藏身，毒品无法泛滥。在禁毒运动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不要只靠政府机关，禁毒关系到民生的切身利益”。1952年春夏之交，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禁毒运动掀起，全国群众争先投入其中，宣传政策、监视毒贩、提供线索、检举揭发，甚至出现了检举自己的亲属，妻劝夫、子劝父以及兄弟亲朋相互劝诫的感人事迹。据统计，1952年下半年，全国召开各种禁毒宣传会765428次，参加会议的群众近7500万人。收到检举信131万件，共检举毒犯22万余人。毒贩藏匿的各个空间死角都被堵死了，不得不投案自首，据统计，全国投案毒贩有34万人之多，不能不说群众运动的作用巨大。

        对于数量众多的烟民，国家还拨款290亿元（旧币）作为研究制造戒毒药品的专项经费，致使400万吸毒者陆续戒除毒瘾，重新过上正常人的生活。1952年底，为患200多年的烟毒在中国大陆被彻底禁绝，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的清誉享誉世界近30年。（文/路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