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告别血色英雄时代 - 罗天昊 - 名家博客 - 博客 - 《财经网》

　　发源于大别山的倒水河，贯穿红安南北。滚滚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在红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曾诞生了无数的传奇，亦产生了无数的英雄人物。共产党的元老，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邓小平时代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共和国元帅徐向前，以及解放海南的韩先楚，奇袭阳明堡机场的陈锡联，后来的国防部长，当年血战上甘岭的秦基伟，善出奇兵，骁勇善战的王近山，红安的将军，如从1955年至1964年建国初期授衔算起，几占天下将军十分之一。而曾在红安战斗过，从大别山走出的将军，更近600位，几乎占全国将军的三分之一。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曾有12位大军区司令员、政委，18位军长，11位军政委均为红安人，4人担任过军兵种司令员、政委。
 　　一代一代红安人，在其童年和少年时代，即已接受到了无处不在的革命教育，而这种教育的存在，并非以官方的方式，而是以民间的方式存在，几乎在红安，每个村子，都曾经有参加过红军的老革命，过往时代的英雄，在老一代的故事中，成为红安少年人无法回避的影子。我们的父辈曾在少年时候，几乎都会吟唱那首童谣“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弹指数十年，父辈已经老去，新一代的青年，仍然在传唱。而在县城东北一隅的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则是很多红安人少年时代必游之地，一代一代，香火不绝。
 　　梁启超云，英雄乃不详之兆。在某种意义上说，红安历史上的英雄辈出，乃是对于当代红安人的某种戕害。
 　　历史往往显示出其吊诡的一面，正如凤阳花鼓的传唱的一则民谣“说凤阳，道凤阳，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先辈的英雄，却为何反导致后辈的困局？
 　　流传数千年的星象风水说，曾经给予了一种类似神秘主义的解释。英雄之地，往往是“血地”，血地的特征是，成就巨大，但是牺牲亦巨大。而血地往往在成就自我的时候，对于亲人造成巨大的杀气。在某种意义上说，红安这块神奇土地就是块血地，在诞生200多位将军的背后，是红安在革命时代人口一半的损失，很多地方人丁死绝，红安北部的紫云乡，曾因为牺牲过多，而被称为“死人乡”。
 　　风水中的血地学说，当然是带有迷信色彩，但是，红安的现状，却确实于此有关。而红安的血地，绝非仅仅是风水山川，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血地”。
 　　红安人的精神“血地”，就是对于英雄的过分崇拜，在一个英雄消亡的时代，不合时宜地继续奉行英雄崇拜，消耗了红安新一代精英的心智与才华。
 　　在红安县的的官方网站中，军政界如李先念，董必武，韩先楚，陈锡联；文化界如历史学家冯天瑜，翻译家和文学家叶君健，经济学家张培刚等，所收录的名人，没有一个来自商界。
 　　而同样翻开潮州的官方介绍，则可以发现，除了古代的韩愈，以及自宋以来的众多进士外，来自商界的黄光裕和李嘉诚，亦是其极力推崇的对象。
 　　红安名人中商界人士的缺失的原因，，除了自改革以来确实没有产生特别优秀的大商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整个红安，从官方到民间，从内心对于商业的漠视与轻视。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红安人的思维，需要彻底改变。在商业时代，也许改革以来的珠三角诸城市，可以给予启示。自改革以降，广东能够引领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声，绝非仅仅是靠国家战略的先发优势，而是存在雄厚的民间文化根基。
 　　由于历史上长期远离“朝廷”，广东人相对内地，权力崇拜色彩比较淡漠，比较注重实利。有重商传统，岭南文化具有强烈的平民文化的特征，而平民意识，恰恰是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自十九世纪的广东被迫开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则强化了这种平民意识。与平民意识直接关联的，是平等观念，以及重视交换，遵守契约等。
 　　而红安人，则过于追求“庙堂之功”，众多英雄人物，如一座大山，压在红安人的心上，使众多红安人，特别是新一代精英，追求“经营天下”者，多过于经营商业者。
 　　在改革开放之后，红安所出的人才，仍然很少有商界人士，多集中在党政军和文化界。东海舰队司令员胡先贵等十四名新时代的将军脱颖而出，而在文化界，吴恒权先后担任中央直属三大媒体中的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两家的社长和总编，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江绍高也是红安人，在中央直属宣传系统，正副职均出自一个县，绝无仅有。在新华社系统，经济参考报总编杜跃进，亦为红安人，还有中央党史编辑室的石钟泉，国新办的徐远翔等，其余文化界人士，更如过江之鲫。文人鼎盛，举国罕见。红安人之雄才与霸气，尽在其中。唯有商业，仍然凋零。
 　　几十年的岁月流转，时代变迁，似乎一流的红安人才，仍然并不以经营商业为务，而以“经营天下”为傲。广东可以诞生“山寨文化”，而红安人的梦想，却仍然在“庙堂”之上。追求成为英雄，做大官，做大事。崇拜英雄，而漠视平民，崇拜功业，而漠视商业，崇拜权谋和“板眼”，而漠视规则，诸多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多有疏离。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人总想超古人。
 　　事实上，每个群群，不仅与外部族群竞争，更要与先辈竞争。红安先辈的过于强势，已经造成了红安人的精神“血地”，超越先辈，更似一代又一代红安人的人生苦旅。
 　　财富的成就，如同水流，重在流通，今日之市场经济，要义之一，乃在于资源在社会间自由流动。故，有市场开放之地，必有商业繁盛，富豪诞生。但是，英雄却往往是社会颓败之产物，涤荡污浊，再造乾坤，改天换地者，方才是英雄之所为。英雄的崛起，往往需要特殊时势，借助时代的风云际会狂飙天落。正所谓乱世出英雄，绝非虚言。
 　　而在常态社会中，英雄的诞生，即如飘渺的浮云。
 　　红安人，是时候向英雄时代说再见了。
 　　不要再做将军梦，主席梦，国士圣贤梦了。英雄梦，已经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
 　　而告别英雄时代，首先需要彻底告别红色，方可得新生，否则，红安将永远在将军刀剑的血光下，从历史的荣耀中收获现实的落后。
 　　明代大贤李贽在红安境内的天台山讲学时，曾作《夜宿天台山》诗一首，咏红安山川之雄奇。诗云：缥缈高台起暮秋，壮心无奈忽同游。水从宵汉分荆楚，山尽中原见豫州。明月三更谁共醉，朔风初动不堪留。朝来云雨千峰闭，恍惚仙人在上头。
 　　山已尽中原，水尚从宵汉。正是今日红安之现状。
 　　天台兀立中原，乃是红安之头，倒水南流长江，乃是红安之尾。而在红安的母亲河倒水入长江之处，名为龙口。龙者，当以四海为家。吐纳四方，胸怀天下。
 　　山的过往，水的未来，或可为红安未来时代的隐喻。未来的红安，必要走出父辈的光荣与阴影，方才可以拥抱世界，实现另外一种超越。告别大山，拥抱长江，奔向海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近年来，有红安贤达，总结红安的八种文化，虽略有附会之处，却颇有见地。在红安的红色文化和革命文化之外，红安作为明清时期“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基地，曾有比较丰富的移民文化，而在名山文化，饮食文化，象棋文化之外，更有很很浓厚的人文文化，如宋代大儒程颐程颢兄弟，即出生于今红安二程乡。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在红安天台山，驷马山讲学，民国至新中国时期，叶君健、张培刚、冯天瑜等，均为国内知名学者。红安民间传奇智士，十八老子中的卢四运，在中国民间颇负声望。
 　　红安历史，远非20年革命历史可以涵盖，红安的未来，亦可期待久远。过去未来，应因时而变。在未来，红安必培养多元文化，以超越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从文化源流上，彻底走出英雄崇拜的桎梏。目前，连拥有井冈山的江西都在告别红色文化，在江西的旅游手册上，以前的“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已经被“鄱湖山水，人杰地灵”所取代。未来时代的红安亦应与时俱进，以更广博，更多元，更具现代性与现实性的文化，取代目前的单一的红色文化。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商业时代，需培养红安人的现代商业意识。摒弃庙堂文化，培育平民精神，摒弃政治导向，遵守市场契约，告别英雄崇拜，拥抱现代文明。如此，方可从倒水入大海，在另一个天地中超越英雄的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