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贺绿汀与我的父亲严怪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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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农
那是1960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我的父亲严怪愚——一位被划为“右派”的老记者，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60元的生活费，要负担6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着几瓣来用。每
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字”。怎么办?借?一个全国著名的“铁杆右派”，人们哪怕用正眼看你一眼，就算是对你的一种“恩赐”了，谁还敢借钱给你。更何况当时人们为了顾命，也确实无钱可借。因而，全家只能在肌肠辘辘中过日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面部因浮肿越来越“胖”。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上午，破窗外突然响起邮递员低沉而略微带点惊异的声音：“严怪愚，你的汇款单!”当时我们全家一惊，这种时候，谁还能给我们家寄钱?谁还敢给我们家寄钱?父亲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门口，用十分疑惑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下雨中的邮递员：“同志，你弄错了吧?”邮递员将一张被雨水微微打湿的汇单向父亲一亮，十分确切地说：“是你的，签名吧!”父亲用抖颤的手，在单据上签了字，从邮递员手中将汇款单接了过来，拿到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看，汇款单收款人一栏上确确实实写着“严怪愚’’三个字，只见汇款人一栏上赫然写着“贺绿汀”三个字。同时，他看到，汇款人留言栏上清楚地写着：“怪愚，知钧病重，汇上二十元，供买点营养品之用，请好好伤重身体。绿汀。”在弯腰挨斗的日子里，父亲从未流过泪。这时，他的眼睛却润湿了。因为，他深深知道：在这种日子里，一个全国著名的音乐家给一个全国著名的“右派”和“牛鬼蛇神”公开汇款，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正气和骨气呀!
父亲看着手中的汇款单，眼睛慢慢明亮了，因为，从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真诚和正直，看到了他那颗金子一样的心……
他颤巍巍地走到破旧的床边，从陈旧的有点霉湿味的褥子底下，慢慢摸出一张用旧塑料纸严严包好的小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寓所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绿汀正坐在一架钢琴旁，在凝神深思。照片后面的题词是：“人，应当像嘉陵江水一样，百折不挠，激流勇进。”
划为“右派”被抄家时，什么都被抄了去，惟独贺绿汀亲自签署的照片，他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保存了下来。
因为，这是老师亲自送给他的照片。
抚摸着这张发黄的照片，他想起了久远的过去……
那是1921年。
童年时代，父亲的家境十分清贫。在湖南邵东灵山寺小学读书时，地主的儿子带着大鱼大肉去吃，他却只能带点豆腐乳去吃，有时一顿只能吃上一块红薯。可是，在小时，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对再艰苦的环境，都充满了幽默感。他一面吃着半凉的红薯，一面用清亮的嗓子唱道：“红薯好吃口好开，吃着吃着唱起来。唱出心中不平事，越唱心中越自在……”
这自编自唱的山歌，传到了正在备课的音乐兼美术老师贺绿汀的房里。贺绿汀停下笔杆，凝神静听起来。
“一副多好的嗓子!”贺绿汀一面用手轻轻地敲着桌面，一面自言白语地说：“难怪同学们叫他做‘过山岭’啊!这孩子唱起歌来，真是山这边唱歌，山那边听得见啊
歌声越来越嘹亮，穿过山岭，在苍松翠柏之间久久萦绕着……
“过山岭!”贺绿汀终于忍不住将头伸出窗外，对这一面吃着红薯，一面唱着山歌的孩子喊道：“过来!”
“有事么?贺老师!”父亲一面唱着山歌，一面以自己特有的敏捷走了过去。
“你的嗓子真好!”贺绿汀由衷地夸奖着，“等你长大了，我送你到音乐学校去学习吧!”
“好!”父亲高兴得将吃剩了一半的红薯往破烂的口袋里一塞，一步跨进了自己敬爱的音乐老师的房间：“贺老师，我长大了，要用自己的嗓子为穷人唱一辈子歌!”
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为人民唱了一辈子歌。——不过，他并非用喉咙，而是用笔，一支战斗的笔。
父亲天天只带点儿豆腐乳和红薯来学校吃。
“餐餐吃豆腐乳也不行啊!”贺绿汀想。当时，贺绿汀家境也十分艰难，一家多口，全靠他当小学教师一点儿微薄的工资来维持，要想全力来支持一个穷孩子上学，也十分困难。
“来!‘过山岭’!”贺绿汀一边提着一个竹篓子，一边喊着我的父亲：“我带你捉点儿泥鳅来吃!”
“好!”父亲一手拿过老师手中的竹篓子，跟在老师后面，一边挥舞着竹篓子，又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泥鳅滑，泥鳅小，小小泥鳅味道好!山珍海味尝不到，捉篓子泥鳅哟我吃个饱!”
“啊哈哈!”贺绿汀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泥鳅连个影子还没见着呢，你这个小肚子就饱了啊! ”
“捉泥鳅还不容易么?”父亲挂满汗珠的小脑袋一歪：“你看我一捉就是一大把!”
不一会，老师已经捉了半篓子泥鳅。学生呢，泥汗满脸，却连一条泥鳅也没捉到。
“怎么样啊，‘过山岭’?”老师抬起头来，微笑着望了望已经满头大汗的学生。
“泥鳅太滑，真难捉呀!”父亲有些沮丧。
“要学会对付滑东西呢!‘过山岭’!”老师停止了捉泥鳅，他利用每一个可以教育学生的机会教育着自己的学生。
从此，贺绿汀每天下了课带着父亲到稻田里捉泥鳅。一边捉泥鳅，一边教他唱着各种各样的山歌和祁阳戏。贺绿汀只要教一两遍，父亲便学会了。接着便坐也唱，站也唱，走也唱。学校里，贺绿汀房里，到处是那充满童稚的歌声。贺绿汀摸着我父亲的头，微笑着说：“‘过山岭’，长大了，你就做一个歌唱家吧!”父亲回答道：“是的，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歌唱家，把人间的不平都唱出来!”贺绿汀微微点点头，说：“好!”心想，别看这孩子成天唱唱跳跳，心理成熟得还很早啊1
1926年，在长沙教书的贺绿汀回到了家乡。现在，贺和我的父亲见面，就不再光是教唱歌和捉泥鳅，而是讲革命道理了。这时，村里、乡里、县里成立了农会，打土豪、除恶霸，发动农友、工友支援北伐，贺绿汀总是勇往直前，一马当先。我父亲总像一条尾巴，紧紧跟在贺绿汀后面，提石灰桶，刷标语，举旗子，喊口号。我祖父严静山是县农会秘书长，看到儿子跟贺绿汀一起干革命，越干越有出息，喜滋滋地说：“别看贺钦安(贺绿汀原名)教起书来斯斯文文，干起革命来赛过猛老虎呢!我这小子也跟他干出来了!”
1926年大革命失败后，到处悬赏抓捕贺绿汀，贺被迫出走他乡。和我的父亲告别后，相继在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右江参加了右江暴动。在革命的岁月里，他坚持从事革命音乐工作，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祖国取得了重大荣誉。父亲教一期书，读一期书，从湖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改行从事新闻工作。创办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力报》、《晚晚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又在重庆嘉陵江畔相会。我的父亲带回从抗日前线采访的素材，给贺绿汀以很大的创作灵感。他们像在家乡一样，一边商讨着，一边创作着。贺绿汀挥动着一支美女牌铅笔，为抗日民众创作着各种激越的歌曲，写好以后，用钢琴弹给我父亲听。父亲像童年时代一样，一边轻哼着老师的创作歌曲，一边给老师提着修改意见。
就这样，师生又为抗日用音乐战斗在一起了。
解放以后，贺绿汀在上海，父亲在长沙。但他们书信不断，互相鼓励，争取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1956年，父亲被诬为“胡风分子”，受到“莫须有”的严格审查。这时，恰逢贺绿汀回到湖南。在人们对父亲躲之惟恐不及的时候，贺绿汀却不避嫌疑，找我的父亲谈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自己的学生，要相信党，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历史将作出严肃裁决。历史是一个最严厉的审判官，它绝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父亲在这特定的环境里，听了老师的谆谆教导，十分感动。父亲跟贺绿汀说：“贺老，您说得很对。1935年，我在上海听到流传很广的鲁迅的两句话：‘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1946年，范长江同志陪我到南京梅园与周恩来同志告别时，周恩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情深意长地说：‘中国老百姓还要受三年难，三年后再见，希望你们在国统区的同志好自为之。’贺老，您放心，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教导，按照鲁迅先生和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做到‘铮铮傲骨’，‘好自为之’。”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他异常“顽固”，死不认错。贺绿汀从上海托人悄悄给他捎来了话：“坚持真理。”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贺绿汀回到家乡，一边找民间艺人，搜集民间音乐；一边深入群众，把当时大办食堂，人们饿得身胖脸肿，大“炼”钢铁，户户砸锅“炼”钢的凄惨景象摄入境头，向中央反映。父亲当时已被划“右派”，处境十分艰难。但当他听到家乡九龙岭的林木滥遭砍伐时，也像老师贺绿汀一样，毅然拿起笔，给县林业局长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要求为后代着想，保护树木森林。1960年，有个县委副书记向中央揭发他们师生“纠集牛鬼蛇神，反对三面红旗”。贺绿汀得知此事后，写信给父亲，还是那句话：“坚持真理!”
现在，在如此危难的时候，贺绿汀又不顾风险，毅然公开给他寄来20元钱。
这那是钱呀，这是老师金子一样的心呀!
父亲拿着被雨水沾湿的20元汇条，捧着这张发黄的照片，手儿微微颤抖着……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卷来，贺绿汀在全国第一个被打成文艺界的“黑帮分子”。上海来人找父亲调查贺绿汀的所谓“叛徒”问题，父亲一听，怒发冲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子正好有一颗钉子，殷红的血，从他巨大的手掌上流了出来。他横眉怒对调查者，吼道：“贺绿汀同志一生革命，他是旧世界的‘叛徒!”’调查者被父亲的凛然正气镇住了，哆嗦着说：“你，你……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右派!”父亲赫然一笑：“那就让你看一看这样的右派吧!”
事后，有人问严怪愚：“你当时是专政对象，处境十分艰险，造反派要搞死你，比搞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不害怕吗？
“害怕？”父亲淡然一笑，“害怕就不是贺绿汀的学生了!”
1980年，贺绿汀再次回到湖南。到株洲市参观，市委负责同志为他举行招待会。他见了市委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父母官，父母官就要给老百姓做主啊!昨天我看了场电影，叫《七品芝麻官》，里头有句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市委的同志听了十分感动，表示一定不辜负贺老对他们的教诲，当好人民的“父母官”。
车到长沙，贺绿汀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前去探望正在马王堆疗养院养病的父亲。师生多年未见，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呀!贺绿汀紧握着父亲的手第一句话是：“我们毕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983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举行“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60周年”庆祝活动，邀请父亲去参加。73岁的父亲绕道北京来到上海，见到贺绿汀，用手杖敲着地板说：“贺老，您记错了吧?”贺绿汀问：“记错什么了啊?”父亲伸出两个指头说：“您老从事音乐教育，不是60年，而是62年!”贺绿汀疑惑了：“是60年呀?”父亲十分郑重地说：“把小学教我两年音乐算在里面，不整62年吗?”“啊!你这非音乐界的学生，还真不忘旧师呀!”说完，拍着父亲的肩膀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1984年1月17日，贺绿汀给远在长沙的父亲来信说：“最近身体很不好，湖南、邵阳情况如何，望回信中告我。”贺绿汀重病在身，仍然念念不忘生养自己的家乡。只是，当父亲收到这封信时，亦已卧床不起。送到医院抢救，湖南省委、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去看望他时，他第一句就是：“省里机构改革搞得怎样了?”父亲此时惦记着的，仍然是惟有工作，惟有老师贺绿汀的嘱托啊!
贺绿汀和父亲1983年在上海“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60周年”庆况活动时相约，过一两年后再在长沙相见。岂料父亲竟于1984年3月1日与世长辞。上海一见，竟成了这对患难师生的永别!
《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
那是1960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我的父亲严怪愚——一位被划为“右派”的老记者，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60元的生活费，要负担6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着几瓣来用。每
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字”。怎么办?借?一个全国著名的“铁杆右派”，人们哪怕用正眼看你一眼，就算是对你的一种“恩赐”了，谁还敢借钱给你。更何况当时人们为了顾命，也确实无钱可借。因而，全家只能在肌肠辘辘中过日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面部因浮肿越来越“胖”。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上午，破窗外突然响起邮递员低沉而略微带点惊异的声音：“严怪愚，你的汇款单!”当时我们全家一惊，这种时候，谁还能给我们家寄钱?谁还敢给我们家寄钱?父亲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门口，用十分疑惑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下雨中的邮递员：“同志，你弄错了吧?”邮递员将一张被雨水微微打湿的汇单向父亲一亮，十分确切地说：“是你的，签名吧!”父亲用抖颤的手，在单据上签了字，从邮递员手中将汇款单接了过来，拿到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看，汇款单收款人一栏上确确实实写着“严怪愚’’三个字，只见汇款人一栏上赫然写着“贺绿汀”三个字。同时，他看到，汇款人留言栏上清楚地写着：“怪愚，知钧病重，汇上二十元，供买点营养品之用，请好好伤重身体。绿汀。”在弯腰挨斗的日子里，父亲从未流过泪。这时，他的眼睛却润湿了。因为，他深深知道：在这种日子里，一个全国著名的音乐家给一个全国著名的“右派”和“牛鬼蛇神”公开汇款，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正气和骨气呀!
父亲看着手中的汇款单，眼睛慢慢明亮了，因为，从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真诚和正直，看到了他那颗金子一样的心……
他颤巍巍地走到破旧的床边，从陈旧的有点霉湿味的褥子底下，慢慢摸出一张用旧塑料纸严严包好的小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寓所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贺绿汀正坐在一架钢琴旁，在凝神深思。照片后面的题词是：“人，应当像嘉陵江水一样，百折不挠，激流勇进。”
划为“右派”被抄家时，什么都被抄了去，惟独贺绿汀亲自签署的照片，他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保存了下来。
因为，这是老师亲自送给他的照片。
抚摸着这张发黄的照片，他想起了久远的过去……
那是1921年。
童年时代，父亲的家境十分清贫。在湖南邵东灵山寺小学读书时，地主的儿子带着大鱼大肉去吃，他却只能带点豆腐乳去吃，有时一顿只能吃上一块红薯。可是，在小时，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对再艰苦的环境，都充满了幽默感。他一面吃着半凉的红薯，一面用清亮的嗓子唱道：“红薯好吃口好开，吃着吃着唱起来。唱出心中不平事，越唱心中越自在……”
这自编自唱的山歌，传到了正在备课的音乐兼美术老师贺绿汀的房里。贺绿汀停下笔杆，凝神静听起来。
“一副多好的嗓子!”贺绿汀一面用手轻轻地敲着桌面，一面自言白语地说：“难怪同学们叫他做‘过山岭’啊!这孩子唱起歌来，真是山这边唱歌，山那边听得见啊
歌声越来越嘹亮，穿过山岭，在苍松翠柏之间久久萦绕着……
“过山岭!”贺绿汀终于忍不住将头伸出窗外，对这一面吃着红薯，一面唱着山歌的孩子喊道：“过来!”
“有事么?贺老师!”父亲一面唱着山歌，一面以自己特有的敏捷走了过去。
“你的嗓子真好!”贺绿汀由衷地夸奖着，“等你长大了，我送你到音乐学校去学习吧!”
“好!”父亲高兴得将吃剩了一半的红薯往破烂的口袋里一塞，一步跨进了自己敬爱的音乐老师的房间：“贺老师，我长大了，要用自己的嗓子为穷人唱一辈子歌!”
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他为人民唱了一辈子歌。——不过，他并非用喉咙，而是用笔，一支战斗的笔。
父亲天天只带点儿豆腐乳和红薯来学校吃。
“餐餐吃豆腐乳也不行啊!”贺绿汀想。当时，贺绿汀家境也十分艰难，一家多口，全靠他当小学教师一点儿微薄的工资来维持，要想全力来支持一个穷孩子上学，也十分困难。
“来!‘过山岭’!”贺绿汀一边提着一个竹篓子，一边喊着我的父亲：“我带你捉点儿泥鳅来吃!”
“好!”父亲一手拿过老师手中的竹篓子，跟在老师后面，一边挥舞着竹篓子，又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泥鳅滑，泥鳅小，小小泥鳅味道好!山珍海味尝不到，捉篓子泥鳅哟我吃个饱!”
“啊哈哈!”贺绿汀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泥鳅连个影子还没见着呢，你这个小肚子就饱了啊! ”
“捉泥鳅还不容易么?”父亲挂满汗珠的小脑袋一歪：“你看我一捉就是一大把!”
不一会，老师已经捉了半篓子泥鳅。学生呢，泥汗满脸，却连一条泥鳅也没捉到。
“怎么样啊，‘过山岭’?”老师抬起头来，微笑着望了望已经满头大汗的学生。
“泥鳅太滑，真难捉呀!”父亲有些沮丧。
“要学会对付滑东西呢!‘过山岭’!”老师停止了捉泥鳅，他利用每一个可以教育学生的机会教育着自己的学生。
从此，贺绿汀每天下了课带着父亲到稻田里捉泥鳅。一边捉泥鳅，一边教他唱着各种各样的山歌和祁阳戏。贺绿汀只要教一两遍，父亲便学会了。接着便坐也唱，站也唱，走也唱。学校里，贺绿汀房里，到处是那充满童稚的歌声。贺绿汀摸着我父亲的头，微笑着说：“‘过山岭’，长大了，你就做一个歌唱家吧!”父亲回答道：“是的，我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歌唱家，把人间的不平都唱出来!”贺绿汀微微点点头，说：“好!”心想，别看这孩子成天唱唱跳跳，心理成熟得还很早啊1
1926年，在长沙教书的贺绿汀回到了家乡。现在，贺和我的父亲见面，就不再光是教唱歌和捉泥鳅，而是讲革命道理了。这时，村里、乡里、县里成立了农会，打土豪、除恶霸，发动农友、工友支援北伐，贺绿汀总是勇往直前，一马当先。我父亲总像一条尾巴，紧紧跟在贺绿汀后面，提石灰桶，刷标语，举旗子，喊口号。我祖父严静山是县农会秘书长，看到儿子跟贺绿汀一起干革命，越干越有出息，喜滋滋地说：“别看贺钦安(贺绿汀原名)教起书来斯斯文文，干起革命来赛过猛老虎呢!我这小子也跟他干出来了!”
1926年大革命失败后，到处悬赏抓捕贺绿汀，贺被迫出走他乡。和我的父亲告别后，相继在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右江参加了右江暴动。在革命的岁月里，他坚持从事革命音乐工作，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祖国取得了重大荣誉。父亲教一期书，读一期书，从湖南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改行从事新闻工作。创办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力报》、《晚晚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又在重庆嘉陵江畔相会。我的父亲带回从抗日前线采访的素材，给贺绿汀以很大的创作灵感。他们像在家乡一样，一边商讨着，一边创作着。贺绿汀挥动着一支美女牌铅笔，为抗日民众创作着各种激越的歌曲，写好以后，用钢琴弹给我父亲听。父亲像童年时代一样，一边轻哼着老师的创作歌曲，一边给老师提着修改意见。
就这样，师生又为抗日用音乐战斗在一起了。
解放以后，贺绿汀在上海，父亲在长沙。但他们书信不断，互相鼓励，争取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1956年，父亲被诬为“胡风分子”，受到“莫须有”的严格审查。这时，恰逢贺绿汀回到湖南。在人们对父亲躲之惟恐不及的时候，贺绿汀却不避嫌疑，找我的父亲谈心。他语重心长地告诉自己的学生，要相信党，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历史将作出严肃裁决。历史是一个最严厉的审判官，它绝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父亲在这特定的环境里，听了老师的谆谆教导，十分感动。父亲跟贺绿汀说：“贺老，您说得很对。1935年，我在上海听到流传很广的鲁迅的两句话：‘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1946年，范长江同志陪我到南京梅园与周恩来同志告别时，周恩来同志紧握着我的手，情深意长地说：‘中国老百姓还要受三年难，三年后再见，希望你们在国统区的同志好自为之。’贺老，您放心，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教导，按照鲁迅先生和周恩来同志的教导，做到‘铮铮傲骨’，‘好自为之’。”
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他异常“顽固”，死不认错。贺绿汀从上海托人悄悄给他捎来了话：“坚持真理。”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贺绿汀回到家乡，一边找民间艺人，搜集民间音乐；一边深入群众，把当时大办食堂，人们饿得身胖脸肿，大“炼”钢铁，户户砸锅“炼”钢的凄惨景象摄入境头，向中央反映。父亲当时已被划“右派”，处境十分艰难。但当他听到家乡九龙岭的林木滥遭砍伐时，也像老师贺绿汀一样，毅然拿起笔，给县林业局长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长信，要求为后代着想，保护树木森林。1960年，有个县委副书记向中央揭发他们师生“纠集牛鬼蛇神，反对三面红旗”。贺绿汀得知此事后，写信给父亲，还是那句话：“坚持真理!”
现在，在如此危难的时候，贺绿汀又不顾风险，毅然公开给他寄来20元钱。
这那是钱呀，这是老师金子一样的心呀!
父亲拿着被雨水沾湿的20元汇条，捧着这张发黄的照片，手儿微微颤抖着……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卷来，贺绿汀在全国第一个被打成文艺界的“黑帮分子”。上海来人找父亲调查贺绿汀的所谓“叛徒”问题，父亲一听，怒发冲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子正好有一颗钉子，殷红的血，从他巨大的手掌上流了出来。他横眉怒对调查者，吼道：“贺绿汀同志一生革命，他是旧世界的‘叛徒!”’调查者被父亲的凛然正气镇住了，哆嗦着说：“你，你……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右派!”父亲赫然一笑：“那就让你看一看这样的右派吧!”
事后，有人问严怪愚：“你当时是专政对象，处境十分艰险，造反派要搞死你，比搞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不害怕吗？
“害怕？”父亲淡然一笑，“害怕就不是贺绿汀的学生了!”
1980年，贺绿汀再次回到湖南。到株洲市参观，市委负责同志为他举行招待会。他见了市委负责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父母官，父母官就要给老百姓做主啊!昨天我看了场电影，叫《七品芝麻官》，里头有句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市委的同志听了十分感动，表示一定不辜负贺老对他们的教诲，当好人民的“父母官”。
车到长沙，贺绿汀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前去探望正在马王堆疗养院养病的父亲。师生多年未见，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呀!贺绿汀紧握着父亲的手第一句话是：“我们毕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983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举行“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60周年”庆祝活动，邀请父亲去参加。73岁的父亲绕道北京来到上海，见到贺绿汀，用手杖敲着地板说：“贺老，您记错了吧?”贺绿汀问：“记错什么了啊?”父亲伸出两个指头说：“您老从事音乐教育，不是60年，而是62年!”贺绿汀疑惑了：“是60年呀?”父亲十分郑重地说：“把小学教我两年音乐算在里面，不整62年吗?”“啊!你这非音乐界的学生，还真不忘旧师呀!”说完，拍着父亲的肩膀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1984年1月17日，贺绿汀给远在长沙的父亲来信说：“最近身体很不好，湖南、邵阳情况如何，望回信中告我。”贺绿汀重病在身，仍然念念不忘生养自己的家乡。只是，当父亲收到这封信时，亦已卧床不起。送到医院抢救，湖南省委、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去看望他时，他第一句就是：“省里机构改革搞得怎样了?”父亲此时惦记着的，仍然是惟有工作，惟有老师贺绿汀的嘱托啊!
贺绿汀和父亲1983年在上海“贺绿汀从事音乐教育工作60周年”庆况活动时相约，过一两年后再在长沙相见。岂料父亲竟于1984年3月1日与世长辞。上海一见，竟成了这对患难师生的永别!
《文史精华》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