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云南王”卢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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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希望女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父亲起义时,当时中共高层传来的意思是:昆明政权要派四野来接管。父亲严守这一命令,一直等到1950年初陈赓与宋任穷前来接手。这也引起昆明本地一些共产党人的不满。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为云南后来形势的安定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接管云南后的陈赓与宋任穷,对父亲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云南是边疆地区,又有很多少数民族,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也会引起不少麻烦。而当时事务是他们三个人一起商议决定的,他们互相尊重又默契配合,父亲终身与他们保持了很好的私人关系。
1954年,父亲与贺龙一道,从西南调任北京国家体委,贺龙任主任,他当副手,虽然体育是他完全陌生的领域,但父亲的精神状态非常好,一点失落感都没有。家里面所有体育的书都有,每次体育比赛都有人送票,他每次都会欣然前去。有次我爱人问他:“您爱看吗?”他说:“当然有兴趣了,另外,这是我的工作,所以人家给了票我就必须要去。”
从1950年代到“文革”之前,对他们来说是黄金时代。父亲也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路走对了。他也努力地学习共产党干部的行事作风,比如到哪儿吃饭,都要去厨房看看,跟厨师握手。公家配给他的车,他看得也很严,有一次家人突发急病要用他的车送到医院,他还记下来,给公家交油钱。我们到北京后被安排在后圆恩寺胡同的一个大四合院里。房子的性质是借住,配发的家具都是向公家租用的,一张桌子每月租金5分,一把椅子每月租金3分。父亲对这些家具也爱护得特别仔细。有一次,我很想在墙上挂一幅画,父亲死活不同意,只因为用图钉会破坏墙面。父亲去世后,我们从四合院里搬出来,政府来人,看到这个家具,还惊讶地说:“怎么这么新!”
我想,父亲在考虑是否起义,肯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早已经把一些事情想得非常清楚了:既然走到这一方来,就不要与以前有任何瓜葛。决定起义后,他把自己以前的很多东西都烧毁了,包括他作军人时的照片,看一个烧一个。所以到现在,我们手里几乎没有父亲以前的旧照片。“文革”时,有的人被抄出来还保留的国民党的勋章、奖状之类的东西,他听到这种消息时就说:“这个人真奇怪,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东西呢?”
我的两个哥哥比我大很多岁,他们很早就去了美国,我是留在父亲身边唯一的孩子。父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他觉得我如果一直呆在昆明,别人肯定把我当成大小姐、公主一样地伺候,为了锻炼我,他决定把我送到北京来读书。
1953年,父亲借着到北京开会之机,把我从昆明一起带了过来,给我转到了第28中学,这是一所普通中学。父亲回到昆明,我独自一个留下来继续上学。我住的宿舍,是60个人的大通铺,条件很差,周围同学都没人认识我。父亲把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存在龙云夫人顾映秋家,我定期去他们家取。
到了寒假,同学都回家了,我也没地方回,家里觉得昆明太远,回一次还要坐飞机,有点浪费,所以偌大的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暖气也停了,管宿舍的老太太看我可怜,每天给我一撮子煤,半夜煤用完了,我就哆哆嗦嗦地熬到天亮。第二天一早,毛巾就冻得跟冰棍一样。食堂也不供饭了,也根本没暖气,我一般都窝在宿舍里,中午到校外小饭馆里吃饭,来这里的大多是街上拉三轮的苦力,他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一个小姑娘自己来吃饭,听说我要二两炒饼,他们都嘿嘿地笑。
明日请看:把所有房产都列在一张清单上,全部上交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