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最后的“云南王”卢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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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在东北战场对滇军的统战相当有效
在父亲的争取下，蒋介石同意他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父亲于是很快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到1949年起义前夕，这支部队已达5万余人，成为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
1946年4月下旬，遣返越北日军的任务即告全部结束，滇军第60军和第93军先后搭乘美国舰艇，在葫芦岛登陆，自此又开始投入到内战。蒋介石此举也是一箭双雕：一是滇军是有名的能征善战，正好可以用他们来对付中共的部队。其二，众所周知，60军和93军是父亲亲自带出来的部队，把这两支部队调出来，也是借机把滇军分化掉。
在东北战场，60军和93军归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统一指挥，“中央军”对滇军也并不完全信任，彼此有不少怀疑和猜忌，矛盾不断。中共方面也深知滇军与蒋介石的矛盾，所以他们也非常重视对滇军的策反。很多战役中，他们主动放滇军一马，滇军攻哪个村，他们就退出。另外，因为龙云当年在西南实行开明政策，使得昆明成为左派知识分子云集之地，滇军的很多将领也深受影响，容易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宣传，所以中共在东北战场对滇军的统战相当有效。
5月29日，第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部起义，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支国民党军队整师起义。蒋介石深为震惊，他认识到滇军还得自己的人来管理，所以他特命我父亲赶往东北前线。在东北公开场合，父亲总是高调要求滇军发扬光荣历史，担当军人使命。而在与60军军长曾泽生和93军军长卢浚泉的私人谈话中，父亲说了一番模棱两可的话：“你们要固守而不死守，要根据形势灵活判断，不要顾虑云南……”
卢浚泉也是卢氏家族里的人，虽然年轻比我父亲小，但从辈份上讲，却是父亲的叔叔。他的93军在海城被围时，因顾及到我父亲的位置而拒绝投诚，最终被俘成了战犯，解放后被关在功德林监狱里，直到1959年被特赦；而曾泽生则1948年10月17日，率60军2万多人，在长春宣布起义。父亲一手带起来的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1948年底，他对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的全面崩溃，父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作为云南的一方首领，父亲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关键。那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也许是受大人们的影响，我也早早就有了非常高的警惕意识。在香港，我们住的是一幢7层公寓，前面门铃一响，家里大人马上从木门上的小镜子往外看，但看也看不清楚，我们就从通常给佣人进出的后门楼梯走下去，躲起来。
明日请看：龙云在香港宣布“起义”，险些帮了卢汉倒忙
在父亲的争取下，蒋介石同意他成立“云南保安司令部”，父亲于是很快以入越受降的原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为基础，改组成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兼任保安司令，取得了对省内地方部队的控制权。到1949年起义前夕，这支部队已达5万余人，成为起义中的基本武装力量。
1946年4月下旬，遣返越北日军的任务即告全部结束，滇军第60军和第93军先后搭乘美国舰艇，在葫芦岛登陆，自此又开始投入到内战。蒋介石此举也是一箭双雕：一是滇军是有名的能征善战，正好可以用他们来对付中共的部队。其二，众所周知，60军和93军是父亲亲自带出来的部队，把这两支部队调出来，也是借机把滇军分化掉。
在东北战场，60军和93军归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杜聿明统一指挥，“中央军”对滇军也并不完全信任，彼此有不少怀疑和猜忌，矛盾不断。中共方面也深知滇军与蒋介石的矛盾，所以他们也非常重视对滇军的策反。很多战役中，他们主动放滇军一马，滇军攻哪个村，他们就退出。另外，因为龙云当年在西南实行开明政策，使得昆明成为左派知识分子云集之地，滇军的很多将领也深受影响，容易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宣传，所以中共在东北战场对滇军的统战相当有效。
5月29日，第60军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在海城率部起义，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支国民党军队整师起义。蒋介石深为震惊，他认识到滇军还得自己的人来管理，所以他特命我父亲赶往东北前线。在东北公开场合，父亲总是高调要求滇军发扬光荣历史，担当军人使命。而在与60军军长曾泽生和93军军长卢浚泉的私人谈话中，父亲说了一番模棱两可的话：“你们要固守而不死守，要根据形势灵活判断，不要顾虑云南……”
卢浚泉也是卢氏家族里的人，虽然年轻比我父亲小，但从辈份上讲，却是父亲的叔叔。他的93军在海城被围时，因顾及到我父亲的位置而拒绝投诚，最终被俘成了战犯，解放后被关在功德林监狱里，直到1959年被特赦；而曾泽生则1948年10月17日，率60军2万多人，在长春宣布起义。父亲一手带起来的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1948年底，他对秘书这样说：“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的全面崩溃，父亲的态度也慢慢发生了变化。2月下旬，他派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秘密与中共接触，父亲与中共华南局的联系也从此建立。
作为云南的一方首领，父亲的政治态度显得更为关键。那时我9岁，正在昆明上小学，对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什么体会。我后来才知道，其实沈醉的军统早已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和附近邻居布置了各种暗哨，家里来了什么人、干了什么，都有人监视。他们也到处搜集信息和情报，来判断父亲究竟是亲共还是反共。如果被发现“变心”，绑架甚至暗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父亲决定让家人先转移到香港。
也许是受大人们的影响，我也早早就有了非常高的警惕意识。在香港，我们住的是一幢7层公寓，前面门铃一响，家里大人马上从木门上的小镜子往外看，但看也看不清楚，我们就从通常给佣人进出的后门楼梯走下去，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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