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建立的软实力体系有力促进民族团结

一　历史与困境：清初文化

软实力建构之背景

关于“软实力”，权威解释一般都认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即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除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之外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民意等也可划在“软实力”的范畴中。“文化软实力”更强调软实力文化层面的意义，其核心就是它对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凝聚力。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国家治理都离不开文化的力量。就此而言，“文化软实力”虽然是近年来才明确提出的概念，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实际上它早已存在。历史上的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绵延五千余年的灿烂文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辽阔疆域，所依靠的不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固定的国界线，而是基于对某些文化的认同。早在先秦，古人就有“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观念，将以礼义、服饰、饮食、风俗等为表现的文化差异视为国家的判断标准。孔子又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主张用文化的软力量来处理一个国家之内的民族关系及世界秩序。现在对民族的一般定义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共同语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涉及文化软实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华夏族到汉族、再到中华民族，朝代不断更迭，而文化的凝聚力却与日俱新。正是这种文化的凝聚力、软力量，使中国以民族融合的形式不断从分裂走向统一，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大融合时期，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辽宋夏金时代……每一次大融合，都会形成一个强盛的大一统国家，比如秦、汉、隋、唐等。民族融合的实质，就是不同民族经过彼此交流进而形成基于文化的人民共同体。以华夏、汉文化为主体，不断吸收少数民族游牧文明中的新鲜血液，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模式。可以夸张一些说，每一代多民族统一王朝的稳定统治都是基于文化力量所产生的合法性认同，而每一次也都能相应地催生出文化的繁荣。两汉的经学、李唐的诗歌，均足以辉映百代。同时，“中国”作为地理概念也在每一次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中得到扩展。但是，这种文化认同的过程由于涉及心理、文化层面，因而是曲折而漫长，甚至是反复的，但它是不能绕过的必由之径。没有文化、心理层面的认同，民族之间的隔阂就不能消除，那么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质疑，从而导致统治基础的不稳固。因而。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必须被置于相当的高度。

元朝虽然建立了大一统国家，但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自身的游牧文明与汉族农耕文明之间的深层次冲突，对文化软实力建构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只是将喇嘛教、全真教包括程朱理学等各种文化简单并举起来，实则一味迷信蒙古骑兵的军事硬实力，结果不到百年就被逐回草原。明王朝建立之后，开始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试图创造一种核心价值观，但它“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夷夏观，使之与北方的蒙古、东北满洲均未能从文化上有力整合，而新疆、西藏等广大地区则仍是沿袭前朝的羁縻政策，连驻军也没有。这些都说明白唐朝以降，新一轮的民族融合虽有元、明两次形式上的统一，但远未能从共同文化，更未能从共同心理素质上结成一个比较有凝聚力的新民族，中国的概念仍基本局限于中原汉族。

清朝的建立也是基于游牧文明征服农耕文明这样一个民族融合模式。它面临着与元、明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历经明王朝近三百年间夷夏之辨的精神熏陶，这个以异族入主方式建立的新王朝比之元代所取得的合法性更为薄弱。元朝所统一的有金、夏、宋及大理等多个民族政权，而清王朝所面对的却是山海关以内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远比前代更庞大、更有凝聚力的民族共同体。清王朝所征服朱明的辽阔疆土中，绝大多数是汉人，满洲游牧文明特征的生产方式、政治模式、宗法观念、思维逻辑、生活习惯、伦理原则都与明王朝所固有的文化传统不同，甚或抵触。基于这种“夷夏之别”的文化差异，汉族人对于满洲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诸如圈地运动(生产方式)、剃发易服(生活习俗)、尊主卑奴(宗法观念)等等，都表示强烈不合作和反抗。

对于蒙、藏以及西南广大土司等少数民族地区，清朝有驻军的实际统治。与前朝羁縻政策不同，这也要求中央王朝必须重新处理与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蒙、藏等与满洲都同属于游牧文明一系，在满洲崛起的初期，冲突设有满、汉之间的冲突大。但是后来到康熙时代，由于满洲汉化加深，大清帝国越来越呈现出儒家文明的特征，因而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免渐生隔阂。康、雍、乾三朝长期对西北及两疆地区用兵，包括康熙帝三次亲征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平息其依靠沙俄、分裂祖国的叛乱，均说明周边少数民族对清王朝在民族及国家认同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同时，葡萄牙、荷兰尤其是俄罗斯等已开始侵略我国的领土，社会矛盾发生转变，共同抵御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强逐渐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更重要的任务，中华民族的形成已是应有之义。

二　扬弃与整合：清初文化

软实力建构之过程

在清王朝所缔造的庞大国家之中，既有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峙，也有儒、释、道及其支流派系之间的斗争与渗透，还有中、西文化的最初交汇。文化具有群体性，是在一定群体中所形成的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及其风俗习惯、生活

方式等。清王朝要从文化上构建其凝聚力，就要处理好几种基本群体性文化的关系：一是满族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之间的关系；二是满洲在汲取汉文化的同时，兼顾与周边处在游牧文明之下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融通。清初文化软实力建构除涉及这两个层面之外，其过程又基本经历了多教并举到核心价值观念再造两个阶段。

清军在人关之初，实行多教并举的政策。顺治帝笃信佛教，并极力交接名僧，先封通琇为国师，赐紫衣、金印，又封道忞为禅师，还召两位和尚人京，与之谈论禅机。道教也受到重视，在清朝初年，龙门派在王常月的领导之下，出现了兴盛气象，而王氏本人也被顺治帝封为国师，并三次在京师公开传戒。西来的基督教也同样得到厚遇，顺治帝呼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为“阿玛”，极尽恩宠。对于中原影响力最大的儒家文化，顺治帝也丝毫没有怠慢。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举行了临雍大典。次年，又将崇儒重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米。顺治帝还令儒臣编刻了《通鉴全书》《孝经衍义》等颁发臣下。

多教并举虽有积极意义，但却因多元而无序，也导致思想领域里的混乱，从而使新统一的国家不断面临种种离心力量的威胁。比如，无为、白莲、闻香等许多非正统的佛教小派别，扰乱着民间正常社会秩序的运行，明朝作为汉文化正统的影响仍在，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事者不绝如缕；噶尔丹第二次叛乱，就与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白山派”与“黑山派”争斗有关。维持大一统帝国，多教并举有其局限性，必须有一种至上的文化理念，来统摄、整合这多元文化形态，从而凝聚国家民众之心。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亲征噶尔丹之后，康熙帝也深刻意识到“武功”、“智术”都有其界限，用之治国必然“防此失彼”，是“超泰山而挟北海之举”，必须寻找一种超乎各民族“风俗”、“好尚”的“纯王之道”。清初文化软实力的建构，开始突破多教并举的政策而进入新阶段。

新阶段建构的第一层面，基于清王朝对儒家文化认识的不断加深。即位之初，康熙帝继其父之志，更加实际、更加深入地推行崇儒重道政策，举行经筵、日讲以研习儒家经典，通过博学鸿儒科笼络儒家士大夫，此外，还进行了拜祭明陵、巡幸孔庙等重大政治活动。由于康熙帝的提倡，先后有一大批著名汉族学者，出现于庙堂之中。这些人的理念并不一致，徐乾学、高士奇、张英等以文学见长，熊赐履、李光地、汤斌等人尊崇理学，两派之间颇有矛盾。而理学内部又有朱、陆之争，汤斌学宗陆王，不仅与尊朱的陆陇其书信交锋，在《明史》为王阳明立传等问题上又与张烈等人激辩。这些学者以各自的学术倾向影响着康熙帝。康熙帝在与群臣讲习之际也在反复思考，最后得出了结论，如其自述云：“自康熙三十五年……后有所悟……数十年来，方得宋儒之实据。”这个实据，就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强调外在约束，更适合社会秩序的形成及其稳定发展，而明末以来王学及其末流背负误国之罪名而遭到学术界的批判，已有中衰之势。同时，康熙帝汉文化启蒙于尊崇程朱的熊赐履，“饮食、动履、言语皆有矩度”的收敛性格也使之与程朱理学接近。于是，程朱理学逐渐上升为清初软实力的核心，成为凝聚汉民族的重要精神力量。

第二层面，即对国家周边宗教信仰浓厚的少数民族传统的因袭与改造。康熙帝一方面采用了“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策，用之维系诸少数民族的自治及信仰。另一方面，极力将皇帝个人塑造成为一个佛教徒，使之成为整个帝国的共同象征，即以皇帝的治统兼并诸宗教信仰的法统，实现“道法合一”。比如蒙、藏等地影响极大的喇嘛教黄衣派认为历代圣明君主和具有伟大成就的宗师都是文殊菩萨化身，康熙帝就以之作为“道法合一”的重要辅助。但是，康熙帝与顺治帝笃信佛理不同，他有比较强烈的“神道设教”色彩，实旨在对境内多种宗教文化进行国家认同意义上的整合。

在这两个层面上，程朱理学处于核心地位，具有统摄作用。程朱理学本身是儒、释、道三种文化合流的产物。如三浦藤作所指出，朱熹的理学融合了孔子之仁、子思之诚、孟子之仁义、周敦颐太极图说、程颐理气二元论及居敬穷理说、张载心性说、邵雍先天说等。同时朱熹还研究佛教，以其术语活用之。此外，朱熹理学工夫论中不少理念也从中国传统道教思想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程朱理学不仅在文化上兼融了三教的思想与理念，而且在现实中协调了道统、学统、治统、法统等之间的关系，以文化层面的“天理”为至上理念，构建起一整套社会文化秩序。程朱理学在这些方面的特色与优长，决定了它能够在满、汉及其与周边少数民族两个层面进行文化整合时处于核心地位。

三　推行与尊重：清初文化

软实力之传播形式

文化软实力要真正成为现实力量，必须依靠一定的传播手段，进而掌握群众。没有传播，它就只能基本停留在理论上，无从发挥其凝聚力的作用。从处理满、汉及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目的出发，清初的文化软实力传播与其构建过程一样，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推向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阶层；二是在程朱理学未能切实深入与普及之处，针对不同文化形态及民族，在尊重其自治及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推动以“道法合一”为原则的国家认同。前者表现为“推行”，后者则立足于“尊重”。

康熙帝推动程朱理学占据文化核心地位，主要依靠书籍编刻与学校教育。在书籍编刻上，首先是确立朱熹及程朱理学在国家文化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其中重要著作有御纂《性理精义》与《朱子全书》。《朱子全书》集中收录了朱熹的相关理学思想，还专设有《道统》六卷(五十二卷至五十七卷)，从先秦的孔子到宋代的周敦颐，再到“二程”、张载、邵雍等理学大师，再到杨时、罗从彦，再到朱熹的老师李侗，构建了一个程朱理学内部完整的授受系统。其次，以程朱理学融通他派有影响的学说。御纂《性理精义》是一部道统史著作，主要围绕理学的理论形态展开。此书以程朱的洛、闽一派为主，旁及张载、邵雍、胡宏等学派。与《朱子全书》不同，它还加入了宋代理学的前期开拓者欧阳修、温公学派的司马光、浙东史学派的吕祖谦，还有心学一派的陆象山，又将元代的许衡、吴澄等人纳入道统之中。陆象山之被列入其中，展示了清初庙堂虽尊程朱，却又融通陆王的倾向。可见，康熙帝在高举朱

熹与程朱理学之帜的同时，又力图将其他学派融合进来，形成一个既有核心价值观念，又多元发展的包容、开放的文化秩序。再次，将程朱理学具体化为易操作的仪则。其中，张伯行所辑《正谊堂全书》具有代表性。此书主要是集唐宋以来名儒语录、文集等而成，是有清一代进行理学修养的基本范本。除文集之外，有几个重要部分：一是儒家道统，有《伊洛渊源录》《道统录》《道统源流》《学部通辩》《王学质疑》等，极简明地概括了程朱理学的传承及正统所属。二是启蒙教材，有《小学集解》《小学衍义》《养正类编》《养正先贤》《训蒙诗选》等，具体地规范了处理日常各种社会关系的礼仪。三是学习方法，有《学规类编》《学规衍义》《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介绍程朱理学的修养细则。四是家庭、女子教育，有《家规类编》《闺中宝鉴》，将程朱理学内化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中。五是文学艺术，包括《濂洛风雅》《唐宋八大家文钞》，将“文以载道”贯彻到具体的文学作品之中。这些著作侧重为学功夫，是文化软实力成为现实力量的中间过渡。它们把程朱理学在现实中法则化、普及化、习惯化，使之得到民众在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层面的认同。

学校教育主要表现为书院建设。首先，改变明代王学影响下的书院传统，确立程朱理学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康熙帝认为：“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原。”康熙在位60年间，共赐匾13次，涉及各地书院共23所。在这些匾额与对联中，“学达性天”四面，“学宗洙泗”一面，“程氏正宗”一面，“穷理居敬”一面，“大儒世泽”一面。康熙帝旨在通过赐匾，将程朱理学潜移默化地注入到书院精神中去。其次，建立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新型书院。张伯行所建福建鳌峰书院、江苏紫阳书院便具有典型意义。鳌峰书院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福建自杨时讲学以来洛、闽之学源远流长。张伯行对生徒“资其供给衣服，并给往来路费”，还利用公务之暇为生徒“指道统之源流，示入圣门路”，使福建的程朱之学复盛。紫阳书院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前堂设“朱子神位”，引导生徒尊朱的治学宗尚。书院建成之后，浙江、福建、江西、山东“多有负笈来者”，一时间成为数省的学术教育中心，取代了代表明代讲学传统的东林书院对中国文化中心——东南诸省的影响。最后，推动书院在边疆与农村等地区的普及。康熙十五年(1676年)今黑龙江宁安设龙城书院，开满洲书院建设之先河，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之后，书院又被推广到了祖国的宝岛。低层次的乡村、家族书院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发展得蔚为壮观。到清朝末年，书院已经遍及除西藏之外的中国所有省份，形成省会、州县、乡村等多个层次，成为传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巨大网络。

康熙帝在确立程朱理学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同时，也试图对其他文化进行融通、整合。一方面是在国家大一统的前提下尊重各地宗教信仰及习俗。藏传喇嘛教黄衣派在蒙、藏及满洲宗教信仰中都有特殊地位，因此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也受到藏、蒙等地少数民族的尊崇。康熙帝曾五次率群臣朝幸，以之团结与统一蒙、藏诸民族。对于汉传佛教，康熙帝也不轻忽，在六次南巡中，多住名山古刹，或赋诗题词，或撰写碑文，表达对佛教的敬意。对于藏族，除赐班禅、达赖封号外，于避暑山庄建外八庙，通过汉、藏的建筑艺术，给其一种国家的归属感。对于蒙古族，康熙帝仍旧延续从努尔哈赤时期起的联姻政策，又组织一年一度到蒙古游牧区的北巡行围，使具有游牧精神的“木兰秋弥”成为联接蒙、满的重要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康熙帝“神道设教”的倾向，对佛、道两教文化的支持是有一定限度的，即康熙帝个人未给予两教以理论上的承认与精神上的信仰。因而康熙既可以对某些喇嘛从学理上进行批评，也颇指责那些“罔世而诬民”迷信思想，比如对蓟州盘山寺宝俸佛牙事，而民间的一些秘密宗教在此情形之下受到官方严禁。

四　结　语

总体上看，康熙帝建立了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又杂以佛、道的文化为支撵，融合农耕、游牧两种文明的文化软实力体系，有力促进了满、汉、蒙、维、藏、苗等民族向着基于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迈进。乾隆时期土尔扈特部千里返回祖国的历史佳话，就反映出中国当时文化软实力影响之深，说明基于中华民族的“祖国”这样一个概念已经在各民族心中开始显现。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能赢得当时中国诸民族的一致的认同，也说明清代为满、汉、蒙、藏等民族的大融合做了很好的铺垫。总之，康熙治国的不少历史经验对于提升我们现在的国家软实力，也仍然在某些方面有着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