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长平：阿福身后的香港义工文化(东方早报 2010-5-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0:03:25
阿福身后的香港义工文化
2010-5-9 3:27:02
长平
香港义工黄福荣（阿福）于5月7日上午在香港出殡，内地媒体对他做了告别式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读者知道，生前多次在内地默默行善的阿福，在青海玉树震后只身参与救灾，不幸遇难，之后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同时，媒体也一再借机向公众介绍香港的义工活动，无私奉献成为鲜明的主题。这些报道都颇具价值，但也带着浓厚的内地宣传色彩，不能让人真正了解香港的义工文化。
新华网于阿福出殡当天刊发了一篇报道，题为《融入香港血脉中的义工文化》。报道披露，据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2月,香港已有1983个不同性质的注册慈善团体,共超过88.5万人登记成为义工。
就义工文化的形成，这篇报道给出了三个原因：一是“义工种子”从小培养。很多香港人从小学就开就参与各种义工活动，树立了服务社会大众的志向。二是危机激发了义工精神。“香港经历了经济低迷、非典等困难时刻,促成了更多人投入无偿工作行列”。这是一种“多难兴邦”的思维。此外,特区政府也一直大力推动义工运动。
对照内地的情形，单从这三个原因看，内地的义工文化应比香港更加成熟，要深入骨髓才对。一代又一代的内地人，都是从小学开始学雷锋的，政府也大力宣传雷锋精神。至于危机和灾难，内地一点也不比香港少。但是，我们仍然很难说，义工文化已经普及。
今年“五一”期间，有一则报道称，广东佛山市社会福利院的老人，一天要接待五六批志愿者，屋子的地板被扫了又扫，老人被推到太阳下晒了又晒，连午休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些看似过剩的志愿者资源，恰好暴露了内地义工文化的欠缺。
和阿福只身前往内地默默服务不同，这些前往福利院的志愿者，多是成群结队，打着旗帜和标语，带着“志愿服务”的任务。他们多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组织，在某些大型活动或者节假日露面，寻常日子里则难觅踪影。这些经由行政动员，组织型或节日型的志愿者，很难说是真正的义工。
内地当然有大量真正的义工。四川地震之后，全国还爆发出志愿者热潮，上百万志愿者先后前往灾区。但是这些志愿者大多被或委婉或粗暴地劝退，因为官方以秩序管理为由，将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严格控制在手里。事实上，这是整个社会义工文化缺乏的情况下，志愿者和官方找不到接口，甚至连和谐相处的机会也没有。
香港的义工文化有上百年历史。早期以中国传统慈善团体和基督教及其附属组织的形式存在，宣扬爱心，扶危济困，在完全非政府的状态下自然发展。直到1959年，政府才成立社会福利署。这个政府部门在尊重并依赖NGO（非政府组织）的前提下工作，对民间慈善极少干预。一个社团，只要在政府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就可取得合法地位。因此香港的慈善社团形态多样，各行其是。
内地的情况大不相同，尽管拥有相同的传统慈善文化资源，但是非政府慈善组织和行为的恢复，也才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直到现在，NGO的发展仍受到严格限制。即便是在汶川和玉树地震后的救援工作中，NGO自己筹款和接受捐款，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日常化的公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义工。
简单说“无私奉献”，并不能解释香港乃至全世界的义工文化。有学者早就论述过，义工文化的强大，建立在个体自由意志发达的基础之上。经历过“斗私批修”教育的内地人，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自相矛盾：自我意识太强，怎么能够大公无私呢？事实上，义工文化正是个体生命自觉的一个表现，人在寻求个体价值及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才会真正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他人的同情心。
内地媒体对香港的义工文化其实相当陌生，所以报道中一再出现“低调”这个形容义工的奇怪用语。不过，它们对宣传“好人好事”却很熟悉，因此在报道阿福事迹时也有意无意地“为我所用”。阿福已经入土为安，一场热闹过去之后，内地人对于香港义工文化的隔膜，仍将继续下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221416.shtml
2010-5-9 3:27:02
长平
香港义工黄福荣（阿福）于5月7日上午在香港出殡，内地媒体对他做了告别式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读者知道，生前多次在内地默默行善的阿福，在青海玉树震后只身参与救灾，不幸遇难，之后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同时，媒体也一再借机向公众介绍香港的义工活动，无私奉献成为鲜明的主题。这些报道都颇具价值，但也带着浓厚的内地宣传色彩，不能让人真正了解香港的义工文化。
新华网于阿福出殡当天刊发了一篇报道，题为《融入香港血脉中的义工文化》。报道披露，据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2月,香港已有1983个不同性质的注册慈善团体,共超过88.5万人登记成为义工。
就义工文化的形成，这篇报道给出了三个原因：一是“义工种子”从小培养。很多香港人从小学就开就参与各种义工活动，树立了服务社会大众的志向。二是危机激发了义工精神。“香港经历了经济低迷、非典等困难时刻,促成了更多人投入无偿工作行列”。这是一种“多难兴邦”的思维。此外,特区政府也一直大力推动义工运动。
对照内地的情形，单从这三个原因看，内地的义工文化应比香港更加成熟，要深入骨髓才对。一代又一代的内地人，都是从小学开始学雷锋的，政府也大力宣传雷锋精神。至于危机和灾难，内地一点也不比香港少。但是，我们仍然很难说，义工文化已经普及。
今年“五一”期间，有一则报道称，广东佛山市社会福利院的老人，一天要接待五六批志愿者，屋子的地板被扫了又扫，老人被推到太阳下晒了又晒，连午休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些看似过剩的志愿者资源，恰好暴露了内地义工文化的欠缺。
和阿福只身前往内地默默服务不同，这些前往福利院的志愿者，多是成群结队，打着旗帜和标语，带着“志愿服务”的任务。他们多由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组织，在某些大型活动或者节假日露面，寻常日子里则难觅踪影。这些经由行政动员，组织型或节日型的志愿者，很难说是真正的义工。
内地当然有大量真正的义工。四川地震之后，全国还爆发出志愿者热潮，上百万志愿者先后前往灾区。但是这些志愿者大多被或委婉或粗暴地劝退，因为官方以秩序管理为由，将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工作严格控制在手里。事实上，这是整个社会义工文化缺乏的情况下，志愿者和官方找不到接口，甚至连和谐相处的机会也没有。
香港的义工文化有上百年历史。早期以中国传统慈善团体和基督教及其附属组织的形式存在，宣扬爱心，扶危济困，在完全非政府的状态下自然发展。直到1959年，政府才成立社会福利署。这个政府部门在尊重并依赖NGO（非政府组织）的前提下工作，对民间慈善极少干预。一个社团，只要在政府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就可取得合法地位。因此香港的慈善社团形态多样，各行其是。
内地的情况大不相同，尽管拥有相同的传统慈善文化资源，但是非政府慈善组织和行为的恢复，也才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直到现在，NGO的发展仍受到严格限制。即便是在汶川和玉树地震后的救援工作中，NGO自己筹款和接受捐款，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日常化的公民社会，就没有真正的义工。
简单说“无私奉献”，并不能解释香港乃至全世界的义工文化。有学者早就论述过，义工文化的强大，建立在个体自由意志发达的基础之上。经历过“斗私批修”教育的内地人，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自相矛盾：自我意识太强，怎么能够大公无私呢？事实上，义工文化正是个体生命自觉的一个表现，人在寻求个体价值及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才会真正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他人的同情心。
内地媒体对香港的义工文化其实相当陌生，所以报道中一再出现“低调”这个形容义工的奇怪用语。不过，它们对宣传“好人好事”却很熟悉，因此在报道阿福事迹时也有意无意地“为我所用”。阿福已经入土为安，一场热闹过去之后，内地人对于香港义工文化的隔膜，仍将继续下去。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619/userobject1ai2214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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