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乡下人为什么反对异地为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42:47

        前面说过,皇帝视天下为私产,为防流民生变,同时也为了更好收割民间财富,便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结果即我说的“不是农民拥有土地,而是土地拥有农民”。与此相反,皇帝对于官员则另寻良策,即将官员当作动物驱赶,就怕他盘踞一方。

简单说,皇帝对百姓是求静,求安土重迁,“本地为民”;对官员则是求动,求四海为家,“异地为官”。但两者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中央集权。

为此,你难免想出这样一幅荒谬图景:在帝国广袤的土地上,百姓如植物,静悄悄生长,只等着帝王的收割;官员则如野兽,四处饮水,四处巡视,东张西望。野兽的主要作用就在检查辖区植物是否交头接耳、图谋不轨。但与此同时,野兽又得像是没有地图的旅行家,绝不可以久居一地,因为国王担心本地的野兽与植物合谋,蠢蠢欲动,并视此为最大危情。

中国人常常不忘标榜“四大发明”(尽管准确说更像是“四大发现”),如果需要,这“本地为民与异地为官”也可算是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了。这“第五大发明”,虽然对维护帝国统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仍不过扬汤止沸,甚至还为中国的发展做了无穷减法。“本地为民”使中华文明滞留于“牛走前来我走后”的农业文明,而“异地做官”在历史上也没少折腾读书人。进京赶考颠沛流离,考上做官也颠沛流离,更别说有朝一日还有可能被流放——— 像苏东坡一样,“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时至今日,这“第五大发明”仍在发挥余热,不过基础却已被动摇。一方面,死守“本地为民”教条的户籍制度已是“一夫当关,千夫所指”;另一方面,不合时宜的“异地为官”制度同样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以我目力所及,如今不仅是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关心政权建设的政协委员,包括我在县城接触的一些地方干部,他们对于异地为官也多持否定态度。地方干部有此观念,当然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比如空降干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上升通道,但也不失理性判断。

各种反对声音,至少可以合成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其一,异地为官不能扼制腐败,反而可能增加腐败。此制度设计之初衷,显然在于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势力结党营私。这在通讯、交通闭塞的年代的确有一定作用,然而时至今日,纵便是几千里都挡不住行贿者、亲友团,挡不住各利益集团间的暗黑交易。就腐败分子而言,异地为官不过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且“换换更安全”。

其二,异地为官者可能因为缺乏本乡本土的情感和来自熟人社会的监督,行政不计后果。虽然今日有木子美、芙蓉姐姐之无畏人言、勇往直前,但整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重视社会评价的,这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熟人社会(此时所谓“父母官”,实乃在父母之邦做官,不得不在乎人情世故),二是历史,而且两者纠缠不清。长久以来,这个以历史为宗教的民族,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天堂,但人人都渴望“青史留名”。在乡土中国,一个人无论做了多大官,总还是会在意家乡人的看法。

其三,异地为官增加了政府的短视行为。我曾经批评现在的政府做事不图大计,地方政府更迭过频,更像是一个个“临时政府”;而“临时政府”之朝令夕改、野蛮拆迁更让社会变成“临时社会”。究其原因,异地为官即是其一。对于本县所在的九江市,我做了一个简单统计,从1983年撤地建市至2008年这25年间,历任市委书记共11届,也就是说平均2.3年一任,不足任期一半。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在古代,异地做官好比流放,而现在异地做官像是巡演。有人这样形容这些官员:第一年摸情况,第二年捞政绩,第三年忙走人。

其四,异地为官增加了行政成本。首先是关系成本。异地为官挑起了本地官员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有目共睹。关系未必都是坏的东西,在行政效率方面,并非关系越少越好,否则美国总统上任为什么也会任命亲信?与此同时,异地为官也增加了财政支出,造就了许多穿梭于不同县市的“宾馆干部”。“三公消费”每年消耗大量财政,早已为众人诟病。中国有2000多个县,异地为官究竟浪费了多少财政,着实值得计算与思量。

其五,异地为官有悖于地方自治与基层民主。今日中国,虽说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这种“空降和尚”的做法使许多地方的民主流于形式。最常见的情形是,某地要选举新县长,由于要选择外地干部,只好先由上级组织部门从外地派个代县长,然后再搞选举,而当地民众一般不了解该官员的情况,最后只能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投票。

除此之外,更有人揭短:虽然县市长名义上都由选举产生,但许多“外来和尚”竟没有当地户口。也就是说,根据《选举法》这些“高僧大德”在就任地连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没有,遑论被选举担任为县市主要领导?有的县,县长上任几年,从头到尾工资都在他原来所在的县里拿,连人事关系都不愿调过来。

相较而言,农民们对异地为官者的态度则多少有些暧昧。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对本乡本土的官员有着怎样的印象。如果是坏官,他们便会想到“外来和尚”的好处,想到遥远朝廷上还有清官;如果是好官,比如通过自己的关系重建了学校,修了公路,他们便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这个乡土社会“亲不亲,故乡人”。当然,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谁来做官都由不得他们选择,好坏只能事后评价。而真正令他们苦恼的是,如果是个外来坏和尚,恐怕想责骂都找不着对象。大凡能空降来的外来和尚,在“做空”了一个地方后,还能被空军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继续空降做官。

农民们说不出多少理论,但他们知道如果能民选本地官员,为官者在情感与理智上都会为本地谋福利,对他们负责;知道监督一位久居本地的官员总比一个快进快出的“外来和尚”更容易。可叹这个地方自治的梦想,在近百年前方生方死,竟被无情中断。当“民选县长”在百年后仍是梦想,谁还记得1922年的中国曾经出现首位“民选省长”?无论惊艳与惊魂,其一时见证的,都是20世纪的一枕黄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