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回避：中国古代的异地为官

    ■浮世阅史

    ◎ 十年砍柴 资深网友

    明清两代，每到三年一次的会试、殿试结束后，中试者总是江浙一带的士子最多。除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笃定进翰林院外，籍贯在江浙的二、三甲的进士，喜忧参半。因为除了少数进翰林院或部分分发到六部、都察院、内阁外，相当一部分必定派到各地当知县。

    人常说，知县乃“百里侯”，所谓“灭门的知县”，照理说做知县那种成就感胜过在首都做一小京官。但江浙新进士被派往西北、西南偏僻之地当知县的可能性极大，如此既没有多大的油水，而且远离中枢，升迁较难。而陕、甘、滇、黔等贫困地区中进士的士子，则被派往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等富庶之地当知县的概率极高。

    这种“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状况之所以出现，乃是中国帝制时代从汉代就实行的官员“回避制度”使然。“回避制度”在宋代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其中籍贯回避最为普遍，历史也最长。

    为什么这样的回避制度诞生在汉代，而非在先秦时期？这要从秦汉以前的“封建制”和秦汉以后的“皇权制”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说起。

    周室代商，分封天下，这是真正的“封建制”，即“封土地，建诸侯”，年少的成王用桐叶做道具，将弟弟唐叔封在三晋之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封亲贵勋臣，乃是一种责任承包制，将某块土地连带上面的百姓打包承包给某位诸侯，诸侯只要恪守尊王攘夷的义务，其辖区内的事务，天子并不过问。同样，在一个诸侯国内，国君又把土地和人民分割，转包给下面的大夫，在大夫的封地内，同样是独立王国。如晋国的赵城一带是赵氏的封地；鲁国“三桓”(即孟氏、叔孙氏、季氏)三大族的封地内所有事务，鲁国国君根本管不着。

    这种“封建制”下，无论是诸侯还是大夫的职位，都是世袭的，在封地内，实行的是一种熟人政治，君臣关系、主仆关系世代沿袭。地方官根本谈不上籍贯回避。这种制度对统治者而言，最大的弊病是地方势力坐大，大国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而诸侯国内的大族又不把国君放在眼里，赵、韩、魏三家分晋，是违背礼法的犯上之举，已经没什么权威的周室不得不对既成事实予以承认，便是典型的例子。

    秦统一六国，废除封建，实行郡县。派郡守、县令去管理地方，这就是“流官”，管理的职位不能世袭，任命权操纵在朝廷之手。先秦时期管理地方的诸侯、大夫从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孙公司老总一下子沦落为总公司派往各地的高级打工仔。“千年犹行秦政法”，这种从上向下授权、强化中央集权的路子，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那么，皇帝作为整个国家的大东家，天下江山与子民都是他的私产，如黄宗羲《原君》所言：“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既然把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地方官只是东家派到各地的“牧羊人”，那么提防雇工偷牛羊、占老板家的便宜，是每一个东家最为注重的大问题。中国古代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血缘、地缘在中国社会中非常重要，那么，在皇权制的政治构架下，籍贯回避制度的实行，是必然的结果。

    秦短命而亡，还来不及弄出一整套官员籍贯回避的办法。汉承秦制，到了汉武帝，国力强盛，统治也趋于稳固，于是，在武帝朝开始有了包括籍贯回避在内的任官回避制度。东汉桓帝时，中国有了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以史弼为例，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他的妻子娘家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请求回避，便被调任为平原相。

    明清时期的官员避籍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洪武四年规定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把全国地方官任用划分三大互调区域。即“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用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之人，亦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考核不称及降谪者，不分南北，悉于广东，广西，江西龙南、安远，湖广郴州之地任用，以示劝惩”。洪武二十六年，又对籍贯回避重新作了界定。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原籍任用外，其余官吏，必须避籍。尔后更加明确，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这一制度被满清统治者继承并发扬光大，康熙四十二年，清廷在规定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500里以内之州县也不得任职。任职地虽非本籍，若有五服内亲属迁至该地聚族而居业已成村，因为是其属下百姓，也应回避。

    应当说，避籍制度对强化中央权威、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防范地方官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必须看到这种作用相当有限。这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那时候诸多的政治弊病，特别是官员的腐败，无非逼着官员不断提高以权谋私的技巧而已。比如汉代后期，看到地方郡守势力太大，便从中央派出刺史来巡查、监督之，刺史本是一种监察官，是为防范地方势力而特意设计的职位，但“屁股决定脑袋”，代理人因为利益关系而损害东家的利益是一种规律，到后来，各州刺史成为割据一方的头目；唐代的节度使后来亦是如此。黄宗羲在《原君》中一针见血指出：“(皇帝)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和避籍制度比较，现代民主政治正是一种“熟人政治”，选举时，候选人为什么要竞选？就是推销自己，让选民熟悉、了解自己，选民在对候选人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因此，一个县的选民选本地人当县长，一个市的选民选本市人做市长，乃天经地义。被选出的行政长官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对服务居民、保障地方安全更为有利。

    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若能真正保障主权在民，那么帝制时代官员籍贯回避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官员不是朝廷派来看管老百姓的雇工，而是公民自己选举出来的管家，那么，一个地区的官员几乎是全天候处在选民的监督之下。若官员贪腐，选民可以就此向议员反映或者告知媒体，而议员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一定会向当地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而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媒体能自由地报道“黑幕”。如此，还用什么官员异地交流和籍贯回避？上一层级行政当局也无权让下一层级行政当局之间搞交流和回避，人家是当地选民选出来的，上级凭什么让人家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官？

    主权在君的帝制时代，皇帝想防止所有替他放羊的牧人不偷羊，几乎不可能。而主权在民的现代社会，人数占绝对优势的选民，就能看住请来的管家，因为选民们有制约管家的绝招：可以用选票换一个“物业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