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中国·经济篇：电信：脆弱的应急通信(《财经》 2008-5-26)

震撼中国·经济篇：电信：脆弱的应急通信

重大灾难让业界认识到，市场化改革成绩斐然的电信运营企业在承担社会公共义务中表现脆弱，运营商应急通信体系的提升未能与其市场业绩匹配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昔日便捷的通信网络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成都移动网络因话务量激增迅速堵塞，而通往震中汶川、北川、理县、卧龙等重灾区的通信完全中断。昔日高效的通信体系，在几分钟内陷入瘫痪。
　　电信运营商高层们反应相当迅捷。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以及中国铁通的董事长王建宙、王晓初、张春江、常小兵以及赵吉彬，均在地震发生后第二天就赶往成都。随后几天时间里，他们又深入北川、映秀等受灾严重的地区，现场指挥恢复通信的工作。网通董事长张春江等人，更是徒步行进前往救灾最前线。
　　但是，此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比市场竞争严峻得多的挑战。仅中国移动一家，就有4457个基站“退服”（即不再工作），道路不通、余震不断又严重影响了通信的恢复。此后几天中，几家运营商全力以赴，逐步恢复了重灾区的通信服务。有运营商的员工甚至在此次救灾中牺牲。
　　5月20日，伴随着救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反思此次救灾当中不足的同时，如何重建一个新的更加高效抗震的通信网络，已成为电信运营企业当务之急。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史炜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5月12日就能与重灾区实现有效通话，那么地震死亡的人数和损失会减少许多，“通信领域远未发挥出已拥有的技术能力。”
　　建立一个完整、高效的应急通信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此次地震灾害之中得以彰显，但公共服务和商业运营两个体系的衔接并非易事。中国的电信服务业在过去十几年中，迅速发展为一个年收入8000多亿元的庞大产业，几大主要运营商也先后通过上市和重组进行了初步的市场化改造，但市场节节突进的同时，在承担公共服务方面却欠债已久。
　　对于中国电信行业而言，这场地震的影响不会就此结束，关于电信网络公共服务职能的讨论才刚刚开始；而四川震后通信网的重建，很可能成为新思路的一个试验田。

109个乡镇通信瞬间中断   
　　在地震发生之时，很多灾区以及受影响地区的人们从惊恐之中反应过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拿出自己的手机询问家人与朋友的情况。但许多人很快发现——短信被退回，电话无法接通。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告诉《财经》记者，震区通信中断有三种原因：光缆由于地震而断裂、交换机的机房倒塌、由于地震引起的电力中断导致基站不能工作。而在其他受影响地区，由于众多用户在同一时间使用手机而带来的话务量激增，也会导致电话接不通。
　　5月12日午夜12点，中国移动基站中断高峰，共有4457个基站“退服”。经过艰苦的抢修之后，在13日下午4点抢通1889个，仍有2568个基站中断，主要集中在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其中，许多基站都属重灾区，修复难度非常大。
　　技术进步和市场化改革推动电信运营产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多位在现场指挥救灾的高层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光缆在地震当中被震断，起初的修复计划，是跟在修路队伍之后铺设光缆；而由于灾区泥石流和余震不断，道路修复速度非常缓慢，运营商的光缆修复队伍跟在修路大军之后无能为力。
　　5月13日晚，中国移动集团总裁王建宙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跟着道路修复人员向前推进，实在不行就准备翻山越岭，走别的路。”
　　当时，中国移动的两路人马正从西线和南线向灾情紧急的汶川靠拢，西线到达了接近汶川只有50公里的理县，而南线仅从都江堰前进了10公里，均受阻于道路不通而进展缓慢。5月14日，身在北川的中国移动高层告诉《财经》记者，因为道路修复进展缓慢，中国移动已经做好了空降卫星设备、以无线方式恢复通信的准备。
　　截至5月20日，四川省重灾区的汶川、理县、茂县、青川、平武、黑水、北川、绵竹八个县城继续保持对外通信，109个乡镇中，已抢通64个乡镇对外通信，其余45个乡镇仍在全力抢修中。
　　此次地震灾害给运营商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远超过今年春节期间的冰雪灾害。5月19日，奚国华向外界披露，地震中有线交换局受损616个，无线基站累计受损16507个（包括小灵通基站），传输光缆损毁10960公里。
　　国金证券分析师陈运红表示，仅中国移动一家可能就超过10亿元人民币损失。

应急通信准备不足  
　　直到5月20日，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八天，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网络通信在救灾指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每一个失踪人员手机传来的信号，就意味着一个可能被挽救的生命。
　　在这场与生命的赛跑中，尽管电信运营商们在震后全力以赴，且相互竞争，惟恐落在别家后面，但是应急通信体制的先天不足仍然受到业界批评。
　　参与了此次救灾的某通信设备公司高层告诉《财经》记者，此次救灾当中，每家运营商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应急通信的准备方面非常不够。“到了现场了，还在调各种设备参数。”该人士不无痛心地表示，“这些基础工作都应该平时做好、反复演练过的，当紧急情况出现时，应该直接把设备拿去用才行。”
　　批评声音或许有些刺耳，背后揭示的事实却相当残酷：对已经充分市场化的电信运营商来说，市场竞争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舞台；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永远不会产生利润的应急通信很难进入电信运营商的议事日程。
　　应急通信的残酷之处在于，“如果平时有一个环节没有准备到位，紧急情况出现时，每一秒钟的耽误，都会直接反应为巨大的损失。”前述通信设备公司人士表示。
　　另一个遗憾，来自被遗忘的摩尔斯码发报机。这是一种经过了长时间战场环境考验的通信方式，通过手摇发电就可以工作，不依赖光缆就能实现远距离传输。汶川地震通信中断时期，这一陈旧但有效的通信方式，被救灾指挥人员集体遗忘了。
　　“或许是先进的通信技术用得太顺手了，”信威通信总工程师蒋伯峰遗憾地表示，“估计很多人都不会使用了，但是这种方式在紧急状况下，是真正‘打不烂’的通信方式。”
　　地震发生之后，几大运营商均跟在交通部门的修路队伍之后，计划在公路打通之后再连接自己的光缆，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想到使用卫星通信。
　　一位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光缆传输成本低、可靠性高，但是，这也是一种日常环境下的思维，而不是应急状态下的思维。
　　“所谓应急通信，很可能就是在水、电、路都不通的情况下发生的。”该专家认为，对方便技术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一种思维惰性，整个电信产业应从这次地震中学习应急通信。
　　在此次电信行业的救灾当中，通信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直到几天后才正式开启，显示灾难面前的应急联动体系并未建立。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史炜，此前许多部门召开过多次灾害预警研讨会，但在各次会议上，各部委的专属机构除了展示自己的预警网络，没有一个在开放、互通的统一应用平台上提出未来的灾害预警系统建设的解决方案。
　　“这一平台谁来做？谁牵头做？投资体制如何建立？是否存在有效的盈利模式？”史炜认为，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阻碍了应急联动的系统组织和系统建设。
　　“此前我们也有应急预案，但各个运营商各自行动，军方也是自成体系。”有运营商高层告诉《财经》记者，“希望工信部能引导这方面的工作。”

灾难改变通信网络未来   
　　大灾之下，传闻中很可能要在5月正式公布的电信重组方案暂时延后几天。但这并非地震给电信行业带来的全部冲击，业界普遍认为，此次地震对通信运营商的组网、布网方式和技术，将带来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
　　四川地区特别是成都，曾经被认为是非常适合做灾难备份业务的地区。一位原四川电信高层告诉《财经》记者，他们为了推广这一业务，曾多次前往国家地震局，反复咨询地震专家，专家认为“成都平原的土层沉淀相当厚，发生严重地震灾害的可能性并不大”。
　　灾难备份业务在“911”事件后才受到业界瞩目，其主要功能是防止数据在灾难发生之后丢失，某地灾难发生后，可迅速启动异地的灾难备份服务器。但在此次8.0级大地震之后，四川地区是否适合做这样的业务，显然要重新考量。
　　5月19日，工信部副部长奚国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一，必须进一步提高通信设备的抗震能力；第二，将来在传输手段上应该采用天地合一的方法。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告诉《财经》记者，机房应该更坚固一些，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有些机房的建设质量还达不到要求。从长远来看，在通信技术的使用方面，则应该更多样化一些；在山区可以继续使用微波通信手段，可以加大基站的功率提高覆盖范围，减少基站数量。此外，许多应急通信车都是从其他省份调过去的，耽误了时间，此后易发生地震地区应多准备一些。
　　在此次救灾当中，卫星通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业界因此更新了对其重要性和发展前景的判断。国家发改委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史炜在其博客中写道：“在邮电部时代，中国电信内部就有专门的卫星通信部门，重点承担特殊情况下光纤网的备份，在光纤网受到破坏、不能接通时，由卫星网完成正常的通话和信息传输。”
　　此前卫星通信业务在中国发展并不顺利。由于价格、使用习惯的原因，提供卫星通信服务的中国卫星通信集团虽然是六大运营商之一，却一直游离在主流电信市场之外。
　　史炜分析认为，在中国服务的几大卫星公司，只有卫通承担着灾情期间的通信保障功能。但由于中广卫资金短缺，业务方向不明，上市无望，高层变动频繁，加之与其他电信运营商的多网互通基本不存在，因此，卫通所承担的特殊情况下的通信设备备份功能也丧失殆尽。
　　最近两年，由于自然灾害频繁，卫星通信的重要性不断被一些专家提及。经此一役，卫星通信的地位有望再度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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