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为什么辞官

吴晗为什么辞官

2009-11-10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学家，早在学生时代，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以《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几篇用功很深、颇有建树的考证文章奠定了他成为明史专家的基础；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又使他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走进民主运动的队伍，并成长为坚强的民主战士，以至于成为共产党忠实的朋友。这种历程又为他展现了中共掌权后的宽广仕途——他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本人对当市长和当学者究竟是什么态度？我认为吴晗本意确实想当学者，一心一意研究历史。但既然工作需要，他所信赖的共产党让他当官，他也是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的。那么，吴晗为什么会出现多次辞官的现象呢？

吴晗当副市长开始确实是服从大局，才接受周恩来的劝告的，当官并不是他的本意。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途中他听到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立即给周恩来总理打了一个电报，要求不当北京市副市长，想“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这倒不是吴晗的谦虚，早在西南联大搞民主运动时，他就和闻一多约定:“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他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他说:“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有办法了，我们自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天下事不与我相干了，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因此，1948年在石家庄见到毛主席时，他特地申明“不想当官”。北平解放时，他回到清华大学，任军管会副代表、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职务虽多，但仍可以和研究史学以及和教育工作挂上钩，而且仍住在学校里，和他原来的设想没有太大差别。

现在，这个副市长职位打乱了吴晗对前程的思路，然而木已成舟，更改也难。吴晗回国以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到革命工作的需要，从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到巩固政权的需要，说明不能功成身退，革命不能半途而废。从大局出发，从周恩来的关心和帮助出发，吴晗必须顾全大局，服从革命的需要。他的“副市长”职务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上任的。

对此，吴晗也说他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思想通了，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他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亲自给吴晗做工作，对吴晗是一种殊荣，思想通不通，他已无回旋余地，只有“愉快”接受党交给他的工作。

吴晗是个尽职尽责的干部，他既然答应当副市长，就应当把副市长的工作做好。他工作很努力，从不“偷懒”；但工作总不如意，思想并不愉快。首先，当了副市长，每天都得到市里上班。市领导和同事都劝他从清华大学搬到城里住，他总是左推右推迟迟不搬，担心自己离教育事业、离历史研究越来越远。他工作了一年，总感到“手忙脚乱，心虚胆怯”，工作“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吴晗就以“能力薄弱”和“知识的缺乏”为由，恳切地给彭真、聂荣臻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官。信中说:“经过一年的学习，长期的考虑，我向你们提出请求掉换工作岗位，准许回到教育工作岗位上去。”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吴晗还是没有完全适应当副市长的工作，心里还迷恋着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市委领导自然不会同意吴晗的请求，亲自找吴晗进行“恳谈”，希望他“留任”。吴晗最终也只能服从市委领导的意见，继续留任；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由于吴晗是党外人士参政，他总感到组织上对他照顾多、严格要求少。这是吴晗最接受不了的一个思想疙瘩，也是他后来再提出辞官的原因。

1956年3月，吴晗在郊区养病期间，又给彭真、张友渔写了一封长信，明确提出“今后的工作，我希望能重作安排。市代表大会，下次议程将要选举市人委，我恳求不要列名”。“现在我提出撤除市人委和民盟的工作，请予以考虑。”吴晗再次要求让他去“钻故纸堆”，即研究历史。他说:“在故纸堆里做些研究工作，我向你们保证，一定可以做出对下一代有贡献的成绩来。”他对当学者的向往十分强烈，辞官绝不是虚设之词。不过，这也绝不是唯一的辞官理由；更主要的还是对工作现状不满，埋怨自己的工作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原因之一，如因材施教方针的提出，中教部、教育局怎么提的，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在当时提出因材施教的方针，师资条件是不具备的。吴晗认为，他作为一个管教育的副市长，竟不了解方针提出的根据，这怎么能够做好工作。原因之二，他认为是机构庞大多头，上有中宣部、教育部、二办，市里有市长、副市长，区里有区委、教育科，谁都可以发号施令。吴晗认为这样庞大的机构，裁减他一个副市长，只会有好处。这两个原因都是体制使然，并不是吴晗的主观意志能够克服的。

1954年，他在给彭真的一封信中，也流露出对工作不尽人意的地方，他写道:“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地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用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了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的，为什么错，如何改正。”这些当然也是他一再提出辞官的原因。和吴晗工作相处过的人，都知道吴晗十分敬业，事必躬亲，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但他希望工作有人布置，任务有人验收，对和错有人指点。因为是民主党派参政，和中共党内的干部不一样。党内干部有党组织直接监督，有人进行考核；而参政干部往往受到尊重，生活上受到关心。吴晗不习惯人家把他当外人，当客人，更不喜欢对他特殊优待。正如他在信中写到的，他说，“生活被照顾到无以复加”，而工作上“有奖无惩”。

有一次，和吴晗一起进餐的党内干部外出开会，只有吴晗一人用餐，行政人员就给吴晗减了菜。后来一起用餐的薛子正副市长知道此事，认为这样做有厚此薄彼之嫌，就向彭真汇报此事。彭真认为吴晗在清华兼职工作较忙，生活上更要多照顾他，随即将此事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汇报。几天后，毛主席亲自约刘仁、张友渔和吴晗到中南海去谈。毛主席问了吴晗的工作情况，问他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鼓励他要大胆工作、安心工作。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一语道破天机，他在一个小型的会议上问张友渔关于吴晗的吃饭问题，并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重视做好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好，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一定要使他有职有权。”有职无权是参政干部最不愿意正视的现实。

还有一件事，即1959年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近一年来，吴晗生活不如以前充裕，往年购买公债都是一千元，这次只买了五百元；把自费订阅的书报杂志也减订了一部分。主要是夫人袁震生病、看病、住院、买药，特别是进口药很贵。吴晗是行政六级，工资三百多元，收入不算少，但发工资时扣药费、扣出差费后只剩下九十多元，入不敷出。吴晗身边的工作人员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决定给吴晗一次性补助五百元，吴晗没有接受。但领导上非常关心此事，专门对他的生活进行研究，规定了袁震看病住院的报销办法。

所有这些吴晗都很领情，也很感激。但吴晗是个硬骨头，他绝不会被困难压垮，更不会因为少吃一点菜而有什么想法。因为减少一点菜，竟然惊动了市委领导，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甚至会使吴晗过意不去，感到不自在。

吴晗辞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隐伏在心坎里的心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他在1948年到石家庄时，就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给吴晗的一封信中，表示“同意”吴晗的“要求”，“唯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大约也就是毛泽东谈到的这个“时机”问题，吴晗在副市长任上曾多次申请入党，都没有得到批准。对此，吴晗很苦恼，但他没有灰心。他在1954年给彭真的一封信中说:“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吴晗认为这种“客气”和“优容”对自己简直就是个伤害。他希望入党，和大家一样为党工作，只希望严格要求，不希望“客气”和“优容”。他在信中恳切地写道:“我没有放弃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这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肺腑心声。他虔诚地要求入党，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他的入党动机很明确，一是得到教育，二是做好工作。他认为对他的客气和优容、无微不至的关怀、工作要求不严格，都是因为自己不是党员造成的。长期没有批准他入党也是他不安心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