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推翻日本“遣唐留学生”结论

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简直就是中国长安城的袖珍版。通过对井真成和遣唐使的官职品级与唐朝的“赠官”的对应研究，韩昇确定日本不仅沿袭了唐朝的官职、律令，从内容到格式几乎都是唐朝的翻版。

根据韩昇的研究，井真成墓志上的162个汉字，日本人只翻译了其中80个，这80个字里连错带漏竟然高达40个。 （韩昇/图）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韩昇推翻了日本学界“遣唐使”研究中关于“井真成研究为留学生”的结论，日本三大报纸之一的《朝日新闻》日前对此进行了报道。

墓志上的“日本”国号

2003年，井真成墓志在西安被发现，当时曾震动日本学界。那年3月，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上从一个姓王的摊主那里买来了井真成墓志。摊主告诉贾麦明，自己是在西安东郊的一个住宅小区的建设工地捡到的。看过摊主的拓片后，贾麦明花一千元人民币买下了这块上刻有“日本”两字的墓志。“它上面有162个字，内容记载非常清楚，这个井真成是哪里人，什么时间死的，唐玄宗皇帝给他赠了一个官叫‘上衣奉御”’，就是管皇帝衣服的。他的职位不高，只有五品。”贾麦明对记者回忆说。

时至今日，日本的国号和天皇号究竟是什么时间形成的，日本史学界只有模糊的推测，并无定论。井真成的墓志中首次出现了“日本”国号，填实了这一历史，因此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一度被冷落的隋唐史研究在日本再次热了起来。

到2005年，日本学界的论文都立足于井真成是留学唐朝的学生。“日本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他在唐朝住了19年，未毕业，34岁时因病去世，朝廷追封他为尚衣奉御（五品下）。唯一的争论是井真成的‘井’字，究竟是井上还是另一个葛井，尚无定论。”韩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韩昇看了井真成研究论文集。“这一看就发现问题了。井真成墓志上的162个汉字，日本人只翻译了其中80个字，这80个字里连错带漏竟然高达40个字。“韩昇后来得知，负责翻译碑文的日本唐史学会会长不懂典故和韵文。

是判官，不是留学生

韩昇首先推翻的是日本学者关于井真成是留学生的结论。他在查阅史料时发现，当时唐朝的中央官学制度对外国留学生的学业管理有规范和年限规定，学习时间最长不超过9年，每年必须参加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学生就遣送回国。井真成在唐朝留学19年，而且不参加科考，这种情况不符合唐朝学制规定。

其次，当时日本的官僚制度是模仿唐朝而设定的。公元701年，日本仿造唐朝制度，根据中国传统五行说的理论，对官员官位制度进行了改革，官员服装颜色与唐朝官服的颜色基本一致。根据井真成死后被赠官五品下的线索，韩昇推断出井真成为日本遣唐使团中的一位中高级官员。经过换算，韩昇得出的结论是“井真成日本遣唐使团中的第三等级：判官”。

韩昇还推翻了日本学者得出的井真成来中国的时间结论。日本史料记载，日本平均每30年左右派一批遣唐使，他们根据墓志上时间和史料时间对比，推断井真成是717年到中国的。而韩昇则通过中国史料和日本史料发现，井真成是733年来到中国的。中国《唐史》记载，733年，曾有一个600人的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中国。日本的《续日本纪》也记载，733年，日本派出的第十次遣唐使团，共590多人，还有四位判官的名录。

2009年7月25日，韩昇在日本专修大学做公开演讲报告。一些参与了井真成研究的日本教授都到了现场，准备跟韩昇进行公开学术辩论。早有准备的韩昇把自己对日本学者的质疑和自己的考证发现讲给了现场听众，还出示了史料证据。演讲完毕，场下前排表示要和他辩论的日本学者一片沉默。研究唐朝制度史的著名学者中村裕一教授走上前台，表示韩昇的结论是正确的。

翻版唐朝

“今天的日本史学界，存在一股暗流，有些日本学者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历史研究，篡改历史曲解历史，否认中国对日本的历史影响，强调日本从古到今是一个大国，和中国是平起平坐、对等的国家。”韩昇对这股暗流做出了回应。

去年12月出版的2009年《复旦学报》第六期上，韩昇发表《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他指出，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的任务就是保持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在日本全面推行以唐朝制度文化为样本的改革，建设“律令制”国家。

最明显的例子是，今日奈良的平城京和位于京都的平安京，简直就是中国长安城的袖珍版。通过对井真成和遣唐使的官职品级与唐朝的“赠官”的对应研究，韩昇确定日本不仅沿袭了唐朝的官职、律令，从内容到格式几乎都是唐朝的翻版，甚至连日本的官服级别颜色也受到中国影响，和唐朝官服颜色很相近。

近代以前，自汉代直至晚清，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中心+边缘”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它的前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皇帝（天子）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每个国家在统治者交替之际或者遭受侵略等重大事情发生时，都会派外交官员和使团到中国朝见皇帝，递交本国王室的国书。

“日没处”，不意味日本比中国优越

在《隋书-倭国传》里，保留了一封日本到隋朝使节所携国书，这封圣德太子发出的国书，为607年（隋大业三年）的国书开头和落款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对于这件国书，今天日本史学界有多种解释。有学者赞同对等说：从方位上解释文中的日出处与日没处，亦即对应于东方和西方，日本企图与隋朝对等；也有些学者认为日本优势说，以日出与日落对应，认为倭王以旭日东升自况，而以日薄西山暗喻贬损隋朝。

当时，隋炀帝见到第一通国书后，当场大怒，斥骂倭国国书“蛮夷无礼”。韩昇通过对《隋书》的研究发现：当时，突厥沙钵略可汗势力强盛时，曾致书隋文帝，用了“天子”对“天子”的格式，企图政治地位对等，但隋文帝在给沙钵略回书时用的是“天子”对“可汗”的格式。而当沙钵略势力衰落后，他致隋文帝的国书也发生了变化，不敢用“天子”，对隋文帝则仍称“大隋皇帝”。

“因此，隋炀帝认为日本倭王的无礼之处不在于“日出处”与“日没处”的用法，也不在于东西对称而在于倭王使用了和隋朝皇帝并称“天子”，毫无上下尊卑之别。”韩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倭国自称“天子”是隋朝不能接受的，故隋炀帝派遣裴世清赴日本时所携国书称“皇帝问倭王”，在《隋书》的《倭国传》里，也同样将倭王称呼“倭国君主”，言下之意是，隋朝皇帝为普天之下的皇帝，而四邻则为藩属于隋的王国。当时倭王亲自接见裴世清，对他说道：“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倭王语气谦恭，即日本抱着向中国学习的态度，力图重开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绝无故意用藐视中国的国书进行挑衅的道理，所谓今天日本学者以“日没处”来表明日本比中国优越云云，是他们对日本外交的臆解和溢美。

今年3月底，当韩昇再次前往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时，他高兴地看到将在4月初举办“遣唐使”文物展的日文目录里，关于井真成墓志文的解说词已经发生了变化，把“遣唐使”留学生改成了“遣唐使节”，官职和前往大唐的时间也采用了他的考证结果。

目前，韩昇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曹操墓真相调查研究上。去年12月，河南文物局在北京宣布在安阳发现了曹操墓，在国内外引发起广泛的质疑和争论。安阳发现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曹操墓？韩昇和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项目负责人李辉合作，宣布将向全国征集曹姓、夏侯姓男性参与Y染色体检测，拟用DNA技术来辨别河南安阳曹操墓真伪。“用DNA技术辨别曹操后裔和河南汉魏大墓出土人骨是否是曹操是完全可行的。如果这项技术能够证明墓穴主人属于曹操家族的话，再根据考古学和历史学家们对墓穴出土文物的相关研究成果，确定墓主人是曹操就不困难了，同时结果也更加有说服力。”韩昇说。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