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之生于1970的贾樟柯 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2:16:47
贾樟柯：在“站台”上等待
对话者：贾樟柯/程青松 黄鸥
程：很多人，包括国外的评论都说你非常会指导演员，从《小武》到《站台》。
贾：这个事情换到表演上也一样，《站台》里面除了杨天乙之外都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除了你怎么学会跟非职业演员相处，最主要的就是你说的事情，他要相信，如果你说的事情，你描绘的这些感受，他不相信，他觉得是假的，他心里没有一个依据，他绝对演不好的。
黄：你给他们说戏吗？现场说吗？
贾：我从《小武》开始，工作方法就是，正式拍摄之前，花一段时间跟演员在一起，真是住在汾阳，每天聊天，一起吃饭。《站台》我们大概用了半个月时间，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舞，一边排练一边聊天，每个人讲自己的生活，讲自己的经历，然后我慢慢讲剧本的一个东西，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拍这样一个东西。比如尹瑞娟那个女演员，1977年出生的，80年代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她懂事了，已经是90年代了。你就去跟她讲，慢慢讲她就明白了，比如说尹瑞娟这个女孩子，她为什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还没结婚，最后为什么又回头找崔明亮。其实她不是没有梦想，但她有很多实际的东西，可能父亲一个人在县城生活，可能父亲有病，甚至她早就觉得你们这样出去转一圈最后还得回来，她可能是一个先知先觉，她一直在生活里长大，寻找，最后没等到。到她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没等到一个男人，不停的错过，不停的犹犹豫豫，错过了很多人，到最后她还是再回头。
讲这样的一些感受给演员，她就完全明白了。因为不单是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是这样的，现在的女孩子也是这样的。每一代人里都有这样的人，都有那样的人，在她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她就能明白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怎么样让演员来相信这个电影的价值。因为你要人家用两三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把人家的本职工作扔掉，跟你到这个地方。跟原来的生活完全没关系的干事情，跟做梦一样。怎么样保证他在60天的时间里，总是充满好奇，新奇，激动，因为他不象职业演员知道演员所承担的责任。他们不懂的。他觉得不好玩，他想走，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损失。
黄：有过这样的吗？
贾：有过。
程：章明的《秘语17小时》中的女演员第一次拍戏，就是觉得不好玩就走了。
贾：拍两天啊就不干了。他不知道他走会带来什么损失，这不能怪他。但你怎么保证他这样子坚持下来，就是一定要让他信任导演信任摄制组信任大家。而且我觉得拍摄绝对是一个剥削性的东西，演员绝对是非常被动的。你去剥削人家的形体、语言、形象来塑造你的人物。我自己也演，在这里面演那个矿主旁边的那个黑脸的，我自己站在那儿也有点慌。就不要说人家，原来是教师，天天上课，突然拉到这儿要干这个。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让人家相信你，有很多技巧在里头。还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
黄：你怎么会想到要上电影学院呢？
贾：因为我中学成绩特别差。然后你知道县城里面啊，象我这样的孩子，出路只有三条：当兵，回来分配一个工作；顶替父母的班；还有一个就是考大学。顶替父母，我父母还很年轻啊，我顶替什么？我不能让他提前退啊，有时候也有，很极端的。还有一种就是当兵，当兵太讨厌了。而且我觉得这么矮，我去当兵干嘛啊，肯定受欺负啊，肯定每天气死了。那些障碍物，爬也爬不过去，翻也翻不过去。那我只有考大学，考大学我成绩又很差。然后人家又说，考艺术院校。分低。真的是为了一个出路，为了一口饭。
黄：根本就不是为了喜欢电影吗？
贾：我喜欢文学啊。我从上中学就开始写诗啊。
程：80年代文学青年多。
贾：就我一直写诗，但是没有一个写诗的学校能够降低分啊。那就去画画，当然画画我也喜欢一点了。在学画的过程中不务正业，我就很生气自己。我一定要来考学，要找一个出路，那个时候年纪挺大了，25。还天天写小说。那个时候是懵懂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动力就是要写小说。也发表了一些。
程：没有一直写下去？
贾：后来就有一次，在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叫公路电影院，山西省公路局就在那个旁边，是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有一天我真的实在是没事干了，赶上放电影，放《黄土地》，已经1991年了吧，进去看，根本就不知道《黄土地》是什么，导演是什么，几毛钱一张的票。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改变了，我要拍电影，我要当导演。因为我没想象到电影还能这样拍，完全没有，在此之前，我看到的所谓的新电影就是《红高粱》。
《红高粱》没有给我这样改变生活的改变，是《黄土地》让我决定要当导演，我突然觉得这个最适合自己，然后就开始考电影学院，要搞电影。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为什么在学画的时候要写小说，因为绘画它满足不了我的那种叙事的需要，所以我要写小说啊。因为你从小到大，县城里面生活那个生存环境很粗糙，很恶劣，甚至包括我自己看到过很多死亡。这种生命经验它逼得你要去讲你自己的故事，我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叙事的欲望。
电影就是让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比小说还要好的一种叙事的方法。你看我的两部电影拍来拍去在叙事上都是比较传统的，不是完全没有叙事，跑到非常实验的那个方向上去，就是因为叙事的确是我自己的一个需要，那些经历过的事情真的想讲出来。你知道汾阳是个多大的县城吗？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有一个十字交叉的大道，从东跑到西，从北跑到南，每条路，骑车超不过10分钟，穿出去就是田野。这些经历使我觉得要改变，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改变，一个人当你面对很多文化上的选择时，很需要你有一个理性的方法。 程：你怎样选择和处理呢？
贾：比如说怎么样面对汾阳这样一个县城背景。我接触过很多跟我差不多也是从县城来的，就有两种表现，有一种人就是说我的家乡什么就好，不容忍有任何诋毁，家乡就是天堂；另一种就是说，你是哪儿的，我是太原的，其实他是汾阳的，不愿意承认他的县城经历。我觉得两种表现都是特别懦弱的，也不是懦弱，特别奇怪，就是说，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一种表现。你看象汾阳那个地方，它就是封闭，就是落后，比哪儿都慢一拍两拍，然后人际关系里头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每天就那样。那种生活你让我回去过，我能过吗？我肯定不能过。但是另一方面，那里面又有非常多的我自己的经历，温暖我的东西。友情啊，亲情啊，包括你能跟自然那样亲近，我现在在北京可能一个月都看不见一次田野，一次山，但我那时候真的下午黄昏的时候去经常田里头玩，骑自行车。特别高兴，觉得内心世界特别广阔，看云，晚上夜特别黑，你能看到星星。你现在这儿能看到什么吗？什么都看不到。
程：除了自然，汾阳肯定还有很多的影响了你的人与事。
贾：就是这个背景。在那么一个小的环境里面，满街都是熟人，每天闲到什么程度？就是站在街上，突然车站里面打出来，跑过去看，已经走了。或者在街边走，哗，一个自行车冲过来了，后面一个人满头是血，坐在后面，就往医院那个方向边跑，大伙骑自行车跟着，跟着跑到那儿去看包扎，一边看人家包扎，一边听人家讲刚才是怎么回事。就到了这个程度，你生命力这么旺盛，都这样度过。每个小孩都是坏小子，我自己也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流行拜把子兄弟，我们20几个兄弟。其实大家啊，年龄就差一天，差一个月这种，我排行老二，属于承上启下的那种，就不好好上学。
小学到初中是一个坎，一到初中很多人都不念书了。我第一次有朋友去世，记忆很深。他是我拜把子兄弟之一，不上学了，就跟他爸修自行车。那个时候开始有嘉陵摩托，很少，有一个顾客的摩托坏了，他在那儿修。修好了骑车出去，出去就坏了。突然之间成天在一起玩的朋友就这样没了，你觉得特别震惊。又过了一段时间，有的朋友当兵走了。又过了几天，有一个朋友在大马路上碰到我，我骑着自行车，他说我借你自行车，我说干嘛，他说他去酒厂，杏花村酒厂，去找朋友玩，那个要骑一个多小时，城外30里地。晚上没还我车，第二天下午，人家跟我说，喝多了，喝死了。我自己跑到那儿把那辆车骑回来，一路走，一路难受，特别难受。这些事情呀，让自己觉得……突然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有非常多的改变。
程：一些年轻的生命没有了，一起成长的伙伴消失了。
贾：性格慢慢有了一些变化。我小时侯特别外向，现在也外向。
程：现在的外向跟小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贾：可在那之前，心是空的，什么都留不住，你天天很快乐。这些事情过去后，你觉得生命不是空的了，变成沉甸甸的那种感觉了。那时候，我有很多朋友，不上学也没法就业，很多就当小偷啊，当流氓啊。“严打”的时候，一批批的进。有一次我回老家，那时我已经在太原学画画了，走在街上，遇到刚判死刑的人游街，那车上就是我的同学，我一直觉得，他看见我了，我不能肯定，但是我心里面感觉他在冲我笑。然后他就被枪毙了。
还有拍《小武》的时候，演那个靳小勇旁边的那个人，小武在玩苹果，他把苹果抢过去的跑掉的那个，也是过去的朋友，我拍完《小武》没几天他就被抓了。为什么被抓呢？他放高利贷。借他高利贷的那个人还不了他的钱，抢劫被抓了，交待出为什么要抢劫，把我的那个朋友给供了出来。那时我还在做后期呢，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进去了。这些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道德上的评判，只是觉得让我能感觉命运，命运是个什么东西，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在这个秩序里面在发生，这些经验对我都是很珍贵的。
程：在小县城有很多被人们看作流氓的人其实很受年轻人的崇拜，我以前在电影院工作的时候，天天都能看见打架的，每天在电影院门口看见一滩血，然后听说有人打架了，动刀子了，高中女学生很喜欢那样的人，跟着他们上舞厅是很荣耀的事情。
贾：因为他们从生活方式是最敢开风气之先的。拎个录音机满街走啊什么的，而且他们也经常到处跑，就像那个流窜犯嘛，流窜时间能够看各个地方的事情，回来之后他就是很有生命体验的那种人，他就跟你讲太原是什么样子 ，电车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汾阳最著名的一个流氓，他也是小偷，他外号叫四毛六，就是他带着四毛六分钱从北京回来，走了一圈。我们当时都特崇拜他，你想四毛六分钱，这么长的一个旅行，你都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完成了，你觉得没法像他那样能够生存下来，崇拜极了。
程：还是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问题，他就愿意这样子，不纯粹，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
黄：你就没想过拍跟山西没关系的东西吗？
贾：现在还没想。以后肯定会拍吧，现在我才了两部电影，山西的那种生活经验给我的影响我一下还没讲完，好多东西就特别急着要说。
程：可以这样说，这些经验之外的东西，至少目前你还不是你最需要表达的。
贾：很多人采访时问我什么时候拍一个山西之外的，什么时候你离开汾阳，拍一个北京啊，广东啊。我觉得就是说，心里头郁积下来的东西，让我暂时还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生命的经验去拍别的东西。还有甚至包括镜头的运用，以及纪实的风格，因为我觉得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不愿意用非常那种商业的方法的，或者说风格化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我会老老实实的讲，然后在这个纪实的方法上来把它做到最好，这些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你比如说《站台》和《小武》，你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另外一个模式，但我不愿意那样讲，讲这些事情，我不愿意油腔滑调的，我就愿意好好说。正儿八经把这些事儿讲清楚。包括为什么不动，老是站在那儿看，包括为什么镜头跟着人在那慢慢摇，这种电影的方法都是一个我自己对待往事对待事实的态度，包括我很排斥前后运动，我希望在一个距离里面来了解对方，这些形式上的的运用都是跟自己的经验。
程：就是说你的形式，你和人物的距离，实际上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也就是你跟世界的关系。
贾：我觉得它还是跟我的县城经历有关系。小时候的生活完全是体制之外，系统之外的，有时候去打架啊，去闹事啊，一直就是一个制度之外的生活方法。我记得在太原的时候，人年轻嘛，有一年元旦我特别难受，说起来很可笑，就是自己将来考上又怎么样，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每天有人管着我，每天都是8点钟去上班，5点钟回家，想着想着就难受了，觉得我怎么能这样，我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生活里面生活，就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县城经验给我的，甚至包括对体制，对工业的抵触，恐惧，总觉得他们是一个系统，我是系统之外，我们不能融合，总有这种心态。
对话者：贾樟柯/程青松 黄鸥
程：很多人，包括国外的评论都说你非常会指导演员，从《小武》到《站台》。
贾：这个事情换到表演上也一样，《站台》里面除了杨天乙之外都是非职业演员。我觉得除了你怎么学会跟非职业演员相处，最主要的就是你说的事情，他要相信，如果你说的事情，你描绘的这些感受，他不相信，他觉得是假的，他心里没有一个依据，他绝对演不好的。
黄：你给他们说戏吗？现场说吗？
贾：我从《小武》开始，工作方法就是，正式拍摄之前，花一段时间跟演员在一起，真是住在汾阳，每天聊天，一起吃饭。《站台》我们大概用了半个月时间，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舞，一边排练一边聊天，每个人讲自己的生活，讲自己的经历，然后我慢慢讲剧本的一个东西，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拍这样一个东西。比如尹瑞娟那个女演员，1977年出生的，80年代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她懂事了，已经是90年代了。你就去跟她讲，慢慢讲她就明白了，比如说尹瑞娟这个女孩子，她为什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那么长时间还没结婚，最后为什么又回头找崔明亮。其实她不是没有梦想，但她有很多实际的东西，可能父亲一个人在县城生活，可能父亲有病，甚至她早就觉得你们这样出去转一圈最后还得回来，她可能是一个先知先觉，她一直在生活里长大，寻找，最后没等到。到她二十七、八岁的时候，还没等到一个男人，不停的错过，不停的犹犹豫豫，错过了很多人，到最后她还是再回头。
讲这样的一些感受给演员，她就完全明白了。因为不单是那个年代的女孩子是这样的，现在的女孩子也是这样的。每一代人里都有这样的人，都有那样的人，在她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她就能明白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怎么样让演员来相信这个电影的价值。因为你要人家用两三个月甚至更多的时间，把人家的本职工作扔掉，跟你到这个地方。跟原来的生活完全没关系的干事情，跟做梦一样。怎么样保证他在60天的时间里，总是充满好奇，新奇，激动，因为他不象职业演员知道演员所承担的责任。他们不懂的。他觉得不好玩，他想走，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损失。
黄：有过这样的吗？
贾：有过。
程：章明的《秘语17小时》中的女演员第一次拍戏，就是觉得不好玩就走了。
贾：拍两天啊就不干了。他不知道他走会带来什么损失，这不能怪他。但你怎么保证他这样子坚持下来，就是一定要让他信任导演信任摄制组信任大家。而且我觉得拍摄绝对是一个剥削性的东西，演员绝对是非常被动的。你去剥削人家的形体、语言、形象来塑造你的人物。我自己也演，在这里面演那个矿主旁边的那个黑脸的，我自己站在那儿也有点慌。就不要说人家，原来是教师，天天上课，突然拉到这儿要干这个。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让人家相信你，有很多技巧在里头。还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
黄：你怎么会想到要上电影学院呢？
贾：因为我中学成绩特别差。然后你知道县城里面啊，象我这样的孩子，出路只有三条：当兵，回来分配一个工作；顶替父母的班；还有一个就是考大学。顶替父母，我父母还很年轻啊，我顶替什么？我不能让他提前退啊，有时候也有，很极端的。还有一种就是当兵，当兵太讨厌了。而且我觉得这么矮，我去当兵干嘛啊，肯定受欺负啊，肯定每天气死了。那些障碍物，爬也爬不过去，翻也翻不过去。那我只有考大学，考大学我成绩又很差。然后人家又说，考艺术院校。分低。真的是为了一个出路，为了一口饭。
黄：根本就不是为了喜欢电影吗？
贾：我喜欢文学啊。我从上中学就开始写诗啊。
程：80年代文学青年多。
贾：就我一直写诗，但是没有一个写诗的学校能够降低分啊。那就去画画，当然画画我也喜欢一点了。在学画的过程中不务正业，我就很生气自己。我一定要来考学，要找一个出路，那个时候年纪挺大了，25。还天天写小说。那个时候是懵懂啊，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动力就是要写小说。也发表了一些。
程：没有一直写下去？
贾：后来就有一次，在我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叫公路电影院，山西省公路局就在那个旁边，是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有一天我真的实在是没事干了，赶上放电影，放《黄土地》，已经1991年了吧，进去看，根本就不知道《黄土地》是什么，导演是什么，几毛钱一张的票。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改变了，我要拍电影，我要当导演。因为我没想象到电影还能这样拍，完全没有，在此之前，我看到的所谓的新电影就是《红高粱》。
《红高粱》没有给我这样改变生活的改变，是《黄土地》让我决定要当导演，我突然觉得这个最适合自己，然后就开始考电影学院，要搞电影。到现在我才明白我为什么在学画的时候要写小说，因为绘画它满足不了我的那种叙事的需要，所以我要写小说啊。因为你从小到大，县城里面生活那个生存环境很粗糙，很恶劣，甚至包括我自己看到过很多死亡。这种生命经验它逼得你要去讲你自己的故事，我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叙事的欲望。
电影就是让我觉得找到了一个比小说还要好的一种叙事的方法。你看我的两部电影拍来拍去在叙事上都是比较传统的，不是完全没有叙事，跑到非常实验的那个方向上去，就是因为叙事的确是我自己的一个需要，那些经历过的事情真的想讲出来。你知道汾阳是个多大的县城吗？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有一个十字交叉的大道，从东跑到西，从北跑到南，每条路，骑车超不过10分钟，穿出去就是田野。这些经历使我觉得要改变，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改变，一个人当你面对很多文化上的选择时，很需要你有一个理性的方法。 程：你怎样选择和处理呢？
贾：比如说怎么样面对汾阳这样一个县城背景。我接触过很多跟我差不多也是从县城来的，就有两种表现，有一种人就是说我的家乡什么就好，不容忍有任何诋毁，家乡就是天堂；另一种就是说，你是哪儿的，我是太原的，其实他是汾阳的，不愿意承认他的县城经历。我觉得两种表现都是特别懦弱的，也不是懦弱，特别奇怪，就是说，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一种表现。你看象汾阳那个地方，它就是封闭，就是落后，比哪儿都慢一拍两拍，然后人际关系里头有很多麻烦的事情，每天就那样。那种生活你让我回去过，我能过吗？我肯定不能过。但是另一方面，那里面又有非常多的我自己的经历，温暖我的东西。友情啊，亲情啊，包括你能跟自然那样亲近，我现在在北京可能一个月都看不见一次田野，一次山，但我那时候真的下午黄昏的时候去经常田里头玩，骑自行车。特别高兴，觉得内心世界特别广阔，看云，晚上夜特别黑，你能看到星星。你现在这儿能看到什么吗？什么都看不到。
程：除了自然，汾阳肯定还有很多的影响了你的人与事。
贾：就是这个背景。在那么一个小的环境里面，满街都是熟人，每天闲到什么程度？就是站在街上，突然车站里面打出来，跑过去看，已经走了。或者在街边走，哗，一个自行车冲过来了，后面一个人满头是血，坐在后面，就往医院那个方向边跑，大伙骑自行车跟着，跟着跑到那儿去看包扎，一边看人家包扎，一边听人家讲刚才是怎么回事。就到了这个程度，你生命力这么旺盛，都这样度过。每个小孩都是坏小子，我自己也是，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流行拜把子兄弟，我们20几个兄弟。其实大家啊，年龄就差一天，差一个月这种，我排行老二，属于承上启下的那种，就不好好上学。
小学到初中是一个坎，一到初中很多人都不念书了。我第一次有朋友去世，记忆很深。他是我拜把子兄弟之一，不上学了，就跟他爸修自行车。那个时候开始有嘉陵摩托，很少，有一个顾客的摩托坏了，他在那儿修。修好了骑车出去，出去就坏了。突然之间成天在一起玩的朋友就这样没了，你觉得特别震惊。又过了一段时间，有的朋友当兵走了。又过了几天，有一个朋友在大马路上碰到我，我骑着自行车，他说我借你自行车，我说干嘛，他说他去酒厂，杏花村酒厂，去找朋友玩，那个要骑一个多小时，城外30里地。晚上没还我车，第二天下午，人家跟我说，喝多了，喝死了。我自己跑到那儿把那辆车骑回来，一路走，一路难受，特别难受。这些事情呀，让自己觉得……突然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有非常多的改变。
程：一些年轻的生命没有了，一起成长的伙伴消失了。
贾：性格慢慢有了一些变化。我小时侯特别外向，现在也外向。
程：现在的外向跟小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贾：可在那之前，心是空的，什么都留不住，你天天很快乐。这些事情过去后，你觉得生命不是空的了，变成沉甸甸的那种感觉了。那时候，我有很多朋友，不上学也没法就业，很多就当小偷啊，当流氓啊。“严打”的时候，一批批的进。有一次我回老家，那时我已经在太原学画画了，走在街上，遇到刚判死刑的人游街，那车上就是我的同学，我一直觉得，他看见我了，我不能肯定，但是我心里面感觉他在冲我笑。然后他就被枪毙了。
还有拍《小武》的时候，演那个靳小勇旁边的那个人，小武在玩苹果，他把苹果抢过去的跑掉的那个，也是过去的朋友，我拍完《小武》没几天他就被抓了。为什么被抓呢？他放高利贷。借他高利贷的那个人还不了他的钱，抢劫被抓了，交待出为什么要抢劫，把我的那个朋友给供了出来。那时我还在做后期呢，别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进去了。这些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道德上的评判，只是觉得让我能感觉命运，命运是个什么东西，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在这个秩序里面在发生，这些经验对我都是很珍贵的。
程：在小县城有很多被人们看作流氓的人其实很受年轻人的崇拜，我以前在电影院工作的时候，天天都能看见打架的，每天在电影院门口看见一滩血，然后听说有人打架了，动刀子了，高中女学生很喜欢那样的人，跟着他们上舞厅是很荣耀的事情。
贾：因为他们从生活方式是最敢开风气之先的。拎个录音机满街走啊什么的，而且他们也经常到处跑，就像那个流窜犯嘛，流窜时间能够看各个地方的事情，回来之后他就是很有生命体验的那种人，他就跟你讲太原是什么样子 ，电车是什么样子。那时候，汾阳最著名的一个流氓，他也是小偷，他外号叫四毛六，就是他带着四毛六分钱从北京回来，走了一圈。我们当时都特崇拜他，你想四毛六分钱，这么长的一个旅行，你都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完成了，你觉得没法像他那样能够生存下来，崇拜极了。
程：还是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问题，他就愿意这样子，不纯粹，不完全是社会的原因。
黄：你就没想过拍跟山西没关系的东西吗？
贾：现在还没想。以后肯定会拍吧，现在我才了两部电影，山西的那种生活经验给我的影响我一下还没讲完，好多东西就特别急着要说。
程：可以这样说，这些经验之外的东西，至少目前你还不是你最需要表达的。
贾：很多人采访时问我什么时候拍一个山西之外的，什么时候你离开汾阳，拍一个北京啊，广东啊。我觉得就是说，心里头郁积下来的东西，让我暂时还没有办法离开自己生命的经验去拍别的东西。还有甚至包括镜头的运用，以及纪实的风格，因为我觉得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不愿意用非常那种商业的方法的，或者说风格化的方法来讲这个故事，我会老老实实的讲，然后在这个纪实的方法上来把它做到最好，这些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你比如说《站台》和《小武》，你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另外一个模式，但我不愿意那样讲，讲这些事情，我不愿意油腔滑调的，我就愿意好好说。正儿八经把这些事儿讲清楚。包括为什么不动，老是站在那儿看，包括为什么镜头跟着人在那慢慢摇，这种电影的方法都是一个我自己对待往事对待事实的态度，包括我很排斥前后运动，我希望在一个距离里面来了解对方，这些形式上的的运用都是跟自己的经验。
程：就是说你的形式，你和人物的距离，实际上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也就是你跟世界的关系。
贾：我觉得它还是跟我的县城经历有关系。小时候的生活完全是体制之外，系统之外的，有时候去打架啊，去闹事啊，一直就是一个制度之外的生活方法。我记得在太原的时候，人年轻嘛，有一年元旦我特别难受，说起来很可笑，就是自己将来考上又怎么样，毕业后分到一个单位，每天有人管着我，每天都是8点钟去上班，5点钟回家，想着想着就难受了，觉得我怎么能这样，我为什么要在这样的生活里面生活，就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县城经验给我的，甚至包括对体制，对工业的抵触，恐惧，总觉得他们是一个系统，我是系统之外，我们不能融合，总有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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