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爱情与人生理想——贾宝玉人生的五段论2—红楼正史—起点论坛—起点中文网

第三阶段：性与情的结合
（第二十三至三十六回）

宝玉爱情的觉醒来自于《西厢记》的启迪。第二十三回中他在读完《西厢记》后对黛玉调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他将《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的性爱关系移植到自己和黛玉的身上，于是“我”和“你”就成为具有性爱色彩的特殊关系双方。这对于爱情的成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此前的宝玉虽然经过了性的觉醒和体验，也经历了情的付出及其带来的波折，但性和情还处于各自独立的状态。只有在《西厢记》的启发下，性爱和情才联系到了一起。这种以性爱为基础的情，才是真正的爱情。

这爱情的基础本来是存在的，因为宝玉黛玉二人之间本来就有别人难以比拟的厚密和默契，经由《西厢记》的点拨，终于升华而成为爱情。而宝玉若没有此前性的觉醒，他也不可能立刻就能将《西厢记》中的两性之爱联系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笔下宝玉的情感成长轨迹是相当清晰的：性的觉醒——情的绽放——性与情的结合。

当然爱情不是一个时点，而要有一个过程。作者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也相当细腻和清晰。这个过程，概括说来就是爱从在双方的心里萌生到互相剖白互明心迹的过程。爱虽然从一开始就同时种在两人的心田里，但互相不能确定，于是经历猜疑、误会、自白而终至心意相通。其间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失误、伤心、怨忿、忧惧等诸种痛苦。很明显作者是将这个过程放到特定的篇幅里集中来写，也就是第二十三到三十六回。这段中专门写二玉情感冲突的就有黛玉葬花、不是冤家不聚头、诉肺腑、旧帕题诗等几大段文字。二人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理解越来越深、心灵越来越近，在“诉肺腑”这一故事中最终爆发。而旧帕题诗，则无疑是两个人的定情诗。

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只有经历爱情才会真正长大，因为爱情的选择往往广泛联系和体现着人生选择的其他方面。爱情对于宝玉的成长而言同样具有这样的意义。宝玉对于爱情的选择，是和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之前，第九回中贾政对宝玉的训斥和第十九回中袭人劝宝玉的“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等语，透露出宝玉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只是一种来自于天性的不自觉的取舍，对他而言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没有成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在第二十三到三十六回中，这个问题却已经不容回避，连宝钗和湘云都来以“仕途经济”相逼迫了，更不要说贾政。到此为止，贾政在宝玉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阻碍者的角色。这在前面两个阶段中还不十分明显，因为那时候宝玉的人生选择的自觉性尚未充分觉醒。而此时这种自觉性觉醒到了一定程度，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宝玉的言行、偏好、交际）表现出来，甚至直接给贾府造成危害。于是矛盾终于爆发，造成了这一段中一场最大的冲突：大承鞭笞。贾政之所以对宝玉恨之入骨当然不会是因为他在爱情上的选择，而是因为他的不读书（圣贤书）打破了贾政通过他科举仕进光耀贾府门楣的愿望，他的结交戏子使得他成为贾政眼中的不肖子弟，同时又让贾府开罪于忠顺王府。总之贾政对宝玉最根本的失望在于他偏离甚至背弃了贾政心目中合理的人生道路。因此可以说，正是贾政对宝玉的这一场痛打使得这一阶段宝玉的人生选择主题被凸显了出来。

所以爱情虽是这一阶段中宝玉生活的主要内容，却不是唯一的主题。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了宝玉面前，需要他给出答案。但我们无法否认，爱情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是它给出了“选择”这样一个命题。宝玉对人生道路选择的自觉，是在对爱情的选择中被逐步发现的。在选择爱人的过程中，是否对他以“仕途经济”相劝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宝钗、湘云因此被他排除，从来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劝他去走那条他厌恶之极的人生道路的黛玉，则成为他的红颜知己。我们看到现在关于宝玉的内容变得复杂起来，他已不是那个玩风弄月的懵懂顽童，也不再是那个对所有人都一付笑脸的纯真少年。他为了选择一种人生而爱一个人，也为了否定一种人生而否定一个人。对爱情的选择使得他原本是不自觉的人生取向得到了强化，并最终上升为一种自觉。这是他的自我进一步觉醒的标志。现在他继续寻找着那个“环境中的自我”，但这个自我逐渐脱离了此前茫然不定的状态而变得清晰明确起来。

宝玉人生选择的自觉性更明确地表现于他对周围女子的态度上。从表面上看，除了黛玉之外，他对其他女子的态度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宝钗羞笼红麝串、与金钏调笑、龄官画蔷、晴雯撕扇、玉钏尝羹、莺儿结络等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仍因循了上一阶段中的“泛爱”，处处留情，时时用意。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他那个心为了众女儿都要“使碎了”。但实质上，此时的泛爱和前一阶段的泛爱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在前一阶段中，他的情感没有经过任何的考验和思索，是一种出于天性的自发行为，没有理性的指引，更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所以在受到小小挫折之后他就会迷茫，甚至想要放弃。与此形成对比，在“大承鞭笞”之后，当黛玉哭着对他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吧”，他的回答是：“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所谓“这些人”，自然包括他周围的姐妹和丫鬟们。经历过如此强力的否定之后他没有像续南华经、悟禅机时那样轻言放弃，反而更为坚决、执着。其原因在于，他已经将对女儿的关怀和自己的人生选择联系在一起。

对此时的宝玉而言，他的人生只有一个合理合法的选项，就是仕途经济功名事业。但他从根本上、从天性中对与此相关的所有人、事、物都加以排斥，所以实际上他的人生没有选项。对女儿式的洁净美好的留恋并不可以被看作他在排除了仕途选项后自觉去追求的另外一个人生选项，而只能被看作是他在没有选项的情况下寻求的一种心灵慰藉。第三十六回中，他在对袭人高谈所谓“忠臣良将”的虚妄之后说道：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 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
可见他并没有把女儿王国作为一项事业去经营，而只是将之视为一个退居之所。他的办法是沉醉于此种慰藉中无所作为，直到化烟化灰的彻底寂灭。这其实是缺乏理性和成熟的少年在开始面临人生选择时，被逼迫着在不自觉中误入了“歧途”。这缺乏理性的一步被少年的非理性思维引导至固执的程度，他会不计后果、不审全局地坚持自己的选择，甚至不惮于谈“死”。它产生于对已设定的人生的逆反、逃避，因此带上了一种自觉反叛的色彩。

活着有众女儿相陪，死了也是用她们的眼泪埋葬，无论生死，不能有一时一刻离开女儿王国，这就是宝玉为自己的人生设定的理想情境，也就是他对众女儿的“泛爱”的人生观基础。“泛爱”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爱别人，二是我所爱的人爱我。在“识分定”之前，他希望得到周围所有女子的眼泪，也就是得到所有女子的爱，他的灵魂将会在这样的爱中获得永生。其这种愿望的非理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宝玉不但不考虑它的有限性，而且不考虑它的终结性。在这方面他的理性甚至比不上一个小丫头。第二十六回佳蕙说道：“昨儿宝玉还说，明儿怎么样收拾房子，怎么样做衣裳，倒像有几百年的熬煎。”小红说的更明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这样简单的道理宝玉当然能想到，但对于这种现实性他根本不予考虑，因为他此时为自己设定的命运，是随着这种理想情境的消亡而消亡，根本没有另外的情境和可能。这充分证明了其理想情境的非理性色彩。

在“识分定”这个故事中，龄官对贾蔷的情有独衷让他“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意识到“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以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这种领悟，既便对宝玉确实产生了影响，这影响也不足以改变宝玉对他所设定的理想情境的坚持。它只是动摇了“全得”这样的无限度，他心目中那些爱他的女子，由所有减少到了某一部分。他从此“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仍是要以女子的爱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所以，“识分定”让他向现实迈进了一步，但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门槛仍然很远。

第四阶段：理想王国
（第三十七至七十回）

从第三十七回开始，宝玉实践了他为自己的人生设定的理想情境。在这三十几回的篇幅内，宝玉在大观园里和众女儿一起结社吟诗、嬉游调笑，无拘无束地行其所愿，施其所能，度过了一段春光明媚的黄金岁月。大观园在这一阶段中无疑成为宝玉在现实中的理想王国。

至此，宝玉的成长经历了三段变化非常明显和迅速的上升期，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期。首先是爱情的稳定。旧帕题诗标志着宝黛爱情关系的确立，而梨香院识分定必定会使宝玉对黛玉的爱更加专注和执着，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之后已经没有第三者能构成威胁。所以从第三十七到七十回宝黛爱情已经由主线明线退居为次线暗线，作者更多地是通过叙述中看似不经意的点染透露出二人的呼吸相关。仅有的几处特写，如第四十五回中的风雨夕、第五十七回紫鹃试宝玉、第六十四回黛玉悲题五美吟，所表现的是二人爱情的日益醇厚和深刻。其次是宝玉人生选择的稳定。作者在第三十七回一开始就令贾政退场，直到第七十一回才重新登场。在这段时间里贾政对宝玉的影响几乎等于零。由于贾政的退场，宝玉的人生选择与“仕途经济”的唯一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被掩藏了起来，连宝钗湘云也再没有提起与之相关的话题。宝玉心无旁骛地生活于大观园这个女儿国中，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谁再来给他任何的阻碍。

从表面上来看，从第三十七到七十回主角已非宝玉，而是大观园中的女子们。这三十多回的回目极少出现宝玉的名字或与他直接相关，回目中不断变换着的是众女子的名字，从小姐到丫鬟，从黛玉宝钗到前面从未正式登场过的鸳鸯香菱。就内容来看，所写的也主要是这些女子的故事。作者在这里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用一定的篇幅专门为一人立传，可谓之“独写”。如第四十二回之专写黛玉宝钗，第四十六回之专写鸳鸯，第四十八回之专写香菱、第五十二回之专写晴雯、第五十六回之专写探春、第六十二回之专写湘云等等。另一种是放开笔墨写众女子的集会，可谓之“群写”，像第三十七回结海棠社、第四十九五十回白雪红梅、第六十二六十三回宝玉生日等。《红楼梦》中许多女子的形象，就是在这一段中得以定型的。可以说，从第三十七回到第七十回所承载的，就是作者在“楔子”中“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不可“使其泯灭也”的那一段自白。

那么宝玉在其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可以注意到，虽然这段文字写的众女子，但无论是“群写”还是“独写”，即使宝玉已不再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对象，他也并没有退场。有时他是组织者，如“结海棠社”一回中，众人所咏的白海棠出自于贾芸对他的赠送，而最终夺魁的湘云是他催逼贾母派人接来的；有时他是怜悯者，如“凤姐泼醋”一回中他为受了委屈的平儿“尽力落了几点痛泪”，“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一回中他为鸳鸯而心中不快，歪在床上默默无语；有时他是赞赏者，如“苦吟诗”一回中他为香菱的执着和才情而感慨“天地至公”；有时他是保护者，如柳叶渚争端、玫瑰露风波中他对众女儿再三袒护……总之，若要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主角，那只能是宝玉。但他是一个隐性的主角，他的任务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尊崇、赞赏、爱惜周围的女子们。和宝钗、黛玉、湘云、妙玉、宝琴等人相比，宝玉无论外表才情皆逊一筹，以至于本来秀逸夺人的他，在众姊妹面前变得黯淡起来。不过这种黯淡并非实质性的，这只是因为他进入了一块本不属于他的领地。大观园是一个女儿的世界，当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论作诗、游戏、谈笑，用的都是女儿的思维，所以宝玉在这里，未免就给人始终在门外的感觉。比如在作菊花诗的时候，众姐们都以菊花自喻，而宝玉身在花外，只能做一个赏者，所以作的诗自然就比不上姐妹们深切。出于选择人生道路的自觉，大观园里的宝玉放弃了在大观园外那个男子世界中成长的机会，也就放弃了作为男子的一部分自我，投身于女子的世界，把生命的价值附着在由女子所代表的真、善、美上面。这其实也就是他人生理想情境的本质内容。

这无疑是宝玉最为快乐的一个人生阶段，但这种快乐终究会结束的。宝玉为自己所设定的人生理想情境的非理性色彩，决定了其内部固有的危机。这种理想情境存在的前提是他周围的女子永远不会离开，而且永远平安和快乐。但这实际是不可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终有一天会离开大观园，离开宝玉。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们看来无忧无虑的生活背后也埋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祸端：鸳鸯虽然暂时逃脱了贾赦的魔爪，但正如贾赦所说的她终究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黛玉虽获得了宝玉的爱情，但她的体弱多病、孤苦无依仍时时折磨着她的心灵，耗损着她的生命；香菱以弱柳之资而落于呆霸王手中，让人不禁为她的命运担忧；众优入园之后虽得宝玉护佑但已经得罪于众仆妇……这些矛盾虽未爆发，但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众女儿日后命运的走向。宝玉的理想情境既然以她们的存在和快乐未前提，那么也就必然会随着她们的离开和逝去而归于破灭。这就是宝玉的理想情境内部所固有的危机。

现在它还只是一种隐性危机，虽然尤三姐尤二姐先后死去，但现实对和宝玉朝夕相处的姐们丫鬟们还没有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但作者已经向我们透露出隐性危机向显性危机转化的迹象。在第五十四回之前，大观园一直是一个清净之地，是宝玉和女儿们的乐园。但从五十五回的“辱亲女愚妾争闲气”，对他们不利的势力开始介入他们的生活。梨香院的戏子们进入大观园之后，丫鬟和仆妇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和尖锐，大观园里不再平静。然后，作者借宝玉的生日对众女儿们最后的欢乐放笔一写，在“开夜宴”时以“占花名”的方式对她们逐一定论。这是她们绚烂人生的一个象征性的收尾。最后在第七十回，作者让桃花社以柳絮起，以风筝结，则诗社之散，自不待言。所以这一段春光烂漫的文字，正是以两次诗社的遥相呼应，作为它的一起一结的。

在第七十回中，宝玉已经感受到了他的理想情境所受到的威胁：“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这些现实无疑对他的理想产生了冲击。当然这还远远没有达到令他动摇的程度。一切才刚刚开始，更为严峻的现实就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他的理想在这些现实面前其实毫无招架之力。

 第五阶段：理想破灭
（第七十一至八十回）

第七十一回一开始，作者就交待了贾政的重新出场。贾政的离去标志了宝玉进入人生理想情境，相应地，贾政的返回标志了这一理想情境开始走向破灭。前一阶段中虽然已经有了大观园之外的势力介入大观园的生活，搅扰了这个理想世界的单纯和平静，但并没有为其带来实质性的威胁。而第七十一回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不同了，这些事情一步步酝酿了诸芳离散的结局，使得众女儿的命运由一种潜在的不幸向真实的厄运转化。“嫌隙人有心生嫌隙”暴露了荣府主子之间（主要是邢王二房之间，体现于邢夫人和凤姐）的矛盾，这是下文“抄检大观园”的根源；“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确定了司棋离去的命运，并为“绣春囊”事件埋下了祸根，而此一事件是“抄检大观园”的直接诱因。紧接着，旺儿媳妇求娶彩霞，赵姨娘为留住彩霞去见贾政；赵姨娘的丫鬟小鹊因此去给宝玉通风报信，晴雯为免宝玉受责问之苦让宝玉假装吓着，由之惊动全家，引出了贾母查赌。大观园查赌使得贾府中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以“绣春囊”事件为导火索，至抄检大观园爆发，终于导致入画、司棋、晴雯、四儿、芳官、宝钗先后离开了大观园。

留在大观园中的人心境也已经完全不同。黛玉在整个贾府日渐萧索的气氛中，更感受到彻骨的孤独和忧惧，吟出了“冷月葬诗魂”这样的谶言；探春看透了贾府中人们之间的尔虞我诈、你争我斗：“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心境日益悲愤，说出了“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这样的话；惜春已是显露出其孤介怪癖；迎春连自己的丫头都无力保护，面对司棋的哀求、邢夫人的训斥，只能以沉默和眼泪来表示妥协。抄检大观园之后的诸芳流散以及晴雯之死、迎春之嫁、香菱之辱，使得大观园中几乎没有了欢乐和谐融洽，到处充满了悲愤伤感，再也不是春光烂漫的人间天国。

前面说过，宝玉人生的理想情境是以众女儿的存在和快乐为前提的，那么当她们的悲剧命运成为现实的时候，这种理想情境的基础就已经被动摇了，它将会面临崩溃的危险。这样，其内部固有的危机开始由隐性向显性转化。面对这看得见摸的着的危机，宝玉当然不可能不被影响。其实对于自己人生理想情境的危机，宝玉并非完全没有察觉。早在第二十八回他听了黛玉的《葬花吟》之后，黛玉诗中对生命易逝的感伤就曾引起他强烈的共鸣。所以，其实他对于青春和生命的非永恒性很早就有了深刻的体会。对此他始终怀着深深的忧惧。他生性“喜聚不喜散”，对春天珍惜备至，连错过了杏花都要伤感一番。在“怡红开夜宴”时他看到“开到荼蘼花事了”的句子便“愁眉忙将签藏了”。他心中其实十分明白再美丽的女儿也有老去的那一天，再绚烂的青春也有消失的时候，所以他的理想情境根本就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对于这一危机，他的回应是：既然不能阻止美的消亡，那么就和美一同消亡。他幻想和女儿们同生共死，在她们逝去的那一刻和她们一起“化烟化灰”。这其实是对现实的回避，恰恰说明了他的无力。事实上当厄运真的降临到女子们身上的时候，同生共死的誓言立刻就变成了泡影。第七十一回中他仍对人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人事莫定，知道谁死谁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遂心一辈子了！”但生死并不是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他毕竟不会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就死掉，而女子们的生命却已开始消逝。晴雯等人被撵出大观园后，他“料必不能挽回的，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连多言一句多走一步都不敢，所谓“恨不能一死”更是一句空话。

当女子们一个一个离开，理想王国一步步塌陷，他也就在彻骨的悲怆中一点点破碎了理想的虚幻，而回归于现实的理智。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后，宝玉对袭人说道：“从此休提起，全当他们三个死了，不过如此。况且死了的也曾有过，也没见我怎么样。”晴雯死后在《芙蓉女儿诔》中他又写道：“及闻櫘棺被燹，惭违共穴之盟；石椁成灾，愧迨同灰之诮。”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违背了“共穴”、“同灰”的幻想，这种幻想在现实面前其实不堪一击。

现实给他的另一个教训就是：“情”并不是永恒的，也并不能代表一切。第七十八回他得知宝钗已经搬走，不禁伤感道：“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他已知道“无情”的存在，就在自己平日以情相待的姐妹身上。现实还告诉他，仅仅靠“情”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司棋被撵出大观园时，他“不觉如丧魂魄一般”。他拦住周瑞家的道：“且站一站，我有道理”，但是他终究拿不出什么道理，他连周瑞家的这样一个仆妇也无力抵抗，只能望着人家的背影骂上两句；他眼睁睁看着晴雯等被赶出了大观园，悲痛欲绝，然而晴雯病卧在外，他却连去看一下的自由都没有；而真情痴情如香菱者，却遭遇夏金桂的恶妒，在呆霸王的棍棒下苦苦挣扎。世间除了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左右着人的命运，就像在《芙蓉女儿诔》中他所说的：“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嫉妒愤恨有时候足以将一个人置于死地。以上的事实只是让宝玉看到了众女子面临的来自于外界的威胁，而夏金桂的行为则让他对女子本身产生了怀疑。他不明白为什么夏金桂“举止形容也不怪厉，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的人，焉得这等样情性，可为奇之至极”，因此而去向王道士求“疗妒羹”。世间本无什么“疗妒羹”，因为本来世间的女子的性情就千差万别，而并非都是温柔和顺、通情达理的。

对“同生同死”的虚幻性的认识和对情的怀疑，使得理想王国开始离宝玉而去。与此同时，现实正慢慢向宝玉靠近。我们看到贾政对宝玉的态度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第七十八回有这样一段文字：“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况母亲溺爱，遂也不强以举业逼他了。”在贾政离京赴任之前，宝玉和贾政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有共通之处。前者表现于二人在宝玉人生道路选择问题上的矛盾，后者表现于贾政对宝玉诗才的赏识和肯定。但那个时候前者是占主导地位的，以至于既便贾政对宝玉所题对额颇为满意，却没有一句赞语，还要以呵斥相对。而现在贾政心态的变化使得二人间的这种矛盾基本已不存在，于是冲突走向调和，共通之处成为主要方面。第七十一回后贾政三次见宝玉，没有一次对宝玉的不读书加以责问，而全都是令他作诗。第七十五回，贾政令宝玉就“秋”字即景作诗，又不许他“用那些冰玉晶影光明素等样堆砌字眼，要另出己见”，这对宝玉来说，“正碰在心坎上”。可见二人的共通之处不仅在于对诗的兴趣，还在于对诗的主张；不仅在于诗，还在于性情。其实贾政“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竟和宝玉气味相投了。

与之相应，宝玉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本来他最厌恶交际应酬。如在第三十二回中，贾政叫他出去见贾雨村，他便“心中好不自在”，抱怨起来，还抢白了湘云。在见贾雨村时他的表现令贾政十分不满，骂他“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仍是葳葳蕤蕤”。而到了第七十八回，贾政带他去赴人之请，他“只得忙忙的前来”，再无抱怨之辞了。这一回他做得相当漂亮，“不但不丢丑，倒拐了许多东西来”。这些东西，来自于梅翰林、杨侍郎、李员外、庆国公这样的官宦。要取得这样的成功，只会作诗是不够的，还要求宝玉能和那些达官贵人们恰当地周旋。另一方面，贾政虽带了宝玉同去，但并非是形式主义的应酬，而是以作诗为主要内容的。由此可见，宝玉和贾政二人此时各自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这种妥协更明显地体现于《姽婳词》这首诗上。它写的乃是一个为国献身的女英雄林四娘。但她不同于一般的英雄。她的献身，客观上看固可说成是为国捐躯，但本质上她是为了报答恒王待她之恩，为的乃是“情”。情与忠，在此处巧妙地被统一了起来。贾政因为“忠”而让宝玉去写一个女子，宝玉因她是一个女子而真心诚意地赞美她的献身。在第三十六回中他曾表示过对“文死谏、武死战”的怀疑，而现在他却在赞美一种捐躯赴死的精神。“情”是连接这种转变的前后的桥梁，有了这一桥梁，这一转变就像“丁香结子芙蓉绦，不系明珠系宝刀”这两句诗间的转折那样自然。

贾政对宝玉态度的变化及宝玉自已态度的变化，把宝玉带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中。以前宝玉的诗只反映大观园中的生活，无论从题材、风格上看都只是女儿诗的陪衬，他作为男儿的自我被脂粉之气所掩盖。而《姽婳词》则涉及了历史和社会，一扫脂粉之气，已开始自成气象、自具气骨。这也就意味着宝玉将会走出大观园，步入新的、更为广阔的天地。其实他不能不走出了，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众女儿既已流散，则必无再重聚之理，大观园春光明媚的黄金时代，已然成为往事。

大观园的毁灭还在继续：迎春误嫁孙绍祖，备受屈辱，探春也已经有官媒婆来求说了；香菱遭夏金桂、薛蟠辱打，命悬一线；黛玉的病情日渐沉重，且已有了“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之谶……在晴雯宝钗等人去了之后，他还可以这样来安慰自己：“大约园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纵生烦恼，也无济于事。不如还去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这两三个，只怕还是同死同归的。”爱情恐怕是这个时候他心中唯一的安慰，但黛玉终有一日也会离他而去。黛玉离开以后他的理想还怎能再维持下去？

第七十九回中，迎春已许孙绍祖。黛玉告诉宝玉明天去见孙家来人，宝玉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儿还未必能去呢。”黛玉劝他道：“我劝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一年大二年小”，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随着年龄的增长，孩提时代的懵懂、少年时代的单纯都会被岁月的风尘掩埋，人生自觉初期逆反的棱角也会被冷酷的现实磨平。我们不必惊讶宝玉也会向现实低头，因为这是他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在前八十回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浪漫和幻想只是他成长历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宝玉出场时才七八岁，进大观园时才十二三岁，到第八十回也还只有十五六岁②。这是一段最富有浪漫和幻想精神的人生阶段。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必将走出这一阶段，在理想王国之外的现实世界中继续他的人生旅程。

注释：
①本文中原文皆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1982年版。
②关于宝玉的年纪：第三回中宝玉是“七八岁”，第四回与第三回是同一年的事，此回中贾兰“今方五岁”，所以宝玉比贾兰大两三岁；第二十三回，宝玉是“十二三岁的公子”；第七十九回，贾兰十三岁，则宝玉当为十五六岁。又，宝玉年纪小于晴雯，而晴雯死时是十六岁。所以宝玉当不过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