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大兵中国文革浮沉录：中国看了大感震惊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已经在中国北京定居了20年的美国大兵李敦白，迅即成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单位里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李敦白登台发表演讲，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麽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李敦白的这番「现身说法」，即刻赢得了在场几乎所有人的热烈掌声。
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得到了一次十分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参加国庆观礼。而这一天，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对此，李敦白受宠若惊。
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李敦白等6位外国专家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主席合影。当轮到李敦白同毛泽东合影时，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则用英语说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李敦白掏出了「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他要写什麽。李敦白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过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李敦白在后来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着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1966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全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所谓「夺权」斗争。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性斗争非常激烈。
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小组」要求他们「整风」。但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李敦白的外国人身份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的注意。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
李敦白不仅在中央广播事业局身居要职，还是北京的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他「红得发紫」。除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走在街上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这些都使李敦白的头脑有些膨胀起来。
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署名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紧随其后的4月10日，在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着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对此，李敦白回忆说︰「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
当时，在北京「外事口」造反派「炮打」外交部长陈毅的高潮中，李敦白曾在一次批判黑《修养》的大会上情绪激动地说︰「外事口，口对外，就是干革命，干世界革命。因此，外事口的领导一定要，也一定会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手里，决不允许在右派手里，也不允许在中间派的煳涂蛋手里。所以，一切犹豫不决的人最好赶快站过来，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尽管后来李敦白在回忆中说，陈毅是他的朋友，1967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还关心问候过陈毅的健康，但他当时确实以其言辞为造反派「炮打」陈毅火上加油，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据李敦白回忆说，他还参加了对陆定一、梅益等老朋友、老领导的批斗。对此，李敦白反思说︰「我参加了一些批斗，批的都是好人，但当时我却认为他们是坏人，那是错误的，我不该那麽做。」
当时，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德海，曾几次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纷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根本听不进老友的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个疯狂痴醉的年代，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甚至荒唐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麽会那麽得意忘形?可是回到那个时代，一切都那样真实且别无选择，我们都进入了变革的梦幻王国。」
特殊年代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李敦白的那种「风头正健」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六个月就结束了。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且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以为又会「有什麽重要工作」呢。
1968年2月21日晚上，李敦白被人从家中带走了，说是局领导要跟他谈工作。当他被带进一个小办公室后，就有人向他宣布︰「李敦白，你被捕了。」接着就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中，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对此，他一时想不通︰「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煳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他后来才知道，江青和康生早在前一年初夏就开始对他进行秘密调查，决定把过去欣赏、提拔的这个美国人「搞掉」，并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他在牢房里反思自己的境遇，「第二次坐牢，我心里舒服了。第一次是不知道原因，第二次我知道为什麽。我的根本问题是不应该卷入斗争，那太傻。」李敦白后来回忆说。
李敦白被捕后，他的亲属也受到牵连，王玉琳去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孩子们一度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岳父也含冤病逝了。
让人感到滑稽的是，造反派关押审讯李敦白时，坚持把他视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同党，硬要李敦白承认，他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王光美是其中的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等等。
1972年，毛泽东对于解放干部作了许多批示。根据毛泽东关于解放干部的意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许多受迫害的干部陆续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到1973年1月，一大批被关押的外国专家都被释放了。但唯独李敦白没有平反。按照周恩来在一次会上的说法，因为李敦白「参与了坏份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对此，李敦白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解读的︰「其实我很感激老朋友周恩来说那些话。他并不是在指责我，而是在保护我，因为他说那些话的时候，我正被指控一个更严重的罪名─特务，所以他事实上是想避重就轻。」
李敦白在狱中跟外界的接触只有《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可以消磨难耐的寂寞时光，另一方面可以从中观察政治动态，像林彪事件、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毛泽东逝世、唐山大地震等。突然有一天，他发现报纸上「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等人的名字也不见了，再后来，他听到了江青又高又尖的声音。他知道，江青进来了，他该出去了。
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零8个月零1天的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成为了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与此同时，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出狱的当天晚上，驻香港的美联社记者给李敦白打来了长途电话，问他出狱后的打算。由于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了，他艰难地用英语回答︰「我不能马上回去，因为我还有两件事要做。第一，我要知道中国在10年间的变化；第二，要把身体养好。」
出狱后的李敦白没有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经过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桉」，「应予彻底平反」。
若干年之后，回顾自己在中国浮浮沉沉的经历，李敦白依然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我看过了一些中国人写的有关「文革」回忆文章，发觉这些回忆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写当事人自己在「文革」中如何受到冲击和迫害的，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无情陷害和残酷打击，而极少谈到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错事，极少反思自己在运动中对于别人乃至对朋友、领导和同事的某些伤害。在回忆和记述方面，远远没有美国人李敦白那样的坦率和真实，也更缺少敢于承担错误的勇气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以为，这绝不仅仅反映了中西方人们的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且也有历史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于个人在历史过程中作用与责任问题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这种种差异和不同，难道不值得我们一些人深刻反思吗？！
链接： “文革”时，我被囚于秦城监狱——美籍中共党员李敦白自述
2007-3-19 8:00:00     [美]李敦白 阿曼达·贝内特 著 丁薇 译     来源：中外书摘
    李敦白，美国共产党员，1945年来到中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长期在广播事业局任职，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李敦白曾两度因间谍嫌疑含冤入狱，尤其是第二次--1968年被拘禁在秦城监狱后，直至1977年才获释放，狱中生活长达十年。
李敦白移居美国后，花三年时间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下面摘登的是回忆录中记述第二次狱中经历的片断，小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年轻的朋友
牢里总有一两个人不畏环境，对我表现出友好。一天早上，我听见有人在拍牢房的门，我走到门洞前往外瞧，看到一个年轻的看守站在门口。
“你为什么被关进来？”他轻声问。
“我不应该告诉……”我说。
“我知道你，”他说。“你看起来不像是个坏蛋。我观察你很久了。你看我们的报纸看得很认真，也遵守我们的规则，不违反纪律。你把东西吃得很干净，连掉在地上的米粒也捡起来吃。你把牢房打扫得很干净。”在一段长长的沉默后，他继续说：“我已经决定帮你。你最需要的是有人跟你说话。我会在这个点再待两个星期，只要我值班，我们就可以说话。但是走廊那头的门一打开，我就得马上离开，这点很要紧。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跟你说话。”
这点我很清楚。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愿意为我冒险，如果他被人抓到跟一个被指控犯有通敌罪的特务在“文革”期间交往，是有可能被枪毙的。
我一直没看见这个年轻人的长相，但是我们一起讲了两周的话。“不要太在意他们说的话，”他告诉我，“坚持说实话。如果他们威胁你，你也不用担心。这些都会过去的。不要激怒他们，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他谈到他自己，他服役过的地方，还有来到这个城市前的农村生活。他在电视上看过我得到毛主席会见，问我那是什么感觉。他也想知道我在美国的生活，我就告诉他我在南方组织劳工和人权活动的事。
他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我所待的监狱是最高级别的秦城监狱。在我入狱的这段时间，北京许多著名的地方都已经改成监狱，像前门饭店，还有我曾经待客的有名的四川饭店。他还告诉我，我的朋友中至少已有一人入狱，他是爱泼斯坦，波兰出生的历史学家。
在他值班日期接近尾声时，他试着安慰我说，“你现在多大岁数了？”
“47。”我说。
“哦!不要担心，过了50岁你一定可以重新为人民服务。”
他是出于好意。可是我却感到一阵寒意。还要再待三年吗？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案子还要三年才能结案吗？但事实证明，他的猜测其实还是太过乐观了。
悼念周恩来
我很早就知道周恩来已经不行了。报纸的照片上，他的脸越来越瘦，充满了压力和痛苦。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报上虽然只字不提，但是我心知肚明。尤其从我看到的他最后上报的照片来看，置他于死地的癌症已经很明显地写在脸上了。
他的逝世震动了整座监狱。一天清晨，我听到奏哀乐的声音，声音从外面传来，十分响亮。我听到走道上有哭声，就走到门前探问。“怎么回事？”我问一个走过的警卫。
“周总理。”他说。只说了这么一句，我便从门洞上看到他的眼睛红了。我一下也哭了。我断断续续哭了三天。为周恩来，也为我自己和家人，更为这个似乎刹那间被遗弃的中国而哭。
我头一次在监狱觉得不再孤单，因为整座监狱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伤。警卫和犯人连在一起了。我可以听到隔壁牢房里有人在啜泣，也听到走廊上的哭泣。每个人都在哭。我听到一个年老犯人的哭声，从遥远的另一头传来：“中国失去最后的希望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怎么样？”
所有人都在哀悼。第二天，我看见普通安全人员和看守都戴上了黑纱。我便也撕下黑棉裤的裤脚，给自己做了条黑纱。不多久，一个警卫走到我门前，打开窥视口冲我大叫：“你披着那个想干嘛？”
我吃了一惊，眼泪滚下脸颊。
他的态度突然变了，尴尬地看着我。“绑好!”他粗声说，“快掉了。”
中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而我，虽然知道周恩来也是授令逮捕我的人之一，仍然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朋友。
天安门广场事件
晚春的某一天，全中国的人民都在追悼死者。这一天叫清明节，是人们祭扫坟墓、追念先人的日子。这一年的清明节，举国上下都在哀悼周恩来的逝世，同时愤怒谴责那些反对他的人。《人民日报》的大标题写着：“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制造暴乱。”报道很简单，但令人费解，只说坏分子以悼念周恩来为藉口，聚集在天安门前，殴打人民解放军的警卫，还冲击人民大会堂。共有一万人聚集在那里。当晚，北京的工人自卫队进驻广场并驱逐那些坏分子。报上暗示说，这次事件完全是邓小平挑拨。邓小平本来已经重新担任了副总理，但周恩来一死，他又被打倒了。
那天早上10点钟，我读到这则消息。下午两点钟，我又被带到审讯室，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审讯室里有三个年长的干部，看样子就知道是公安部的人。
一位外籍中共党员的人生追求
日期：2006-10-20 作者： 来源：文汇报





61年前他偶然来到中国，从此展开了他与中国革命相交相融荣辱共存的35年人生，赤子之心在蹉跎了半个多世纪后居然毫发未损。他知道，他和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见证的是一段怎样艰辛难忘的历史变革，于是他必须完成这次讲述，讲述一个外籍老党员一生的追求与梦想，以兑现自己的承诺。
1
叫木仙的女孩死了，我真诚的相信，要帮助那些如木仙一样生活悲惨的人，选择留在中国参加革命是惟一的道路。
我本无意留在中国。我甚至无意来到中国。我并没有所谓东方情结。我曾梦想去法国、英国，甚至苏联，但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人想去中国找乐。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当我应征加入陆军时，对于远行万里我并无热情，那年我21岁，一心想着自己祖国的社会问题。
坦白说，我当初学中文，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就在入伍后不久，美国陆军当局对我作了测试，将我从野战部队中挑选出来，派去学习日文，这让我十分恐慌。一旦日本战败(这点我当时就深信不疑)，日语流畅的惟一出路就是跟随美国占领政府长驻海外。于是我费了一番口舌，说服他们让我改学中文，心想这样一来，我可以浅尝冒险滋味，而且战争一结束就能马上回美国。
是那个叫木仙的女孩改变了一切，她让我留在了中国。
在我抵达中国后没有多久，我便被派往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的中文专员。“黄包车夫李瑞山案”是我办的第一个案子，木仙是李瑞山的独生女儿，她在家门口踢毽子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美军卡车碾死，她的母亲亲眼见到了这一幕。
当我接手这案子时肇事司机已经被拘捕，这位空军军士在供词中说，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城里的夜总会，叫了一个饿着肚子的舞女过夜，等他隔天早上醒来时头痛欲裂，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了“擅离职守”的罪，索性又干掉了两杯威士忌，然后开车回营地。
车拐进一条巷子，这时他看到一个小女孩在她家土房门口踢毽子，他想吓吓这个女孩，找点乐子。
当时赔偿的结果比我想像的更糟：26美元。我去找理赔官理论，我指出在近期的另一个案子中，我们赔了某商人150美元，但是没在用。
没有想到的是，黄包车夫李瑞山在收下了送去的装有26美元的信封后，当天下午又跋涉数里，通过层层守卫出现在我的办公桌前，这次他带来自己用破纸糊的信封，递给我，我看到里面有6美元。
他也同样包钱给了甲长、保长，我突然间大悟，在他的心里，我也成为他生命中众多的沉重压迫之一，即使遭受到这般冤屈，李依然很认命地把赔偿金分给每个促成索赔的官员——甚至包括撞死他女儿的外国军人的同僚。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想起李和他的女儿，我想我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之所以坚持到底，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要想帮助那些如李瑞山和木仙一样生活悲惨的人，这是惟一的道路。
1945年9月16日黎明，我们飞越驼峰进入中国。机舱里满是坐得笔直的士兵。在我们抵达中国时，大部分驻扎当地的美国大兵都迫不及待要打道回府，日本人已在一个月前无条件投降了。
——摘自《李敦白回忆录》
李敦白：我原来在美国上大学考了哲学系，也可以叫空话系，这不是一般的空话，是高级空话。但是，好在我学了辩证逻辑，学了几年辩证法，尤其学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把他老师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唯心论转成了唯物论。学了以后，我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我们那里有美国共产党，当年在我们南方最勇敢地起来反对压迫、反对歧视黑人，想解放穷人的贫困的人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在美国南方，大部分都是秘密党员。我知道，共产党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办事的，这是我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动机。
后来，作为美国兵的我到了昆明，怎么找到中国共产党的呢？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都深藏地下，怎么找？通过小报童来找。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子在马路上卖报，有的孩子除了卖国民党的报纸以外，还藏有共产党在重庆出的报纸。你要问他的话，他掏出来给你。后来，有的孩子发现我爱看《新华日报》，就跟我说，可以带我去见办报的人，这样就挂上钩了。
2
1946年10月19日，我们到达延安。那是个周六的夜晚，我还记得那时人们告诉我，在延安人人参加周末舞会。舞会场所是一间长而低矮的石头房子。我可以听到屋子里传来一把低音提琴、两把小提琴、好像还有一支萨克斯风或是黑管的声音。因为四周漆黑一片，窗里透出的光像是正在燃烧的烈火。有个人推开门，我向门里瞧了瞧，从门的正对面，我看到毛泽东。然而这个画面只定格了不到一钞钟，乐队奏起了狐步舞曲，毛泽东转过身子，邀请舞伴，滑向舞池。
我感到一阵不知缘由的狂喜。
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干净又纯洁。人也好，衣服也好，房子也好，音乐也好。
当我看到毛泽东与娇小的舞伴在舞池里翩翩回旋时，我觉得延安的意义不仅于此，——延安不仅是人们努力道德生活的地方，它还是锻造新中国，从而开创新世界的熔炉。
毛泽东看到我，停下舞步，若有期盼地站在那间又矮又长的房间中央。跟随着他的凝视，每个人都静了下来，接着有人领我走过舞池做正式介绍。
毛泽东说，“我们很欢迎美国同志来这里加入我们的工作。”
——摘自《李敦白回忆录》
李敦白：后来，我在新华社晋察冀分社做英语工作。我住的隔壁是一位周参谋，他是傅作义派来谈判的，谈判的目的是不打内战、讲和。之后我被调到延安，步行走过四个省、经过几道封锁线才到达。在延安我参加了新华总社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转移出来后，我到太行山继续做新闻工作。
没想到，在太行山突然有一天把我抓起来了，宣布说：“我们接受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来逮捕你，你接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命令来破坏中国革命。”大家可以想到，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时天旋地转，我这么热爱中国，怎么可能怀疑我是敌人。有一段时间精神上完全崩溃，完全进入了一种恶梦的生活，大概有大半年。后来我慢慢转出来了，那时候我脑子里开了一个灯。当时我想，这个审查冤案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把你抓起来，如果你是特务，有证据可以证明；如果你不是特务，怎么能证明？你得能够证明自己每天每小时的所作所为，多少年了，无法证明。但是，有个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就是我自己的人生观，因为在延安和到延安以前，我作为一个革命者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缺点。比如敌机来袭击，我就非常惶恐不安，拼命跑，害怕。在延安，除了我，没有见到任何人表示有这种畏惧，无论是男的女的、大人小孩，都是稳坐钓鱼船。他们是另外一类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他们比，学习、反省、提高觉悟，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如果审查问题也能够解决，那我出来以后能够更好地工作。现在审查问题解决不了，至少我尽到了我的能力。
关在黑屋子里一年后，我有书可以学习，学《实践论》。我特别重视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在那里面，他分析了日本和中国两方各有什么长处、短处，有哪些强项、弱点，以及如何用自己的优点来攻别人的弱点，用自己的弱点避开敌人的强点，慢慢扭转形势，由劣势变成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这篇文章写在八年抗战的第一年头十个月以后，但读起来大体上可以说是像战争胜利后的总结，把具体的战略、策略都摆出来了，特别是关于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分析矛盾、找到处理矛盾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可以发挥这样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们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我们的脑子可以反映现实，谋出办法改变现实、对付现实，同时也改变自己。就此我悟到一个真理，就是人一生的目的怎么定，决定你这个人的本质。而且根据我的体会，人生的目的也决定你这个人一生是不是真正幸福。
我现在在美国大学教书，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中国哲学等等。我每年给我的学生提一个问题，我说，如果要买一部汽车，你会怎么做？他们踊跃发言说，会试开各种车，会看看资料，会跟开过车的人谈一谈，最后决定我要这样的车、不要那样的车。下一次上课，我给他提另外一个问题，设想20年后，作为一个成功幸福的人，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形象？究竟你想的幸福、成功是什么样子？结果全体都哑巴了，没有想这个问题，每天都想着当天的事，想分数、怎么毕业、找工作。我跟他们讲，你看你们这一辈子汽车大概会有二十几部，但是命只有一条，你都不考虑人生怎么过，不考虑怎么能做一个成功幸福的人，只重视买汽车、不重视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合理。
3
在延安窑洞时，我每天的活动几乎一成不变，我大约早上七点半从我住的窑洞到我上班的窑洞，跟大伙儿打完招呼，便坐在我的写字桌前开始读新华社的英文稿。这些急件大都模糊地印在土法炮制的纸上，而这土纸是需要贴在墙上晾干方可使用的。
我为自己在这场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骄傲。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能扮演好这个角色——一个美国人并且是马克思主义信徒，懂中文并且全心全意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目标。不管被派到什么任务，我都会骄傲地认为，解放的新福音是经过我的双手到达外面的世界，我也在尽一己之力。
在延安工作期间，周围人老是张罗着帮我找对象。马海德的中国夫人苏菲，有次便假借吃饭的名义介绍我和王光美认识。事实上我以前见过王光美，这位叶剑英的秘书身材苗条，活力四射。之前我在北京见叶剑英时，便是王光美引见的，但是在延安，“介绍”两字可不仅仅表示介绍，它表示亲朋好友的认同。
王光美和我对此次介绍都很认真。她接受了和我共进晚餐的邀请，而这在延安意味着顶着寒风走下山坡，到炸平了的村子里的某个饭馆吃回锅肉。晚餐时，她告诉我一些她在陕北土改队的工作经验，我也说了我的工作。王光美是个很得体的年轻女子，因此到了下个周六，她在同一时间，同一间饭馆，回请我吃了一次回锅肉。我觉得她不错，也值得交往，但要想结为终身伴侣，我却没什么兴趣，我想她的感觉也差不多。
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
——摘自《李敦白回忆录》
李敦白：最近王光美去世了，她也是一个很高尚的人物，跟我同岁，1921年生的。在文革时，她的案件跟我的案件掺在一起，因为在延安我们到镇上一起吃过两次饭，两次都点了回锅肉。当时专案组追问，为什么两次吃回锅肉，这有什么暗号。
那一代的人，不单是领袖，就是一般的人，回忆起来好像都是很高大的人。我曾经生活在许多英雄人物之中，我自己不是英雄人物，但生活在他们之间，受他们的益处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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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我利用报纸上的新闻时事来记录时间。1953年初，报纸以头版头条宣布了斯大林的死讯，接着又报道了赫鲁晓夫掌权的消息。好多年以后，中国官员才告诉我，我的被捕是出于苏联的命令，与同时期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有牵连，是斯大林下令将我和斯特朗以间谍罪逮捕。
李敦白：关了几年后，突然有一天，我想，我一个人孤立过了这么长时间，即使有一天能出去的话，我也不能作为一个正常的人了，因为我已经不习惯跟别人交流、谈话了。所以，放我的话，我就坏了，情绪很低沉。后来，好像脑后面有一个小声音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悲观了？不是从把你关起来的时候，而是从你自己给自己编了这么一套故事，你跟自己说你不能做正常人，从这时候就丧气了，是你自己庸人自扰。这一分析就化解了，不再有这个顾虑了。
有一天专案组跟我讲，如果你交待、自首，你的生活情况会改善，也可以参加集体学习，还可以在院子里工作，但是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监狱，永远都不会把你放走。我也捉摸不定，为什么要对我那么讲。那天晚上，我回到牢房躺着想，如果真是这样，我永远不能出来，活下去有什么意思？那个小声音又说了，你这个人原来宣称决心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还有许多人受罪比你厉害多了，可你把别人全都忘了，只关心自我，根本不关心别人，这跟你原来宣布的目的不一致。这样，观点转过来了。一转过来就奇怪了，我对他们的话判断能力一时就变了，我知道他们是吓唬我，不可能问题弄清楚了我还出不来的。再说，文化大革命里，这种残暴的现实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只要我能维持自己的健康，还是有前途的，还可以出来，还可以做事。我悟到了这么一个真理，你的根本立场也就决定了你判断问题的能力。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我第一次坐牢，在黑屋子里神经失常，留下了后遗症。1955年，我出来以后，病痛有时候会突然发作，心脏乱跳、跳得特快，身上冒冷汗，前额好像猴王上了紧箍咒似的，觉得压力很大，特别是我非常怕内乱，怕他们再回来抓我。我当时已经有分析能力了。小声音又出来说，你看看到底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什么事，你的心率快一些，你在出汗，你神经紧张，再加上你害怕，就是这么些东西，没有什么魔鬼要回来抓你，只有这些物质上的现象，肉体上、神经上的现象，没什么好怕的。症状立刻就化解了，以后再没发生这样的事情。通过一次一次的小战役来锻炼自己的意志，一次比一次强一点，后来自己有信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理性能够管好我们的感情，调解好我们的情绪。如果确定了一个崇高、明确的目的，那么你不会今天有一点收获、好事就觉得非常开心；明天一错、碰到困难又落下来，觉得很失望，能够稳稳当当地过日子。
可以说，在中国学的这套东西真的是管用的。1980年，我们夫妇俩回到美国开始做咨询工作、教书。在美国我开了两次刀，一次是前列腺癌开刀，已经11年了。一次是5年前，心脏开刀，搭了两个桥。我在这两次大手术前，不害怕，不担心。相反，我觉得这是个新的体验，想躺在手术台上看医生、护士们怎么准备。进去之前，他们给我打了个小针睡过去了，好像几秒钟以后醒过来就完了。我原来是非常怕事的、非常怯弱的人，现在没有怕，这都是学的。如果我能学，任何人都能学。
人能不能不朽？好像不能不朽，人死了完了。这话不完全。如果你能在人类历史这条长河里放进去自己一滴水，一点点贡献，让事情起变化，有利于人类的自由、福利，你这滴水就是永恒的、不朽的。
我太太王玉琳不肯揭发我，后来被送去做苦重的劳动。我在监狱里担心，因为我知道她骨头很硬、很正直，怕她不合作，人家会把她打死，但她活过来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幸福跟当年经受的折磨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不是主张大家为了过幸福有意义的生活去坐牢，但是认认真真地学习人生观，树立一个明确的、自己全心全意能够接受的理念还是很重要的，这个理念是你一生的北斗星，它不会放弃你，能保证你过一个幸福有意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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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的精神价值是什么样的？我就担心这个问题。
李敦白：我是有那些理想才能坚持下来，否则那样的狱中生活没有任何意思，很难熬。
我觉得，理想问题是今天面临的第一大问题，精神价值今天是什么样的？我就担心这个问题。不少人因为市场经济，一心就知道追求眼前的快感，追求别墅、出国旅游，关心高官厚禄。这些东西我认为是虚的，虚荣的。得不到人类的幸福你的生活不会有意义，你去世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我这个人没有白活。
现在，好多好的经验、好的思想都丢了，是不是今天的人们就不能接受那种好的理念呢？绝对不是。两年前，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外国投资银行召开的投资者大会，会后，有位上海投资基金的董事长对我们说，能不能一起吃顿午饭，有问题想谈谈。这是个49岁的人，原来是北京人，后来到美国学习考了一个商学硕士MBA，在美国大金融公司工作很成功，回到上海成立了投资基金，当老板也很成功。吃饭的时候，他对我们说，我现在什么都有了，过去梦想有的东西我都有，过去梦想不到的东西我也都有，问题是我心里空虚，不知道信什么。没有信仰也就没有灵魂，你可以多搞一点刺激，去跳舞、喝啤酒、看电视、旅游，但是灵魂空虚终究会跟你算账。我们在美国跟许多大公司的头头很熟，有的人财富就算浪费也浪费不完，但这个人怎样？他几个地方有别墅，有私人的飞机，有私人很大的游艇，什么都有，可他每周还要拜访两个不同的精神病大夫，心理空虚，难道人生就是这些东西吗？有时候心里不能不想着，于是就痛苦。现在，美国医院里的一半以上的病床躺的是精神病人，大部分是抑郁症，所以光追求那些物质的东西是空的。
1946年我到延安，经历了解放战争。想想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从人力方面讲大于解放军好几倍，他们有坦克、飞机、大炮，解放军一门大炮都没有，也没有坦克，更没有飞机。在延安我看到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从南方转移到延安，准备南下反攻。我们出延安，在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地方迎接这支部队，那都是些非常年轻的农村小孩，一个班90个人可能有四五个人穿着布鞋，其余的人都穿着草鞋。另外一个班里，大概五六个人有缴获的三八式的老步枪，其余的人没有枪，只有棍子、红樱枪。毛主席发布战略部署说，今年每月要消灭国民党军队十个旅，一年以后力量对比就会转变。我看了他们以后，一心是同情，一心是希望能够胜利，但我实在不能相信，解放军怎么能够打败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自己的兵吃得胖胖的，武器精良，很多部队还受了美军的培训，很精锐，这个部队怎么可能被打败？但实际结果比毛主席预计的还要早地把力量对比转换过来了。这结果靠的是什么？大家想想，那时的我们有什么优势？一切都是劣势，优势就是思想，是哲学思想，不是谈空话的哲学，是脚踏实地的实用哲学。
当年，中央发了一个关于解放区土改四十条的指示，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新华社发表了。我记得很清楚，第40条是毛主席自己写的，说如果在县里、区里、村里，有些同志不赞成我们中央的条条想破坏它，那么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你的村子里完全照我们写的去落实，不要调查实际情况，不要考虑怎么样适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就是不要实事求是，你就照我们的条条完全来套，那就肯定坏了。我们拿“实事求是，一分为二，一切从调查研究出发”的思想来武装干部，也尽量地武装群众，人就不一样了。所以，科学思想的优势不能丢。
(本文系根据李敦白先生在“东方讲坛·高端讲座系列之33”所作报告整理)
——1943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哲学，后又学习中文，当时的想法是去中国走一圈，等战后回美国。而到了中国后的所见所闻，却让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当时惟一得到入党许可的美国公民)。
——1946年6月，我作为联合国观察员访问了华北解放区。聂荣臻司令员敦请我留在中国，协助中国人民架起一座通向美国人民的广播桥梁。没有想到，这就开始了一次万里长征。
——我在中国生活了35年，而其中16年是监狱单独监禁的苦难日子。那是因为对我的背景来历不熟悉，误以为我是美国间谍，对我施行隔离反省。我认为尽管对我的怀疑是冤枉的，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应该经得起这种考验。
——我受的是美国教育，但是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61年前我去中国时是独身一人，回到美国却是和我心爱的夫人在一起。她是典型的北京人，在和我结婚的50年中，共同度过了上下起伏的生活，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侣。现在我们回到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同中国的缘分，从60多年前就开始了，我当时就下了决心：要为修建两国伙伴关系的桥梁努力一辈子。
公安部的结论中指明：李敦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  贡  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  定  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
作为“文革”风云人物，1966年10月1日，李敦白受邀与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一起参加国庆庆典。毛泽东在他的红宝书上签了名。
李敦白和夫人王玉琳拥着三个女儿在北京的寓所。由于李敦白当时的地位，他们享有特殊的高级待遇。他们的寓所中摆放了李敦白收藏的明代古董家具，这些家具后来被他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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