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又弗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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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又弗盈

 

[原文]

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

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注释]

1、冲:通“盅”,器物的虚空部分。比喻虚空。盈:满,引申尽。

2、渊:深远。兮:语助词。宗:宗主,祖先。

3、锉:消磨。锐:锐利、锋利。锉其锐:消磨掉它的锐气。

4、解其纷:化解掉它的纷杂。

5、和其光:中和掉它的光耀。

6、同其尘:混同了它的尘垢。

7、湛:沉没。这里形容道隐没于无形之中,不见踪迹。

8、似或存:似无若存。形容道似乎存在,却又并不存在。

9、象:好像,似乎。

 

[译文]

大道的本体就象器物的中空部分那样虚空,没有形态,可它的作用却是无穷无尽的。深远啊,似乎是万物的宗主。

它可以消磨掉你逼人的锐气,化解与你相关的纷杂,中和你夺目的光芒,混同你与众不同的的痕迹。大道啊,隐没不见,却又好像的确存在着。

我不知道“道”是谁生出来的,好像在天帝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评述]

本章对“道”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和颂扬。老子说:“道”虽然虚空无形,但作用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用之不尽。“道”是无形的,好像并不存在,却又的确存在着,是宇宙间天地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道冲,而用之又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的含义。

“冲”,通“盅”,作器物中空解,就是空间、虚空意思。又引申为人的性格淡泊平和,作冲和,作,冲虚或谦虚解。“冲”也作“中”的通假字,见《道德经》第五章“多闻数穷,不若守于中”。

“道”是如此地广大,犹如涧纳细流,不拒倾注,汇成无底的深渊,却永远不会满盈。又如海纳百川,汇成汪洋。“道”是如此神勇广大,中和调解万物的锐气、纷杂、光芒和尘垢。它宇宙生成之前就已经存在,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无形之体。

道法自然,冲而不盈,来而不拒,去而不留,流而不止。如果我们懂得了“道”的原理, 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方面就可以做到“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从而达到“是以弗去”的理想结果。作为个体,在为人处事方面就可以做到 “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达到 “不怨天,不尤人”最佳状态。

作为周旋于凡尘俗世小我,如果明白了“我非我,人非人”的天然人生,懂得了“物极必返,祸福相随”的事理,才能做到功成弗居,来去不留痕迹,似存若亡,应物无方。从而达到大隐隐于市,避祸祉灾,自保有余。

从立身处世上讲,中国历史上中唐名将郭子仪的故事,最能说明老子的“冲而用之或不盈”,以及“挫其锐,解其纷”的神奇效用。

从大国谋取霸权地位来讲,当今世界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可谓深知老子的“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思想,策动了二十世纪初以来的世界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格局的变化。

 

[材料]一

郭子仪(公元后697—781年),武举出身,唐代著名的军事家。

唐玄宗(明皇)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才开始诏命他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克朔方节度使,屡战有功。当唐明皇仓皇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来称号唐肃宗,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使的职权。转战两年之后,郭子仪从帝子出任元帅的广平王李豫,统率番汉兵将十五万,收复长安。

肃宗曾亲自劳军灞上,并且对他说:“国家再造,卿力也。”但在战乱还未平靖,到处尚需用兵敉平的时候,恐怕郭子仪、李光弼等功劳太大,难以驾驭,便不立元帅,而派出太监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来监军。

监军太监鱼朝恩代表了朝廷(政府)和皇帝,对郭子仪的军事行动处处加以阻挠,致使王师虽众而无统率。在战场上,各个将领就互相观望,进退失据。皇帝不得已又诏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思因此更加忌妒,向皇上屡进谗言,一再阻挠皇上任用郭子仪,因此皇帝又诏郭子仪交卸兵权,回归京师。郭子仪接到命令,不顾将士的反对,瞒过部下,独自溜走,奉命回京闲居,一点也没有怨尤的表示。

接着,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又逼据首都,经朝廷(政府)的公认,认为郭子仪有功于国家,现在大乱未靖,不应该让他闲居散地。肃宗才有所感悟,不得已,诏他为诸道兵马都统,后来又赐爵为汾阳王。可是这时候的唐肃宗已经病得快死了,一般臣子都无法见到。郭子仪便再三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因此才得引见于内寝,此时肃宗亲自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完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后来称号为唐代宗。又因亲信程元振的谗言,暗忌宿将功大难制,罢免了郭子仪的一切兵权职务,只派他为监督修造肃宗坟墓的山陵使而已。郭子仪愈看愈不对,一面尽力修筑好肃宗的陵寝——坟墓,一面把肃宗当时所赐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当然包括机密不可外泄的文件),统统都缴还上去,才使代宗有所感悟,心生惭愧,自诏说:“朕不德,治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疑。”

跟着,梁崇义窃据襄州,叛将仆固怀恩屯汾州,暗中约召回纥、吐蕃寇河西、践径州、犯奉天、武功。代宗也同他的祖父唐明皇一样,离京避难到陕州。不得已,又匆匆忙忙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坐镇咸阳。这个时候,郭子仪因罢官回京以后,平常所带的将士,都已离散,身边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出发,藉民兵来补充队伍,一路南下,收集逃兵败将,加以整编,到了武关,又收编驻关防的部队,凑了几千人。后来总算碰到旧日的部将张知节来迎接他,才在洛南扩大阅兵,屯于商丘。因此,又是军威大震,使得吐蕃夜溃遁去,再次收复两京。

以上是郭子仪政治人生史,从中可以看出他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的风格。他带兵素来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政府)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回家洗洗睡觉。所以屡黜屡起,是因为当时国家不能不有他。像郭子仪立世方法,处处合乎 “道冲,而用之又不盈”的道学真谛。

[材料]二

李光弼和郭子仪同为中唐著名将领。他们曾经同在朔方镇当将军。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太好,互不服气。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提升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位居李光弼之上。李光弼怕郭子仪刁难他,曾想调到别的方镇去。这时朝廷要郭子仪挑选一位得力的大将,去平定河北。郭子仪出以公心,推荐了李光弼。李光弼却以为郭子仪是借刀杀人,让他去送死。可是朝廷成命又不能不服从。临行前对郭子仪说:“我赴死心甘,只求你不要再加害我的妻子儿女好吗?”郭子仪听到他冤枉自己的话后,流着热泪对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器重将军,才点你的将,愿与你共赴疆场讨伐叛贼,哪里还记着什么私忿呢?”李光弼听了非常感动。两人手扶手相对跪拜,前嫌尽释。

[材料]三

晚年的郭子仪,退休在家,以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那个时候,后来在唐史《奸臣传》上留名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郭子仪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们包围,正在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的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他心胸狭窄,眼瞅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们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蓝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作了宰相,凡是过去有人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的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情,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

[材料]四

史载郭子仪郭子仪年八十五而终。他所提拔的部下幕府中,有六十多人,后来皆为将相。他有八子七婿,都是朝廷重要官员。孙子有数十人之多,当孙子来问安,他都无法分辨谁是谁,只是颔首而已。有一出名戏《打金枝》,反映了他家兴旺热闹的场面。戏的故事是,郭子仪70大寿,全家的人全来拜寿,只有他的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儿子郭暧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还斥责道:“你依仗皇父就不来拜寿,我父还不愿意当皇帝呢!”郭子仪知道儿子打了“金枝”以后,带着儿子就去向代宗皇帝请罪。代宗对郭子仪说:“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后把儿子痛打一顿,小两口又和好如初了。

这后面三个故事讲述的是他个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足显郭子仪深喑“锉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道家真传。

[材料]五

汾阳王宅在亲仁里,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麾下将吏出镇来辞,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令持巾兑汲水,役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不听,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诸子拜服。(摘自冯梦龙《智囊》)

[译文]

汾阳王的府第在亲仁里,经常敞开门户,任人进出。

郭子仪属下有位将军要出兵,来王府告辞,王夫人和女儿正要梳妆,就让他拿佩巾、提水,把他当做仆隶一般地使唤,一点没有繁琐的礼节和内外分隔。

子弟们多次规劝也不听,最后甚至哭着说:“大人的功业显赫;但如果不自我尊重,贵贱人等都可以在内堂、寝室里走动的话,我们认为虽然是伊尹(商朝之贤相,太甲无道,伊尹放之于桐)、霍光(汉·平汤人,字子孟,昭帝崩,迎昌邑王,因淫乱而废之)也不应当如此。”

郭子仪笑着说:“这不是你们所能设想得到的。我有五百匹马吃官家的草料,一千人吃公家的米粮,进退就在这些地方。假使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内外无法疏通,一旦惹出怨恨,别人设计圈套来诬陷我不守臣子的法度,有些贪图近功.戕害贤能的人,更来促成其事,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亲族都将粉身碎骨,再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让它空荡荡没有阻隔,四门洞开,虽然有人想进谗言,都在众人眼皮下,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子弟们听了,都非常佩服。

郭子仪以“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取得生前享有令名,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绝少数名臣之一,实在太难得了。

[材料]六

中国现今汉奸多的真相-不战而屈人之兵-看美国和平演变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大的舆论攻势的影响下,我们相当一些所谓的知识精英学者教授、媒体从业人员,甚至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价值观念也在和美国趋同。种种事实表明,我们现在有一些有相当地位和话语权的人,唯美国人的马首是瞻,说不清究竟他们肩膀上长的是美国人的脑袋,还是他们的脑袋长到了美国人的肩膀上。

著名的中国兵法家孙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不战而屈,靠的是什么?当然有实力的作用,但更有舆论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讲软力量,舆论,媒介,就是一种软力量。美国的当权者很重视这种软力量,也很善于运用这种软力量,很崇尚“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既不懂经济,也不懂法律,更不懂战略,对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也没有研究。但是从我的切身体验,我对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兴趣。所以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切磋。从我收集到的美国的这些公开资料来看,美国对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这个目标的策略手段,相当下功夫研究。其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体现在他们对心理战的重视和运用上。

1.心理战(内容太多,这里忽略过)

2.传播学与心理战 (内容太多,这里忽略过)

3.舆论导向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美国新闻媒介的消息源,我们就不难发现,美国新闻报道的消息源,一半以上来自美国政府机构,其他则来自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和企业。所以,承担舆论导向的主体,是美国当权者。他们并不说让新闻媒体担任他们的喉舌。但是他们以提供新闻的方式,使他们的观点通过新闻媒体影响公众,左右舆论。这种导向和我们的区别,用我那位朋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中国的舆论导向靠的是控制,控制舆论和媒体,而美国当权者的舆论导向靠的是操纵,操纵舆论和媒体。

美国官方的这种舆论导向,在危机时刻尤其明显。在这种时刻,他们的高层官员往往亲自出马。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布什马上发表谈话,说,这种恐怖行为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攻击!”“美国进入了战争状态!”“美国要向恐怖主义宣战!”这就马上给这个事件定了性。而官方的调子,立刻成了新闻媒体的标题和报道基调。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各主要新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基本上都是这个调子:

“开始对付这样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干掉他们,即使他们没有直接卷入这件事。”(CNN,9月11日)

“对这种不可想象的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的反应应当简单干脆——杀掉那些杂种。冲他们的眉心给一枪子儿,炸得他们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话毒死他们。至于那些庇护这些蠕虫的城市和国家,把它们炸平了拉倒。”(《纽约邮报》,9月12日)

在美国当权者的引导下,这些报道和评论,把美国烘托成正义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国带入了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战争状态。既然是战争状态,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打恐怖主义,“捍卫自由和民主”,那还不是全体人民同仇敌忾?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出异样的声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从这些报道看,美国官方在9·11之后的舆论导向,相当成功地凝聚了美国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绪统一到政府和当权者所希望的轨道上

这样的舆论导向,尤其是危机时刻的舆论导向,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是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在美国的媒介上,我们看不到“舆论导向”之类的话。可是美国政府领导的想法却几乎都能通过新闻媒体体现出来。他们不是用行政命令来让媒体听命于他们,他们完全是通过向媒体和公众提供他们想提供的情况和观点

其次,影响国会和政府的议程设置。媒体的舆论声势造足了,国会就会通过他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国防预算的增加。想提供的情况和观点,来左右舆论

第三,影响美国公众的政治倾向。

第四,不仅影响美国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影响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媒体,几乎也是这样。轰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冲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几乎美国一刮风,我们这儿就下雨。造成很多新闻媒体甚至政府官员,都围着美国的思路转。

比较一下美国受到打击、挫折之后媒体反应的措辞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措辞,我觉得很有意思。美国受到打击,如9·11这样的打击之后,毫不遮掩地说:美国愤怒了!美国人被激怒了!而我们,遇到类似售台武器这样的事,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从对外传播的角度来看,告诉人家我的感情被伤害了,谁在乎?这种传播就很无效。而从鼓舞士气的角度看,表示一个国家的愤怒更积极呢,还是表示一个国家的感情受伤害了更积极?

4.媒体的自觉

美国新闻媒体在参与心理战行动方面,或者说在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方面,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相当自觉。这是美国新闻媒体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虽然并没有什么主管部门命令他们,要求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可以报什么不可以报,但是他们好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使他们成为国家利益的“看家狗”或“守门人”。

美国历史上的媒介精英的确都很懂政治,也很讲政治。他们最大的政治,就是国家利益。他们捍卫国家利益的自觉性,要比我们中国很多媒体强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

国媒介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创办《时代》周刊的亨利·卢斯曾公开说明,办新闻周刊,是为了“宣传美国思想,振奋美国精神”,“使美国精神席卷全球”。早在1920年,22岁的卢斯就在给耶鲁大学校刊写的一篇文章中鼓励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写道:“当我们在20年后讲到‘美国’时,愿这伟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两点:第一,美国利益应当受到尊重,美国公民有权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贸易和生活,无论美国的商人走到哪里,他们的经济理想都得到承认;第二,但凡有国际争端,都可指望美国来协助解决……”

后来,《时代》周刊果然从一家默默无闻的杂志,发展成为美国统治阶级最有权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对美国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个22岁的青年就有这样的抱负,而且将它付诸实施,不管其出发点如何,政治主张同我们怎样不同,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今天的《时代》周刊继承了卢斯对美国的忠诚。美国“9·11事件”一周年时,《时代》周刊出了一期九一一专辑,其中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通向巴格达之路》。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并表达了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只要世界上还有不民主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就会成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因此,美国打他们,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该文认为,美国已经改变了阿富汗政权,其他国家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勒斯坦政权,都应该改变。  

5.“说服、改变、影响”

海外人士对美国之音这条消息能够成功地误导受众的原因也分析得很正确。就是这种误导,必须建立在多年积累的在受众当中的可信度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种可信度,它就不可能有误导受众的影响力。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心理战案例教科书上所说的:

“如果给一个人正确的信息给7年,那么在你认为必要时,他可以在第8年的第一天就相信不正确的信息。你首先要建立起你的宣传的可信度和真实性,说服敌人信任你,即使你是他的敌人。”  

一个美国老牌特工在一本回忆录里,透露了一点他们向中国人攻心的做法。这个老牌特工就是李洁明,James Lilley,他还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CIA,是第一个以公开身份到中国来做外交官的CIA人员,那是1973年,中美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而是互设联络处。李洁明就公开以CIA的身份到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工作。后来又做过驻台湾代表,驻韩国大使,1989年4月走马上任驻中国大使。他在2004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书名就叫《中国通》。这本书是经过CIA审查的,所以很多细节是删去了的。但是还是披露了一些情况。比如,书中讲到:

李洁明1968年做CIA在香港的二把手的时候,认为在香港的中资机构工作的大陆人是有关中国情报最丰富的消息源。所以他决定从这些人中间招募对象,收集情报。怎么招募的,他没有讲。但是确实有人为他提供情报。他说:“在(中国)官方的政府组织内部的坐探可以给出中国政策发展的第一手材料,如高层正在准备以及实际实施的反击、退却和进攻等等。”

李洁明还披露,“通过在香港和新加坡这样一些地方的中国中间人,还有在欧洲和美国城市里的中国中间人,简而言之,只要是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我们就努力激励以民主的原则和自由市场的力量在中国改革的思想。我们还促进对中国的问题做客观的分析。”

经过他们的努力,李洁明说,“有几个在中国舆论界有影响的人确实开始更多地议论起中国不要再和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毛主义疯狂的社会工程结合了,而要以中国历史上的仁爱、集体责任和务实的分析为根基。”  

这话说得比较冠冕堂皇。其实,他说的就是,在凡是有中国人聚居的地方,他们就极力用美国的价值观来取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且要让中国人相信,凡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思想体系,都是疯狂的,有问题的。  

5.潜移默化  

美国和西方舆论的攻势,对我们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也来看几个例子。

这是2002年9月1日《北京晨报》的一篇报道,报纸上的题目是“《9月11日》吓了威尼斯一跳——一部由11部短片组成的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引起轰动”。我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否真“吓了威尼斯一跳”,报道里的一些提法,我觉得很怪。据说,这是法国一个制片公司从全球各地请来了11位有“突出表现”的大导演,“给每人11分钟来描绘去年恐怖袭击所带来的震撼和灵感”。报道说,“制片人给所有导演‘完全自由的表达方式’,例如埃及导演尤素福·查汗的作品,片中的演员对9·11的看法令人惊愕。该片还讨论了从越战到入侵索马里的数十年间,关于美国政府‘对文明的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数百万牺牲者’的问题。”我注意到,记者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并没有点明越战和入侵索马里都是美国所为,而且“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都加了引号。不过,这还罢了,让我注意的是下边这句话:“当然,如此偏执的作品毕竟还是少数,在大多数短片中,电影工作者都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

一部11分钟的短片,因为表现了美国侵略别国造成对文明的破坏和数百万牺牲者的历史事实,就“偏执”了?“对恐怖袭击后美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担忧”,就不偏执,就正常了?这好像应该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说的话吧!更何况,9·11之后,巴勒斯坦不危机?伊拉克不危机?阿富汗死的平民比9·11死难者多多了,它不危机?真不知道这个报纸的记者和编辑是怎样的思维逻辑。

再比如《深圳商报》2004年11月7日的一篇特写,《赖斯:从天才黑孩子到政坛女明星》。

我不只一次在我们的媒体上,看到这种以积极赞赏的调子正面介绍美国一系列政界人物的文章,如奥尔布赖特、鲍威尔、赖斯。我们不是不可以介绍这些人。问题是我们怎么介绍这些人。这些人再优秀,再出色,他也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不是为你中国利益服务的。他们有很多对中国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人家跟你过不去,你还如此赞美人家,这和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钞票有什么区别?

还有美国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2003年2月1日返回陆地时坠毁,我们的媒体非常及时地报道了这一事件。但是报道的调子,或者立场,引起了一些人士的批评。这些批评,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我认为批评得很有道理。概括起来,这些批评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航天飞机坠毁表示的关切与同情,是否过度?有人将中国媒体对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的报道与一天后哈尔滨一家饭店失火的事故报道相比较,发现我们的媒体对7个死难的外国宇航员的关切与同情,远远超过对死于哈尔滨饭店大火的33个同胞的关切与同情。假如这个事情颠倒过来,中国出了类似的航天事故,美国某地方一个饭店着火死人,美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肯定是本国的灾难。批评者说,中国媒体的这种表现,表明了一种以美国媒体的倾向为倾向的趋势。

第二,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是否用于“纯科学”的目的?哥伦比亚号刚刚出事,美国媒介就援引美国航天局的消息说,这个航天飞机担负着“纯科学”研究的使命。我们的主流报纸电视,也跟着这样报道。有的媒体还花了大量篇幅来报道我们中国中学生在哥伦比亚号上搭载的蚕宝宝实验,仿佛他们的“科学研究”真的很纯。但是新浪网邀请军事评论家宋宜昌谈这个事,他用了大量事实说明,美国花这么多钱搞航天飞机,它不可能只用于“纯科学”的研究。美国官方和媒体释放这种烟幕,是理所当然,而我们中国媒体也煞有介事地讲人家的航天飞机在搞“纯科学”,那就有些搞笑了。

第三,哥伦比亚号坠毁,是美国的灾难还是全人类的灾难?我们的新闻媒体采访了一些老百姓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出现在这些公开媒体中的老百姓,无一例外地表示了对美国航天飞机失事的同情和对死难宇航员的敬意,而且我们媒体的调子,无一例外地显示出这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这些宇航员是为科学殉难的烈士。但是根据学者房宁的调查,对这个观点持不同意见的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网民,相当多。有超过45万网民参加了搜狐的专题调查,其中68.30%不同意“哥伦比亚号遇难不仅是美国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的说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些年中小学语文和历史教科书的改编。我们常常批评日本的教科书修订在掩盖日本侵略的历史。我们的教科书呢?看到报道说,上海修改的历史教科书,“淡化了毛泽东、侵略、革命”以及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的苦难,强调了文明,和谐。还有的语文教科书,删去了写抗日战争小英雄雨来和王二小、“狼牙山五壮士”的课文,还有的学者建议删去教育了好几代中国青年的写抗美援朝英雄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认为这些文章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

教科书的编写是不是像有些人批评的,“是一场悄悄的政变”,我们不去评论。但是,一些教授的有关言论却很有些奇怪。上海大学的教授朱学勤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相一致。”  

这就很怪。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历史,能够与意识形态无关?我们前边讲过的美国那期专给中小学生看的朝鲜战争专刊,和意识形态无关吗?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自己的国家?除了我们中国的这些喝了“西洋奶”的精英学者,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历史教科书不应该重视“国家认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中国,那该“认同”哪个国家?如果硬要说有不认同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那就是当年“满州国”的“历史教科书”,还有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历史教科书”。

教科书的修改并不孤立。近几年一系列修改所谓红色经典的电视剧,像《林海雪原》,《苦菜花》等等,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把英雄人物矮化,糙化,把反面人物人性化,阶级冲突和矛盾淡化,还说这是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可能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很符合一些人的审美观。但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一旦国家民族有难,中国人还有没有血性,大概就很成问题了。

还有一个例子可供参考。最近一年来我们看到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再升值。在此之前,美国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压,没有得逞。但是,我们一个大牌的主流经济学家2005年3月突然公开说,人民币应该在2006年之前升值10%。随后,美国2005年5月公开给中国发了最后通牒式的电函,勒令中国必须在6个月内把人民币升值10%。有海外观察家评论说,这两者不但方向一致,时间表一致,连具体幅度都一致。这个经济学家的主张是通过台湾工商时报发表的。也就是说,既不是在学术研究场合,也不是在政策研讨场合,而是通过台湾报刊直接向美国公开交底:第一,人民币可以升值,第二,升值幅度为10%,第三,升值时间为年内。而这位中国经济学家的官方身份则向美国传达了第四个信息:要让人民币如此如此,凭他自己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外力支援,从外部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人似乎立刻心领神会,所以才有了对待战败国的最后通牒式的“升值勒令”。汇率变动本来是国家的主权,机密中的机密,一旦泄露必然造成国家经济的极大损失。而明目张胆公开勒令它国限期限量变动汇率更是骇人听闻的敲诈勒索。什么叫“没有家鬼,引不来外鬼”?什么叫“里应外合”?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再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我们辛辛苦苦谈判了十几年,要加入这个组织,为的是什么?总不是为了更好地给人家当加工厂吧,让人家剥削我们吧?那么对这其中一些非常不合理的条款,不合理的游戏规则,我们是不是应当力争修改,或者至少保持警惕?我不清楚谈判的过程和细节,但是从我们媒体报道所反映出来的立场、观点看,我们对很多不合理的条款或者是认同,或者是忍气吞声。看不出什么批判的态度,更看不出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意愿和勇气。最典型的是对世界知识产权的态度。我们长期被排斥在WTO之外,是因为有很多门槛。一道很高的门槛是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另一道很高的门槛是说中国对知识产权没有保护。我们中国很认真地修改了我们有关知识产权的立法,举办各种关于知识产权的培训班。和国际接轨。一时间,“和国际接轨”成了我们的流行语。我们动辄“与国际接轨”,仿佛制约我们的那些国际规则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我们不符合人家的要求,必定是我们不对。我们通过各种培训、讲座努力地学习那些规则,对知识产权尊重有加。我们要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熟悉相关游戏规则当然很有必要。但是我们的媒体在起劲地宣传这些游戏规则的时候,是不是也看到了它们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很难讲。很多千百年来口头流传的传统知识,现行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就根本不能保护,甚至反而保护对这些传统知识的侵权行为。像很多发展中国家土著居民社区的药草知识,是这些社区自古以来的秘密。但是,按现行知识产权法律,要保护这种传统知识,就得先行把秘密公布到某个公共数据库。然而,这种传统知识属于社区公有而不属于哪一个个人,而且这是多少代祖先传下来的,怎么可能由个别人来公布?可是除非这些社区把秘密公开,他们的传统知识不会得到专利制度的认可,也不受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如果有人获取了他们的资源和传统知识,只要发表出来,却可以得到专利保护。原来拥有这种传统知识的社区再使用这些知识产生的现代产品,却有可能侵权。曾经发生了美国孟山都公司企图专利中国的野生大豆的事,幸亏被绿色和平组织发现并打掉,否则我们中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自己的大豆,说不定会侵了杜邦公司的权,只要我们的大豆符合他专利大豆的性状,比如出油率、饱满度什么的。而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国。我们从1996年起,已经从大豆的净出口国变为大豆的净进口国,进口大豆90%以上是转基因大豆,我们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占世界转基因大豆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的邻邦印度,至今还顶着孟山都等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的压力,不给转基因食品进口放行。那么我们作为世界第一的大豆进口国,在大豆价格上有什么发言权呢?没有。没有任何发言权。大豆价格依然由美国芝加哥的一个机构来规定,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最极端的例子,恐怕是原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焦国标。他在2003年4月5日,也就是美国开始伊拉克战争的第15天,写了一首诗,《致美国兵》。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当时一个在澳门大学教新闻的朋友发给我这个东西,说,怎么北大还有这样的教授,我都不相信是真的。我以为是什么人对这个焦国标不怀好意,故意造他的谣,毁他。但是这位朋友给我链接到焦自己的主页,证明这就是他本人所为。而且后来焦自己直言不讳地为自己这首诗感到自豪。这还是中国人吗?同样是这个焦国标,到了美国以后,又发表议论,责备美国为什么没有在1950年打过鸭绿江,说如果那时打过来了,中国现在也民主了,也繁荣了。这可能是很极端的例子。但是在现在的中国知识界或者说有话语权的人当中,不这么极端的却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前不久有个教授提出不要以龙来代表中国形象。用什么图腾来代表中国形象,这本来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可是这个教授取消龙形象的理由却令人深思,他说,我们不要用龙来代表中国形象,因为外国人——他说的外国人主要是西方人,不喜欢龙。这种逻辑,很多西方人都不能接受。有个美国人就说,美国的形象是秃鹰,也有很多外国人不喜欢。外国人不喜欢怎么了?天就能塌了?

我和一些朋友感觉,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时候了,就是因为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总会有媒体和专家学者表现出一种以美国的价值观为价值标准的倾向。这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美国舆论的成功,却是我们媒体的耻辱。中国是一个多产汉奸的国家,历朝历代都有不少汉奸。抗日战争时,4亿人口的中国曾涌现出400万汉奸。但是历朝历代的汉奸恐怕都没有今天这样的舆论声势,没有这样大言不惭,振振有辞。我们倒是应当庆幸美国今天的倒行逆施,帮我们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们对美国的舆论产生了怀疑。但是,能否最终挫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阴谋,则要看我们自己的决心。(摘自《夫子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