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所依托的自然及人文环境

　 作者：任放

摘  要：本文所言之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济活动。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赖以衍生和发展的历史大舞台。离开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势必遮蔽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深刻体认。本文拟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职业及风俗等四个层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明清  长江中游  市镇经济  自然地理环境   人文地理环境

作  者：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所讨论的长江中游，是指明清时期的湖北、湖南及江西三个区域。但在行文过程中，笔者不以行政区划为经济史的研究单元，而是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考察对象。鉴于上述三个区域在明清时期的行政沿革对各区域市镇经济的发展无关宏旨，本文不予论列。本文言及的市镇，是指明清时期的中国，介于县城与村落之间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商业实体。因此，所谓市镇经济，是指以市镇为纽带而展开的商业行为及相关经济活动。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自然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是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市镇经济赖以衍生和发展的历史大舞台。离开对地理环境的考察，势必遮蔽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深刻体认。下面拟从地质、地形与聚落，气候、土壤与作物，水文、水利及交通，人口、职业及风俗等四个层面，论述如次。

一．地质、地形与聚落

在地质结构上，湖北位于秦岭褶皱系与扬子准地台的接触带上，湖南北部属于扬子准地台江汉断拗，湖南南部属于华南褶皱系赣湘桂粤褶皱带，江西以锦江--信江一线为界，北部属于扬子准地台江南台隆，南部属于华南褶皱系。长江中游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平原兼备。湖北全境西、北、东三面被山地环绕，山前丘陵岗地广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与湖南洞庭湖平原连成一片。湖南全境西、南、东三面为山地环绕，北部地势低平，中部为丘陵盆地。江西省境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和河谷平原交错分布，北部则为鄱阳湖湖积--冲积平原。

聚落，是指人们的居住方式，包括居住时期、居住环境、居住形态、居住规模、居住材料等。从聚落形态上看，明清长江中游的聚落可分为自成一体的寨堡，以乡里为基层单位的散村、集村，有居民的市镇，以街坊为特征的都市，处江河之中的洲地这几大类。

寨堡是一种由官府倡导、民间响应，带有军事防御色彩的聚落。寨堡之制，"其要在先择良吏，其次则相度形势，其次则选择头人，其次则清查保甲，其次则训练壮丁，其次则积贮米谷，其次则筹度经费" 。一寨之中，有寨长，有寨副。一乡之中，各寨互相联络。据黄州《四十八寨记》，"明正德间，河北盗刘六、刘七、齐彦名等蹂躏吴、楚、蕲、黄，濒江之民，皆入山依险结垒，以相保聚，而寨以名焉。迨张献忠、罗汝才诸贼猖獗，城郭破坏，残民逃入山野，立寨者益多。自黄冈马家潭，次第入山，为寨者四十有八"。至清康熙年间，"四十八寨仅有败瓦隤垣耳" 。实际上，寨堡并未绝迹。每当政局动荡之际，寨堡便会重现。清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及清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清代长江中游寨堡病态发展的主要原因。清同治《襄阳县志》、同治《南漳县志集钞》、同治《玉山县志》、同治《广丰县志》等对此均有确切记载。明清长江中游修筑寨堡成风，影响所及，达于市镇。所谓"筑堡以镇市为宜，缘柴米油盐素所囤集，水道亦便，非若山寨之孤悬也" 。

乡里制度是明清时期的基层社会制度。以乡里为依托的乡村聚落，大体上可分为散村和集村。长江中游地区的山村多以散村为主，"村落零星散处，一山之阿多不满三户" 。散村与集村的形成，与该地区人口分布状况密不可分。如南昌府之新建、奉靖、宁武等县，"田足以耕，山足以椎，一方物产自足给一方之民用"，不存在人口压力，以故人们顺其自然，聚落以散村为主。所谓"村居星布，鲜大聚落，咸自食其土壤，至老死不离乡井，终岁勤动，不至大失所焉" 。人口密集地区，尤其是家族繁衍的乡村，其聚落方式则以集村为主。如桂阳州，"北类衡州，南同越俗，好聚族而居，故大姓恒累数万丁" 。兴国州，"聚族而居，往往棋置数百户，重宗谱，严别异姓同姓，宗有祠" 。

另有渔捞业聚落，木船即其居所。清乾隆《岳州府志》称，"（华容县）多以舟为居，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同属岳州府之巴陵县，"水居之民多以网罟为业，编号完课。有钓艇，有篷船，娶妻生子，俱不上岸" 。极少数的聚落属于季节性迁徙聚落，如同治《汉川县志》记载，垌冢一带，"土瘠民贫，秋成即携妻子泛渔艇转徙于河之南、江之东，采菱拾蚌以给食。春时，仍事南亩，习以为常"。光绪《孝感县志》称，该县之马溪河，"在北泾东十里，其地夏秋皆水，居人去之；冬春水涸，复聚"。

市镇聚落与乡村聚落在风格上不尽一致。史称："以县统乡，以乡统里，自秦汉时已然。镇之设，盖起于南北朝之际。当时，置将领握兵守遏，故谓之镇，非如后世直为人民之聚落也。" 明清时期，市镇已成为聚落方式之一。所谓"镇，以固民，亦便民也，食货取于斯，贸易萃于斯，工商云集复于斯。其屋宇毗连、人烟辐辏者，可与乡为四邻之捍卫也。" 同治《直隶澧州志》称，"津市，在州东二十里，前滨大河，后枕湖。街长七里，直街三条，中为正街，后为后街，前为河街"。津市的街道布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既体现了长江中游市镇多滨河的水乡特色，又呈现出市镇聚落以街道为框架的建筑风格。在正街、后街、河街中，河街最靠近大河，位于市场交通及商品出入的咽喉地带，以故最为繁盛。绝大多数市镇没有城墙，呈现出自由开放的商业聚落风格。亦有少数市镇筑有城墙，保持着唐宋军镇的流风余韵。清江县之樟树镇原为新淦县城，隋代变为军镇，明清时期保留城墙，有大德门（北）、菜市门（东北）、东门（正东）、秀江门（西）4门，有衣服街、井阑巷等24条街巷。再如随州之合河店，"明初建城，以资防御。万历三十九年，知州王纳言、巡检潘应嗣重筑。城高一丈，周一百六十丈，南北为二门，门各有楼，为瞭望戍宿之地" 。市镇往往设有栅栏，成为一道街景，兼有社会治安的警示色彩。清乾隆《钟祥县志》"乡市"条有如下文字："乾隆五十七年，捕厅高振邦督令里民，每于街道尽头、穿错巷口之处，各捐资设立栅栏，巨钉坚木，极为完固，以防宵小之窃发。现在建树周密，四望森严，夜加巡逻，实弭盗之善术也。

有的市镇系由庙会之地发展而来，其居住方式带有宗教色彩。衡山县西北30里有岳市，在南岳庙前，"四方人民环庙而居"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多有寺庙，以故市镇经济、民间信仰、社会控制之间的多重关系值得研究。城隍庙是城市保护神供奉之地，它是传统社会中城市的建筑标识。有些市镇的前身是县城所在地，以故保留着城隍庙。如枣阳县清潭店，是隋朝清潭县治之所，直至清代街北仍有城隍庙。会馆亦成为明清大型市镇的一道风景，如麻城县之宋埠镇，"明清以来，商务兴盛，为邑中首集。地当水陆之冲，南北货物辐辏，闽赣巨商建会馆于此" 。有的市镇系由移民组成，如隆庆《岳州府志》载，华容县之中港，即为苏州移民的定居点。有的市镇系因大姓定居并有产业发展而来，如华容县之万庾市，"邑北十五里河滩，系贺姓业地" 。

都市聚落以府州县城为代表，城墙是其象征。城墙之内，有官府衙门、军事驻地、教育机构、街巷井衢、寺院道观、商业市场、名胜古迹、酒肆茶馆等，人口众多，事务繁杂。另有处于江河之中的洲地聚落，如江西清江县之中洲、余家洲。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的聚落在建筑风格上"瓦屋茅茨，高下同井" ，但以砖木结构的瓦房为主。所谓"故四境内，瓦屋如鳞"；"宫室朴质，虽瓦椽不加雕彩" 。富户多住砖瓦房，而贫寒之家（尤其是边穷山区）则以草庐为主。所谓"富者瓦土砖作墙造室，……贫者茅椽数间，猪圈牛栏附近房闼，以防盗贼" 。也有竹屋，江西方志多有记载 。楼宇建筑在乡村似不常见，倒是市镇及府州县城为多。清康熙《芷江县志》载，龙溪口市之新街乃"临水架楼而列肆者"。又，清乾隆《辰州府志》称："近市者多构层楼，上为居室，下贮货物，为贸易之所，无步栏曲房，亦罕深邃至数重者。"这是一种多功能建筑，集家居与贸易于一身。湘西并有廊桥一景，"上覆以屋，左右列廛市" 。这种传统的廊桥不仅具有建筑美学的独到之处，而且兼有商业贸易的功能。

二．气候、土壤与作物

气候类别及土壤特性，是制约经济模式的关键因素。在气候类型上，长江中游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长江中游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热大致同季，有利于主要农作物生长，特别是有利于满足双季稻对热量的要求。就土壤而言，潮土（又名潮沙泥）、水稻土等隐域性土壤（又名非地带性土壤）土质肥沃，耕性良好，是最佳的农耕土壤，在江汉平原、湖南滨湖平原及"四水"沿岸的冲积物上分布甚广。

从作物种类上看，湖北耕作业以水稻、小麦为主，又以水稻所占比重大，江汉平原、鄂中丘陵是主要产区。双季稻普遍种植。清同治《广济县志》记载："稻，有早稻、中稻、迟稻。上乡高田一熟，湖乡有一岁两熟者。"鄂北岗地盛行旱地冬种小麦，鄂东地区则盛行水田冬种小麦。杂粮主要产于鄂西山区。湖南主要种植水稻，双季稻多分布于滨湖和湘中丘陵盆地，其稻谷产量居中国首位。明清方志披露：湖南仅稻谷就有数十种之多。江西农业自然资源丰富，鄱阳湖平原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据明嘉靖《宁州志》，江西谷类粗略分为稻、豆、麻、粳、黍、麦6种，又可细分为百日糯、大糯、铁脚糯、柳条糯、油麻糯、百二十日秥、百日秥、九十日秥、比风秥、见秋红秥、白米秥等31种。

经济作物方面，两湖地区以棉花、油料作物为主，麻类、茶叶等次之。明清以降，两湖地区成为中国重点产棉省区之一，湖北棉田绝大部分集中于江汉平原、鄂东和鄂北三个棉区，湖南棉田多分布在滨湖各县，以华容、澧县、安乡等县较为集中。就茶叶而言，两湖地区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种植面积较广，产量居全国前列。《唐书·刘建锋传》、《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等史籍，均有两湖地区岁贡茶叶之记载。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设立常德、澧州榷茶提举司。元元统元年（1333）十月，复立湖广榷茶提举司。明清以降，湖北蒲圻成为中国重点产茶地区之一。湖南茶园则主要集中在三大区：以安化、桃江为主的资水中下游地区；以临湘、平江为主的湘东北地区；以涟源、宁乡为主的湘中地区。此外，湖北油料作物有芝麻、油菜、花生，以芝麻最重要，主要分布于鄂北岗地和江汉平原。湖南苎麻种植历史悠久，产量居中国首位。明清以降，江西逐渐成为中国木材和毛竹生产基地，以及淡水鱼业重点省份之一。

三．水文、水利及交通

长江由西向东横贯湖北，穿行于江汉平原，再过小池口流入江西、安徽2省。汉江全长的3/4流经湖北，与众多河流汇注长江。省境淡水湖泊众多，有"千湖之省"之称，多分布在江汉平原上。湖南水系完整，以湘、资、沅、澧"四水"及洞庭湖为主干，形成扇形水系。洞庭湖在清代仍号称"周围八百里" 。江西共有赣江、抚河、信江、鄱江、修水五大水系，最后注入鄱阳湖，构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系。

由于长江中游水网稠密，每年汛期来临，多发生洪涝灾害，因此水利建设对于本区域经济发展及社会安定，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兹摘录清乾隆《湖南通志》卷21《堤堰》有关论述于下，以资说明：

沟渠者，农之大利。楚南，山水奥区。高地，恒患土坟；卑田，又频忧水溢。长、岳、常、澧四府州，利在筑堤垸以卫田；永、辰、沅以上，利在建塘堰以蓄水。资水固为利，而防水之害亦水利也。我国家勤恤民隐，凡修建堤堰，并发帑为民筑垸，助其夫力。于是，有官垸、民垸之分。其已筑者，岁修必不可或怠，而滨湖已无余地多筑新围。益无余地以处水，水将壅而为害矣。近今酌定章程，乖为令甲：已筑者，督理有专官，岁修有程限，且多种柳以固堤，培土牛以备用。未筑者，不许增筑。立法至详且周矣。有守土之责者，惟在不愆不忘，恪遵旧章，斯民田于以永赖尔。

可见，堤垸塘堰与农田管理唇齿相依。宋代，江汉平原广泛挽堤围垸，出现垸田这一特殊的土地利用形式，使汛期常遭水淹的江汉平原成为主要农业区。所谓"滨湖淤地，堤垸纵横" ，成为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一大农业景观。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湖陂内汇，外为长堤，捍壅水旱，稻黍鱼鳖，耕渔足食" 。

在明清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各地县级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宝庆府邵阳县之代陂，乃明洪武年间工部委派地方官员修筑。长沙府益阳县朱家垸等16处堤垸，均为清雍正六年（1728）知县王璋领帑修筑。功劳最著者，当推明万历年间沅州府麻阳县知县蔡心一。在他的督导下，该县共修筑堤堰百余处。初步统计，明清湖南各府州县堤堰多达3479处 。江西在南宋及元初，兴修多处水利工程，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明清时期，江西民屯普遍，水利工程又有更大发展。

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历来是中国的水陆交通枢纽。以长江、汉江为两大水运干线，湖北大部分府州县城及市镇处于航运线上。江西、湖南水运亦甚属发达。在陆地交通方面，秦汉时，湖北凭借南阳--襄阳驿道，与黄河中下游地区联系密切。湖南开凿灵渠（现兴安运河），沟通湘、漓二江，湘江谷地成为南北交通要道。彼时，江西亦开辟了通达岭南和闽越的通道。唐代为发展对外贸易，再度开辟穿越大庾岭、南达广州的驿道。迨至明清，长江中游区域内驿道纵横，成为国家交通网的有机组成部分。清末民初，轮船、电讯、铁路相继兴起，区内交通条件上至一个新的台阶，兹不详述。

四．人口、职业及风俗

明清时期的人口调查统计并不精确，学术界对"丁"的解读亦不一致。据曹树基估测，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湖广北部在籍人口约为160万，湖广南部约为193万，江西约为804万。明崇祯三年（1630）湖广北部人口约为800万，湖广南部约为700万，江西约为1930万。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湖北人口合计为1617万，湖南为1525万；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长为1948万，湖南为1898万。清乾隆四十一年，江西人口为1878万，道光元年（1821）增长为2234万 。另据《清史稿·地理志》，清宣统三年（1911），湖北编户5055091，口23917228。湖南编户4288164，口22052159。江西编户3439873，口13527029。长江中游的户数及口数，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8.5％和24.8％。

民谚"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不啻为一幅传神的蕴藏丰富历史信息的速写。人口过剩、自然灾害及政局动荡是明清长江中游人口流动的动因，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为此区大规模接纳外来人口附籍创造了契机。概如史家所言"楚为鱼稻之乡，加以山水清旷，是以四方之客问津揽胜、卜居著籍者，后先相望焉" 。两湖地区外来移民来自大江南北，尤以江西籍移民为最。史载："明季，徙豫章民来实兹土，江右籍居多。" 据清光绪年间刊刻之《永兴乡土志》，邓氏始祖兴二，元末由江西景德镇迁永兴，至今传二十八世。马氏始祖彦章，明洪武初由江西安仁县迁永兴，至今传二十三世。此外，廖氏、刘氏、彭氏等均由江西迁来。许多外地移民随着历史的潮起潮落，由客民变成土著。民国《醴陵县志·氏族志》记载："元明之际，土著存者仅十八户。湘赣接壤，故是时迁入者，以赣西赣南一带之人为多。明末清初，重罹浩劫，土旷人稀，播迁远来者，则什九为闽粤两省汀江、东江流域之人。……而赣人习商，后先以贸易至县，因而置产成家者亦不少。遂大别为建帮、广帮、西帮，皆有会馆以著其原籍。其来自前明者，至是转为土著。"据清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在明确记载来源地的42个族姓中，有31个来自江西，占74％ 。

恪守礼制及社会分工，是中国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荀子·荣辱》强调制礼明分的社会意义在于，"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并称"故圣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管子·小匡》更加明确地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士农工商的职业设定，为我们考察明清长江中游广大民众的职业类别提供了历史范式。清人刘奎所编《耒阳县乡土志》声称："查明本境齐民不入他教者实业人数编入，分士农工商四类。"其中：士，3000余人；农，100000余人；工，30000余人；商，60000余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行之《靖州乡土志》卷2《实业志》记载，该州：士，2576人；农，27219人；工，1528人；商，2550人。虽然缺乏像《耒阳县乡土志》、《靖州乡土志》这样较为系统的统计资料，但据有关方志所披露的史实，仍可粗略了解明清长江中游部分区域人们的职业状况。兹以常德府的职业分类，列于下表。

                           清代湖南常德府的职业分类        

职业类别 职  业  状  况

士 习诗书，敦礼让，庠序颖苕，衣冠雅饬，然寒畯为多。近北乡一带水患频仍，世业者亦多自食其力矣。

农 务耕种，终岁勤动。西南多山，岁仅一获。东北滨水，可再熟。然夏涝不消，即秋成莫卜，故资网罟为生者多。

工 为土木为众，咸习朴素，无淫巧之风。

商 江西为多，北省、闽广、秦豫次之。花、油、木、米、鱼、盐，水陆苍萃。其人率勤俭，重锥刀，近亦有（后1字不清-引者）公事者。

资料来源：（清）辜天佑编：《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第3册第3课《常德府总论三》，长沙，群益图书社1910年版。

常州府的职业状况同样见诸长江中游的其他地区，以故具有代表性。其中，妇女的职业特性尤为引人注目。是书称"妇女皆务纺织，工刺绣。东北乡间有插秧刈草者"。这种以手工纺织为主，兼及农业生产的双重角色，是明清时期中国广大乡村妇女的共性。这种历史叙事手法在明清史料中屡见不鲜，似可说明四民之论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职业划分的共识。士农工商的排序及多寡，因不同地域而有区别。汉阳府，"士大夫学古高蹈，虽贫乏之家亦志儒业，耻他途。孱弱之民亦力耕渔，薄商贩" 。荆州府与之迥然不同，史称"郡少农桑，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务" 。

应该指出，安土重迁、不习商贾，是长江中游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习俗。长江中游在明清时期已跻身于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之行列。"民无大富，亦无大贫。" "壤沃水驶，夙饶稼穑。" 这种物质生活的相对安定与富饶，容易消解人们的经商热情，甚至养成懒惰之习。明人唐源撰《水利议》，称"善化之民，性拙而习懒。其务本者，不过从事一熟之田。至于麦、豆、竹、木，皆可生利而彼不事。其逐末者，不过肩一瓜一蔬，及持网罟觅蝇头利于烟水间" 。外地商人的大量涌入及其在长距离贩运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又压缩了本地商人的成长空间。例如，华容县"上通黔蜀，下达鄂汉。水陆商贾，多闽、粤、豫、皖之人，旧有六帮之号。本邑务本者多，逐末者少，亦无轻商于外者" 。这一现象极有代表性，可举民国《醴陵县志》证之。明清时期，该县市场操纵于外地商人之手，直到民国初年，本地商人势力才占据上风。加之，此区域乃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之重镇，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理念深入人心。所谓"务本业而不事闲游，苦筋力而不鄙纤啬"；"民尚朴素，敦礼让，勤于农桑，拙于商贾" 。以故逐渐形成一种安土重迁、不习商贾的社会风习。所谓"楚民质朴，其刚介则不如西北山陕之人，其智巧又不及豫章、苏杭诸处。本薄利微，见迂识浅，非长袖善舞者也"

经济变迁是考察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的重要指标。必须对明清长江中游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客观的把握，才能对该区域市镇经济的实际水平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限于篇幅，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当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