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明清时期厦门书画艺术的发展及厦、台书画交流述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0:40:18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文物和文献来阐述明清时期厦门书画艺术的发展过程，和厦、台书画交流的史实，旨在揭示两岸书画发展史中那无法割断的历史因缘。厦门书画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厦门的书画之风始于明代中后期的嘉靖朝以后，从现存的石刻文物可知厦门的书法是闽南书道文化的一部分。明末清初的郑成功给金、厦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并且是把祖国书画艺术传播到台湾的第一人。清初因为港市的逐渐形成，促进了厦门与闽南各地以及台湾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书画艺术在海峡两岸蔚然成风，各拥有一批书画名家，艺术风格也在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创新的趋势。近代以来，厦门通商港市的发达，把厦门推到两岸交流的重要位置，厦、台的书画的进一步交流，给两地的书画艺术带来空前的繁荣。回顾这段历史，对目前两岸的文化交流，是很有意义的。
闽南与台湾同属于一种区域文化，即闽南文化。自明、清以来，闽南各地以及闽、台两岸的书画艺术就存在着交流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清代中期厦门成为“台运”的口岸之时，它还是大陆艺术精英东渡台湾的起点。近代厦门港口城市兴起以后，港市经济的发展使闽南社会中心发生转移，厦门自然更是闽、台之间交流的西岸桥头堡，同时也是两岸书画艺术交流的一个枢纽。
从区域文化发展的轨迹来看，近代以来相对良好的人文环境，使厦门汇聚了闽南漳、泉两地的文化精髓。与此同时，闽南文化还依托厦门的港口优势，不断吸纳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丰富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其海洋文化的特征。厦门书画艺术的发展，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闽南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本文拟对明清时期厦门书画艺术的发展，以及厦、台之间的书画艺术交流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证于研究闽南文化的各位先进。
一、明代漳泉与厦门地区的书画述略
书画艺术这门“国粹”，从青铜时代至秦汉时期的萌芽发展，到唐宋时期的辉煌灿烂，乃至明清时期的成熟丰满，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福建因为地理位置等因素所限，与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相比，其步伐显然是滞后的。在唐代中原书画已经进入辉煌的时代，闽画才开始滥觞时期[1]。两宋时期，因为有惠崇、朱熹和蔡襄等书画名家的出现，八闽的书画艺术才开始与中原地区接轨。但由于闽省各地的社会发展不甚平衡，迨至宋元时期，闽南漳、泉两地的书画艺术却还在起步阶段，陈子奋《福建画人传》[2]里当时闽南的书画家仅有后唐的泉州人释从允、宋代的龙溪人陈淳（人称“北溪先生”），晋江人陈登（字元龙）和元代的龙溪女子黄至规等寥寥数人。漳、泉地区自诩为朱文公“过化”之地，然而当时其书法在该地区的影响并不大，现署朱熹或晦翁名款的题刻绝大多数是后人所为。
闽南地区书画艺术的兴起是在明代。《福建画人传》收录有明代闽籍画家304人，其中泉州有黄克晦、王建章、王朝佐、李仲衡等26人，漳州有徐大渊、蔡烃、徐登第等8人，有明一代闽南画家的人数已经接近全省总数的10%。书法方面虽无法统计，但总体水平应该不低，因为明后期泉州的张瑞图和漳州的黄道周的书艺在全国已名列前茅，当年名满天下，其后彪炳书史了。
从这些书画家的生平分析，他们基本上是出现于倭患逐渐弭平的嘉靖末年以后。在此之前，因为明初设立卫所制度，施行禁海政策，“片板不得下海”，对资源羞涩的闽南地区为害甚烈，加上频年倭患，民生已近凋敝，何来发展教育，遑论文化艺术？嘉靖、隆庆之后，海禁废弛，倭患渐平，加上“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刺激了福建经济的发展[3]，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得以恢复和发展。以明代泉州府历朝考取进士的人数进行统计对比，颇能说明问题：明朝泉州府进士共595名，嘉靖朝之前的154年间只有110名，其中永春、德化两县才有一名进士，而超过五分之四的进士是后122年间泉属各县考取的。举人的情况亦然，明代1734名举人，嘉靖以后就占有1342名[4]。科举取得的成就，是和教育的发达至有关系。明代中后期以后，闽南官方和民间的办学蔚然成风，府学、县学、卫学以外，书院、社学、经馆遍地开花。单惠安一县社学最多时就有230个[5]。教育的普遍与发达，同时也是书画特别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有利因素，张瑞图、黄道周的出现在闽南，就不足为奇了。海商经济的发展，科举的发达，使闽南士子有了增广视野、扩大交流的机会。张瑞图、黄道周和沈起津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能够到当时的文化中心——南都（即今南京）接触先进文化，与董其昌、陈继儒、倪元璐等书画名家广泛切磋、交流。他们不但共同推进了当时海内书画艺术的变革，在中国艺术史上产生积极的影响，还把先进的艺术文化带回漳、泉，为闽南书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嘉靖末年流寓莆仙和闽南地区的浙江文人画家徐渭，字文长（号天池山人），也把其水墨大写意画风带进该地区。而张瑞图父子、王建章的书画则对日本产生影响。可见到了明代嘉靖以后，即16世纪的中叶，闽南的书画才真正开始进入繁荣时期。
厦门地处周围设有镇海卫城和金门、高浦、中左（厦门）三个守御千户所城，以及为数不少的巡检司城的“漳州河”口（即厦门湾）。直到明末的天启年间，因“漳州河”的月港私商贸易的衰落，厦门才逐渐取代而成为“旁达西洋，商舶四穷”的港口。但与闽南其它地方相比较，文教方面的起步并不一致。还以科举为例：有明一代厦门（嘉禾屿）籍登科中举的人数不多（进士9名、举人29名），绝大部分也都是出现在嘉靖朝以后[6]。厦门的书画家也开始出现在这个时候。
文献记载的明代同安包括厦门的书画家人数不多，内容也过于简练。如《福建通志》所载明代同安人刘韵佳，一称刘运佳，只有“善书画，尤精篆刻”寥寥数字。《福建画人传》记雕塑家王崇德，称其“字道修，号大轮山人，同安人。善塑土，初不得于书，去而学画，继不得于画，乃去而为塑，以意所独诸，别署‘雕龙氏’”。但值得注意的是据乾隆《鹭江志》所载，明代厦门有三四位“方外之人”，个个是能诗善书画的艺术家，如释明光“尤工草书，时有同寺僧（释）如寿精于楷书，与光齐名，人称‘明光草，如寿真’”，另一位是释雪芝，“工草书，善画兰”，还有一位释明任，“善行、草大字”。这些出家人虽暂无发现有作品传世，但历史上他们对厦门书画艺术的作用却值得引起重视。
目前所发现的有关明代书画的文物以摩崖题刻居多，共60方，占全市摩崖石刻总数（306方）的五分之一。其中本地作者有正统年间的叶普亮，嘉靖年间的刘汝楠，隆庆至万历年间的洪朝选、刘存德、刘存业、傅钥、陈文鸾、黄文炤、池显方、林懋时，天启、崇祯年间的林宗载等。他们虽然均非以书法鸣世，作品也以楷书为多，但写来开阖自然、端庄凝健，各具风采。如傅钥在天界寺所题的楷书“仙岩”、“天界”，每字高达
我们只能从这些摩崖石刻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以及零星出土的绘画文物，结合文献记载，大体了解到明中后期厦门书画的一些概况。
二、郑成功对闽台书画的促进作用
1、郑成功抗清时期金厦两岛的书画述略。
明末清初，郑成功在闽南起师抗清，1650年至1661年期间还据金门、厦门为根据地，训练抗清力量，号召天下节烈之士，一时金厦两岛汇聚了不少东南的文化精英，给闽南文化注入新的营养。如“松江几社”的徐孚远南奔厦门依附郑成功，还与张煌言、陈士京、沈佺期等著名文人组织“海外几社”，抒发其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在他们的影响下，金厦两地的文化活动空前活跃，一大批闽南文士如同安纪石青父子、林霍等也纷纷“从之游”，厦门的叶后诏等还与徐孚远结为“方外七友”，“一堂诗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东林学案》）。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一般说来难得有闲情逸致进行书画创作，但还是有一些作品被保存下来。今将所见比较可靠的明郑时期书法作品披陈如下：
（1） 郑成功行草书法：《致隐元禅师书信》（藏日本京都府宇治市万福寺）；
（2） 王忠孝行书题郑成功弈棋图《百字赞》，原件藏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3） 张煌言行书诗稿（藏杭州张苍水纪念馆）；
（4） 沈佺期楷书《皇明钦赐祭葬太师彦千郑公暨弟太傅涛千公墓志铭》（藏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5） 永安伯黄廷楷书《明待赠王太孺人墓志铭》（藏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6） 鲁王朱以海“汉影云根”楷书题刻（在金门县古岗湖畔）；
（7） 宁靖王朱术桂行楷书轴（见“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编《明清时代台湾书画作品》，台湾私人收藏）；
（8） 明永历甲午[1654]诸葛倬等四人楷书诗刻（在金门县古岗湖畔）；
（9） “双忠魂”楷书题刻（永历四年[1650]，在厦门鸿山公园）；
（10）陈士京行书“逋菴”题刻（在鼓浪屿陈士京墓）；
（11）思明州知州邓会行书诗刻（共四通，在厦门万石山公园、虎溪岩）；
（12）明永历年款楷书“海山第一”题刻（卢若腾书，在金门县太武山）；
（13）明永历七年[1653]余宏志楷书“樵溪桥”题刻（在厦门市紫云岩）；
（14）董颺先行草诗刻（署“山云上人”款，在金门县献台山顶）。
郑成功据金厦时期绘画方面留下的文物实物较少，所知者有：
（1）明黄梓工笔设色《郑成功弈棋图》画轴（原件藏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2）明佚名工笔设色《台湾行乐图》画轴（藏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3）明佚名工笔设色行乐图轴（今定作“郑经像”，藏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4）明佚名工笔设色行乐图轴（今定作“郑克塽像”，藏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5）明佚名工笔设色林习山夫妇画像轴（藏金门县烈屿乡林氏宗祠）
明郑时期遗留下来的书画文物当不止这些，上面所举的近二十件作品或石刻文物都是闽台地区一般能见到者。郑成功“由秀才封王”，其行草书信写来自然洒脱，似有江南名家文征明的书风，这与他青少年时代在南都求学，游走诸名师门下有关。在擅长书法的郑成功的有意或无意的倡导下，王忠孝、张煌言、陈士京、董颺先和邓会的行书作品，也都能遵“遒媚”之法而另辟蹊径，各臻其妙。特别是陈士京的“逋菴”二字，下笔豪放不拘，气势雄健。由是观之，明中叶以后书道变革创新之风于张瑞图、黄道周之后，已经再次惠及闽南，这对闽南尤其是金、厦两地书法艺术发展的意义是很大的。
如果把郑成功时代的这批具有“波臣画法”的“行乐图”，纳入中国古代绘画史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其意义非同寻常。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肖像画大多采用墨线彩染的传统技法，到了明代后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大众化倾向和西洋绘画的传入，传统肖像画发生了演化，以多层晕染来表现的写实性凹凸法，即“波臣画法”开始进入画坛[7]。这一画派的领军人物曾鲸（1564-1647），字波臣，乃福建莆田人，与郑成功时代相近，地望也相毗邻。《郑成功弈棋图》的作者黄梓即曾波臣的弟子，其它“行乐图”虽无具名，但从画风也可见其师承。明郑时代保留至今的这些肖像画数量虽少，但已足以体现郑成功及其周围的闽南人得风气之先的胸襟，当然，它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先进画风在闽南的影响。
2、郑成功是传播书画艺术入台的第一人
郑成功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后来的率师东征、收复台湾，也体现在他对台湾的文化传播。1661年，随他渡台的就有许多文人，“克台之后，奉冠裳而渡鹿耳者，盖800余人[8]” 。翌年，郑成功逝世后，其子郑经继承遗志，在陈永华等人的辅佐下，在屯田拓垦、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推行文化教育。1666年设立了孔庙，接着又命各村庄设学校，开科取士，“取进者入太学，……拔其优者补六科内都事[9]” 。虽然历史文献没有特别强调书画传播的记载，但众所周知传统国学教育中书法是一门很重要的技艺，“各社令设学校延师，令子弟读书”；宁靖王朱术桂“善书翰，承天庙宇多所题额[10]”，凡此种种，都应该视作传统书画艺术在台湾的植根与传播。
何况郑经本人也是书画爱好者。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式天氏”（即郑经）所著《东壁楼集》旧刻本共八卷，笔者从中发现一些有关书画方面的新史料。如卷三有《画花鸟》五律一首云：“此图谁写真，百物传其神。栖宿群飞动，芳菲杂笑嚬。无关天雨露，何论节冬春。古纸空留影，不知落笔人。”卷四有《壁间画》七律一首云：“高堂素壁起峥嵘，人到面前鸟弗惊。春去枝头花不落，寒来岭上草长生。阴晴云雾时时绕，隐显渔舟夜夜横。古纸千年忘笔迹，此图频问那知名。”说明郑氏家中的“高堂素壁”展示着大陆带过去的花鸟画，或画有渔舟的山水画，都是画在“古纸”上面的，想必系有年份的名画，而且有一定影响，因有人来“频问”作者的情况。卷二的《过故人庄得辙字》有诗句写道：“堂上高悬高士图，席中佳肴金尊设。”由此可见不仅仅是延平王一家热爱书画艺术，连其乡下老友家中也挂着“高士图”，大陆传统书画艺术在台湾早期的传播可以窥豹一斑。可惜这些文物见证皆已不传，上举的那几幅“行乐图”，只不过是康熙二十三年（1624）郑氏后人携归北京的一个部分。
郑经治台二十余年，和其他早期开发者一样，并没有以诗词见长，也无书画作品存世。但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知道，他偶然也会“听政余闲觉寂寞，寄情山水墨翰筵”（卷四《东壁楼》），有时也“一斗百篇诗渺渺，三杯落笔字滔滔”（卷六《夏日李公见访》）。他公余对书画艺术的爱好，对其在台湾的传播、发展的作用将是肯定的。
1、清代厦门书画艺术的兴起
清初，随着1683年台湾的回归，由于水师提督、台厦兵备道（1721年改设台厦道，1727年才分设台湾道和兴泉永道）等衙门的设立，厦门成为闽南和台湾两地的行政中心。清政府还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口，指定厦门港为与台湾对渡的“台运”正口，厦门同时又是“南北郊”和对东南亚贸易的重要口岸，使厦门成为闽南的经济中心，一时有“番船往来，商贾翔集，物产糜至”的繁荣景象。港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和闽南台湾两地行政中心的形成，为厦门社会文化的发展具备了先决的条件。
（1）港市的繁荣吸纳了漳、泉两地的精英，提高了厦门的文化品位。如厦门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云洲诗社，其领袖人物黄日纪即龙溪移居厦门的诗人，“云洲八子”中的姣姣者黄莲士、薛起凤和林遇青也都是厦门以外的闽南人。
（2）厦门作为闽南和台湾的行政中心，有得到因公到厦、或由厦转台的官宦人士对文化方面的提倡和影响的优势。这些官宦人士往往文化素质较高，作用颇大。如历任水师提督的施琅、甘国宝、彭楚汉；兴泉永道的白瀛、俞成、倪琇、周凯；厦门海防同知李暲；游宦来厦的有著名诗人赵翼、大画家“扬州八怪”黄慎和文化名人郭尚先、高澍然、杨浚等等，他们的名字已进入地方的文化史册。
如果说，明末郑成功据金、厦抗清时期，厦门地方文化由于东南精英文化的融入而初展风采，那么到了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则因为具有闽南、台湾的行政中心和港市经济的相对发达以及“台运”等等有利条件，增强了对外交流，扩大了视野，厦门地方文化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黄日纪的榕林别墅一时成为闽南的文化沙龙，云洲诗社社友们的著作至今仍为地方文化的瑰宝，厦门存世的方志文献也编纂于斯时，即以现存的碑志石刻为例，清乾隆前后的内容质量和数量也最可观。厦门的书画艺术自然也应运而生，目前这一期间的书画名家的作品除了摩崖石刻保留一部分书法以外，绢纸类的书画作品仍然存世不多。但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修，三十四年冬开刻的《鹭江志》，尚能了解到清代从1644年至1766年这一百二十多年之间，厦门书画艺术家的大体梗概。
《鹭江志》所载厦门书画家（1644—1766）：
庄渔,字友樵,画山水、翎毛。画俱入妙，人以沈石田目之。寓厦门，初学医。有隐士风。
杨金鳞，字子石，兼通书画。长泰诸生，住厦局内。善作文。
陈基贤，字竹友，善大小书（法）。笔法坚凝，一时独擅。
黄日辉，善小楷，邑诸生。
陈昂泰，字青夫，书法，苍劲类颜、柳。 玉屏石碑是其遗迹。
罗经，字尔宜，兼工书画，酷肖赵松雪。邑诸生。
康凤声，善草书，笔势飞舞，颇涉妩媚。 漳浦人，移住厦门。
黄国楷，能书善画。书学米南宫。龙溪籍，住厦门。
施清，字宜从，善画山水。能诗。
王文明，画海族酷肖。笔甚苍老。
黄树德，字小修，工草书，尤精水墨。涉笔有致。
曾坦，字诙伯，善画山水。
蒋国梁，字祯士，能诗善画。笔意仿文衡山、倪云林诸家。
蔡催庆，号壶兰道人，工于画，好作泼墨。兴之所到，自然入妙。
王继宇，不论古今墨迹一见便能摹仿。
《厦门志》作王维宇。
道光十二年[1832]编成，十九年[1839]开刻的《厦门志》所载厦门的书画家，其中15人已载于《鹭江志》，其余15人当是活动于1766年—1832年这六十多年间的书画艺术家。
《厦门志》所载厦门书画家（1766—1832）
林元俊，字份生，时挥毫作竹、石及草书。 纵横如意，瘦硬入古。 善弈精医。本厦门人，徙居台湾。
吴麟，字仁卿，号祥苑。工行楷。以古为师，自阁贴至宋元大家，无不临摩逼肖。县诸生。
林汉峰，字湘青，工小楷。海澄诸生,居厦门。
周锦园，字振玉，书法。规抚松雪邑诸生。
徐宏音，字次徽，工真、草书。龙溪诸生，居厦门。
黄鸣冈，字友梧，精篆刻，龙溪诸生，居厦门。
黄朝正，黄鸣冈弟。
林墨香，林必煇字墨香著《清爱堂钟鼎款识》等。
陈治灿，字奎峰，能篆书
王庆，画人物，晋江人，居厦门。
范云，字翠轩，画人物，虽不合古法，生面独开，形容酷肖。
林远，画人物，在蒋国梁右。
陈斯泰，字元阳，善指墨画虎
苏鸣夏，字荔村，善画墨兰，其先海澄人，鸣夏始居厦门。
许崙，字伯珸号珊崖，工指墨仙佛、花卉、翎毛俱饶古致，尤长于巨幅。 客游姑苏、粤东而画益进。
当然，《鹭江志》和《厦门志》所载的书画名家不可能是全面的。这些专业书画家一般都按照体例归入“方技”这一门类，而有些业余书画艺术都很有影响的人物，则根据他们的情况列入“文学”或其它门类。比如黄日纪、薛起凤、黄莲士、林遇青等人在“方技”里头就查不到，但他们在厦门保留大量的优秀书法题刻，却是研究乾隆时代厦门书法的重要依据。另外还有因循古代修志“生不立传”的原则，略去了同代有成就的书画名家，如陈荣瑞、吕世宜和叶化成等仅在《厦门志·风俗记》略带一笔，称：“篆隶推吕孝廉世宜，山水有叶上舍化成，墨竹有陈征士荣瑞，皆可观。”其实，后能真正传世而且在闽台两地产生影响的，反而是他们这几位。因而在探讨清代前、中期厦门书画艺术发展的情况时，就应该把视野扩大到石刻和流散传世的文物这个范围。
2、清代前、中期厦门书画的特色
这个时期厦门的书画在保守传统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不断革新的趋势。
明末的厦门人已有热爱传统书画的风气，《鹭江志》有明末阮旻锡的《籁余集序》，说其友“郑子好藏三代鼎彝、秦汉金石及宋元名人墨迹”，可惜全毁于万石岩的火灾。可见厦门保存纸绢类书画之不易，只好藉石刻以存墨迹。这也是厦门摩崖石刻数量如此之多的一个原因。
清代前、中期书法刻石在厦门保留较多，通过这些书法刻石，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到当时厦门的书风和社会风尚。清康、乾时代，海内“馆阁体”盛行，普遍崇尚的是赵孟頫、董其昌等传统的书风。从总体上来看，当时厦门也是以此为主流，文坛领袖黄日纪纯习帖学一路的16幅行书题刻，就宛然胎息于赵孟頫的风格。但虽然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万石岩李暲的“万笏朝天”、倪琇的“石林”，太平岩弈仁的“石笑”，虎溪岩李暲的“入我门来”等等风景名胜的岩石上，欣赏到这些熔碑入帖，一扫柔美之风的擘窠大字。这种刚健内秀的书风更能够引起闽南人的精神共鸣。《厦门志·风俗记》说“（厦门人）亦习为书画，自编修
清康、乾甚至嘉庆朝厦门的绘画作品虽不多见，然而从零星的遗存，如以《鹭江志》中蒋国梁的几幅山水画（木刻本）和其它同代人的若干作品进行分析，仍可看出他们囿于传统技法的倾向，下笔未脱“四王”之窠臼。乾隆《鹭江志》赞扬他们能恪守古法，善于以颜、柳、倪云林、米南宫、赵松雪、沈石田、文衡山等古今书画墨迹为师。看来方志对当时书画风气的概括还是很客观的。可是到了道光《厦门志》，对清中期厦门书画风气的看法就略有不同，除了“以古为师”、“瘦硬入古”等套话以外，还出现某些画家“虽不合古法，（但）生面独开”的评价。这说明清中期厦门的书画已发生了新的变化。事实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厦门书画家交游、视野的扩大，能够主动吸收外部营养，提高本身的技艺和素质，如画家许崙“客游姑苏、粤东而画益进”，还有清中期厦门书画家林元俊、蔡催庆等到台湾进行艺术交流等等，即可为例；另一方面则得力于外地文化精英对厦门艺坛的影响，如先后寓厦的水师提督画家甘国宝、“扬州八怪”黄慎和书画家郭尚先等，对当地书画的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众所周知，指墨画始于清初的高其佩，而乾隆年间的甘国宝已精于此道并把它传至厦门和台湾，不久后厦门人许崙即以“工指墨”鸣世，此亦厦门书画家在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的例证。
3、清代前、中期厦、台书画艺术的交流
清初的四十多年间，台湾和厦门一度同属于一个行政单位，《台湾府志》写道：“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士俗谓厦即台，台即厦”，足见两地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书画界的交往也一样，台、厦之间的交流随着两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臻密切。
郑氏治理台湾时所传播的传统文化，随着清初台湾回归所带来经济的发展以及两岸来往的密切，已经在台湾岛上遍地开花。清代康熙至嘉庆期间，台湾本地就相继涌现出张钰、林朝英、庄敬夫和王之敬等一批书画家。张钰，字质坚，号彬园，台湾县治人，雍正十三年（1735）入武闱，“善草书，工画，尤精绘龙虎。大幅巨制，益蓬勃有生气，悬之壁间，风云奔涌，人多宝之[11]。”林朝英（1739-1816），字伯彦，号一峰、梅峰，台湾台南人，工写意花鸟画，并擅行草。他的画落笔泼辣豪放，而墨韵十足，有人认为他似乎受到“八怪”画风的影响，但台湾学者却指出“其纵逸之处且较徐文长或比浙派作风更有过之[12]”。据说林家拥有商船，常往来于厦、台之间。林朝英在闽南一带接受徐渭、或者“扬州八怪”黄慎的熏陶，是很正常的。庄敬夫，字钦翰，号桂园，台湾人，“以水墨绘事著名，意到笔随，各臻其妙。每有作，得者辄秘为家珍，以是人争仿之。嘉庆初卒[13]”。王之敬，字笃夫，号莲峰，“擅书画，每下笔悉入妙品，当道重之[14]。”
近年台湾出版的《明清时代台湾书画作品》收录有林朝英和庄敬夫的作品。林朝英有“墨竹图”、“墨荷图”、“蕉石白鹭图”、“双凫图”、“自画像”和行草书法多幅，台湾学者认为与明中叶以来盛行的文人画至有关系。庄敬夫的“松鹿图”等三幅佳作，则已略近“扬州八怪”之笔墨。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台湾早期书画的发展是与祖国的艺术史息息相关的。
清代前、中期台湾书画艺术的发展，与两岸文化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在此期间，清政府派到台湾任职者，就有倪鸿范、甘国宝、朱景英和杨廷理等擅长书画的官员。厦门是当时渡台的来往必经之地，所以他们的影响波及了两地。倪鸿范，字伯畴，福建晋江人，康雍时代以署福建水师提督入台，厦门现存有他写于乾隆辛未（1751年）的两幅巨幅行草诗刻，气势磅礴，力迈群伦，因其有功于台，故《台湾通志》有其传。福建水师提督甘国宝（1702-1769），字继赵，号和庵，福建古田人。闽、台两地的方志皆称其善指墨画虎，厦、台两地至今都保存有他的墨宝甚至有关他的传说，可以想见其对海峡两岸文化的贡献。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台湾海防同知的湖南解元朱景英，乾嘉之际任台湾南路海防兼理番同知、台湾道的广西拔贡杨廷理（1747-1813），则因在台有政绩，所以民间连他们的书画也拱如珍璧，加以弘扬。
两岸之间的民间艺术往来也是一个重要的交流渠道。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黄慎和郭尚先。布衣黄慎（1687-1772），号瘿瓢子，福建汀州人，是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书画家，1724年定居扬州，是为“八怪”之一。1750年（乾隆十五年）应时任巡台使者的朋友杨玉坡之请准备到台湾。杨开鼎，号玉坡，是江南的翰林，1749年巡察台湾道，他也“工书法，刚健中有袅娜之姿，得者如获至宝[15]”。黄慎到台湾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书画，交流艺术，可惜因故未果，只好寄寓在厦门。扬州博物馆藏有他在厦门画的《双鹭图》，上题“乾隆庚午（1750年）小春至海关”等语，而江西省博物馆也藏有他的一幅《鹭石图》，上有“乾隆辛未（1751年）渡台不果，行至海门玉沙洲”等题跋，由此可知黄慎寓厦大约头尾两年，《厦门志?列传下》的“寓贤”记载当时“厦门画家多宗之”。郭尚先，字兰石，福建莆田人，清进士、翰林，任大理寺卿等职，但嘉庆二十年（1815）入台，是以民间身份“建馆于八里岔，授徒自遣[16]”。郭尚先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兼擅画兰竹。入台前他在厦门短期主讲玉屏书院，已使当地的“楷法为之一变”。他在台的书画效应亦应与在厦相伯仲。稍后渡台交流的有林元俊、蔡催庆等厦门书画家。《重修台湾县志》、《彰化县志》以及《重修台湾省通志》都有他们的传记，如蔡催庆传就写得比《鹭江志》全面、具体得多。这可能是蔡氏在台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原因。
在两岸艺术交流的过程中，大陆书画家也虚心向台湾同行学习。《台湾通史?列传六》的“文苑”和《台北市志》的“人物志”都载吴鸿业，字希周，淡水人，“尤善画蝶，人呼‘吴蝴蝶’”，“连江黄杏村客台，素知画，从之学，数年尽得其技”。
明清时期厦门书画艺术的发展及厦、台书画交流述略（下） 何丙仲
四、清代后期厦门的书画与厦、台书画交流
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厦门成了近代中国最早被迫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一个对外、对内沿海口岸通商贸易的港市逐渐形成。五方（包括华侨）汇聚、华洋杂处的社会环境，使常言所说的“厦门人”的素质结构发生了变化。多元文化的相互混合、包容与交融，有利于厦门海洋文化特色的形成，也有利于各种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以来厦门的书画广泛接受外来的影响，深化厦、台之间的交流，都比清代前、中期有长足的进步。厦门书画艺术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得到进一步的繁荣。
1、清代后期台厦书画述略
近代厦门成为东南重要的通商口岸以后，厦门的文化逐步形成多元的架构，形式更为丰富多彩。此中原因种种，但就书画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得到前来厦门、台湾任职的兴泉永道周凯、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杨岐珍等人的倡导和扶持，两岸的书画艺术蔚然成风。周凯（1778-1837），字仲礼，号芸皋，浙江富阳人，嘉庆进士，道光十年（1830）任兴泉永兵备道，驻厦门。工书画，山水师元、明诸大家，浑雅苍秀，自成一家，对闽台书画艺术影响颇大。稍后的吕世宜、叶化成等人皆受过他的熏陶。彭楚汉，字纪南，湖南衡阳人，清同治、光绪间任福建水师提督，驻厦门。擅长丹青，尤嗜水墨画梅，颇具文人画旨趣。厦门画家吴大经、苏元和章澥皆得其亲授。
其二，扩大与漳、泉以及其它地方书画的交流。如泉州画家郭徽（字彦美，号云谷）、书法家吴鲁（号肃堂，清末状元）、林翀鹤、曾遒（字振仲）等，漳州画家叶文舟（字晴帆，号藕香）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清初崛起的漳州诏安的画派，到了清代中、后期开始成为气候。这段时期诏安画坛涌现的谢颖苏（1811-1864，字琯樵）、沈瑶池（约1810-1872，号古松）、汪志周（字瘦石）和沈镜湖（1858-1936，号慎草山人）等书画家，都是研究厦门美术发展过程中，大家所熟悉的人物。闽、台两岸知名度甚高的马兆麟（1837-1918，字瑞书，号竹坪、东山里人）、林嘉（1874-1939，号瑞亭）、赖绍南（号少嵩）等因其寓厦而有影响，遗作还被辑入《厦门近现代国画家作品选》。其它见诸于零星旧闻者，还有满族人傅余庵（1850-1916），工草虫花卉，画法颇近海派任薰、任伯年一路，厦门近现代名画家赵素（号龙縿）即其入室弟子。
其三，与台湾书画界往来密切。这些书画家与厦门乃至闽南等大陆地区同行之间的相互交流（厦门书画家的入台交流，下面还会述及），使两岸的艺术水平共同得到提高。
厦门书画的繁荣，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此前任何时候相比较，清代后期台、厦书画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书画家人数增多。清道光以后的七十左右年间，厦门涌现出一大批书画名家，可以见诸民国《厦门市志》的“艺术传”。但该方志尚属稿本，所以人物的辑录或有疏漏，体例也有待斟酌。如道光间画竹名家陈荣瑞（1780-1832），字辑五，号雪航，厦门人。工小楷、墨竹，《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有传）、陈邦选以及同、光间善画兰竹的李容、江楓（字秋颿），遗作存世成为当今收藏界的热门货，而当时的方志却无其传；佳作颇为当今收藏界所重视的书画家吕世宜、叶化成、林鹗腾、杨凤来、方兆福（含婿庄序易）、叶大年、李廷钰等的传记则编入其它门类。他们的生平与成就已编入我所编纂的《厦门历代书画家》（未刊），兹不赘述。现将民国《厦门市志》（《鹭江志》、《厦门志》辑入者不再重复）中清代后期的书画家列表如下：
《厦门市志》所载厦门书画家（1832—1911）：
林鸿，字霁秋，猎涉书画、篆刻，酷嗜音乐，尤精琵琶。
欧阳弼，字梦良，善书尤擅擘窠书入柳诚悬堂奥。 邻近匾额多出其手。
欧阳桢，字少椿，工篆刻，擅行楷，晚攻魏碑。陶濬宣、蔡公时过厦，咸推重之。
陈克虎，善作山水、人物衣褶描笔有行云流水之妙。
吴纪勋，字桢村，善画山水，笔力矫健不凡，常作大帧，笔法近黄大痴。
吴荫棠，字藻川能画水。晚专画竹。画水笔墨淋漓，颇饶逸气。 吴纪勋之侄。
叶舒泰，字老鹤，画山水，疏秀苍老。
叶鸣皋，字少鹤（画山水）能世其学。
林嵩龄，字景松，丹青花鸟似吴纶堂（大经）笔意。
赵斌，字少村，画山水。能作蝇头字。 笔意朗润，酷似曹云西。书札亦闲雅。
林必瑞，字研香，擅画墨竹 。
叶来昌，字小谷。能书画 名书画家叶化成之子。
吴大经，字纶堂画山水花鸟画有独到处，中年后，喜作梅菊怪石，墨沈淋漓奇诡。吴大经、苏元、章澥并称厦门三画家。
苏元，字笑三，号梦鹿山樵。擅画梅、鱼，兼擅山水花鸟， 苏元、吴大经、章澥并称厦门三画家。
章澥，字汉仙，花鸟、人物、山水俱擅胜。 晚年笔尤苍老，神致栩然。 章澥、吴大经、苏元并称厦门三画家。另一并将民国《同安县志》“人物录·方技”所记载的活动于厦门的同安书画家列表如下，以供参考。其中大部分活动于清代中、后期，并且多有作品传世。只有李无惑是明代人物；张伯虎、刘运佳的活动年代未详，姑录于此；庄渔、许崙已见《鹭江志》、《厦门志》，故略。
[附民国《同安县志》所载明清两代同安书画家：
[明李无惑，善小篆盖斯公、阳冰之后，未见其比，其劲健端好又过于阳冰。
[清张伯虎，以善画，名翔风里青屿（金门）人。
[清刘运佳，善书画，其篆刻尤精。
[清黄陶潜，以医、画名图画出于天然，以墨水挥洒，苍古入妙。
[清陈燮堂，字和卿，以画自隐。尤工山水。节枝、人物，具见精神。山水雅有衡山、石田家数。周芸皋（凯）观察厦门，物色之，谓“近代画家罕有其匹也”。
[清吴慎，善画写意尤苍古。
谢正，字笏山，山水、博古为一时名士重，谓“其直（入）沈、唐之奥”。
[清谢蓉生，字秋塘，颇能画竹，谢正之叔
[清高峻，字叔崧，别号浣香老人。工书画。凡山水、花卉、人物靡不精究。尤工草虫。
其描摹形神毕肖，栩栩欲活，人多爱之。尤工习六朝之体，如走龙蛇，飞行无迹。时人称三绝。
陈子奋《福建画人录》误定为明代画家。今据其作品题跋年款，知其生于1835年。70岁时犹能作画。
[清倪观海，字铁泉，工于画，声名远播。画牡丹花娇艳夺目，意态翩仙，宛有生气。
[清谢佑，字元阳，善镌刻印篆，古气横溢。
（2）以厦、台为主的两岸文化交流取得丰硕成果，台湾涌现出一大批书画家，为日后两岸书画艺术的共同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清代后期，至“乙未（1895年）割台”这段时期，台湾也涌现不少书画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林占梅（1821-1868，淡水人，字雪梅，号鹤山，工诗书，善绘画）、曹敬（1818-1859，淡水人，字兴钦，号慤民，兼工书画，善为黄杨木雕）、丁捷三（嘉义人，字子微，善书画，尤精翎毛）、王献琛（1830-1889，台南人，字世希，号宝堂，能作水墨画，书亦疏放）、林觉（台南人，字铃子，号卧云子，善绘花鸟，人物尤精）、吴尚霑（台南人，号秋农，擅长书画、篆刻）、洪丹九（艋舺人，善雕刻，吕世宜等入台传艺时，得其协助）、卢周臣（台南人，善淡墨山水、人物）、张书绅（淡水人，字子训，号半崖，“其书则有中锋冠全闽之誉”）、张长春（大龙峒人，浑名“臭头年先”，喜弄丹青，所绘神佛鬼怪，奇禽异兽，意趣横生）、许龙（嘉义人，字禹门，号守愚子，善长人物、花鸟）、范耀庚（1877-？新竹人，字西星，号瘦竹，人物、花鸟皆佳，指画尤能开创新意）、叶汉卿（新竹人，名镜镕，善长兰竹，亦善书法）、吕璧松（1872-？，台南人，喜丹青，悉心研究“南宗”水墨画法）、蔡雪溪（1885-？，台北人，字信其，善丹青，兼擅中、日画法，为台湾早期北派之首）、蔡九五（1885-？，台北人，字秉乾，善绘花鸟禽鱼，画鱼气韵生动）、谢彬（台南人，善庙宇壁画）、释荣芳（凤山人。同、光间开元寺住持，精通拳法，兼擅书画）、释莲芳（台南三官堂住持，工书画）等人[17]。
（3）传统书画各呈其妙，百花竞艳。清代后期，厦门的书法各种书体都益臻其妙，都各有杰出的名家。如以专擅汉隶著名的吕世宜（1784-1855），字西邨，号不翁，福建金门人，世居厦门。清道光壬午举人，性爱金石，工考证，篆隶尤佳。至今犹是闽台两地名气最大的书法家。吕世宜曾应聘至台湾板桥林家，对台湾文化贡献颇大。行书方面最出色者为同、光年间的同安举人陈荣试，字秋崖，其名虽不见经传，但因陈荣试的行书得力于赵（孟頫）、董（其昌），笔墨淹雅苍润，颇为后世识者所珍爱。楷书则有光绪年间的杨凤来，字企亭，厦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兴泉永道署碑记》即其为道台的代笔，俊采神驰，纯入唐代欧阳询的法度。晋江寓厦的学者杨浚，其近邓石如风韵的篆书石刻，至今还为厦门山水生色。绘画方面更是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清代后期所有的画种皆已齐全，山水、人物、花鸟、兰竹、草虫等等，门门有高手；写意、工笔、兼工带写，种种技法都已成熟。影响至今的有周凯、叶化成的山水，陈荣瑞、李容、江楓（字秋颿）的墨竹，彭楚汉的墨梅，陈邦选的小写意人物，谢颖苏、马兆麟、吴大经、苏元（号笑三）的兼工带写的花鸟，高峻（叔崧）的工笔草虫等等，现已成为厦门的历史文化瑰宝。
2、清代后期的台、厦书画交流
台、厦书画的交流源远流长，自明末清初以降一直没有停息过。这种交流更是频繁，其中如厦门画家陈邦选（约1770-1850），字仲子、得青、宝谷，号白鹤山人，道光年间随乡人入台，以书画、篆刻自给。其作品多流传于台湾，台湾近年出版的《清代台南府城书画展览专集》犹收录有他的作品和传记，评者谓其指墨人物的造诣可与高其佩相伯仲。《闽台历代国画鉴赏》一书记载陈邦选寓台时，新竹人范耀庚倾心向其学画，所以人物、花鸟皆佳，指墨画尤能创新意。该书又记载闽南画家谢颖苏初至台湾时，即寄寓在台南举人吴尚霑的修竹山馆。吴尚霑得机会师事谢氏“四君子”画法，后以墨兰最为清湛。不但是大陆西岸的书画家入台传艺，台湾的艺术家也频频渡海东来求艺，或在台遥接正宗的传统，如嘉义人“许龙人物师黄慎，花鸟学八大山人”，作品同样很有文人画的书卷气等等。诸如此类的记载，实在举不胜举。然而影响最大的当推道、咸时期谢颖苏（琯樵）、吕世宜（西邨）和叶化成（东谷）的“三先生”入台弘扬书画艺术。
“三先生”的入台弘扬书画艺术，是闽台文化交流史和台湾文化史的一件大事。“三先生”入台前已是名噪八闽的书画家。他们应台湾板桥林家之邀而入台，连横的《台湾通史》述之较详：“当是时，淡水林氏以豪富闻里閈，而（林）国华与弟国芳皆壮年，锐意文事，见世宜书慕，具币聘。……世宜遂主林氏，日益搜拾古代鼎彝，汉唐碑刻，手摹神会，悠然不倦。林氏建枋桥亭园，楹联楣额，多其书也。……是时诏安谢颖苏亦主林氏，以书画名。”据金门学者吴鼎仁学兄考证，“三先生”并非同时“主林氏”，吕世宜在台时间大约为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至1854年（咸丰四年），居台约十二、三年。其友叶化成可能和他一起入台。至于谢颖苏则是咸丰年间到台南，辗转于砖仔桥吴家、海东书院，后来才应板桥林之聘。但不久“因与东家微有争执，遂拂袖而去，寓于艋舺。”居台前后约四年[18]。谢颖苏有否与吕世宜同游？同游时间多长？至今仍是个谜。
但不管怎么说，吕世宜等“三先生”在台时间长，并依托板桥林家豪富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日本汉学家尾崎秀真在他的《清代官守台湾的古文学家周凯》[19]论文中写道：“台湾流寓人士，于文推周凯，诗推杨雪沧，书推吕西村，画推谢琯樵”，并且说此后“台湾隶书皆吕西村流”，连横说：“晚近谈艺之士，辄言吕西村、谢琯樵。” 台湾出版的《台湾乡土文物浅说》也说“叶化成，字东谷，……曾游周凯门下，后由凯介至板桥林家为西席，与吕世宜、谢琯樵并称三先生，对北台文化之发皇助益良多”。近年还有台湾学者作出这样的评价：“道光间西村渡台后，兴起碑学书法，……影响台人隶书创作之风甚钜[20]。”可见“三先生”对台湾书画艺术的贡献是多么的巨大。
综上所述，让我们了解到，明清时期，厦、台两地书画艺术的发展轨迹是非常相似的。厦门的书画艺术的发展得益于厦门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它滥觞于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港口城市的形成、发展，到了清代中叶即中英鸦片战争之前，由于闽、台两地乃至省内外广泛的艺术交流，逐步走向相对的繁荣。近代以降，这种艺术交流更为频繁，厦、台两地的书画艺术几乎已经融为一体。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就把大陆的书画艺术从厦门、金门传播到台湾，书画艺术这项国粹就开始在那里生根发芽，并且在整个清代（1895年的“乙未割台”之前），通过闽、台或厦、台之间的不断交流，相辅相成，共同缔造了海峡两岸书画艺术的繁荣局面。
由于众所周知的两岸隔绝等等原因，其中尤其是1895年以后台湾整整有五十年的时间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皇民化”的污染，导致正常而且蓬勃发展的祖国大陆书画艺术，现在却成为台湾艺术家们心中迫切的向往。而今两岸的书画交流已经水到渠成，回顾明清以来我们老祖宗走过的道路，相信是很有意义的事。
事实上，厦门的书画艺术发展过程，尤其是明清时期厦、台两地的书画艺术交流的既丰富又精彩的史实，并不是一两篇论文就能够阐述清楚的。本文不惴冒昧对此作了一些肤浅的探讨，愿同仁进而教之。
[注]：
[1] 梁桂元《闽画史稿》，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2]《福建画人传》，陈子奋著，福建省博物馆油印本。
[3] 徐晓望主编《福建通史》第四卷“明清”，第五章《晚明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
[4] 陈笃彬 苏黎明《泉州古代科举》，齐鲁书社，2004年。
[5] 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古代教育》，齐鲁书社，2005年。
[6] 民国《同安县志》卷之十五“选举”。
[7] [日]近藤秀实《波臣画派》，吉林美术出版社，2003年。
[8] 连横《雅堂先生余集》，转引自陈耕《台湾文化概述》p.99，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
[9] 江日升《台湾外纪》，p.1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 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编印《明清时期台湾历史人物小传》，p.36
[11]《福建通史》卷三十四，“文苑列传”。
[12] 转引自张金鉴《闽台历代国画鉴赏》，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年。
[13] 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编印《明清时期台湾历史人物小传》，p.195
[14] 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组编印《明清时期台湾历史人物小传》，p.14
[15] 台湾出版《台湾关系一百翰林书画集》。
[16] 张金鉴《闽台历代国画鉴赏》，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1998年。作者按：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明清时代台湾书画作品》根据《台湾金石木书画略》之说，郭尚先作“年三十来台，建馆八里岔，授徒自遣。嗣归，举乡试，成嘉庆十二年进士”。此说颇值得怀疑：郭氏生于1785年，1809年（嘉庆十四年）成进士时24岁。此前入台设馆可能性不大。其入台时间应在成进士立朝当官以后（《闽台历代国画鉴赏》作嘉庆二十年，1815年。暂依，俟考），且与在厦主讲书院同，非仅“授徒自遣”而已。
[17] 综合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明清时代台湾书画作品》，张金鉴《闽台历代国画鉴赏》。此外，[台] 吴鼎仁《吕世宜书学风格研究》（《铭传大学应用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还载有光绪间鹿港的郑鸿猷、郑贻林和台北的吴廷芳，皆写吕西村风格的汉隶。
[18] [台] 吴鼎仁《吕世宜书学风格研究》，载于《铭传大学应用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作者按：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编《明清时代台湾书画作品》考订谢颖苏入台于咸丰七年（1857）佐幕至台南，则斯时吕世宜已卒有年（咸丰五年卒）。七年说不知何据。
[19] [台]卢嘉兴《台湾研究汇集》第五辑。
[20] 转引自[台] 吴鼎仁《吕世宜书学风格研究》，载于《铭传大学应用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