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杨小凯教授从后发劣势角度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体制变换，不算真正成功；而俄国、东欧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体制变革，所以这些国家将来会超过中国。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国的经济发展要考虑三方面因素。首先是生产要素，如果生产要素增加，总产量、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就会提高，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三是技术水平。同样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提高，经济水平可以提高。三方面当中，技术最关键。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其中，土地、自然资源对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而言是外生给定的，一个国家很难增加国土面积。在十八、十九世纪，有些国家通过殖民地增加土地资源的供给，现在则不可能了；对于劳动力而言，劳动力会增长，但增长速度亦相当有限，受到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长率不过是2%～2.5%，很少达到3%，许多国家维持零增长，这方面差异不大；差异比较大的通常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可以非常快，达到30%或更高；而有些国家没有资本积累，如一些非洲国家，资本不但不积累，甚至因为提取折旧而呈负增长。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维持在10%～15%之间，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维持在30%～40%之间，它们之间差距很大。所以从生产要素角度看，最关键的是资本积累速度。

进而，资本积累决定于什么？资本积累依靠经济活动。经济活动能否比较快速地进行、能否长期维持，取决于这种经济活动投资报酬率多高，或资本积累的报酬率多高。在技术要素给定的情形下，资本积累必然会出现所谓“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的边际报酬越低，则资本积累意愿就会越低。因此要维持比较快速的资本积累，必须快速地技术变迁。

接下来考察结构变迁。结构变迁决定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因为如果没有新技术，同样的产业就不会有附加值比较高或生产力比较高的生产环节，而且如果没有新技术，就没有新的产业。工业革命以后，新产业不断出现，这是新技术的结果。比如纺织业是原来有的产业，因为有技术变迁，机械化生产比手工生产效率更高，如果把资本、劳动力转移到机械化生产上来，附加值就比较高。又如后出现的机械制造业、化工产业、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都是新技术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

所以多数经济学家认同，判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最重要是看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判定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快，相当大程度是看其技术变迁速度有多快。

二、技术变迁的成本

促进生产的技术变迁叫innovation，“创新”，“创新”在不同发展阶段含义不一样。最发达的国家的技术已在最高水平，它的技术创新就等于invention，即“发明”。不发明新技术，它基本上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它的技术“创新”可以与发达国家一样，投入非常多的投资，来发明新技术，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技术引进、模仿获得新技术，引进的技术不一定是最新技术，可是比当下所用的技术新，就是“创新”。这样，发达国家的创新等于invention，这是它唯一的选择，但发展中国家有两个选择，发明或模仿、引进，这就要看哪一种方式获得技术创新、技术变迁比较便宜。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办法解决，要从经验上来看。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大。比如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2000财务年度，IBM在研发上投资43.45亿美元 ，摩托罗拉44.37多亿美元 ，Intel是38.97亿美元 ；还比如医药技术投资也非常大，Merck在2000财务年度研发投资23.44亿美元 。而且投资成功率并不高。研究表明95%的最新发明没有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没有形成商业价值。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最有名的公司也常发生这种情形，比如Windows的一个版本发行后，市场基本没有反映，后来新技术出现，它就被跳过去了。根据一些研究，申请专利技术的产品十项中有一、两项，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但另外80%-90%束之高阁。这说明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成本很高、风险非常大。如果项目研究成功、并申请了专利、且具有商业价值了，确实会有相当大的市场回报率。专利技术17年的保护期，基本可以保证其生产接近垄断地位，而且很可能有全世界的市场。但是将所有研发投入、 95%的失败率、申请专利成功后80%以上市场失败率全部计算进去，整个最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回报率并不高，成本是非常高的。

如果发展中国家用这种方式来获取最新技术，必须花同样高的成本，而发展中国家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获取最新技术。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可以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新技术，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专利保护期17年，超过17年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即使17年之内的技术，引进成本也不高。研究表明，引进技术越新，成本越高，而引进在12、13年期的专利技术，成本相对低一些。总的来讲，技术引进的成本大约相当技术发明成本的1/3。


因为大部分技术的基本理论并不复杂，重要的是如何将基本理论变成商业、生产可行的生产方式，这是要素、流程的组合。发明之前要进行许多尝试错误，一旦发明出来就很容易就学会。在这方面制药最明显，比如新药的发明，要经过无数次尝试错误，之后进行临床试验，成本相当高；一旦发明，生产的成本非常低。在这种情形下，专利出售价格不能太高，否则就会鼓励侵犯知识产权。当然发明人可以向多家出售专利，回报率也可以相当高。

所以，引进技术买专利最贵，可是尽管所付的钱是发明成本的1/3，与发达国家发明成本相比，由于人们只会引进成功的那部分技术，而避免了失败的尝试，可以不付失败的那部分占99%的成本。

对于最发达国家而言，如果不付出99%，就不会得到那1%的成功；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付1/3，一定是买进成功的技术。这样，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如靠引进技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得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从以上几方面看，只要有快速的技术变迁，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加强作用。

三、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亚洲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称为“亚洲奇迹”。首先日本，接着亚洲“四条小龙”，然后中国大陆，基本上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究其原因发现，基本上没有几项新技术是这些国家发明，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

对比国内1978年前，技术改革基本上靠自力更生，所谓“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试图在最尖端的技术、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当然，当时的政治背景使得无法引进先进技术，比如“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科学家花很大成本攻关。相反的情形，改革以后二十年经济发展很快。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因为在高精尖产业方面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很快的发展。

“后发优势”之所以对我国很重要，是因为即使经过二十年，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两个国家收入的差距是衡量两国技术差距很好的指标，（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大国之外，发达国家不可能使用落后的技术。）我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相当大，就代表技术差距相当大。

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寄予相当大的希望。

四、后发劣势

杨小凯教授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即“后发国家”其实是有劣势，而不是有优势。他首先认为两个国家最根本的差异在制度的差异。比较十九世纪的英、法两国，他认为法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英国是发达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GDP，1820年法国人均1200美元、英国人均1700美元、当时大部分国家人均100美元左右。他认为法国和英国最大的差距是制度的差距，因为英国从光荣革命之后，已经进行了宪政改革，而法国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制度之下，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革命等等，仍没有完成宪政制度改革。小凯认为英、法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制度差距造成。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可能既存在制度差距，也存在技术差距。小凯认为，技术模仿比较容易，但制度模仿是很困难的。这样，有可能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从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比较容易较快取得资本积累、结构变迁、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比较快；可是因为制度模仿较难，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生产水平提高了，制度却成为一个障碍。

小凯认为，最优的制度是英美的宪政体制，也就是对国家权力有一个制衡机制。他认为国家权力制衡很重要，如果国家权力不受到制衡，就会产生国家机会主义。国家机会主义一旦形成，就会使国家发展进步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经济发展就失败了。

他对苏联、中国的情形进行解释。认为苏联从1929年推行重工业发展战略之后，在技术方面模仿西方；而中国也如此。他推断苏联之所以后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的机会主义。

他认为日本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虽然技术上模仿发达国家取得了相当大成功，但天皇仍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因此他将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归罪于此，认为是日本没有进行彻底宪政改革的恶果。另外，他把日本1990年代以来的困难也归罪于宪政改革不彻底，认为日本虽然学习西方，但制度上学习不彻底，如银企关系、企业之间关系仍存在不少东方模式，所以银行大量给企业贷款，形成了大量呆坏帐，造成了整体经济困难。

小凯试图用以上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只进行技术模仿，而不进行宪政改革，且不是改成英美式的宪政体制，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不能从短期成功，来判定一个国家是成功的。他认为英国是最理想的模式，英国从光荣革命开始，形成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均衡，形成了共和制。这样，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经济的发展才会那么快。而逆其道而行是不可以的，比如先进行工业革命，再进行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

五、验证后发劣势

本文对小凯的上述观点，进行一些讨论，进行一些逻辑分析和经验检验。首先看制度先行的必要条件，以及制度先行是不是必然能够将一个落后国家、地区变为发达国家、地区？是不是制度没有先行，就必然会有很大困难，必然会造成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且当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之后，掌握国家政权的精英们就会进一步防碍宪政体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只有像英国那样，先改革宪政体制，才能避免后来发生的困难？

从经验上看，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继承了英国宪政体制。比如印度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有民主制度，这是印度人很骄傲的地方。印度的宪政体制，包括议会选举、多党执政、对国家权力的限制等。她是最标准的先进行了宪政改革的国家，但是迄今为止，印度仍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国家。比较中国与印度，无论是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之后，国际上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绩效比较好。尤其是改革之后，中国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发展质量，都比印度好。


除英国之外，我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先进行了宪政改革，然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相反，我们往往看到先进行宪政改革引起很大混乱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进行选举之后，反而一片混乱。孟加拉、巴基斯坦、菲律宾都是这样。

按照小凯的说法，日本以及新加坡、菲律宾、韩国这三条小龙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宪政改革。明显标志是政权上国家有相当大的垄断，另外还有相当大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存在，造成国家既是市场当中的裁判，又是一个运动员。按小凯的说法，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就会利用权力，限制其它经济的发展，保护国有企业，剥夺经济发展的果实。

如前所述，日本被认为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新加坡政治上基本上还是独裁，经济上还有相当大的国有企业，台湾国民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至少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也有相当大的国有企业，还有相当大的党营企业，权力与经济联合在一起。亚洲四条小龙中，只有香港进行了完全的宪政体制改革，因为回归前很长时期是英国人进行管理的。

现在我们进行一些分析。198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新加坡1996年时人均收入也超过美国。而且亚洲四条小龙中，新加坡1960、1970年代人均收入跟香港差不多，但1999年新加坡人均收入29610美元，香港23530美元，新加坡比香港高出了1/4。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没有进行小凯所说的彻底宪政改革，也能够赶上发达国家。当然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能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并且判定其将来不如发达国家呢？看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存在一些问题。

而且，英国是小凯认为的最理想模型，应该有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可是，从人均收入来看，英国到现在人均收入水平只排在全世界第22位，已经不是最发达的国家了，欧洲的许多国家，如法国、德国人均收入水平都超过它。

这样，从经验上来看，先进行宪政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绩效不佳，而有些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反而超过了小凯所说的理想模式国家。

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假定诚如小凯所言，宪政改革如此重要，必须先行，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国家机会主义，才能长期发展。那么，是不是有办法来一次“休克疗法”来改革一个国家的“宪政”呢？因为只有存在这样做的可能，研究才有意义。不能设想一个国家、地区，先用五十至一百年改革宪政，然后才来发展，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

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的变化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尤其是宪政体制改革，更不可能隔夜改成。宪政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立宪，当然立宪方面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必须相互制衡。但是宪法方面有这样的制衡，并不代表现实中必然有这样的制衡 。

如此看来，所谓宪政体制改革，不仅是立一部宪法，而且是人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必须有执行者愿意执行、老百姓愿意遵守，法才是有效的。实际上，小凯的文章中也指出，法国的宪政体制改革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对法国的中央集权政治有一个冲击，接下来巴黎公社则是一个暴力黑暗时代，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后来的拿破仑时代更是一个独裁时代，固然有《拿破仑法》，但拿破仑本人还是超越法律之上。这样法国用了一百多年才接近小凯所说的宪政体制改革。日本也是如此。明治维新之后，从德国引进宪法体制，有选举、议会、法院 ，即使二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之下，引进了美国宪法精神，立了一部新的《宪法》，天皇被虚位。但整个生活中许多行为方式还是旧的行为方式，还是讲人际关系的行为方式，并不完全按照法制的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的转变需要时间。

苏联、东欧也是一样，虽然法律上已经把共产党推翻了，把计划经济推翻了，而且引进了新宪法、引进了选举、引进了私有制。但按照小凯的说法，它们的失败并不是休克疗法的失败，而是因为宪政改革还没有完成。如此看来，尽管法律上改了，但人的行为方式不改，有什么办法呢？

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制度是不可能隔夜就改成。因此，即使宪政体制如小凯所言那么重要，是决定一个国家差异的根本，也不可能马上改。更何况如前所述，本文并不认为它是根本，因为有许多并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成就很大。因此，就宪政改革而言，只能一面发展一面改。

七、国家机会主义必然恶化吗？

再来看小凯的另一个判断，为什么认为宪政体制改革要先行？他认为如果总是进行技术模仿，没有在宪政体制方面进行彻底改革，必然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就会防碍私营经济的发展，国家机会主义就会掠夺经济发展的果实，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

但是如前所述，比如在日本虽然天皇有至高无尚的权利，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个权利去掠夺经济发展的果实；在新加坡固然有国有企业、党营企业，但政府并没有利用政治上的垄断权利，使政治环境全部偏向于保护国有企业和党营企业，然后掠夺私营企业的果实，中饱私囊。同样，中国虽然有国有企业，也有政策保护其发展，但是观察告诉我们，私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差。当然仍有不少干预、障碍，但是这些干预、歧视性障碍正在越来越少。

小凯所说的国家机会主义，主要是指由于国家的少数政治精英，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一切经济政策是为了保护这些利益集团的垄断权利，然后禁止利益集团之外的其它集团的发展；或是其它集团发展之后，少数政治精英组成的集团，去没收它们的财产，掠夺经济果实。小凯认为一切失败都是因为国家机会主义，他给出的表现形式包括没收财产等等。

但是，从我们目前所观察到的经验，从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形来看，从日本到新加坡都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政治上仍由少数精英垄断 。但是经济发展非常快，也没有阻碍私有经济的发展，而且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

中国从改革到现在，开始时国有经济在各行各业接近于垄断，但现在国有经济不断在退出，私有经济不断在扩张。而中国基本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这就说明技术模仿使得经济发展很快，并不一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恶化。

杨小凯认为宪政改革必须先行、后发有劣势，是指后发国家如果仅在技术上模仿，而没有制度模仿先行，就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且将来越难改革。我们实际看到的情形不是越难改革，而是其它经济成分发展越快，改革越容易。如果没有其它经济成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将十分困难，因为制度于经济发展水平有内生性。


八、最优制度

首先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最好的制度？是不是英美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而且即使承认它是最好，是不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最好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有不少研究 。有两个结论：其一、制度是重要的。在任何国家，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会有影响；其二、制度是内生的。其含义是制度决定于经济当中很多因素，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这是制度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支柱。

我们举几个实际例字来证明，一般所谓最优的制度，其实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私有制，多数人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比如在私有制的情形，所有者对他拥有的东西会关心；而且在经济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企业是私人所有的，剩余所有者在经营上就不会有盗窃的行为等等；可是如果我的东西可以被别人分享，别人的东西我也可以分享，就会产生机会主义的行为，即“搭便车”行为。比如原始社会里，一个人干嘛要去打猎呢？干脆躲在树上，回来以后还可以与别人分享。所以产权学派说，公有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可是，是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还要看生产力水平，原始社会里生产力水平很低，出去打猎能否打到并不知道，打到猎物之后也没有办法保存。在那样的技术水平之下，人们会去打猎，收获后让大家分享，也有权利分享别人的猎物。这事实上是克服当时两个情形：生产力水平很低、储存条件很差。这样，公有制是达到每个人生存效用最大化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也会寻求更好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人们相互之间有压力，另外还会形成一些禁忌，这样如果不尽力，一方面有外在压力，一方面也会有内心的惩罚，从而形成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社会从游牧社会进化到农耕社会，生产原料、收成的预期较为稳定了，而且粮食可以储存。慢慢地私有制开始出现，排除了“搭便车”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讲私有制一定好于公有制，要看其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另一个例子是贷币。在现代社会里用货币，过去则是以物易物。能不能说一个货币经济一定比以物易物的经济更有效？这里的前提是交换密度有多高。如果交换的密度非常稀，一年才交换一次，要找第三种材料印货币的话，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一种物质要做货币，要让社会上共同接受，就必须有权威、国家政权来执行，成本就更高。在这种情形下，就不能说货币经济一定比以物易物的经济更有效。

再一个例子是市场。市场的发展过程其实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多余的生产物品，就放在路边，如果有人需要，就以物交换，这就是最原始的市场，慢慢地形成墟、集。开始时利用神的生日举办庙会，一边参拜神灵，同时交换多余物品，后来就形成墟，从一个月，到十天，后来变成五天、三天，最后每天都有。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每天都有的超级市场，使人们买东西很方便，但是能不能讲现在的市场，比以前一年一次的庙会、一月一次的集、甚至原始社会躲在树后交换东西更有效呢？这就要看交易的密度有多大，如果交易密度不够，交易的成本就很大。比如国内在改革初期，很多人认为商品市场好，所以鼓励建市场，很多地方建了市场之后没有足够的交易，那些地方到最后就荒芜了。

因此，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实际上是内生的。内生的其实是与发展阶段有关系。比如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宪政体制，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如果没有这样的集团，即使通过宪法，只不过是让在政治上有垄断权力的人来利用这部宪法，固化他的垄断权。台湾国民党统治下有所谓《宪法》，一方面他将其束之高阁，一方面还可以用其中的条文为政治垄断进行辩护。所以很多制度，宪政体制、货币制度或市场，都没有所谓哪一个是最优的。

从生活水平来看，日本、瑞典、瑞士、比利时均赶上美国了，新加坡、香港均超过了英国。这些国家的宪政体制不是完全一样的，虽然有许多基本相同的地方，但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要对一个国家、地区的发展阶段了解清楚。即使宪政体制是最优的，也不可能马上达到。何况发展过程中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哪一个制度是最优的，是必须实事求是来分析的。

九、验证宪政改革

小凯把二战以及苏联、东欧、日本等国的经济困难，都说成是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这个看法到底是否正确？本文进行一些分析。首先看看日本二次大战的表现，是不是因为天皇保留过高的权利，从而推动日本参战。明治维新之后，天皇是不讲话的，在内阁中他并不讲话，只是一个受崇拜的偶像，他实际上没有政治权利，是一个虚位元首，日本历史上由幕府大将军执政。日本发动战争实际上是因为军国主义思想造成的；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在已经推行了议会政治，而且推行了多党轮替执政之后，希特勒上台后发动战争。

因此，战争是不是由于宪政体制没有改革而造成的？日本的经验不是因为天皇还有最高的权利；德国发动战争时，已经推行了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执行了议会体制。重要的问题是，德国人的意识形态不能够马上改变的，所以希特勒上台后，照样可以将权利集中在纳粹手中。这两个国家的情形说明，文化、意识形态并不能随宪政体制的改革而马上改变。

日本现在的经济困难，是不是因为其宪政体制改革不彻底，没有完全如英美一般造成？能不能把任何经济困难，都上纲上线到宪政体制改革？首先，难道英、美进行宪政体制改革之后，就没有经济波动、经济危机了吗？美国1929年出现过经济大箫条，英国也从最发达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末几位，是不是宪政体制改革还不彻底呢？所以，将经济发展上升到宪政体制，其实是十分意识形态的。

日本利用技术模仿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技术差距越来越小，它在有后发优势之时，维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很容易出现经济泡沫 。1980年代以前，日本利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靠引进技术的方式，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变迁，持续了四、五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个背景下房地产、股票价格飞涨。1980年代中人们常讲的一个比喻是，日本如果将其全国房地产卖掉，可以买下八个美国。其股票价格最高时，日经指数36000，现在跌到12000。这个下跌会造成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泡沫在吹起时，每个人认为自己很有钱，使需求十分旺盛。日本主要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内的需要，虽然他外贸出口总量很大，但也仅占国民经济的8%-9%，91%的生产是为了国内的消费。当泡沫一破灭，财富效应急剧萎缩，需求也急剧萎缩。就会出现两个困难，一方面金融体系会急剧崩溃，原来用房地产、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现在基本上都成为呆坏帐；一方面由于财富的急剧萎缩，需求也停滞，不增长甚至下降，原来形成的生产力很多就变成过剩生产力，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造成日本经济困难的原因，与1929年美国股票崩盘的原因基本上是一样的。

苏联、东欧1930、1940年代经济增长比较快，中国1950、1960年代经济增长比较快，后来增长速度都放慢了，是因为推行了计划经济与赶超战略 。计划经济靠早期大量的资金动员，总是会有一段时间由投资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只要有资源可以动员，只要还有投资，就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必然要求加速动员资源，但资源的加速动员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总是会到一个极限。苏联的动员时间是最长的，但资源动员量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困难，就没办法长期持续发展下去 。所以苏联、东欧经济发展减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而是因为没有办法长期加速动员资源。

中国计划体制推行过程中，一五计划资源动员力还相当大，三年困难时期、二五、三五计划时期越来越难，因为中国的资源非常少，所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基本上就维持不住了。如价格改革，以农产品为例，1978年之前已经有四次调价了，把价格提高了，价格差距一般高达20%-30%，没有效率的制度就维持不住了。

十、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

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不佳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没有宪政体制改革，从而无法利用后发优势呢？本文认为问题不在于此。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方面有一个误解，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并非一下子就引进最新最好的技术。

杨小凯教授认为外生比较优势过时了，应讲内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比外生比较优势更重要。外生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秉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是企业内部的分工，效率提高、生产增加、竞争力增加。他以湖南远大空调为例，远大资金比较密集，在国内外有竞争力，因此内生比较优势重要。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秉赋结构。发展中国家资金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有竞争力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但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只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讲选择产业区段中哪一种产品很重要，比如信息产业看起来资本密集度很高，但至少要以分成四个区段：R&D、生产芯片、零部件和组装，资本密集度是逐渐降低的，家电产业也如此。一个国家到底要在哪个产业发展，根据就是所在产业需要的要素秉赋。

因此，我们说中国的要素秉赋结构是劳动力比较便宜，并不是说中国只能生产纺织品，也可以生产一些比纺织品资本密集密高的产品，比如空调。但空调也有很多类型，而远大空调技术上相对简单，锅炉驱动，尽管比传统产业资本密集一些，但发达国家在此并没有多少优势。而且缺电国家市场规模小、批量小、技术一般，发达国家生产不合算，因此远大中央空调还是合乎我们的比较优势。

按照比较优势，同一个国家在整个世界产业结构中选择什么，要看要素秉赋结构。如果要提高产业结构，必须先提高要素秉赋结构，否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果要提高要素秉赋结构，就必须增加劳动力的资金拥有量。资本来自于剩余、积累。利用比较优势，一定是成本最低、最有竞争力的，创造的剩余一定最多。占有的市场份额一定最大，积累就最多。相对于不按比较优势的发展，利润率水平一定更高。利润率水平越高，积累意愿就越高，要素禀赋水平提高越快 。

如果生产的产品不符合比较优势，在一个开放的竞争市场中，生产成本一定比别国高，就会亏损，就没有人愿意投资，国家必须进行保护。如果企业数量少，也许可以用税收的方式进行补贴。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不是发展一个企业，而是发展一个产业，而且是关联产业。比如重工业，要制钢、要机械制造等。靠财政税收力不从心，就只好进行三位一体的扭曲机制 ，整个经济效率很低。在这种情形下，市场竞争就没有，企业就不会想方设法来提高效率。当然，并不是说内生的比较优势不重要，在竞争市场有进一步分工的可能时，企业就会自动进行分工。

十一、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9年开始，到1980年代末，改革已经相当成功 。但是当时国际上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虽然很成功，但是并不是按照标准教科书的那套理论来改的：中国既没有进行产权改革，价格体系推行的是双轨制，私有经济发展也不快，而且是以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为主。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虽然现在经济增长率很快，但是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

当俄国和东欧其他国家开始改革时，Jeffrey Sachs 等人主张要改革就必须与计划经济断绝关系，而且要一刀两断。他们当时常打的比方，是改革好比砍尾巴，渐进改革是一节一节地砍，而休克疗法是一刀砍断。当时他们提出的休克疗法主要有三个内容：第一是私有化。既然要推行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私有制，激励机制才是健全的；第二，必须是价格自由化。价格必须是由市场竞争决定，才是一个供给与需求均衡的价格；第三是财政硬化。经济不能有太高的通货膨胀，要减少财政赤字。

那么如何解释休克疗法失败与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呢？Jeffrey Sachs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没有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将来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赶不上俄国和东欧，并且认为中国改革成就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举几个例子来说：中国的农业改革在国际上普遍被视为最成功的，但是他们提出一个观点 ：中国的农业在1978年以后的增长只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其依据是把中国1952到1958年的农业生产增长率往后推，到1978年、1980年代、1990年代，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的农业生产增长率正好与1978年的增长率一样，所以认为这种增长没什么了不起。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三、四十年里的增长都是无法推导的，我相信即使是美国的经济，也不能找出当中某个时段的增长率，然后划一条直线，就推导出三、四十年后的增长率、并且因为三、四十年后的增长率是一样的，就说这只是恢复性的增长。须知这样的增长是需要很多条件的，不能简单地推导；第二点，1952-1958年是农村生产组织集体化的过程，从个体变为集体，按杨小凯的理论是属于国家机会主义强化的过程，既然他对这种所谓国家机会主义的制度持否定评价，又岂能以此往外推呢？

第二个例子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国有制，产权不清晰。但无可否认，乡镇企业对1980到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可以从出口来看，1987年乡镇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不到10%，而现在是将近40%；从雇佣劳动力的角度来看，到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已经比国有企业还多。因此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取决于私有化，集体经济一样能发展经济。但是小凯认为乡镇企业不是制度创新，只不过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企业制度的翻版。首先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办企业是国有的，中国“洋务运动”中的企业也是国有的，都不是地方政府所有；第二点，日本的官办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样，当时采取的都是赶超战略，企图拿来西方最先进的技术、进入最先进的产业，而我国的乡镇企业是一开始就面对市场，是以获利为目的的，两者之间不管是目标还是制度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进一步从制度的内生性来说，在乡镇企业兴起的1980年代初，思想意识形态是以反对私有制为主流的。乡镇企业能在这种背景下生存，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能与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容，应当说这就是进步了，又何必非私有不可呢？再者，与其选择私有制，却因意识形态的强大而终遭夭折，还不如发展一种中间形态。事实证明，在推动经济发展以后，乡镇企业到现在已经逐步私有化了，因为意识形态对私有经济更能接受了，这是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相反，如果当年不发展乡镇企业，经济得不到发展，那么今天也就等不到发展私有经济的机会了。因此，小凯认为乡镇企业这种制度会导致国家机会主义、乡政府机会主义的盛行，妨害经济发展，这一论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小凯否认的第三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成功做法，但是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我们承认双轨制会造成贪污腐化，问题是双轨制到底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退步？如果不实行双轨制，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计划单轨；一是按照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单轨。前者没有效率，已是确凿的事实；但是后者却会造成很大混乱，而且事实上引起了很多困难。原因首先在于，市场放开以后，原有经济格局并不能马上改变，大量的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垄断，那么垄断者会利用其特权抬高价格，造成市场混乱；其次，市场一放开，原来经济当中的很多经济链条就会断开，使经济增长剧烈下滑。相比之下，双轨制一方面保留了计划价格，同时放开一部分市场。虽然确实滋生了很多贪污的机会，但是这种制度让非国有经济得到了投资发展的机会，得到了出售产品的机会。因此，虽然市场体系保留了计划价格体制，但是这些企业的决策是按照市场信号来做的，因而他们能够利用比较优势，得到快速的发展，并避免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控危机。进一步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确实出现了大量的贪污行为，但是从中国的经验来看，这种贪污行为是否制度化了呢？我们所看到的情形不是这样，现在除了金融市场以外，其他市场的价格计划单轨都取消了。而且在并入市场单轨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得很快，并没有出现俄国、东欧那种经济混乱。可以说，没有小凯所说的强化国家机会主义、妨害下一步改革的弊端，反而是给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因为当市场的那一轨相当强大以后，保留计划单轨在政治上的代价会变得很高，而取缔的经济代价会变小 。而且在双轨制的过程中，国家可不断利用市场价格来调整计划价格，所以差距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由此可见，双轨制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国家机会主义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绝对的，任何政权都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如小凯所述，19世纪法国没有进行宪政改革，而英国实施了宪政改革。在解释为什么法国的税收会远远低于英国的税收问题时，小凯说，这是因为法国没有进行宪政改革，不敢征高税，怕人民反对。这正说明了即使在中央集权国家，当权者也不见得会杀鸡取卵。如同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者，并不是每次都把价格定得很高，以剥夺所有的剩余。尤其在长期的均衡当中，有可能出现竞争的情况下，更加不是如此。

十二、结束语

理论应当是现象的总结，是来解释现象的。非来自实践、不进行严谨的经验研究、大部是模型推导，这样得来的理论不可靠。理论是抽象模型，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变量比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重要。理论其实最多跟我们讲到底两个变量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是正的、或是负的。但量有多大？只有从经验现象当中才能推导出来。

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是可以检验的，而强调内生比较优势，不重视技术变迁，只有分工、没有技术，这是有偏颇的。经济学家没法说内部分工到哪个程度才好，只知并不是越细越好。分工取决于技术水平，产业与技术结构的升级决定于要素赋结构。

我们要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简单地以概念来概括，主义不能替代问题。地球上没有天堂，即使在任何一个黄金时代，对当代人来说，其实社会一样是充满问题的 。重要的是，哪些问题是我们能够动员力量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