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与后发优势――反思华尔街模式

2009-07-01 | 后发与后发优势――反思华尔街模式

后发和后发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资本市场仅有十几年的历史，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企业融资和国企改造提供着极其重要的平台。银行改革后，中国银行的商业意识有明显改善，风险防范行为渗透到基层每一个角落。这些是好事。不过必须看到，中国的资本平台从公司管治到监管惩治，比国际一流水平仍有明显的差距，行政干预和“炒作”色彩比较浓厚，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稳定能力仍有不足。别人跌了跟头，并不代表自己行得稳。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后发状态。

    几个月前，花旗集团的市值，仅相当于中信银行的规模。以当时的股价，一家中国建设银行，差不多可以换来花旗银行、美联银行、ＪＰ摩根，再加上高盛和摩根斯坦利。

    华尔街的路牌褪色了。那些之前受中国同行顶礼膜拜的美国金融菩萨们，轰然倒塌，金身里面竟然是泥胎。贪婪无度，这些华尔街模式中的内在缺陷，不仅拖垮了自己，也为全世界带来了一场罕见的灾难性的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

    华尔街，曾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制高点，象征着精英和效率。笔者理解的华尔街模式，就是通过金融创新，在资本市场以最小的资金撬动最大的利润。曾几何时，金融业占美国上市公司不到一成，但却创造出40%的上市公司盈利。为了调动最大的积极性，华尔街向精英们许以惊人的报酬，其中大部分是以股票和认股证的形式发放的。为了令业绩不停地高速增长来支持股价，资金杠杆越压越高、产品设计走火入魔、风险控制成为摆设、信誉也变得可有可无。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使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资本金遭到重创，需要政府紧急救援，华尔街的运作模式也变得难以为继。银行业过去大力发展非利息收入业务，但是随着高端客户受金融海啸和衍生品泡沫破灭的冲击而失去市场。十年前风头甚劲的打造金融超级市场的尝试，随着花旗集团出售证券业务而宣告失败。投资银行收入中近七成来自自营交易，而且杠杆率平均超过３０倍，时至今日，投行既借不来钱也不敢再冒如此大的风险。投资银行的道德操守、风险控制能力已广受质疑，而信用这块金漆招牌已蒙上一片污迹。

    华尔街模式的资本市场，是不是已经走到尽头？在全球金融海啸中受伤较轻的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金融机构，是不是拥有一个后发优势？

    追逐暴利的贪婪和监管上（内部风险控制和政府监管）的无能，乃是招致华尔街巨变的两大因素。旧的运作模式已经失效，新的模式尚未形成。西方金融机构正在疲于保命，所谓华尔街模式其实已在失败中消逝。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仍在继续，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依然强劲。同时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并不满足于仅仅取得银行储蓄的回报率，并愿意为此承受相应的风险。因此笔者断言，尽管海啸大浪滔天，资本市场这个舞台不会消失，改变的是演员和规则。

    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美国那些“有毒”证券、衍生产品，资金的跨境流动也有限。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银行，靠资本管制躲过了百年一遇的浩劫。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值、现金持有量和盈利能力，突然跃居世界前列，颇有傲视同业的感觉。最近甚至有人提出了后发优势的概念。

    笔者看来，后发和后发优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的资本市场仅有十几年的历史，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企业融资和国企改造提供着极其重要的平台。银行改革后，中国银行的商业意识有明显改善，风险防范行为渗透到基层每一个角落。这些是好事。不过必须看到，中国的资本平台从公司管治到监管惩治，比国际一流水平仍有明显的差距，行政干预和“炒作”色彩比较浓厚，市场的自我调节、自我稳定能力仍有不足。别人跌了跟头，并不代表自己行得稳。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后发状态。

    后发的确使中国避过了以衍生品为主要传导渠道的金融危机。但是，这不代表中国可以跳过金融创新的过程，直接进入“先发”或者“后发优势”状态；也不代表现在的资本平台已能为实体经济中的集资、融资、投资、避险等需要，提供完整、优质、可靠的金融服务；更不代表目前的监管体制和风险规避能力，足以防止类似的金融危机今后在中国发生。

    中国必须要做的是，借前车之鉴，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同时稳妥地推动改革和创新，加快市场和产品建设。惟有如此，资本平台才能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配合，才能将后发转变为后发优势。

    勿庸讳言，2008年，中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行的低潮期，这是由经济下行周期、资产泡沫破灭和大小非解禁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一度投资信心低迷，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对于上证指数跌到多少点，大可不必大惊小怪。一旦企业的分红（包括红股）率超过储蓄利率（正在下降中），当投资回报高过资金成本时，不愁资金不流向资本市场。

    市场的低迷，意味着进一步大跌的风险已被释放出来，这是加快市场建设、伺机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如股指期货）的好机会，是开拓股市以外其它资本市场功能（如公司债、市政债、商品、商品期货）的好机会，是引导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度增加股票投资比重的好机会，是政府加强监管、完善避险机制、提高资本市场投资软环境水平的好机会。甚至衍生产品在适当的监管、限制下，也可能为解决如大小非等难题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 

    及时、理性、开放的信息流通，与充足的资金供应、良好的企业管治、具有前瞻性的监管体制，乃是支持一个具有活力的资本平台的四大支柱。中国有能力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改善，中国有能力从后发中建立起后发优势。

  本文写于2009年2月，有删节。原载于证券时报，为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