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助力台湾转型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缘起

    台湾400年来，基本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有泉漳厦的移民，还有客家移民，以及1949年的移民。台湾的近现代可以从1895年日本人殖民开始算起，日本人当时真正把台湾人圈起来急速发展近现代化。1935年台湾发生大地震，死了很多人，当年11月22日日本统治者就举行了第一届市会及街庄协议会员选举，这也是台湾举办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让台湾的士绅通过选举得到一定的自治权利。有点像英国人在香港搞的太平绅士一样。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所以它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学习，用相对比较缓和的手法培植当地的头面人物。所以，台湾不是1949年才有选举的，是1935年就有选举。台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的时间里，与大陆的现代性体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台湾在殖民地的架构之下去面对自我认同的问题，去面对公民社会的问题，去面对阶级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台湾的公民社会就是这样走出来的：远的有汉人移民400年来不断移民的这一块，近的有日本殖民统治，日本人一方面剥削台湾，另一方面又在教育、提升、自治等方面提升台湾。

    1949年是台湾发展的一个分界点，我们看到的一个特殊情势是，国民党在1947年“2·28”事件之后，的确用了10年时间搞“清乡运动”，同时也学习日本人的做法，笼络很多台籍精英。国民党终究是逃难来台湾的，它在很多事情上投鼠忌器，因为1949年之前已经发生了一次民变，所以国民党在1949年撤退到台湾以后，一方面在政治上不允许异己，可是在很多地方，他又笼络和示弱，拉拢一些所谓的民间力量或本土力量。举例来说，国民党让地方士绅在地方公共空间上享有一定的支配权，前提是只要你不碰政治。

    两个脉络

    这是从台湾岛内来看，如果对照韩国、菲律宾，美国对台湾事实上又扮演着一个监督者的角色。美国这样一个文化的罗马帝国，他有他的信念，比如美国对菲律宾马科斯的不包容，对韩国军人政权的批判，以及对蒋经国的一些掣肘，美国人说，你要拿我美国的钱、武器，你做样子也要做的像我们美国人的民主政治。而且，国民党在美国的要求之下，又多出一个空间不准碰，比如像宋美龄这些人是信基督教，于上所有的教会，连在美国都是少数派的教会，在台湾都得到蓬勃发展，台湾在戒严时代竟然有很大的宗教包容性，这和美国人的压力有关系。

    此外，还有因为要做生意，所以有四大社团，扶轮社、青商会、狮子会、同济会，这些社团都是国际组织，等到开放民主的时候，这些都水到渠成。

    所以我说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有两个脉络，一个国民党要解除高压控制，要解禁的一个过程，这很难说是谁的恩惠，可以说是互相博弈的结果。另一个就是美国作为台湾地缘政治的保护者，它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摩擦，反而给台湾的公民社会制造出一点空间。这个空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三十年、四十年。

    标志性事件

    首先当然是1947年的“2·28”事件，那是一次夭折的公民起义。再一次是美丽岛事件，这是一次政治事件，也是一次社会事件。据说蒋经国有一个非常感触的场面，有一次他和李光耀在台湾的乡下散步，李光耀是客家人，会讲潮州话与闽南话，结果李光耀与台湾的农夫讲话是用潮州话和闽南话，可是蒋经国听不懂，“友邻的领袖来到我家，与我的国民用母语交流，而我却听不懂”，蒋经国大受刺激，所以大量起用台湾本土精英，如林洋港、李登辉等。

    还有1979年美国与大陆建交，与台湾“断交”，这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现在保护者不保护你了，怎么办？震动出来的一个运动就是保钓运动，保钓运动那些人，比如南方朔，还有属于右翼保钓运动的马英九，算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次爆发。再过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都市运动和环保运动兴起，公民社会开始百花齐放了。

    所以，从1947年是两个社会结合引起的碰撞，到1979年美丽岛事件是民对官的抗议，再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各个社会部门的迸发，学生、环保、妇女、劳工、原住民、同性恋等公民运动兴起，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大致有这三个阶段。

    当时台湾的阶级结构很特殊，可以说，台湾是资本主义模式里面最像社会主义的，大部分的经济是共有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台币升值、房地产飙涨，就跟大陆现在一样，当时几万人睡在街上，说我们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当时的公民运动有全球的背景，有失业的问题，有污染的问题，有官场的问题。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1996年的“总统”选举为标志，社会运动的所有力量最后都汇集到“总统”选举上，因为政治合法性的提高，社会运动的强度降低，张力也下来了，公民社会就用别的方式去成长，告别了街头式的运动，走向两种模式，一是消费者运动，一是社会整体营造，一些志愿者或有专业技术的人，比如建筑师或医生，他们把这个社区的生活重新组织起来，去面对社会的衰败，去面对人口的老化，去面对环境的破坏，偶尔还会小小地抗议一下，但是大规模的对抗性运动就没有了。

    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

    公民社会基本是一个善良的提法，但有两点注意，公民社会不是在一个无菌室里面培养省长，它首先有个大气候。台湾有当时冷战下美国影响这个大气候，大陆现在有网络这个大气候，公民社会显然不是一群道德高尚的人在提倡公民与道德，公民社会里面有非常多的实践、磨练，甚至犯错误的，比如我本身不是同性恋，但我怎么接受我朋友的孩子，甚至我的孩子是同性恋，那其实不是只问别人如何，而是考验自己的包容度。公民社会是一个补课的过程，是一个演练，是一种技能，而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公民社会与通货膨胀有关系，与房价有关系，这些技能包括如何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如何用文字去约束彼此的行为，如何倾听别人说话，如何保障程序正义，台湾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学得跌跌撞撞。

    台湾能够顺利转型，这里面当然有一个统治阶层的善意。我要说的是，善意是出现在当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不是仅仅对国民党的形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观察，连罗马的暴君都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用暴力解决，连暴政都必须有最低最低程度的同意，譬如牢房里面，每个犯人都和你拼了，你也收不了场。所以统治者在什么时候可能做制度性的退让，通常是他评估局势，如果这个退让对他比较好，他就有可能颓然。所以势要先出来，而这个势要长期营造，还要呼应国际大环境。如果你全部都照着政府的规矩也不行，有些墙是一定要去撞的。

    本报评论记者何雪峰/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