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十六）“文革”沧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08:28:59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十六）“文革”沧桑
06年11月14日
1966到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件。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通过前面与周汝昌个人遭遇有关的叙述，相信读者已经有清楚的感觉。当时对这种社会氛围最能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史、哲等学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过，历史的具体形态又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每一个体、个人，有许多生动的“具象”和独特的情况。
中国文化部下属的各机构当然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不例外。周汝昌在“文革”初期也很积极地参加写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领导错误和工作组的“资反路线”，由于文笔好，那大字报的“水平”也是不错的。他所参加的战斗队名叫“换新天”，是属于反对当权者的“造反派”。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很坦率地说：
只因此社是个“文学”的社，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发起，那儿的“大字报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两方（不同的“派”）笔战，各展大手笔，彼此互“揭”互“烧”。须知在此“革命”运动中，孟夫子的“性善说”是一文不值的，其专长是挑逗两“派”的“斗性”，使原来的很要好的同仁同志，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势不两立”。
这种“斗性”很快由萌生到滋长到恶性“发育”。加上尔时人人都得提防陷于“政治被动”，一律得学会“极左”，攻击诬陷别人，显示自己的“最革命”、最“红”得出色。我也无愧于“文学”的一员，大字报写得颇受“好评”。（《天·地·人·我》之《关起来的滋味》）
周汝昌在1966到1967年这段“文革”初起的日子里，并没有受到冲击，无论是“破四旧”还是“揪牛鬼蛇神”，都安全度过。没有任何人揭发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漏网右派”之类，更没有涉及红学和《红楼梦》研究一个字。对这一点，周汝昌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有点奇怪。
也许，这和出版社中大多数人都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靶子”很多因此反而法不责众，而出版社又并不像大专院校和中学里有众多无知的青年学生起哄这种情况有关。在大专院校甚至中学的教师，由于青年学生的狂热无知易被煽动利用等原因，有时会遭遇更不测的险境。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难兄难弟”许政扬，任教于南开大学，就在1966年“文革”初起时不堪凌辱而投水自杀。
在天津咸水沽的周祜昌一家也遭受了厄运。周家祖上是养船大户，有土地有房子，虽然后来没落，但到1949年以后划定“成分”时，却还是被定为“地主”。周汝昌因为较早就离开了大家庭，虽然填写“家庭出身”要填“地主”，但本人已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在周围大多数人都出身不太好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大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因此影响不是太大。但留在咸水沽的哥哥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继承了祖传的家业，也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周汝昌的三哥泽昌被定为“地主兼资本家”，四哥祜昌也是“地主”，又是在乡镇的小地方，有关部门掌握政策的水平不可能太高，他们在那个年代的一般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那就是当年小说《艳阳天》和电影《槐树庄》一类里面时刻想“变天”，暗暗地记着“变天账”的“阶级敌人”了。（之五十七）
梁归智著 漓江出版社
06年11月14日
1966到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大事件，也是影响世界的大事件。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通过前面与周汝昌个人遭遇有关的叙述，相信读者已经有清楚的感觉。当时对这种社会氛围最能感受到沉重压力的，当然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从事文、史、哲等学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不过，历史的具体形态又是千变万化纷纭复杂的，每一个体、个人，有许多生动的“具象”和独特的情况。
中国文化部下属的各机构当然是“文革”风暴的中心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自不例外。周汝昌在“文革”初期也很积极地参加写大字报，批判本单位的领导错误和工作组的“资反路线”，由于文笔好，那大字报的“水平”也是不错的。他所参加的战斗队名叫“换新天”，是属于反对当权者的“造反派”。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很坦率地说：
只因此社是个“文学”的社，所以当“文化大革命”发起，那儿的“大字报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两方（不同的“派”）笔战，各展大手笔，彼此互“揭”互“烧”。须知在此“革命”运动中，孟夫子的“性善说”是一文不值的，其专长是挑逗两“派”的“斗性”，使原来的很要好的同仁同志，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势不两立”。
这种“斗性”很快由萌生到滋长到恶性“发育”。加上尔时人人都得提防陷于“政治被动”，一律得学会“极左”，攻击诬陷别人，显示自己的“最革命”、最“红”得出色。我也无愧于“文学”的一员，大字报写得颇受“好评”。（《天·地·人·我》之《关起来的滋味》）
周汝昌在1966到1967年这段“文革”初起的日子里，并没有受到冲击，无论是“破四旧”还是“揪牛鬼蛇神”，都安全度过。没有任何人揭发攻击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漏网右派”之类，更没有涉及红学和《红楼梦》研究一个字。对这一点，周汝昌现在回想起来都感觉有点奇怪。
也许，这和出版社中大多数人都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靶子”很多因此反而法不责众，而出版社又并不像大专院校和中学里有众多无知的青年学生起哄这种情况有关。在大专院校甚至中学的教师，由于青年学生的狂热无知易被煽动利用等原因，有时会遭遇更不测的险境。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难兄难弟”许政扬，任教于南开大学，就在1966年“文革”初起时不堪凌辱而投水自杀。
在天津咸水沽的周祜昌一家也遭受了厄运。周家祖上是养船大户，有土地有房子，虽然后来没落，但到1949年以后划定“成分”时，却还是被定为“地主”。周汝昌因为较早就离开了大家庭，虽然填写“家庭出身”要填“地主”，但本人已经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在周围大多数人都出身不太好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当大学教师和出版社编辑，因此影响不是太大。但留在咸水沽的哥哥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继承了祖传的家业，也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周汝昌的三哥泽昌被定为“地主兼资本家”，四哥祜昌也是“地主”，又是在乡镇的小地方，有关部门掌握政策的水平不可能太高，他们在那个年代的一般人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那就是当年小说《艳阳天》和电影《槐树庄》一类里面时刻想“变天”，暗暗地记着“变天账”的“阶级敌人”了。（之五十七）
梁归智著 漓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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