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金融(金融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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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圆地方的困惑 提交日期:2009-10-9
楔 子

传说中,美人或可一笑倾城;现实中,金融之媚却真的蛊惑天下。
或许,先贤可以超脱铜臭的诱惑,但古往今来金钱始终是正常人追求的目标。很俗,还是很高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有钱人的日子好过,也正伴着这种对财富的向往人类才一步步走出洪荒。毕竟金钱这东西它不是粪土。歌颂也好、痛斥也罢,追求金钱或许不怎么高尚,只能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目标。有了钱,灰姑娘也可以变为公主;为了钱,杨志也可以去卖刀。
世界上每个人挣钱的手段并不一致,正如每个国家金融体制度迥然相异。金融学也许是一个囊括万象的学科,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技术和制度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民族文明,在目不暇接的当代金融变革背后是文明发轫的密码,它赋予了金融改变世界的魔力。正如货币是经济的灵魂,当铅华洗尽,蓦然我们会发现金融制度便是传承人类文明血脉。
在人们的印象中,历史充斥着各种考证,经济学则以晦涩的数学模型著称。然而在金融历史中,现实远比这些考证和模型精彩。透过纷繁的历史,我们会明白金融发展本就在诠释人类文明,没有文明底蕴的金融市场永远不可能跻身强者之列。金德尔博格博闻强记,可我们没有这个本领,更无意效颦一本中西金融史,或依靠稗官野史将货币史升格为战争,只希望摆脱繁杂的金融工程模型、枯燥的数据,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展示金融雾绡般的轻裾,亦或是惑主的狐媚。
由于笔者的经历所限,选择了以学术材料作为原始资料,据此讲述人类文明发轫以来的金融发展,其中当然有我们从个人观点对文明渊源的诠释,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无意颠覆某个历史人物形象,也不可能在短短数言中完成这个使命。
这么说、这么写,只是因为历史曾经这么真实存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诚然,历史是当代人思想中的历史,但每一代人都按照自身生存条件诠释历史。当代史是在民族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传承中形成的思想、习俗、传统始终对后世有不可忽略、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经济、政治、生活各个层面概莫能外,金融当然也在其中。所谓历史宿命不过是这些传承的产物,当然也包括金融史。最终的结果是,金融发展最终并不以个人、民族、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有其内在发展密码,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
破译金融发展密码,解析历史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人类源远流长的文明演进历程,不是按金融工程模型计算好了再去发展,而是发展之后人们再去诠释。金融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承载,金融不仅记录着财富,更为深邃的是她记录着人类前进的每一步,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是地理环境、技术、文字、宗教、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的总汇。作为文明的高级体现形式,金融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一个总的爆发。
对治史者来说,每段历史都独一无二,每段历史都是不可复制的佳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历史却是规律的不断重复,经济学始终试图寻找美人降生前的神旨。
按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无论汇市、股市、期市,目标只有一个:“有效配置资源”,就是要把钱(资源)放到最能挣钱(有效率)人的手中,让他挣更多的钱。虽然我们沿着学术路线前进,但却未界定“金融”或者“文明”的概念,只要您(或者我们)觉得所写是文明或者金融,那就姑且称其为“文明”或者“金融”吧。

从精美的古希腊神话中走来,人类似乎寄予金融更多期望,马可•波罗曾惊讶于唐朝飞钱的神奇,现代东方却又拜倒于金融市场色彩斑斓的K线。希腊神话已在古罗马隆隆铁骑中逝去,现代金融市场中却依旧传说着刀光剑影,如果说冷兵器时代骑士断缨是一种英雄末路的凄美,那现代金融市场的纵横捭阖则是投资者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是国家间的谋断与征伐。
这里不再有蓬断草枯、凛若霜晨,却同样是利镞穿骨、蹙决生死,代价不再是地域征服,却是远比之残酷许多的经济统治。
金融体制一旦出现就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以她独特的准发展。她是天使,可以无翼而飞,无足而走;她是罪恶之源,似乎人类的每一个恶魔都是她的奴仆。
透过贝壳、珠玉等史前货币,我们看到了社会分工,人类终于告别茹毛饮血,从那一刻起人类便不再是大同世界,尽管私有制下出现了残酷的奴隶制,但人类却从此走出洪荒。
尽管新莽发行了光怪陆离的28种货币,而且还声称自己“事古”,但正是这些后世金石爱好者手中的玩物毁掉了王莽新朝。尽管基督教指责高利贷是“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中世纪银行雏形却维持了王室甚至教皇的收支,促进了公司制乃至大陆法系的形成。
路易十四曾慨叹“战争中,最后一枚畿尼总会获胜”,他却没能提醒法兰克的后人,约翰•劳的融资方式让法国人对银行心有余悸,禁绝银行近150年,终于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失去了欧洲霸权。
1997年,有人将东南亚金融危机讥为“一江祸水向东流”,然而正是东南亚国家自己一系列的措施挖好了祸水流淌的沟渠,只不过最后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体现。这里,我们看到了原市场教旨的失误。
原来,金融可以成为魔鬼。
2006年,印度宣布“开放资本项目在即”,我们看到这头亚洲象试图凭借国内金融市场的高成长吸引外资,从而走出一条与中国、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不同的路径,透过高涨的孟买指数我们看到了金融成长的魔力,曾经的英属殖民地试图与世界霸主一争雄长。
原来,金融可以成为天使。
就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再次目睹了金融危机,甚至现在我们还难以估量次贷危机给世界带来的损失,正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在次贷危机背后是美国二战后经济政策、民族文化弱点,乃至这个“建立在宗教上的国家”危机的一种总爆发。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成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第1章 幻灭的帝国
(先秦、秦汉,雅典城邦、古罗马)

齐刀无锋,楚贝非盾
好了,由此开始吧。
大致在公元前500~300年(在具体时间上可能不一致),亚欧各地逐步向封建城邦体制过渡,随着青铜及人类技术积累,人类生产能力有所提高。有人生产粮食、有人干手工活,分工造成交换,交换需要媒介……
于是出现了分工,于是产生了私有制,于是产生了货币。
在这段历史中,虽然金融与武力征伐相比实在不算什么,但后世金融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因为,货币虽然简单,却是时代的结晶,物质、技术和文明发展的点点滴滴总要在货币上有所体现。
最初的中国货币是贝壳、珠玉或者黄金(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从考古学来看,出土的陶器图画中古人把贝挂在脖子直到腰间,一挂为一朋,大概二十朋贝可以换三亩田。最初贝壳的用途可能是王侯、贵族的装饰品,可能他们在交换中率先使用了贝壳,带几朋贝壳总比几麻袋粮食轻松,而且贝壳总比粮食容易储存。
当时用作货币的贝壳是海贝,产地集中于今山东和马尔代夫群岛,指望在河道里弄几个河蚌皮蒙事是不行的。即使你很有诚意,到海边弄几车贝壳也照样不行,因为,把贝壳从海边弄到居住地是很昂贵的。
所以,海贝数量及其有限,而且绝无仿造可能。于是,第一代货币诞生了。
生产总在向前发展,春秋各国开始设驿道,交通逐渐便利。大概个别不厚道的人发现从海边弄几车贝壳回来换成土地已经不是很困难,贝壳越来越多,也就失去了炫耀性装饰的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货币。青铜、金、银包括白玉在内的币材开始充当了货币主角,金属铸币开始逐步替代贝壳和各种实物货币。那个时代没有良币、劣币之分,主要是青铜贝币和铜饼,货币到底值多少,直接用秤。贝壳、青铜作为货币是经济自然演进的结果,在货币襁褓期没有发行人信用概念,货币流通靠的是自身的使用价值。
春秋以降,铜已经为主要币材,华夏民族开始呼吸到浓重的铜锈。
随着西周井田制逐步解体,独立农户、手工业者大量出现,交换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扩大,市场分布也更为广泛,社会上出现了自由的商人阶层。事实上,中国此时根本就没有“重农抑商”的概念,齐桓公创霸业主要的助手管仲本身就是一个大商人,当时的商人相当牛,可以不服徭役。商人,同是那个时代中国居民的典范,他们可以自由迁徙,这一点无论对金融还是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居民有权选择居住地,才敢跟世俗权力叫板。
惹不起,躲,还是可以的。
而且,春秋各城邦特点并不一致,在中国货币史上就此出现了多元格局,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文明的演进路径:代表三晋中原特征的布(铲)币、东方齐国的刀币和荆楚地区的铜贝。
三晋地区包括黄河中游、关洛等地,这是自古以来的农业区,晋国空首布耸肩尖足,是当时一种农具“镈”的袖珍版,前期空首布上多有“田”字。透过空首布我们看到了三晋先民在黄土上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图景。
齐国可能比较穷,是个飞鸟不至的地方,《史记》总结了齐国地形特点“海泻卤、少五谷、人民寡”,这地方都是盐碱滩,没法种粮食,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勇敢、勤劳的齐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总结和积累经验,丝织业和渔业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极技巧,通鱼盐)”,但渔业和丝织不能当饭吃,因此齐国又大力发展了商业,“终于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当时齐国建制共分二十一乡,其中六乡为工商,可见商业之发达。
齐国的刀币就缘起于当时一种渔猎工具,而非一种武器。恰如发轫于齐鲁的儒家学说,刀币外形平稳周正、丰满、圆润,凹背而凸刃、外圆而内方。孔子故乡先人们的构思确实精巧:刀币(一般为18厘米左右)几乎是人手的长度,如果将6枚刀币首尾相接,可组成一个圆环。
相对于中原腹地,荆楚由于山林水泽的限制生产相对落后,因此金属货币形态模仿了第一代货币贝壳的形态,不过这次是铜铸贝壳。同样由于水路的原因,荆楚一带商业在那个时代几乎是最发达的,东南亚、中亚都曾出土国楚国的漆器。正是在这种贸易背景下,那个时代的金银几乎全部集中于楚国,所谓“黄金出于楚”。
在上述这段历史时空中,人类还没有走出生存最低要求,作为当时的人,最主要的目标仍然是不至于被饿死。而且,我们侃侃谈货币,其实当时货币主要集中于贵族阶层。即使在春秋后期,主要交易还是依靠实物交换完成的。
这个时代,财富真正的贮藏手段是人口,当物质积累到一定地步人口就会扩张,无论人多笨,必须够数,才能应付依然残酷的自然。虽然发达的商业能催生货币,但国力之间的竞争并不取决于货币金融,首先得有人替你玩命,替你玩命的人得吃饭,从而“金融”强未必国强。商业发达的齐国、楚国败给秦国,并非源于偶然的一两次战术失误,战争从一开始考验的就是国家调动资源能力。在开战的一瞬间,睿智的孔子学说还不能阻挡敌人的铁骑,齐、楚商人没能抵挡秦国农夫手中的空首布。
此时,齐刀无锋,楚贝非盾。在远古的货币争辉之后,人们开始努力寻找到曾经的启蒙。
“商”的由来
货币的起源始于交换,也就是贸易商业,后世金融工具则皆源于货币。在鸿蒙初开的时代,货币是唯一的金融现象,溯及货币必然要提及贸易交换。春秋战国时代古中国人开始铁器和耕牛,生产剩余随之增多,因此列国之间贸易也逐步增多,这一阶段贸易主要以粮食和生活奢侈品为主,较为普遍的是粮食贸易。《史记•货殖列传》、《国语》中就记载了一批商人,如范蠡、白圭、子贡等。
现在大街上的个体商铺,很多供奉着手持着青龙偃月刀的关羽,站在那里招财进宝,至于关羽生前是否很能挣钱,《三国演义》并没有告诉大家。其实,在正统道教经文里的财神是由范蠡(公元前536—公元前448)担任的。关于范蠡的传说很多,比如范蠡和西施。
公元前473年,范蠡解离开越王勾践,带着西施云游天下(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后来定居于齐国(今山东定陶)。虽然离开了吴越之地,范蠡深知吴越之战还会继续,因此需要马匹。
卖马到吴越,一定很挣钱。路上不太平啊,倒腾北方马匹去吴越,很有可能被绿林好汉们黑掉。范蠡不混黑道,但他有自己的办法。
范蠡居住地有个姜子盾(不是姜子牙),据说很有能量,黑白两道通吃,跟那些好汉们称兄道弟。范蠡没有按惯例登门拜访并缴纳一笔保护费,反之他在城门贴出一张榜文,承诺免费提供马队向吴越运送货物。姜子盾同志只跟姜子牙差一个字,就从钓鱼变为被钓了,主动找到范蠡申请使用免费马队。果然很顺利,商品马匹顺利到达了吴越,范蠡同志成功的赚到了钱。
范蠡被奉为财神的原因并非他通过贩马开创了“协同竞争”的先河,而是范蠡的商业思想。
商人作为货物流通的承载者,最重要的是信用,富而需有德(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与秦国的贸易中在货物上标明“商”,作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LOGO,后来这个LOGO变为汉语中贸易的代词——“商”。据说,范蠡还是十六量秤的发明者,十六两秤上有福寿禄三星,缺一两损福,缺二两损禄,缺三两就损寿命了。
信用不但对商人重要,而且是金融的生命,如果没有信用金融体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实物交易远比货币重要,在世俗权力不具备信用的前提下,个人信用便成为当时贸易的关键。人们信任商人,而不是所谓的“无奸不商”,讨价还价是没错的,任何商务谈判双方都有底线。靠权力、靠关系逼迫交易对手退步,是很无耻的,这不是“商”,是抢劫。
范蠡之后,又出现了一位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商人,白圭(公元前370年—前300年),他的经营思想,显然比范蠡同志更具有鼓动性,被成为“治生之祖”。总结起来,他认为经营应该“人予我取,人取我与”,在市场必须智、勇、仁、强(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从原生性商品市场到高级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一个亘古未变的真理是把握买卖机会,用白圭自己的话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在最初级的贸易中,尚能有如此领悟,如果他生于今天目睹金融市场,必定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因此《史记》给了白圭一个不低的评价“白圭其有所试矣,非苟而已也”,意思是白圭只要出手,必然能挣很多——这也是现代中国股民的梦想。
什么最赚钱
吕不韦同志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对秦国来说是伟大的一生,《史记》曾这样评价吕不韦“秦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成于吕不韦、李斯”。但是,如果说吕不韦对国人乃至中国文化的侵蚀,把他千刀万剐都难辞其咎,因为,他实在卑鄙无耻。
吕不韦本是卫国商人(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与范蠡相比,吕不韦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本生意经:首先结交权贵,靠权势压榨牟利;然后囤积居奇,囤积居奇其实并没错,有错的是以弱者为剥夺对象,以买者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财富。据说他早年发家就是因为囤积了粮食,然后在卫国荒年卖高价,终于换得了第一桶金。
然而,吕不韦不地道的地方,是在一个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用一种无耻的方式回答了“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改变了吕不韦的一生,但吕不韦始于斯,也终于斯。
当时诸侯经常结盟,只是这种盟约往往很不靠谱。盟国之间往往不信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要把一个王子或王孙放置于对方国度居住,就算作为人质押给对方。
当然,这个被质押的贵胄肯定会比较郁闷。
吕不韦年轻的时候,秦国跟赵国是盟友。鉴于秦国野心勃勃,按照惯例,赵国同样要求秦国质押一个王子,这个秦国王室子孙叫做子楚。秦国子楚虽然是王子,却是庶出(秦诸庶孽孙),而且呆在赵国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秦安国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子楚的生命,经常派兵问候赵国城池(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子楚的生活自然过的不怎么样,终于混的连车马都坐不起了。
直到有一天,他在大街上遇到了吕不韦。
遇到子楚后,吕不韦很兴奋,回家后跟父亲商议,主题是探讨如何赚钱。
吕不韦:“您说投资农业利润咋样”。
吕父的回答比较离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倍吧”。
吕不韦显然不以为然,但他并没有纠正父亲的错误,而是继续提问,
“那投资珠宝呢?”
吕父以后的答案显然没加思索:
“我觉得怎么也得100倍”
吕不韦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要是培养一个王子登上王位,能赚多少倍”
这次,吕父终于进行了思考,并很快得出了答案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多得难以计算了!”
在吕氏父子的这次对答中,出色的回答了“干什么最赚钱”这个问题,答案是:投资世俗权力最赚钱。
然而,世俗权力的钱并不好挣,显然,投资现任权力所有者成本很高,国王富有国家,不会在乎你的投资。这就要求选对投资方向,投资者要有战略眼光,能选中没有发轫的绩优股,否则不但很容易血本无归,而且有可能掉脑袋。吕不韦结交子楚,并非因为与子楚有共同的理想,准备共同写本《商本论》。吕氏开始就将子楚的王位之路作为一笔生意,将子楚作为“奇货”,并称呼子楚为“异人”。
按照上述逻辑,吕不韦父子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秦国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似乎继位的可能性不高。异人自己肯定也知道自己继位的可能性不高。正因为如此,这种投资一旦成功,收益无穷。
理论上秦国应该从华阳夫人的子嗣中册立王子,问题是,华阳夫人没有亲生子嗣。结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秦国新一代领导人必然从现有王子中产生。不过,如果安阳夫人能赏识子楚,继而将其收于门下,答案就有意义了。
吕不韦好像跟子楚的交情还不够深,以比喻的形式提了向子楚一个问题,
“我想让您把门修的更大”,
子楚对修大门的问题似乎并不感兴趣,
“你要修就修你自己家门,别拿我做试验”
吕不韦见子楚不能参透机关,于是直言不讳:
“我想帮您登上王位”
估计最初子楚对吕不韦并不怎么相信,不过反正也混的也不怎么样,你要帮我,总不是坏事。吕不韦以自身财力为赌注开始了艰苦的公关(以其物献华阳夫人),终于让子楚在华阳夫人处获得了欢心,并最终登上王位。
总体上,方法是无耻的,公关是成功的,收益是丰厚的。
更丰厚的收益还在后面,因为,子楚儿子中有一个人叫做嬴政。嬴政当权后,吕不韦一跃成为一代权相,终于做成了这笔最赚钱的生意,却开了商人恶劣的先例——依靠世俗权力谋利。
公平的说,吕不韦奉秦相后确实做了一系列提高秦国国力的事。但他显然不厚道,由他开始抑制商业,提倡农战,农人地位从此开始高于商人。货币本是源于贸易流通,吕不韦的施政注定会扼杀货币活力,重农抑商在先秦货币争辉图景中留下了一摸不祥的先兆。

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吗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嬴政灭齐,六国最后一个绊脚石也被踢开。自此,战国的狼烟渐次散去,秦统最终一六国,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国家。秦以降的2000多年,无论豪强割据还是外族入侵,中国总是能归于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从此开始了封建历史。由此,国王改称皇帝,嬴政则自称“始皇帝”。
“国王”与“皇帝”听起来都是最高职务,实际上两个词汇含义截然不同。国王始终是有约束的,而皇帝是天子,只要他愿意就没有任何约束。“始皇帝”也是一个更牛的称谓,希冀自己子孙永远统治这个国家。
当然,是做梦。
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那个再敢多说话!高高在上,诸君看吧,朕之江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笑骂,舍我谁堪跨。
统一六国,嬴政宣布: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之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只有黄金和秦国“秦半两”是货币(重12铢,约10克左右),其他的全不算数。那个时代没有“和谐号”列车、高速公路,商品交换的范围还不是很广,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对繁荣贸易并没有多少好处。这么干,嬴政完全是出于一种个人喜好,无非是想借统一货币向世人昭示:
现在是秦国的天下,六国早已结束了。
货币统一本是拓展商业流通必经之路,但若将政治意志强加于货币之上就未必有好的效果了。六国灭亡,突然出现一种新货币,而且六国的人被告知,以前的钱就不能用了,从现在开始你要用秦国的钱。先秦货币争辉显示了不同的地区文化,而且这些货币在当地演化了数百年,已经形成支付惯例,骤然以秦国货币统一,没有任何信用基础,更不可能真正成为当地交换媒介。
很多人认为,嬴政统一货币“压制了商人私欲,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这么说的人,在经济学造诣上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白痴水平。压制商人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有联系吗?
答案是,有,不过正好相反。
如果不信,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票证年代。
事实上,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货币的意图从未执行,现代考古发现,秦半两和六国货币同时出土,世俗权力想断绝原有货币关系,嬴政和他当时的行政框架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嬴胡亥(秦二世)继位后两次颁布“复行钱”,意思是说“这个命令必须执行”,分明在说“行钱”命令没有执行,当然他的再次强调也不会管用。
原因如下:
首先,当时六国货币经过数百年流通,在当地显然比秦半两更有信誉,秦半两不被接受也就在意料之中;其次,但更重要,胡亥任皇帝后三年,陈胜、吴广扯旗造反,公元前207年嬴胡亥灭国亡身,统一的秦朝仅仅存在了14年。
六国货币并未随着秦国兵甲消失,兵戈可以消灭人的生命,但不能消灭本就与人类进步息息相关的货币,更不能消灭思想。只要人类还存在,经济进程就不可能由权力决定。要改变货币制度,必须改变当地经济结构,甚至改变当地风俗,这些都不是兵甲可以做到的。
人们往往指责嬴政重农抑商,似乎这个政策在后来数千年中限制了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太小看嬴政了。秦始皇真的限制商业,黄金就不可能成为货币,指望小农把铜钱换为黄金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确实将“上农除末”作为基本政策,征发商人及其子孙做苦役,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抑制了商人。
不过,商人前面还要加个“小”字,即抑制了“小商人”。
在《战国策》中我们看到的秦国的黄金支付,动辄以百斤计算,绝少在一斤以下;云梦秦简中不仅提到“复行钱”,而且规定了物资价格,尤其是战争物资和享用物资,不过物价按车计算,民间交易不可能用“车”去批发。这些交易的背后则是秦国的大商人,他们与范蠡不同,往往是官、农、商三栖明星,比如最会发财的吕不韦。
秦代以黄金和铜同时作为主要币材,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方式,货材随着经济进程中交易总量的变化而演进,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币材价值由低到高,正常的顺序应该是:铜、银、金。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商业,与为平民的交换迥然相异,从一开始需要币材的价值就很高,金铜并行的背后却是黄金已经从贸易媒介改头换面成统治者的享乐工具,成为官商之间的媒介。
在云梦秦简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演进模式:与其说金铜并行并非中国货币本位递进,毋宁说这是为世俗权力构建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压抑了经济自然演进,因为自然经济是无法挑战具备绝对优势的世俗权力。
统一货币、“重农抑商”与焚书坑儒并无区别,只不过后者更为残酷,更加血腥。这一切,都是试图建立唯我独尊的权威,消灭对权力的挑战,可惜这条路还很长,嬴政、嬴胡亥都没有做到。当然,嬴政和嬴胡亥也不可能真正统一货币,更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排除异己。
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

三铢、四铢还是八铢
货币与权力结合,货币铸造的背后便是权力的斗争,无论是秦始皇统一货币,还是汉初频繁更替的货币制度,莫不如是。由此,货币背后不再单纯是史籍中的币制更替、形制转换,而是争夺财富,是专制君权与经济竞争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
《史记》上说,某天刘邦斩杀了一条白蛇,忽然东南方向起了大风(所谓斩白蛟而赋大风),刘邦据此断言自己有帝王之份,便拉杆子造反,最后创立了汉朝,史称西汉。
这肯定是胡掰,刘邦没那么神奇,他不过是秦朝的一个派出所长(里长),由于未能按时把犯人押送到指定地点,论罪当死。刘邦当然没死,而是带着押送的犯人去革秦朝的命,顺便革掉了他的前辈——项羽。楚汗争霸,不过是刘邦把项羽顶到与秦作战的前线,自己从近道摸进咸阳城。
刘邦是不遵守规则的典范,好了,现在可以从从西汉说起了。
建立西汉后,刘邦似乎觉得“秦半两”太重,将重量由12铢减为3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更令民铸钱)。不过,很快秦半两和六国铸币就变成了不足半铢的“荚钱”,荚本是一种豆科植物,与浮萍的含义相近。市面物价飞涨,于是“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允许私人铸币,并非由于刘邦比较大度,不想垄断铸币权力,说秦半两太重更不是理由。依靠货币作为斗争工具,是要靠实力说话的,刘邦的登基大典连四匹纯色的白马都凑不齐,其穷困可见一端。实际上,刘邦只对15郡有治理权,其他30郡均在豪强手中。就是刘邦不让他们铸钱,估计这些人也不会听。汉初,刘邦还要剪除韩信这些功臣,对自己的嫡系部队“丰沛功臣”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高祖八年,大概刘邦对通货膨胀已经忍无可忍,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实力。
刘邦手下没有中央银行,不能提高准备金率;刘邦的方式是颁布《盗钱铸令》。结果令刘邦失望,就是在他统治的15郡内这个法令也未能执行,何况在诸侯的地盘,4年后刘邦在平定叛乱中中流矢死掉了,《盗钱铸令》始终是一纸空文。
刘邦在统治期间不停的削减异性诸侯权力,甚至以不光彩的手段干掉了韩信,萧何也曾一度进了班房,之后斗争一直在继续。到汉惠帝在位,同性王终于替代了异性王,朝廷和地方势力的斗争由此演变为汉室宗亲窝里反。
那就继续斗吧,货币当然是工具之一。
斗争一方的主角是吕后,吕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持朝政的女性(其余两位重量级女强人要等到唐朝和清末才会出场),当政15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猛人,曾废掉了惠帝之后的少帝刘恭。不过,她却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异姓王没有了,本家人照样跟她争夺权力,吕后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吕后颁布《大唐六典籍》,禁止“铸伪钱”;惠帝五年再次重申不准私铸,朝廷统一铸重八铢铜钱。吕后禁铸私钱,甚至不是为了提高皇权权威,更重要的是打击异己。
诸侯要以货币向朝廷纳贡,理论上应该铸八铢钱,这样朝廷的收入比较实惠。可是,朝廷收到的却是荚钱,摆明是忽悠吕后。纳贡荚钱会降低朝廷收入,降低官员工资,最可气的是,朝廷八铢钱经常被人被重铸,荚钱仍然充斥市坊。吴王刘濞就声称“寡人金钱在天下者,有当赐者,寡人且往遗之”。
问题是,这个时候,诸侯在国内连军队都可以操练,不准私铸货币?说给自己听听好了。你颁你的令,我铸我的钱。
又四年,吕后不得不自己铸“荚钱”,承认了现实。
吕后死后,汉文帝(刘恒)即位,但他不是当时唯一的候选人。刘恒想昔日重来,规定任何人(含诸侯)私铸三铢钱都要到都城受罚,全国统一由他铸四铢钱。吕后禁铸私钱,但吕后比诸侯更有实力,看在吕后更猛的份上,诸位王子尚且阳奉阴违,刘恒的命令就只能激起反抗,大家刚把你捧上去,你就想玩阴的,门都没有。
诸侯照样铸币,刘恒照样没法。
前157年,刘恒驾崩,其子刘启(汉景帝)即位,刘启是个很有理想的人,他想继续老爹的遗志,加强中央政权。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晁错上书《削藩策》,建议景帝用军队讨伐私铸货币的诸王,尤其是自称很有钱的刘濞。
第一个扯旗的也是刘濞,不过他想清的不是晁错,而是取而代之。果然,刘启杀了晁错后刘濞不但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且公然宣称“朕已称孤”。诸王当然也很不满,于是,开始跟着刘濞起哄,去清君侧(叛乱)。斗争终于超出了铸币之争,也就是所谓的“七王之乱”。七王之乱持续了三个月,这是一场没有正义的战争,无论谁胜谁负最终都会向中央集权演进,斗争双方从争夺铸币权到兵戎相见,目的只有一个:统一手中的权力,使权力不受掣肘。每个人都想:我的地盘,我做主。
不过,这里要提到的是,中国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汉朝币值更替对民间交易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还是八铢,民间交易始终按实际重量交易,无论面值、无论谁铸的,先拿来秤。私铸与否,损益最终都体现在王室。

白鹿白金归五铢
平定七国之乱,又一个猛人登场了,他的名字叫刘彻,俗称汉武大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
刘彻登基后废除了郡国,再也没有势力可以直接挑战集权权威,刘彻从此开始幸福的皇帝生活。很多史籍汉武帝被描述成一个英雄,刘彻确实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不过,他确实太猛了,连年征伐,花销很大,登基后四年不但花光了文、景朝以来40多年的皇室积蓄(藏钱经耗,赋税既竭),而且让一半中国人到战场上把命送掉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专制者眼中,人的性命当然不如他的疆土和皇位重要。
没钱,刘彻又开始在货币上动脑筋了。
首先,刘彻宣布,凡是铜都收归他所有,各地异钱和铜材一律运到京城由他安排用途(上收铜,勿令布)。如果谁敢再私铸,办法也很简单,直接砍头(盗铸金钱,罪皆死),实行肉体消灭。虽然可以私藏铜材,虽然可以偷偷铸币,但风险实在很大,私铸货币确实减少了许多。
然后,他把荚钱定为法定货币,推行三铢钱,把铸币的好处全都搂到自己腰包里了。三铢钱本来就是一种不值钱的“钱”,但刘彻的行为充分说明,没有最不值钱,只有更不值钱。
他又发明了更不值钱的钱“白金币”。
白金是银锡合金,按实物估算面值是实际价值的9倍。皮币就更离谱了,所谓皮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值40万钱。
马克思教导我们,如果利润有100%,资本家就会冒上绞架的危险。
朝廷把铜都收起来了,又铸最不值钱的荚币,还砍私铸者的头,大家很消停,毕竟,犯不上为了几个荚钱掉脑袋。不过,白金币与实际价值差9倍,利润达到900%,利益驱动在任何时候都好使,不私铸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由此,富豪盗铸白金币成风,至少刘彻只是没收铜,没有没收银。因为,铜在百姓而银在官家。刘彻来自铸币的收入迅速减少,虽然刑罚很严厉(坐死者数万人),900%的利润率确实太高,大家仍旧前仆后继。终于,刘彻自己也感觉到这种办法行不通,在货币面前,伟大的中国汉武帝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开始铸行“五铢钱”。
五铢钱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重大突破,专制者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币值,加之刘彻已经垄断了铜的生产及存量,基本上五铢钱在刘彻当政后期能够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
无论三铢、四铢、五铢,还是白金币、白鹿皮币,在刘彻的脑子里恐怕没有什么价值概念,这些货币实质是试图以国家信用替代商业信用,以世俗权力作为后盾推行货币,目的是从打击异己到揽财。刘彻虽然不用面对诸侯竞争,但他要扩大自身权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开疆拓土,被剥夺者范围更广,当然剥夺收益也就更高。
七王之乱历历在目,刘彻对财富怀有深刻的恐惧,作为集权统治者,他绝不会允许有力量挑战权威,全国唯一的富人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刘彻大概只有一个想法:货币不过是为自己统治生财的一个工具,至于什么货币理论,首先我不懂,其次就是懂也要先满足自己再说(更造货币以赡用)。不存在竞争的前提下,刘彻不仅要求政令统一,而且要求全国经济为他服务,货币源生于专业化、源于商品流通,这必然会产生竞争,因此也就必定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
盐铁论战
自战国起,盐铁生产就是赚钱的买卖,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不可能自己从地里弄点盐、铁出来,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买的(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比卯于市)。嬴政统一中国后将盐、铁商人弄到咸阳附近,好歹算是给了个京城户口,并且没禁止私营。
这一切到了刘彻手里就走样了。
西汉有很多富人,比如齐地的刀间。齐地有个不好的风俗,就是鄙夷奴仆,刀间没有这个习惯,一律收于门下,利用他们制造和贩卖生活必需品——盐。显然刀间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史记》记载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盐商只是先富起来,但铁商就更具挑战性了,因为铁商既然可以铸铁质农具,当然也可以铸钱,而且还可以铸刀枪,象邓通,他居然富裕到“邓通钱亦尽天下”。
刘彻始终觉得自己很穷,主要是刘彻比较猛,摆平匈奴后又出使西域,虽然留下很多传说,但钱确实不够花。刘彻终于想到盐铁生意,他做生意的方法比较特殊:
我做,就不准你再做。
刘彻首先宣布,山海是天地赐给皇帝我的(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盐铁生意只有皇帝才能做。对刘彻来说,铁比盐更重要,因此刘彻允许民间生产盐,但一律卖给他的下属企业,铁则由他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最初被刘彻看上的还有酿酒业,后被废止)。刘彻派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主持盐铁专营,提出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实在是没找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刀间、邓通这类盐铁商从此在史书中消失了,换之出现了一批盐铁官,据说刘彻有50个铁官,36个盐官。
盐铁专营,刘彻并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意思,他很直白的表示,这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财务困境(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盐铁专营残酷打击了工商业,失去了高利润龙头行业,汉代工商业从此走向没落。
可以说刘彻缔造了第一批垄断型皇帝私有企业,如同当代垄断企业,官营的生产效率很低,很多铁器不能使用,甚至连割草都嫌钝(割草不痛),于是就硬性配给,强迫购买(或颇赋于民),盐铁官不再是生意,而是一个衙门。盐铁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却要转移到全国使用,由此,桑弘羊又主持了“均输平准”,说白了就是由皇帝指派人倒腾盐铁;
不过,刘彻还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希望依靠“均输平准”流通天下货物。但是,他所谓的流通不是商业流通,照样是为了“专奉兵师”。
总之,是他自己用,只能他一个人发财。
如果说盐铁专营是与民争利,那“算缗”和“告缗”就是赤裸裸的抢劫了。所谓“算缗”就是传说中的“车匪路霸”,平民车上路要交钱,商人、手工业者做生意要交钱,交钱也无所谓,关键是税额太高,大家不缴不好意思,缴的话生意也不用做了。“告缗”就更缺德,大概意思是揭发不缴纳“算缗”者,奖励罚没收入的一半。算缗、告缗的结果是刘彻通过“罚没”手段集中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商贾遭到了洗劫。
诸子百家归儒家
先秦君主,包括秦始皇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君位。然而,刘邦不是,刘邦的汉朝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结果。现在天下一统了,他的子孙开始为自己成为汉代第一家庭找理论依据。
这个事儿,也从猛人刘彻开始。
刘彻需要佐证自己的汉家坐天下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打击商贾也是正确的,消灭竞争也是正确的。总之,皇帝的一切行为都是正确的,世界上只有他是正确的,大家都要听皇帝的。所谓圣谕煌煌,皇帝的话不是人话,是圣旨,大家要跪地接旨,当然,货币或者流通,也要听皇帝的。
刘彻需要的,不但要这样做,这样做还要有道理,是真有道理,不是假有道理。大家必须真听、真信、真学,不是阳奉阴违、心怀叵测,要把谎言重复成真理。
儒家由此进入了视线,不过,此时儒家不再是孔丘、孟柯、荀况,也不再是百家中的翘楚,而是按照刘彻要求改造过的学说。被刘彻看中人叫董仲舒,董仲舒所创的儒家叫做今文经学,以前的儒家叫做朴学。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被誉为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不过我觉得,董仲舒是一个败类和叛逆。董氏所以能成为儒学新代表,并非是他造诣很牛,不过是他的思想符合刘彻需要。
刘彻当政时期,汉家天下的思想还是比较活跃,或者说混乱的(师异道,人异伦)。这显然与刘彻的想法是不一致的,他首先要说明自己最牛,要大家要统一听他的,要是大家没有思想,这样就不混乱了。
刘彻认为董仲舒是个好同志,因为他说“王者受命于天”。既然这样,汉家就没必要从祖宗那里继承基业,皇位是上天赐给刘家的。没有天,哪有人,当然就更没货币,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货币都要服从天的旨意。总之,听刘彻一个人的就可以了,别的都不对,是违反天意的,“道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董仲舒从儒家伦常关系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妻作为三纲。董仲舒大概觉得自己地位还不够,于是自称直接继承了孔子学说。
董仲舒太谦虚了。
说谦虚,是因为他不并不是继承孔子,是这些谬论的原创。
事实是,秦朝焚书坑儒,嬴政要求大家把竹简都献给皇帝,为逃避这一无理要求很多人就把竹简藏到墙壁、地下。儒生之间靠口头背诵传承著作,很多儒生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注解儒家著作,等到汉朝儒生把藏起来的竹简刨出来,一看流传的董仲舒学说跟原著已经迥然相宜。刨出来的竹简叫做“古文经学”,而董仲舒的那一套叫做“今文经学”。
“三纲五常”基本上是汉朝为帝王服务的东西,孔子讲究“述而不著”,在《论语》里只能看到对长辈、对王室的尊敬,那里有什么纲常。难怪2000年后康有为在《今学伪经考》里指责董仲舒篡改儒家经典,本来就是这么回事。
中国先秦文化演进至此,被董仲舒篡改了。
早期儒家提倡礼仪,是把外在的“天”内化为自觉的“仁”,直指道德本心,把外在天命威慑转为内在道德律令,好歹还是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董氏却把“天”直接归于世俗权力,实际上把上天的权力赋予了人,朴学从此成为经学。
不过,刘彻到底还是比秦始皇文明多了,他没有将其他各家统统从肉体上消灭,但规定只有符合董氏“今文经学”的“士”才有资格入仕。这就不太厚道了,士晋身阶梯是“学成好武艺,卖给帝王家”,那时候除了刘彻,卖给别人就等于造反了,只有跟着董仲舒搞今文经学。
交相辉映的是,在货币流通层面,铜质五铢钱统一了货币,再没有先秦的货币争辉。

黄牛白腹,五铢当复
王莽(前45年~23年),史书对他的评价确实不怎么高,他是第一个篡位得天下得皇帝,大家看看京剧里的大白脸,就是历史对他的评价了。不过,按照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王莽似乎不应该是逆臣贼子,既然你祖宗刘邦可以代秦以汉,老子当然可以代汉以新。
王莽幼年时比较贫困(莽独孤贫),但聪敏好学,在当地名声也很好,后来通过姑母(皇后)裙带关系进入朝廷中枢。掌握实权后,鸩杀汉平帝刘衎。
两年后(公元8年),接受哀帝刘子婴禅位,国号新。
王莽期间,对朝廷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刘氏豪强,《史记》记载当时刘氏宗族已经“赊贷郡国,人莫敢负”。王莽也是集权者,他当然不希望自己权力受到挑战,于是便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抑制地方豪强。最有特色的是土地政策,王莽把全国土地收归己有,不准买卖。如果这个政策能推行下去,当然王莽就是全国最牛的人,可以牛到没人敢跟他叫板。可是,全国土地都是你的,你灭了刘氏宗族,那全国的人民也都彻底没指望了。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就是说,这严重破坏了资源流动,经济必然会陷于萧条。
当然,经济没有陷入萧条。
理由只有一个,王莽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权力不可能真正控制资源流动,也许会在一定程度限制资源流动,但绝不可能改变经济进程。
王莽只好假手货币了,他推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浪漫货币政策。王莽太有才了,居然同时搞出了28种货币,大家可以自己按排列组合算一算,这需要多少种换算才能回答“钱到底值多少钱”这个问题。如果把新莽期间的货币换算完,大概需要几页纸才能说清楚,因此对此粗略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王莽发明了很多种货币就可以了。
不过,王莽为什么要这样呢,莫非古书看多了,成了书呆子。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王莽绝对不是书呆子,书呆子不可能篡位称帝。
28种货币说穿了也简单,以不足值货币代替五铢钱,洗劫财富,除了花样太多,跟刘彻造三铢钱的意图没啥两样。虽然史书讲王莽托古改制,将龟壳、珠宝当钱用,而且每次总用古书作为依据,但币改目的却只有一个:强化政权,打击对集权的挑战(输御府受值,齐众庶)。
因为,无论是三铢、四铢、五铢还是八铢,大部分钱仍然在刘氏宗族手里,只有废掉他们手里的货币,才能集中财富,才能从根本上断绝了刘氏宗族的根基。
推行新币,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可惜,王莽生错了时候。
文景之治之后的西汉消灭了同性诸侯,中央政府正处于权威巅峰,匈奴与汉朝征战历来已久,外患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即使如此,刘彻也不得不废止三铢、四铢钱,取而代之使用五铢钱。
王莽篡汉之前,汉元帝刘奭仁弱、汉成帝刘骜昏聩,朝廷处于弱势,王莽接掌的本就是一个弱势集权,刘氏集团肯定不会顺从他的新朝。
再者,王莽的28种货币实在太离谱了,指望任何人记住28种货币互相换算,不是不可能,是很不实用。
实际上,无论刘邦、刘彻还是王莽更替币制,目的只有一个:巩固自身权力,消灭挑战。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不能允许与自己竞争的势力存在,正是为此权力的争斗被引到货币层面。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铜臭的由来
汉室终于灭掉了王莽,刘邦九世孙刘秀当上了皇帝。
与常识相反,刘秀登基后并没有颁行五铢钱。道理比较简单,因为王莽时的大泉、小泉虽然十分繁复,却是一个搂钱的好办法。好办法当然不能废弃,先凑合着吧。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史书中没有刘秀之后的铸币记录,直到中平三年(186年),这个时候已经轮到汉灵帝刘宏当家了。
刘宏是个生意人,就是买卖比较特殊:倒卖官位。
要说刘宏祖上就曾干过卖官的营生,不过那时也就是小打小闹,卖个把爵位,最多与官吏平起平坐混个脸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刘宏却发展到卖司徒,也就是宰相。
他曾把司徒的职位以500万钱卖给晋州望族崔烈,收钱交货的时候却后悔了。在册封典礼上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我怎么半价就卖给你了。崔烈的儿子没有领会父亲做官大人的深意,却赋予老爹官职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
“铜臭”!
卖来卖去,刘宏的天下被搞的很不太平。
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张角的人爆发了,他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啊。陈胜吴广拉杆子造反,目的很直接:你富我穷,用暴力平均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张角就不同了,因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声称自己可以去祸消灾,为造反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等到信徒过几十万的时候,张角在京城散发传单“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意思其实很简单,跟董仲舒也差不多:现在该老子做皇帝了。
我们不评论张角起义的先进性和他到底代表谁,张角创立太平道确实开了一个的先河:将神与现世融汇一体,以神的力量号召民众,神的意思是只求当世,不问来生。不知道张角是否真见过太一之神仙,估计他是没见过,否则也不能以神自居。至于张角是否能替代神灵向人类赐福,那还得看你的造化。刚出道的时候张角靠卖大力丸为生,如果你死掉了,那证明你就是魔鬼,死了活该;如果侥幸活了下来,当然是张大仙的法术高强。
向神性求得生之欢,人性会替代神性,如果神性便是人性,那神性又有什么意义。太平道教,便是中国道教的起源之一。
汉代的借贷
汉代最早的信贷记录是开国皇帝刘邦留下的,严格说起来那时还是秦末。当年刘邦混的很不怎么样,常常在当地酒馆赊账,至于最后是不是还了,实在没人能说清楚,这也算是一种商业信贷吧。
第二个本书记述的信贷记录,刘邦的角色同样不光彩。
高祖十一年秋(公元前189年),刘邦率军征讨黥布叛乱,留下萧何看家,突然一天刘邦嘀咕,“萧何不会把我取而代之吧”(彼可取而代之),于是派人回汉中看看萧何在干什么。
萧何见到来使,立时明白了刘邦的用意。于是他在汉中故意赊买土地,说白了就是不给钱抢人家土地,很霸道。萧何大概是第一个以贪财向君王说明没有异志的人,虽然后来很多人用着不是很灵光。
是啊,有异志的话就不用贪财了,直接把天下贪了。
在刘邦赊酒,萧何赊土地的两个事情里,我们看到汉初应该就有商业信用存在了。这里不想歌颂王侯将相,总拿帝王将相做例子,实在是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都是王侯将相,“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没错的,可史籍记载下来的都是狗熊。
对了,民间信贷记也有记载,不过是高利贷,而且是皇帝去借高利贷。
汉代高利贷的规模应该已经很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七王之乱。动刀动枪需要钱啊,可景帝当时很穷。随行的贵族和将领只有向长安高利贷资本借款,高利贷者被成为“子钱家”,本金被成为“子钱”。人家吴王号称“金钱在天下者”,你却要借钱打仗,胜败未分,子钱家不肯借钱出来。
本来吗,你要是输了不仅要损失本金,搞不好还要把命搭进去。
此时,长安无盐氏显示了自己的魄力,向出征军队借出千金。七国之乱平定后,无盐氏获得了十倍利息(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从此发家(用此富爵关中)。
皇帝本人也有信贷记录,也就是官方借贷。
中国皇帝得在小民受灾时施恩,以表示自己眷顾民生,方法就是向小民借款,汉朝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记录,但语焉不详。《汉书》的记载就比较明确了,《汉书》中“赈(振)”和“赈贷”是两个意思,“赈”是指直接赈济,“赈贷”则指放贷款。这也难怪,子民都受灾死了,皇帝想抢劫也没地方了,其实死掉到不怕,就怕不死拉杆子造反,这才是最糟糕的。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今华山以东)发生水灾,水灾之后恢复地力需要几年时间,长时间赈济成本很高,于是刘彻把70万灾民迁徙到会稽,衣食由朝廷供给,迁徙后生产工具由朝廷赊贷。
这是汉代文字记载最大规模的借贷。
看到典籍中记载的赈贷措施,大家不要由此以为“皇帝爱民”。今文经学中皇帝受命于天,但在诏令中永远只能看到他们对小农虚伪的爱,在史籍中对皇帝连篇累牍的歌颂中,我们也看到了小农对皇帝恐惧的爱。
皇帝最爱自己的权位。
启蒙的幻灭
汉帝国终于在黄巾军旗中湮没了,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汉朝不过是500年,却终结了一个时代。
如果说春秋战国孔子的祖先崇拜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在这个时代就转换为人对人的恐惧。在货币层面(因为这个时代还没有完整意义的金融),先秦时代是生产与交换的完美结合,世俗权力既没有达到统一,便不可能以权力约束货币流通。齐刀、楚贝、秦布交相辉映的背后是中华先民对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这种追求虽然会公然诉诸于武力,然而并不可耻,因为春秋五霸之间的征伐,同样也是自身经济进程的竞争。
那个时代不可能指望有文明的战争,何况战争本身就不怎么文明,走出茹毛饮血时代,将战俘作为奴隶总比直接杀掉祭司鬼神更好。征伐中,锋利箭簇的背后是双方经济进程的竞争,这一过程对世俗权力和居民都存在公平性。世俗权力为了获得经济实力必须减轻掠夺,因为居民也可以选择迁徙。可耻的是以世俗权力牟取财富,孔子云“君子耻言利”即指此。
嬴政征服了六国,建立了没有竞争的世俗权力,并试图以权力意志取代经济中自由流通的货币。由此,货币变为权力牟取财富的手段,货币争辉的图景也变为毫无生气的方孔圆钱。
在这里,没有竞争。
你有能力,我就收买你;
你不听话,我就囚禁你;
你不服从,我就杀掉你。
无论是秦半两、三铢还是大小泉,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通过铸币聚揽财,杜绝与权力竞争。当货币寄托了世俗权力妄想,便无法承载经济进程,货币的经济作用最终也将在权力统治下幻灭。
在以生存为主要目的的秦汉时代,权力开始主宰经济进程,自此中国历史开始缺乏竞争制约,也必然使世俗权力从创造转换为掠夺。当掠夺超过极限,小农接近灭亡,就会演化成为暴力反抗。暴力反抗以破坏为手段,摧残世俗权力,同时也摧残经济进程,而每一次暴力反抗中最先遭殃的就是商品流通。
从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权力周而复始的怪环。
第2章 迷失的货币
(汉末至南北朝、欧洲3-5世纪)

千里草,何青青
京剧中,董卓的脸谱是一个大白脸。
靠京剧脸谱评价历史人物当然不靠谱,因为京剧十有八九是君君臣臣。但董卓确实是坏人,是坏人中的坏人,没有坏到绝后,却称得上空前。《汉书》记载了汉末一首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里卜,不得生”,“千里草”、“十里卜”合起来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是诅咒董卓死掉。史书中的民谣未必真曾流传,却是历史对董卓的基本评价。
不论董卓掌控朝政的合法性,反正皇帝是“地主阶级总头子”,他们祖宗取得皇位的历史一般都不怎么光彩。问题是即位后,统治者个人杀伐决断会影响整个帝国。董卓显然没意识到他有机会成为秦皇汉武2.0版,他裁度国家政事的原则是能否利于个人揽财,如果董卓只是一个土财主,他最多也就为害一方;如果他是一方诸侯,最多也就祸害一个地区;很遗憾,董卓是当权者,要祸害全国。
很难明白,董卓为什么喜欢把所有的钱都搂到自己腰包里,已经统治天下了,天下富有你就富有,大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显然,董卓没有这种觉悟,他的座右铭是: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都城长安以外,董卓纵兵直接抢掠;在长安,董卓干了比抢劫更离谱的一件事:把秦始皇收天下金铜铸造的12个铜人融化了,铸成小钱。
所谓小钱,到底有多轻,没有记载,从现在出土文物来看,必定轻于2铢钱,没有纹章、没有钱缘轮廓,简直就是破烂。
小钱问世,搞得长安一石米大概要3-4万钱,虽然三铢、四铢也是对财富的掠夺,但好歹还是钱币,而且朝廷要靠自身信誉推行。董卓小钱完全靠武力推行,这已经不是铸钱,是赤裸裸的抢劫。
当掠夺超过被掠夺者的生存极限,就会转而掠夺自己的同伙,很快董卓以小钱支付军款。貌似强大的统治者,真正失去民心时,军队会放下屠刀,甚至会掉转刀口,因为军队和他的支持者本身也是被掠夺者。董卓的下场当然是罪有应得,最终,曾经支持他的手下(吕布、李肃)干掉了他,“吕布戏貂禅”就是在这段历史上演绎出来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拜《三国演义》所赐,京剧把曹操也塑造为一个大白脸,还有,看《三国演义》的人远比看《资治通鉴》多,所以人们一提到曹操,总的感觉是这个人不怎么样。不过,罗贯中太高看曹操了,无论前期的吕布、刘表、袁绍,还是后期的刘备、孙权,基本上没有人听曹操指挥。从历史事实来看,曹操也没有称帝,最多只是魏王,反而是《三国演义》倍加称颂的刘备自立为帝。
曹操才出道的时候,正赶上董卓当政,曹操也不容易。186年,曹操为避免被董卓杀掉,“散家财,合义兵”,聚众五千人起家,10年经营,建安元年(公元195年)迎汉献帝。在施政上,曹操实行屯田,招募流民耕种土地,收成跟军队四六分账;对地方居民,租赋为百分税一。最重要的,曹操禁止地方豪强土地兼并。
比董卓好多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汉室功臣。
蜀、吴两国也实行屯田政策,但不成功,因为他们没有禁止豪强兼并的土地。《三国演义》常常描写百姓跟着皇叔刘备逃走,现在看,恐怕跟着皇叔逃命的不是百姓,是豪强。百姓不可能自备干粮陪皇叔一路逃到蜀汉,那得吃多少粮食啊,皇叔家也没余粮啊。
曹操以及后来的魏国并未铸币,一直使用五铢钱。这到不是因为他忙着出去砍刘备和孙权,主要是战乱中人们都快饿死了,那有剩余用于交换,既然有五铢钱就先凑合着用吧(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三国期间,很多地方已经退化为自然经济,但在曹魏统治地域,除了偶尔对付诸葛亮,还算太平,农耕恢复、货物再次流通,甚至“通胡市”。
倒是备受称赞的刘备,在蜀汉搞了一套复杂的货币系统,无字小钱、半两钱、五铢钱、货泉、直百五铢……,其中“直百五铢”是一种虚值货币,当一百枚五铢钱用,重量当然比一百枚五铢钱轻很多,以此作为搜刮手段,因此蜀地“物价翔涌”。与曹操相比,诸葛亮也不是《三国演义》中那么神机妙算,现实中,他甚至有祸国殃民之嫌。魏、蜀、吴三国鼎力,蜀国最弱,从地势上看也应该采取守势,诸葛亮却五次北伐(并非《三国演义》中所谓的“六出祈山”,五次北伐只有两次出了祈山),耗尽了国力,本人也死于征途五丈原。
亲之如兄,字曰孔方
公元265年,曹操的曾孙曹奂被司马炎逼迫退位,当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就这么对付汉献帝,如果曹操地下有知,没准能气的活过来。无论怎样评价,晋王朝终于建立起来了,公元265年司马炎称帝,史称西晋。
晋朝是一个很奇怪的朝代,因为自己没有铸币。
没有铸币也没关系,理论上,晋朝可以象魏国一样使用汉代旧钱,或者使用东吴、蜀汉旧钱。虽然没有货币,但司马炎经济意识很强,照样很能搂钱。
司马炎主持编纂的《晋律》规定,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判什么刑,不仅因为你犯什么罪,还要看你出多少钱,司马炎大概是第一个明文规定可以用钱赎罪的中国皇帝。当时,鲁褒做《钱神论》讥讽世风,“钱之为体,有乾有坤,亲之如兄,字曰孔方。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
至于手上的官位,当然也是司马炎牟利的重要方式。
一次,司马炎问国子祭酒刘毅:
“你觉得汉朝那个皇帝能跟我比?”
司马炎满心希望答案是汉武帝或者汉光武帝,但刘毅的回答让司马炎很失望心:“桓帝,灵帝”。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把皇帝比作“桓灵”,等于骂人是乌龟王八蛋。刘毅还不过瘾,又强调了一下,“还不如他们,桓帝卖官,收入归国库,你卖官,收入归自己”(桓、灵卖官钱入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不对。
司马炎爱钱,但还没到董卓的份上,否则也不能开国称帝。司马炎不是糊涂蛋,卖官搂钱,另有深意。
汉末、曹魏时代,长期的割据征战耗尽了秦汉以来的皇权势力,富豪重新获得了地方的统治权,随着“九品中正制”确立了士族地位,西晋时代代表地方豪门的士族已成气候,农民依附士族就可以不缴税。就连司马懿本人自称“诸生家”,而且娶士族高门之女杨氏,以提高自身门弟。以司马炎的实力,灭三国尚且费了牛劲,直接屠戮士族根本不可能,皇权还需要依靠士族势力维持自身统治。但司马炎也不可能看着士族势力挑战皇权权威,他拿出的办法就是削弱士族经济实力。
一定要打击士族。
司马炎的法子是朝廷税负不再按土地面积征收(田赋),而是改为按人头收税(丁赋),甭管有钱没钱,是人就缴一份,既然农民依附士族已经不能免税,那又何必依附于你。卖官、“人丁税”严重打击了士族经济实力,削弱了士族对皇权的挑战,“人丁税”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税种。人丁税很重要,到不在于税收多高,或者剥削性多强,重要的是人丁税以家庭为征收单位,以官家的方式强化了中国农村家庭社会结构。人类的梦想就是下一代人能比上一代人过的更好,但如果禁锢在家庭(尤其是大家庭)中,后代超越前辈的可能性相对更小。
人,不能依靠父母,只有超越父母,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是国家和人类才能走的更远。
不过司马炎并不关心这些,对他来说皇权的绝对权威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司马炎认为,仅仅破坏士族经济实力还远远不够,还要打击士族的政治势力。
汉朝七王之乱历历在目,显然封同性为王对皇权的挑战也是很强的。不过,这个时候司马炎还顾不上这些,他要靠同宗同族打击士族。于是,司马炎一反秦汉以来的虚封制,恢复封建,封皇族近亲为国王,希望培养皇族对抗士族。同时,在中央政权,重赏皇族压制士族高门。
士族不全是白痴,看着自己的利益一步步被蚕食,当然要抗争。
斗争在司马炎帝位继承权问题上爆发了。
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一个的绝顶白痴,“何不食肉糜”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伪命题,就是司马衷提出来的,而且绝对原创。
司马炎想废掉司马衷,皇后杨氏坚决反对,理由是必须立嫡立长。
杨氏根本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所以要立司马衷,是因为他太蠢,即位后她可以由皇后升格为太后,当家作主人。再次重申,杨氏,是司马炎为了提高门阀从士族高第中娶回来的。
司马炎VS杨皇后=皇族VS士族。
司马炎临死诏司马亮辅政,不过杨氏将遗诏改为杨骏(杨氏之父)辅政。第一回合,士族胜。
白痴司马衷终于登上了帝位。士族当政时代开始了,世界变得一团糟。
司马炎分封的皇族终于显现出力量,汝南王司马亮在新皇后(贾后)支持下杀掉了杨骏,并重掌朝政。在政治舞台上,永远没有真正的盟友,昔日同盟今天可以兵戎相见。灭掉杨氏之后贾后和司马亮开始了新的斗争,皇族不甘心自己在朝廷失势,元康元年(公元291)司马亮发动了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
这不是一本战争史,所以没有记载八王之乱的征伐,大家只要知道士族和皇族的势力同时被兵锋涤荡,晋朝的实力在战乱中衰败、衰败、再衰败,直到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终于酿成黄河流域的五胡乱华、异族十六国混战。公元318年,司马氏被赶到邺城,司马睿在邺城称帝,史称东晋。
在上述图景中,根本看不到商品流通、经济演进,曹魏以来仅存的一点建设成果被挥霍殆尽,曾经叱咤风云的秦汉帝国,到了西晋竟然连货币都混没了。
第二回合,皇族、士族全部完败。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银钱放贷中
早在秦朝的时候,天竺阿育王就开始派遣佛教僧徒到中国传教;西汉史籍对佛教也有很多记载;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颇为兴盛。
人生在世,无论你是平民还皇族都会遇到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释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可能皇族遇到的麻烦比平民更多,也更难解决。刘宋皇室自刘裕称帝后共有158个男丁出生,其中114人最终死于非命:子杀父者1,臣杀君者4,骨肉相残者103,被人杀者6,而且大部分人都被自己兄弟、叔侄给杀掉了。
“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司马迁
某人在战乱中死掉了,亲人很悲惨,于是痛恨这个世界。如果连皇帝都经常被干掉,那就比较可怕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乱世了。如果你信佛教的话,佛祖会告诉你,虽然你死掉了,但精神不灭,被干掉是因为上辈子没积德(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虽死,神当其殃,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精神还会轮回,不过下辈子混的怎样,就要看你这辈子是不是积德了。
佛教告诉人们,要积德。
不过,即使是最虔诚的佛教徒也要吃饭,无论如何“食气避谷”人体都要摄入淀粉和蛋白质。当时佛教流行“净土宗”,根据教义必须大修功德才能取悦佛祖,所谓积德就是为佛教搞基本建设,建大佛像、大寺庙,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弘扬佛法,才有利于修行。
至于建设标准: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搞建设必须有钱,佛祖不会真的下凡赐信徒金莲花,于是佛教徒必须化斋。《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就经常化斋。
“悟空,去化些斋饭来”,其实就是说:“悟空,去要些饭来”。
那个时代的僧侣也不可能指望化斋吃饭,因为佛寺很多,仅萧齐都城(邺)就有2800多坐寺庙,供养僧尼八万两千多人,靠施舍肯定养不活这些僧侣。毋庸置疑,南北朝僧人的法力不如齐天大圣;无可否认,他们却比悟空更有面子。
南北朝寺院很有钱,比如北魏都城长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是寺庙财产,比现在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都牛。寺庙信奉佛祖,主要的业务应该是普渡众生,专营房地产似乎很不体面。于是,僧人想到了周济他人,这项业务名称叫做“僧邸粟”,用途是“至于俭岁,赈济灾民”。而且“僧邸粟”的市场定位超越了贫民,上至王侯、下至商贾,都可以来寺庙借贷。
不过,寺庙虽然信奉佛祖,却也不会大发善心,僧侣家也没余粮。“僧邸粟”说白了就是高利贷,利息很高,高的离谱。
北魏年间(公元511年),宣武帝元恪下诏,诏书为寺庙贷款规定了基准利率,利息合计不得超过本金的100%(收利过本,毋复征责),利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那年头又没有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所以南北朝寺院同样面临不良贷款,不过僧侣们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不是他们法力高强,而是替他们收债的往往是官府。
不敬佛祖暂时还问题不大,因为要等来生才能报应。不听官府的话,问题就大了,马上就会有报应。平民没有偿还能力,必须以土地甚至个人抵债,比如“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王侯借贷不还,看情况而定,如果是当红政坛人物,半借半送,如果是二线干部就弄点地产冲消坏帐。连皇帝都跑到寺庙里出家了,想回去也得拿钱来赎(比如实行通货紧缩的梁武帝),赎金少了都不行(据说有亿万钱),还怕个把二线干部。
高利贷问题的伦理分析
高利贷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样无法考证,不过,世界各地都有高利贷,当代有,古代也有。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利贷的名字是“出债”、“出举”,或者“举”,放债形式有质押和抵押。南朝初期有一笔高利贷记录,借贷双方级别非产高:放款人是镇守东晋历阳的左府参军刁逵,担保人是东晋顾命大臣王谧,而借款人更牛,是刘宋王朝创始人刘裕,不过借款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混混。
刘裕是奴仆出身,年轻时还很穷,估计是抱着发财梦想,经常去赌坊厮混,不巧一次赊刁逵三万钱却输掉了。这下麻烦大了,因为刁逵的三万钱借款,是高利贷。
刘裕没有钱,被刁逵绑在马桩上狠打,幸亏王谧替他还了账,否则中国就没刘宋这个朝代了。这笔钱,刘裕当时肯定没还给王谧,不过王谧并不亏,因为刘裕称帝后没杀这个故国大臣,还对他照顾有加。至于刁逵就不怎么幸运了,在刘裕发迹之初就把他杀掉了。
看来放高利贷的风险还是很大的。
至于高利贷利率,确实很黑。《宋书》记载,宋文帝期间,富户春荒时借100钱,秋收借款户要还1000钱,名义利率1000%/半年。借钱是短线,还钱是长线,短线、长线不是股票术语,而是指串钱的绳子,短线绳子比较短,大约比正常短30%,长线比较长,大约比正常长20%。
如果没钱还,也容易,债主会卖掉债务人的妻、女。看到这里,提醒大家不要联想杨白劳,就算债主都是色鬼,抵债的妻女却未必都是美女。比被当侍妾更倒霉的是沦为奴婢,命运更悲惨。南北朝时期,债务奴婢问题很严重,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公布律令(公元529年),要求废除他管辖地面上的所有公私债务(诸有公私债负,悉皆禁断,不得征)。
元子攸得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不用问,不行。
南朝也有官吏看到小农为债务所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方法是诈骗。《宋书》记载,刘宋吴郡太守顾觊之的儿子顾绰很富裕,乡里的都欠他钱(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其债),顾觊之对此很担心,深思熟虑后跟儿子说:
“你现在放债能顺利收回来,是因为我是地方官,我不当官了,你收债就难了,不如你把债务合同给我,我来替你收”。
顾绰大概没想过父亲会忽悠他,就把所有债务合同都给了父亲。顾觊之并没有替儿子收债,而是把债务合同全部给烧掉了,而且宣布欠顾绰的债务,一律不需要还了。顾觊之这么干,至少在历史上博得青名,至今有人以此教育当代官僚,不能贪财啊,看看人家顾觊之。然而,无论是皇帝元子攸还是地方官顾觊之,他们的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改变负债者生存状况。从东方到西方,从历朝历代统治者到一般平民,对高利贷深恶痛绝之,认为高利贷是一种压榨,凭什么收这么多利息?
可是当生命受到威胁,虽然知道借债之后结局可能很惨,为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借债人有选择吗?当然,好心的顾觊之可以一把火烧掉借据,能指望所有债主都烧掉债务凭据吗。高利贷虽然很黑,但毕竟是一种信用,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
不能靠诏令和同情取消高利贷,是因为既然是资本,就一定会寻找最高的回报,虽然这种回报会毁掉人类尊严。千百年来,人们不断以良知抵抗资本的诱惑:在中国,元子攸废除公私债务;在雅典,梭伦推行“六一农”改革。这些,都是因为人类是万物之灵,除了追求利益,还要追求大同理想。
此时,人类生存能力还很有限,高利贷常常逼人为奴,甚至逼人至死。债务人很可怜,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恐怖到极点,真正可怕的是没有挑战的世俗权力,靠权力掠夺财富,遭殃的就不仅仅是个把债务人了。
逝去的贵族
“士”本是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诸侯的人,能游离列国,当然有钱,有钱才能成为集权者的统治基础。士族靠分权而存在,适合于春秋战国,秦汉集权下他们逐步成为没落群体,但此时士族已成气候,集权不可能骤然割断传承千年的体制,秦朝立朝不过十几年,士族依然很兴盛。西汉“士”已经成为地方豪强的代表,“士”同时也代表儒生,因为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可能读书。士族终于取得了世俗权力,虽然时间很短,却演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幕。虽然,西晋司马炎培育皇族势力,士族得失急骤、生死无常,但杨氏当权后,士族再次取得阶段性胜利,随之而来,魏晋南北朝却演化为鲜明分权色彩的士族体制。
并非皇权并非不希望集中,实在是皇权存在的时间太短,东晋以降王朝更迭频繁,皇权还没有时间形成权威,为维护自己地位皇权必须依靠最强的现有势力,这个势力就是士族。
于是,士族有了自己的空间。
士族靠祖荫进仕,皇权对其没有绝对约束力。也正因为如此,消耗了士族子弟的进取心,因为他们的权威来自门阀,虽然不排除个别人有本领,但大部分不太靠谱。这到不是说士族子弟一无是处,门第传承,士族世代以儒生自标,号称读圣贤之书,让他们去干具体工作实在是为难了。士族更适合于清谈玄学,诗词歌赋,优美的南北骈文就出自这帮无聊人物之笔。士族子弟从心底里看不上“俗务”,对公文照例署名,最离谱人甚至连自己干什么都不知道。此时,中国在集权与分权之间犹疑,如果士族战胜皇族,中国演进体制中可能就会出现多元化格局。
最终,皇权战胜了士族,制度路径走向了集权。然而,士族渐渐消失,是有必然的理由的。
即使士族在东晋巅峰时期也没有取得地方自治能力,不管在中央位置多高,地方领地多大,都没有领地行政权和税收权,对他们来说只能收租而不是收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士族没有能够获得与皇族长期抗衡的能力。
在集权国家,出现一个猛人并不困难,这个猛人也有可能在军事上消灭所有对手。不过,消灭所有对手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帝国,他还必须有控制帝国的能力,才能实现专制。军事上打倒敌人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建立控制帝国的制度,进而形成自己的权威。只有这样,他的优势才能巩固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另外的强者挑战。打到所有对手,不能建立控制体系,结果是流寇(历代农民起义)。
隋唐以降的科举实际凭皇帝一人决断,虽然寒门子弟靠科举进仕,但科举不可能挑战皇权。官吏所有的能力来自皇权,只有依附皇权才能获得权力,甚至他们自身个人生杀予夺也掌握在皇权手中,挑战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成为另外一个皇权。
士族就此消失了,从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贵族。取而代之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围绕在皇权周围的封建官吏,他们比士族更加寡廉鲜耻、聚敛无度。从这一点上讲,这个时代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
究竟怎样评价这种制度演进,我们无法回答。
第3章 梦回唐宋
(隋唐宋)

尽道隋亡为此河
581年,杨坚灭宇文氏,建立隋王朝。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分裂,终于再次统一。
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对时间来说,这些人,帝王将相或是草根平民,区别实在不大,结局无一不是随百草埋没。现在,知道刘宋帝王的人,并不比去宗祠祭祖的人更多。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做田!
能是被人记住的,都是牛人。
不过,牛人只能影响历史几年、几十年,最多几百年,比如,陈胜。
没有牛人,历史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他们只能加速或者减缓历史进程。没有陈胜,会有刘邦,秦帝国该灭亡一定会灭亡,是陈胜还是刘邦去终结秦朝,实在是没什么区别。
能改变历史轨迹的人,是神人。
历史失去一个神人,就会改道。神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要影响历史几千年,比如董仲舒。没有董仲舒,没准孔子和墨子一样,至今儒家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一个流派;有了董仲舒,汉文化才有异化后的独尊儒术。
杨坚,属于神人。
因为,没有杨坚,中国后来封建社会的制度路径可能完全改变。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0年,就是这30年,真正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基础。杨坚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这些想法在他当政几十年中被付诸于实践,却影响了其后的整个中国历史。
我们还是从货币制度说起。
杨坚称帝后,重铢五铢钱,史称“隋五铢”。
隋五铢问世的时候,历代旧钱仍在市面上流通。杨坚很不满意,他想到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办法:“用旧钱者,尽没于官”,也就是传说中的罚没。
比如,直接派兵到商铺里搜(抢);比如,到路口检查,非隋五铢钱一律没收;比如,地方官员推行隋五铢不利,免职……
杨坚确实没让隋五铢减值,因为,隋五铢比汉五铢轻很多,汉五铢为4克,隋五铢却只有2.42克。
杨坚推行隋五铢,自有杨坚的道理。
虎死余威在。
士族政治势力在南北朝逐步衰败,但士族手中的巨大财富却没有随着政治失势而迅速消失。货币,或者说旧钱,仍然集中在士族手中。统一货币确实有利于商业发展,但更有利于剥夺士族财富,毕竟农民手中没几个钱。士族的钱必须换成杨坚的钱,就算士族很牛,有本事逃避罚没,手里的硬通货也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同时统一的,还有度量衡。人们经常提到秦嬴政统一度量衡,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度量衡的,是杨坚。
统一度量衡是为了收税,收士族的税。
所以,隋度量衡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大:一尺等于南朝的一尺二寸,等于北朝的一尺二寸八;至于斗,可能要比原来的大三倍。对了,还有一条,税收名义数量不变。
统一度量衡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只有消除对皇权的挑战,杨坚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统治整个帝国。
嬴政虽然建立了郡县制,但没有真正创立封建制度,地方官本身就是士绅,指望他们贯彻皇帝的命令,是相当不靠谱的。县官本来就是地主,只要影响自己利益,必然会或明或暗对抗。
杨坚就不同了,因为,他创立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科举。
只有到了隋朝“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才真正成为读书人的梦想,读书,可以登科、跳龙门、点状元。
点状元,可以当大官。
完善的科举考试=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中央直属机关公务员考试+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
公式说明:仅限于国内文科最著名的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请注意,这里没有之一。现在的大学实在是太多,科举的结果却只有一个——做官,而且别无分号。就算你有胆子做假学历,也没胆子到朝廷领官职。
科举考试难度,不言而喻。
如果使用社会学语言,科举建立了社会阶层的正常流动机制,给社会下层一条晋身出路。而且,科举制度确实很严格,难得作弊,风险实在太大!偶有作弊成功者,并不影响科举本身公平性。
不过,杨坚并没有如此高尚。
公共经济学认为,官僚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个道理完全可以用来解释科举制度。
魏晋南北朝,士族进仕凭祖宗荫功,靠的是门阀出身,权力来源是祖德,官员未必对皇帝负责。
科举制,不行。
祖上有荫德,没错,可是要考,属于差额录取。官员权力来源于皇帝,官员必须对皇帝负责。
杨坚创立了一个完全服从于他的官僚体制,就此,士族失去门阀进仕途径,官员位置不再世袭,权力、官职来源于皇权,士族就此彻底没落。
科举,或许不是一种好制度,但确确实实是一种公平的制度,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替代。
至此,皇权失去了唯一的挑战者。
权力高度统一,对明智而又有韬略的帝王,是好事。
这种帝王,只是偶然。所以,杨坚是偶然。
杨广之后的皇帝,叫做杨广,也就是传说中的隋炀帝。杨广,背了很多骂名,正史、野史他都是被攻击的对象:修运河、征伐高丽、迁都洛阳等等。总之,他是一个桀纣之君,没干一件好事。
杨广,才是必然。
不过,杨广也是有韬略的;缺乏的,是明智。
如果说征伐高丽不对,杨广同样征伐过突厥,从来没有人指责。因为,现新疆、青海就是那时纳入隋版图,指责杨广征伐高丽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有人指责杨坚修运河,不过也有人赞美京杭大运河,只是无人再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修筑运河并非在地图上凭空挖出一条河道,很多地方用天然河,杨广真正只挖了全河道的30%。沿着这条运河看一看,就会明白,这条运河几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唐代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条运河。运河终于修通了,杨广征伐高丽也失败了,他在位期间过度使用民力,最终民怨沸腾,自己被绞杀于江都。
其实,开疆拓土、修渠挖井都会极度耗费民力,如果杨广只完成其中一项,他必定是名垂千古的帝王。他想做的太多,在权力统一前提下,没有人能置疑他这种不切实际的雄才大略,这个图景在后来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的出现,也不止一次给中国人留下伤痛。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教多。

开元通宝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世界各地华人至今仍以“唐人”自居。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可磨灭。这个时代,确实值得中国人骄傲。唐朝鼎盛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原粮产量是4524市斤,一直到1978年这个数字仍未被超越。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那就看一看现代相关数据:清中叶,也就是所谓康乾盛世,这个数字为3127市斤;1949年,这个数字只有1150市斤,1978年也只有2214市斤。
公元626年,李世民导演了玄武门之变,他是唐朝最优秀的皇帝,职务座右铭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身,犹割股以啖腹”(《贞观政要•君道篇》)。
与杨坚一样,李世民同样是偶然。
不仅李世民,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明君和清官都是偶然的,因为偶然,所以才值得纪念。只要没有人能制约弗远无界的权力,这种偶然和必然将永远存在。在权力集中的制度下,必须靠近权力中心,手段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没有制约的权力又怎么会产生明君和清官?
李世民之所以能这么想、这么做,是因为他少年并不得志,因为不得志才了解民间疾苦,因为了解民间疾苦才知道自己不能胡来,个案不能推广。
现在,让我们看看唐初的货币吧。
“开元通宝”是唐初货币,往往被认为是贞观盛世的代表。实际上,“开元通宝”是李渊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所铸,属于非计重货币,10枚为1两、1两等于10钱的衡制即源于此。这种货币终结了西汉以来的五铢钱,中国货币由计重钱转为非计重钱。
开元通宝用于小额支付,说白了就是零钱,使用者主要是自耕农。
但是,开元通宝并没有满足小农需要。原因很简单,官府铸钱没什么收入,铸一贯钱(1000钱)大体费用在900钱左右,稍有不善就会赔本。不挣钱,官员缺乏动力。此时,私铸货币又有了新的理由,官府铸钱不够用,就得自己铸。出土货币证实,唐初流通中的钱,很大一部分是私铸的货币,恐怕当时私铸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本来,私铸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物价上涨,可唐初物价却平稳的出奇。
原因在于李世民挑动农民自发脱离士族,成为自耕农,自耕农多了,钱就不够用了,物价也不会涨了。
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从来就不是地主和豪强,相反,皇权始终对这些人始终保持着警惕,毕竟他们才有能力挑战皇权。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是农业,确切的说是自耕农。
不过,李世民登基时全国只有200多万户,而隋朝鼎盛的时候有900万户(公元609年)。到不是战乱把人杀绝了,而是自耕农托籍于士族门下,不接受统计。当然,也不纳税。
之所以这么判断,因为户数减少多的地方往往是富庶地区,也就是河北和河南两道。这两个地区的士族最集中,资料说明,士族一点都没有减少。也有人统计,唐初两道分别只统计了人口的15%和10%(《剑桥中国隋唐史》),其实,凭士族数量就可以判断漏报人数,他们是不会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当隐士的。
无论怎么判断,对李世民来说,这个数字都是不能接受的。
李世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子,鼓励农户从狭乡迁往宽乡,去狭乡的男丁授田一顷,老人、残疾人授田40亩。作为代价,自耕农要向朝廷纳税服役,这叫租庸调。
授田,吸引力很大,一次搬迁弄几十亩地,值得。
授田、狭乡迁宽乡,说白了跟拆迁差不多,把农民从富庶地区迁到偏僻地区垦荒。即使如此,总算有了自己的田地了,农民很满意。依附士族的农民少了,税收上来了,士族的力量削弱了,李世民也很满意。
结局似乎很团圆。
雾锁凌烟阁
李世民曾把他的功臣画像挂在凌烟阁上,长孙无忌排名第一。凌烟阁功臣,其实都是士族。虽然五代以来士族不断遭到打击,但隋朝科举只实行了不到30年,士族还没有完全衰败,李渊、李世民称帝时,朝臣仍以士族为主。
李世民是对的,权力刚刚稳固,士族同样是他的中坚力量,他只能釜底抽薪,慢慢来,先忽悠走士族门下农民,却不敢骤然以货币改制剥夺士族财富。虽然发行开元通宝,却不敢禁止私铸。没有他们,李世民不可能在玄武门之变中胜出。他们是玄武门腥风血雨中历练出来的干才,不是五代时期的白痴。
正因为如此,皇权确立,他们成了皇权绊脚石。
皇族和士族的矛盾,终于在武则天和长孙无忌的斗争中爆发了。
长孙家族出身关陇门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士族利益。不过,长孙无忌确实没有胆子直接挑战李世民的权威。李世民活着的时候,皇族与士族的对抗比较隐蔽。
事情起因是太子承乾被废后的立储问题。
长孙无忌必然希望拥立一位容易控制的皇帝,而不是又一个不断打击士族的李世民。
李世民授意下,皇子李泰几乎被立为太子。这种事情上,皇帝支持也未必能办成,因为“几乎”也不是“已经”。
承乾经营多年,士族高官都在他门下。李泰虽然也是干才,但只有没出路的寒门子弟才去帮衬李泰。李世民最初确实希望立李泰为太子,然而,他也明白,李泰登位必然会骤然放弃士族,当时,寒门官僚气候未成。
皇帝称呼自己“寡人”,实际上皇帝决不能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一天也不行。政令必须靠人去推行,必须有人替你控制军队。即使皇帝可以在一道诏书之内把所有的高官都换成寒门,难道还能把所有官员都换成寒门不成,如果换不了,莫非真想凭一纸命令让寒门子弟赴任?
没一起共过事,没通过给过下属任何好处,凭什么要听你的?总之,听话是可以的,不过要先给个理由。李世民不能这么选择,授田可以让士族渐渐失去基础,但骤然对士族高官动手,大唐安在?
最终,名不见经传的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是长孙无忌的希望。与李泰相比,李治未经历练,很容易掌控,更重要的李治不会对他们这帮关陇门阀下手。然而,当皇位真正传承到李治手中时,长孙无忌却遇到了他一生中真正的对手:
武则天。
武则天原名武曌,“则天”是后世对她的尊称,取义于“效法于天帝法则”,用于尊称这位既是皇后、又当过皇帝的非凡女性。武则天出生于利州,与士族高官实在没什么瓜葛。
李治登基不久,武则天就从李世民的妃子晋升为李治的皇后,皇帝仁弱,武则天也希望控制他,而且武则天已经具备了这个基础。
武则天如何登基,这里不讲,这里只明确她的力量来源。
李世民不但继承了隋朝科举制,而且将进仕范围扩大到寒门子弟,当武则天成为皇后,科举制度已经执行了近100年,武氏登基,寒门势力已成气候。陈恪寅认为,武则天代表科举出身的“山东集团”。其实,并非武则天代表他们,武则天也不可能按某个利益集团意志行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集团不可能授予新兴寒门官位,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积压下,武则天才和他们走到一起,寒门官僚不过是统一皇权的工具,虽然他们是一群有抱负的中层官员。
可惜,皇权对官僚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官僚不可能如同士族一样对抗皇权。武则天在政途中表现了非凡的残忍,杀死亲女、逼皇后退位;杀死儿子、打压皇室宗族;重用酷吏、虐杀官员。总之,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所不用其极,自此皇权独大,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力量可以挑战皇权。
即使没有武则天,士族与皇族迟早会有最后一战,本来胜负没有悬念。只不过历史选择了一个女性与其决斗,从而赋予历史更加丰富的含义,毕竟武曌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
长孙无忌终于丧身与皇权的斗争,自此,中国历史上再无力量可以挑战皇权。凌烟阁功臣会思索,辅佐明君、开创一代盛世、培育强势皇权,自己最终却被灭族。
有错误吗?
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回答。
因为,没有答案。

宰相是怎样炼成的
李世民之外,唐朝还有一位皇帝在当代电视剧中出镜率很高,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原因之一,他有一个妃子叫杨玉环,中国历史四大美女之一,“回眸一笑百媚生”说的就是她。
这里谈李隆基,不是因为杨玉环。
大唐官钱奇缺,民间铸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私铸者最初是士族,以后就是皇族和地方权贵。最终,皇族和地方官员手中的财富实在是太多了,公元709年,韦氏(武则天娘家)家族收入甚至超过了太府寺。
这是李隆基绝对无法忍受的,就算都是皇族,也有亲疏远近。过于有钱,会有很多想法,比如,造反……
公元717年、718年,李隆基两次下诏,私铸当死。负责这件事的人,是当时的宰相宋璟。有人说,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在政治上什么都需要理由,比如选择宋璟。
管理学认为,即使职位很低,权力却不一定小,比如领导秘书、子女,比如唐朝宦官。这些人靠近皇帝,虽然在皇帝面前必须毕恭毕敬,但举手投足间也可以传递某种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皇帝。李隆基之前,没有一个太子顺利即位,宦官和皇子公主的影响不可小觑。
李隆基当然想改变这一切,即使没有士族掣肘,皇权仍然需要绝对权力。然而,毕竟这些人也属于皇族,靠他们整治自己似乎不太可能,都是自己的骨肉至亲,没什么恶行(造反)就办了,也说不过去。靠中下级官僚好像也很难,毕竟敢跟皇子皇孙对着干的人是少数。
李隆基之前,朝廷有很多宰相,尚书省左右朴射、中书令、门下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总之,宰相很多,最多的时候有16位。
李隆基改变了这一切,创立了相权,以此对抗皇族中的反对势力。
开元十六年(714年),李隆基废尚书省左右朴射,仅留门下侍中、中书令,这两个职务也不允许同时在职,实际上仅有一名宰相。
相权集中于一人,才有可能对抗强大的皇族,对抗接近皇帝的宦官,此时宰相才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相权仍旧不能与皇权抗衡,因为相权出自皇权,不过是皇权延伸,不具备挑战皇权的终极实力。
第一个宰相是宋璟,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收缴私钱。
开元二十年,宋璟在李隆基支持下在淮南一带收缴私钱,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对手,更是错误的方式。宋璟想消灭私钱,手段有点狠(捕责甚峻),不但要没收私钱,还追求从肉体上消灭。
这就过份了。
弄到砍头的份上,不至于,在收缴私钱的过程中宋璟得罪了很多人,更重要的是,私钱不可能禁绝掉,朝廷铸钱不足,再不让私铸,那才会真的很麻烦。
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李隆基不可能得罪所有权贵,那些人是他政令的传达者,市场也不可能真的没有货币。当“以此招怨益多”、当“市井不通”,李隆基本人也开始嘲讽宋璟。
接受缴私钱命令当年,宋璟罢相。
公廨钱
公廨钱,始于隋朝,即官营高利贷。
表面上,高利贷官营、私营似乎没什么分别。
实际上,区别很大。
公廨钱绝对是一个坏的先例,从隋史、唐史记录看,当时人们就一直在痛骂。
首先,我们假设有人去借私人高利贷,即使债主穷凶极恶,债务人肯定是自己去借的,当然,不排除个别人被忽悠。即使被忽悠,借款人必定也考虑过后果,搞不好会会典妻卖子,甚至被卖为奴隶。但是,即使债主欺骗债务人,债务人仍然有思考的权力。
无论如何,自己决定是否借款。
官营高利贷,借款不一定需要理由。
不一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也许就是因为缴税晚了两天,还不是不想缴,而是那两天没在家。好了,官家直接从公廨钱里替你借了。
现在,官府收债,不收租。
还不上私营高利贷,好歹还可以选择逃走,即使有人追杀,毕竟杀人这个事儿,犯法。
官营高利贷不一样。
没有选择,甚至你不知道,就借了。
如果不还,监狱等着。不是不想还,实在是还不起。公廨钱利率实在是太高了,连私营高利贷都望尘莫及。贞观年间,公廨钱的月利率就是10分,而且,唐朝曾多次颁布律令,民间借贷利息不能超过本金,唯独公廨钱例外。如果借款人死亡,由其子嗣来还,子孙又亡,由其亲族旁支来还,没有亲族保人,乡亲还。
总之,钱是一定要连本带利还的。
经营公廨钱的人叫做“捉钱史官”,李渊、李世民最初设“捉钱史官”,目的是安排富余官吏。但他们没想到,“捉钱史官”不厚道,自己经营高利贷,却用官府渠道来追索,官府也没有办法禁止。而且,公廨钱利息是用来发官吏薪水的,事关自己福利,确实是要当做大事来抓的。
隋唐两代,公廨钱业务停了又开、开了又停,始终也没真正停止。
高利贷的新业务
唐朝有很多关于民间信贷的律令,看了以后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朝廷虽然自己开办高利贷业务,却不准个人、寺院放高利贷;第二,第一条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
安史之乱之前,唐朝民间高利贷与以前没什么太多的区别,但利息相对比南北朝要低很多。
唐朝中晚期,新业务出现了。
初唐,高利贷客户大多是农民、商人,中晚期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客户——官员。这种业务在史籍里有个专有名词,“京债”。所谓京债,就是放款给在京新选官吏,待他们到任后归还。
这实在不是好主意,有钱,谁也不会借高利贷,还钱自然靠贪污。
更离谱的是,很多借款人是节度使,也就是封疆大吏。他们借的钱岂能是小数(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动辄亿万,然后得之),他们又岂能仅是个把恶霸,更何况从当时的借据判断,利息高的实在是离谱,大约月息在10-20分。
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客户是地方富户,这种业务没有一定之规,但有一条原则是确定的:
诈骗。
要说也简单,就是骗富户欠下债务,然后以极高的利息搞得人倾家荡产,回报极高,而且还款来源有保证,就是手段不够光明磊落。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刘钥匙是一个富户,因为他用钥匙开家里的任何一个箱子都会看到满箱帑藏,于是就被高利贷惦记了,高利贷者故意借给刘钥匙一笔钱,很多年都假装忘记了。多年后,忽然有一天光临刘钥匙家,并取出借据。很可怜,刘钥匙的家财都归债主了。虽然《太平广记》没有描绘收债时的情景,如果说没使用武力,鬼才信。
世界上有很多骗子,靠钱骗钱的最可恨。
此时,借贷已经不再是信用,而是抢劫。更可耻的不是骗人,骗人最多让一家人跳楼,骗国家却会让一个民族失去十几甚至几十年的努力。这个图景我们将在现代部分见到,只是结局也更为残酷。
山雨欲来
北宋,其实并不太平。
为对抗游牧民族,唐朝在边境设立了很多军事重镇,这些地方军事势力终结了唐王朝。
通过总结,赵匡胤认为:军权很重要。
为了保证将领无法造反,赵匡胤把兵权收于枢密院,只有在开战前,将领才知道要带谁出去出征。不过,赵匡胤只能按住自己的刀把子,管不住边境游牧民族。正是这个“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政策,断送了北宋。
北宋始于赵匡胤,也将终于赵匡胤。
游牧民族生产力实在有限,抢劫倒是强项。辽、金、夏经常在北方边境闹事,反正北宋边兵要等朝廷诏令才能出战,等上十天半月,早抢完了。
兵锋上控制不了北方游牧民族,又不想让他们称帝,只有用钱来买,买到不称帝为止,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为应付这些花费,北宋加重了税负。不想缴税,个别胆子大的就拉杆子反了,理由也很简单,反正朝廷的兵动不了地方。
赵匡胤建立宋朝刚刚不到一百年,北宋政权就动荡不安了。
朝廷危亡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比如,范仲淹。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荣升秘阁校理,即皇帝的书僮。这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核心机密,绝对属于潜力股。
本来前程似锦的范仲淹,却做了两件非常出格的事情。
第一件事,指责刘后干政。
刘后是皇帝的母后,是当时真正的统治者,赵祯登基时只有12岁,多年来都是由刘后理政。女主干政给中国历史确实惹了不少麻烦,相信刘后不是其中之一。刘后没有对上书做任何回应,范仲淹就此过关。其实,范仲淹很不厚道,如果刘后不主政,就得让一个孩子决定帝国命运,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如果上书被批准,那帝国的主人将是范仲淹。
第二件事更太过份了,范仲淹指责皇帝更换皇后,顺便痛斥皇帝没有子嗣,要求立皇太弟。
鉴于书僮指责自己性能力,赵祯出离愤怒了,1036年,贬范仲淹出知饶州。
庆历3~4年(1043~1044年),北宋王朝内忧外患,已经难以收拾。此时,赵祯还是想起了自己比较亲近的人,庆历四年,诏范仲淹回朝拜相,赵祯希望他能挽救危局。
范仲淹想毕其功于一役,具体办法这里不讲,核心只有一个:扩张皇权,抑制地方权力,手段是裁撤官员。
这个办法,实在不怎么样。
守旧势力已成气候,变革必将涉及守旧官僚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为自己利益斗争。辛辛苦苦爬上来,走到今天的位置不定磕了多少头,花了多少本钱。你想一纸律令就开销了我,没那么简单。变革可能有利于朝廷长治久安,但是不利于官员发家致富,对不起,一定不予配合。反对势力过于强大的时候,革新只能从小处做起,毕其功于一役是没有可能的。
范仲淹,即使是当权者,没有官吏配合,也就等于没有权力。
不过,范仲淹不这么想。
他派出了很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考核官员,等汇报材料一到,就把一批渎职官员名字划掉,削职为民。
有人对范仲淹说:
“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你一手举簿一手举笔,宛如阎罗”
范仲淹的回应是:
“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范仲淹考虑的没错,一家人哭确实比整个州县的人哭好。
不过,全州县的人哭是没人听的,范仲淹也听不到。一家人哭却可能直接哭到他的上司,皇帝那里。而且,范仲淹也不能保证他的手下完全公事公办,不夹带私人。
或许,范仲淹也意识到了。但身后有皇帝撑腰,还怕你哭。
问题是,皇帝怕。
范仲淹可以“尽黜旧人”,皇帝不能。
单凭范仲淹彻底换掉原班人马,皇帝没这个胆子,那样,皇帝就成了傀儡。在中国王朝的历次变革中,不是每次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的政令都能畅行无阻。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从理论上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执行不了,还不如换一种方式。
很快,范仲淹的两个手下卷入一场谋逆案,罪名当然是子虚乌有。结果,范仲淹再次被贬,出知那州,再也没有入朝拜相。
青苗法的是是非非
范仲淹罢相后,就不用“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了”,始终在那州“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风暴却仍在酝酿……
终于,一个比范仲淹更猛的人横空出世,王安石。
宋仁宗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万言书,这次上书充分体现了王氏变法思想,“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赵祯没搭理他,王安石也消停了几天。
宋神宗赵顼登基时年仅19岁,涉世未深,王安石终于等到了机会。
神宗宁熙元年(1068年),赵顼诏对王安石,询问治国之策,王安石又把万言书搬了出来,顺便附送一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意思是说,宋朝百年不败,是侥幸,现在到了宋朝危亡的紧要关头,必须变革。
王安石肯定是不对的。
一个从战乱中走出的王朝,立国百余年不倒,绝无侥幸。别说百年,一年也不行。
五代十国,兵戎都不弱于宋朝,宋朝虽然军事羸弱,但经济要远盛于周边民族,一个农业劳动力原粮产量仍可以达到3000市斤,且茶、瓷器等均是世界翘楚。纵然在一两次争锋中游牧民族可以击溃宋军,但战争最终靠经济支撑,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可能击溃宋王朝。
虽然骂了本朝,仍然得到了皇帝赏识,这种仕途轨迹在历史上被称为“幸进”,就是说凭偶然机会被委以重任,比如,王安石。
指责幸进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经过朝堂历练,骤然身登高位,自然是意气风发;意气风发之后,难免要干一些超常规的事情;超常规,必然打破利益格局;反对(不稳定),也就必然接踵而来。
不管王安石的文笔多么振聋发聩,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多弄钱给朝廷,方式可以多元化,比如“青苗法”。
朝堂之上,王安石遇到了对手,一些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那些人是顽固的守旧派。领头的,是小时候就敢砸大缸救人的司马光,这样的人,自然不白给。
在跟王安石的辩论中,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官”。意思是:天下财富总量一定,都弄到官府里,百姓必然贫困,财政增收摆明了与民争利。
赵顼最终倒向了王安石,虽然他是有志青年,但太年轻了。
关于这场变法,中国历史上争议太多了。所以,这里只谈有关金融的一些内容。
青苗法是一种官方信贷,可以说是一种官办金融。跟唐朝公廨钱也差不多,官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放贷,规定利息为40%,农户保甲连作归还,利息用来作为官府用度。
青苗法本息的清收力度,是很大的。今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没有可能动用国家机器帮他们清收贷款,北宋官府却可以,因为官府就是放贷者。
没有增加税收,却增加了收入,理论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司马光说的并没有错误,不增加税收,却增加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增加的收入是变相税收,蛋糕只有这么大,不在官,便在民,官家拿走的越多,人民就越羸弱。
变法的另一个内容叫做“市易法”。
市易法,就是以内库藏钱一百万贯、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钱,控制市场价格。至于如何确定价格,由官府看着办,同时仿照青苗法,商人缺钱的时候可以向官府贷款,年息两分。
实在离谱了,靠官府平抑市场价格,北宋再牛,肯定没有牛到这个份上,就是前苏联也没办成这事。至于贷款给商人,结果跟青苗法也差不多。
青苗、市易法颁布后,司马光当面向赵顼痛陈:
“民间高利贷都能逼人饥寒流离,丧失土地;现在您让县令出来放债,还不知道要弄出什么事情。虽说您规定不能逼迫小农借债,可富户高利贷同样没人逼迫,一样弄成鸡飞狗跳。”
司马光还是低估了官僚机构的能量,地方官府确实没有强迫小农借债,他们强迫富户。所谓“抑配”、“散表”就是由此而来,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而且专挑富户下手,理由很简单,只有富户能还钱。而且,保甲连坐,一户还不上,必须有人还。
再这样下去,必然是“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
面对纷纷而来的指责,王安石拿出了他的魄力:“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从气势上看,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名言,不一定有用。
天变真的不足畏惧吗?
1074年,广州司法参军郑侠向神宗赵顼献《流民图》,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赵顼登上汴梁城楼,就是在京都汴梁,《流民图》也是一幅写真。
随后,王安石罢相。虽然再次复相,但终于在1076年出判江宁,生前也没有回到相位。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
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新法的害处,1086年,他已到弥留之际,病榻上,听说新法中雇役法也被废黜,叹息:
“亦罢至此乎”
他应该知道,雇役法是新法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其他更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可惜,当他身处高位时,即使知道害处,仍旧坚决相信自己有能力扭转乾坤。王安石曾经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的诗句,这才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以为是为国为民,所以别人的话都是“浮云遮望眼”,因为只有他才“身在最高峰”。浮云有时确实遮住眺望的眼神,但浮云之下是芸芸众生,而最高峰往往只有一个人。
岂能以天下作为一个人的赌注,又岂能以天下奉一人?
一个人有了权力,不是如何去运用权力,更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
身居相位,杀心自起。
他必须克制自己的权力欲,可惜一代文豪王安石没有做到,他顽固的认为自己所推行的一切是对的,即使有瑕疵也能在执行过程中补过。面对积弊百年的北宋体制,王安石要对付成千上万的官僚,他一个人或者说几个胸怀天下的人,怎么可能对抗整个体制?
不过,变革仍是对的。
如果变革是错的,那腐朽就是对的;
如果变革是错的,那就应该因循守旧。
变革有很多种,为了国家富强,甚至为了自己名标青史,中国古代有很多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悲剧人物商鞅、奸雄王莽、枭雄曹操,他们都在变法,相信他们中没有一个希望搞得国家糜烂,甚至自己身败名裂,他们也都肯定深刻考虑过如何变革,至少比不看史料就乱评历史的职业写手考虑的深刻。
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失败,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上。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既然是变法就不可能尽变。如果全部推倒重来,除非天崩地裂。
北宋百年积弊至此,就算革除了整个官僚系统,习惯已经形成,而制定直至认同新制度,需要多长时间?
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位匆匆过客,但只是牛人,不是神人。他,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山雨欲来
北宋,其实并不太平。
为对抗游牧民族,唐朝在边境设立了很多军事重镇,这些地方军事势力终结了唐王朝。
通过总结,赵匡胤认为:军权很重要。
为了保证将领无法造反,赵匡胤把兵权收于枢密院,只有在开战前,将领才知道要带谁出去出征。不过,赵匡胤只能按住自己的刀把子,管不住边境游牧民族。正是这个“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政策,断送了北宋。
北宋始于赵匡胤,也将终于赵匡胤。
游牧民族生产力实在有限,抢劫倒是强项。辽、金、夏经常在北方边境闹事,反正北宋边兵要等朝廷诏令才能出战,等上十天半月,早抢完了。
兵锋上控制不了北方游牧民族,又不想让他们称帝,只有用钱来买,买到不称帝为止,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为应付这些花费,北宋加重了税负。不想缴税,个别胆子大的就拉杆子反了,理由也很简单,反正朝廷的兵动不了地方。
赵匡胤建立宋朝刚刚不到一百年,北宋政权就动荡不安了。
朝廷危亡的时候,总有人站出来,比如,范仲淹。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荣升秘阁校理,即皇帝的书僮。这是一份很有前途的职业,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核心机密,绝对属于潜力股。
本来前程似锦的范仲淹,却做了两件非常出格的事情。
第一件事,指责刘后干政。
刘后是皇帝的母后,是当时真正的统治者,赵祯登基时只有12岁,多年来都是由刘后理政。女主干政给中国历史确实惹了不少麻烦,相信刘后不是其中之一。刘后没有对上书做任何回应,范仲淹就此过关。其实,范仲淹很不厚道,如果刘后不主政,就得让一个孩子决定帝国命运,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如果上书被批准,那帝国的主人将是范仲淹。
第二件事更太过份了,范仲淹指责皇帝更换皇后,顺便痛斥皇帝没有子嗣,要求立皇太弟。
鉴于书僮指责自己性能力,赵祯出离愤怒了,1036年,贬范仲淹出知饶州。
庆历3~4年(1043~1044年),北宋王朝内忧外患,已经难以收拾。此时,赵祯还是想起了自己比较亲近的人,庆历四年,诏范仲淹回朝拜相,赵祯希望他能挽救危局。
范仲淹想毕其功于一役,具体办法这里不讲,核心只有一个:扩张皇权,抑制地方权力,手段是裁撤官员。
这个办法,实在不怎么样。
守旧势力已成气候,变革必将涉及守旧官僚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为自己利益斗争。辛辛苦苦爬上来,走到今天的位置不定磕了多少头,花了多少本钱。你想一纸律令就开销了我,没那么简单。变革可能有利于朝廷长治久安,但是不利于官员发家致富,对不起,一定不予配合。反对势力过于强大的时候,革新只能从小处做起,毕其功于一役是没有可能的。
范仲淹,即使是当权者,没有官吏配合,也就等于没有权力。
不过,范仲淹不这么想。
他派出了很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考核官员,等汇报材料一到,就把一批渎职官员名字划掉,削职为民。
有人对范仲淹说:
“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你一手举簿一手举笔,宛如阎罗”
范仲淹的回应是:
“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范仲淹考虑的没错,一家人哭确实比整个州县的人哭好。
不过,全州县的人哭是没人听的,范仲淹也听不到。一家人哭却可能直接哭到他的上司,皇帝那里。而且,范仲淹也不能保证他的手下完全公事公办,不夹带私人。
或许,范仲淹也意识到了。但身后有皇帝撑腰,还怕你哭。
问题是,皇帝怕。
范仲淹可以“尽黜旧人”,皇帝不能。
单凭范仲淹彻底换掉原班人马,皇帝没这个胆子,那样,皇帝就成了傀儡。在中国王朝的历次变革中,不是每次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的政令都能畅行无阻。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从理论上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执行不了,还不如换一种方式。
很快,范仲淹的两个手下卷入一场谋逆案,罪名当然是子虚乌有。结果,范仲淹再次被贬,出知那州,再也没有入朝拜相。
青苗法的是是非非
范仲淹罢相后,就不用“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了”,始终在那州“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风暴却仍在酝酿……
终于,一个比范仲淹更猛的人横空出世,王安石。
宋仁宗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上万言书,这次上书充分体现了王氏变法思想,“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赵祯没搭理他,王安石也消停了几天。
宋神宗赵顼登基时年仅19岁,涉世未深,王安石终于等到了机会。
神宗宁熙元年(1068年),赵顼诏对王安石,询问治国之策,王安石又把万言书搬了出来,顺便附送一份《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意思是说,宋朝百年不败,是侥幸,现在到了宋朝危亡的紧要关头,必须变革。
王安石肯定是不对的。
一个从战乱中走出的王朝,立国百余年不倒,绝无侥幸。别说百年,一年也不行。
五代十国,兵戎都不弱于宋朝,宋朝虽然军事羸弱,但经济要远盛于周边民族,一个农业劳动力原粮产量仍可以达到3000市斤,且茶、瓷器等均是世界翘楚。纵然在一两次争锋中游牧民族可以击溃宋军,但战争最终靠经济支撑,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可能击溃宋王朝。
虽然骂了本朝,仍然得到了皇帝赏识,这种仕途轨迹在历史上被称为“幸进”,就是说凭偶然机会被委以重任,比如,王安石。
指责幸进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经过朝堂历练,骤然身登高位,自然是意气风发;意气风发之后,难免要干一些超常规的事情;超常规,必然打破利益格局;反对(不稳定),也就必然接踵而来。
不管王安石的文笔多么振聋发聩,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多弄钱给朝廷,方式可以多元化,比如“青苗法”。
朝堂之上,王安石遇到了对手,一些历史课本告诉我们,那些人是顽固的守旧派。领头的,是小时候就敢砸大缸救人的司马光,这样的人,自然不白给。
在跟王安石的辩论中,司马光说:“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官”。意思是:天下财富总量一定,都弄到官府里,百姓必然贫困,财政增收摆明了与民争利。
赵顼最终倒向了王安石,虽然他是有志青年,但太年轻了。
关于这场变法,中国历史上争议太多了。所以,这里只谈有关金融的一些内容。
青苗法是一种官方信贷,可以说是一种官办金融。跟唐朝公廨钱也差不多,官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放贷,规定利息为40%,农户保甲连作归还,利息用来作为官府用度。
青苗法本息的清收力度,是很大的。今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没有可能动用国家机器帮他们清收贷款,北宋官府却可以,因为官府就是放贷者。
没有增加税收,却增加了收入,理论上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也仅仅是理论上的。司马光说的并没有错误,不增加税收,却增加收入,那是不可能的。增加的收入是变相税收,蛋糕只有这么大,不在官,便在民,官家拿走的越多,人民就越羸弱。
变法的另一个内容叫做“市易法”。
市易法,就是以内库藏钱一百万贯、京东市钱八十七万贯作本钱,控制市场价格。至于如何确定价格,由官府看着办,同时仿照青苗法,商人缺钱的时候可以向官府贷款,年息两分。
实在离谱了,靠官府平抑市场价格,北宋再牛,肯定没有牛到这个份上,就是前苏联也没办成这事。至于贷款给商人,结果跟青苗法也差不多。
青苗、市易法颁布后,司马光当面向赵顼痛陈:
“民间高利贷都能逼人饥寒流离,丧失土地;现在您让县令出来放债,还不知道要弄出什么事情。虽说您规定不能逼迫小农借债,可富户高利贷同样没人逼迫,一样弄成鸡飞狗跳。”
司马光还是低估了官僚机构的能量,地方官府确实没有强迫小农借债,他们强迫富户。所谓“抑配”、“散表”就是由此而来,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而且专挑富户下手,理由很简单,只有富户能还钱。而且,保甲连坐,一户还不上,必须有人还。
再这样下去,必然是“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又空”。
面对纷纷而来的指责,王安石拿出了他的魄力:“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从气势上看,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名言,不一定有用。
天变真的不足畏惧吗?
1074年,广州司法参军郑侠向神宗赵顼献《流民图》,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赵顼登上汴梁城楼,就是在京都汴梁,《流民图》也是一幅写真。
随后,王安石罢相。虽然再次复相,但终于在1076年出判江宁,生前也没有回到相位。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
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新法的害处,1086年,他已到弥留之际,病榻上,听说新法中雇役法也被废黜,叹息:
“亦罢至此乎”
他应该知道,雇役法是新法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其他更多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可惜,当他身处高位时,即使知道害处,仍旧坚决相信自己有能力扭转乾坤。王安石曾经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的诗句,这才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以为是为国为民,所以别人的话都是“浮云遮望眼”,因为只有他才“身在最高峰”。浮云有时确实遮住眺望的眼神,但浮云之下是芸芸众生,而最高峰往往只有一个人。
岂能以天下作为一个人的赌注,又岂能以天下奉一人?
一个人有了权力,不是如何去运用权力,更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
身居相位,杀心自起。
他必须克制自己的权力欲,可惜一代文豪王安石没有做到,他顽固的认为自己所推行的一切是对的,即使有瑕疵也能在执行过程中补过。面对积弊百年的北宋体制,王安石要对付成千上万的官僚,他一个人或者说几个胸怀天下的人,怎么可能对抗整个体制?
不过,变革仍是对的。
如果变革是错的,那腐朽就是对的;
如果变革是错的,那就应该因循守旧。
变革有很多种,为了国家富强,甚至为了自己名标青史,中国古代有很多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悲剧人物商鞅、奸雄王莽、枭雄曹操,他们都在变法,相信他们中没有一个希望搞得国家糜烂,甚至自己身败名裂,他们也都肯定深刻考虑过如何变革,至少比不看史料就乱评历史的职业写手考虑的深刻。
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失败,所有的成功和失败都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上。之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既然是变法就不可能尽变。如果全部推倒重来,除非天崩地裂。
北宋百年积弊至此,就算革除了整个官僚系统,习惯已经形成,而制定直至认同新制度,需要多长时间?
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一位匆匆过客,但只是牛人,不是神人。他,留下了印迹,留下了身后的是是非非,却并没有留下辉煌。要说有辉煌的话,那也是文学,而非政绩。
何为天道
唐朝以来士族逐渐衰败,汉董仲舒创立的今文经学是士族政治的产物,但到了官僚体制下,就不怎么好使了。新兴封建官僚开始思索自己的思想体系,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认为:万物由“道”而来,人道是变化的,天道却可以不变,当人道超越天道,就可以称为“圣”。王安石就把这套理论拿出来忽悠赵顼(宋神宗),劝说赵顼去超越天道,超越尧舜,可怜赵顼就这样成为贯彻他人生理想的牺牲品。
王安石是宋代宰相,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不过,王安石的学术造诣跟程颢、程颐以及后世的朱熹、陆九渊比,差远了。二程也讲道,二程的“道”本身就是天理,圣人也要遵循天道,天道不可违。遵循天道的方法就是《大学》中所讲的“格物致知”,最后才能“穷天理”。格物,不是让你去对着竹子格(明代王守仁终于对着竹子格到了天理,但只是个案,不能复制)。人存于世间,人伦才是最大的天理,首先,要格人伦之理。每天要冥想,仔细想想所干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天理,因为只有明白了天理才能“去人欲”。
二程理论在继承人身上很快出现了分化。
程颢的继承者朱熹最终将理论发展为理学,也就是宋明理学。人都有天理的本份,即使“小人”也有,大家要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存天理”,必须“明天理”,“明天理”,必须“穷理”。如何穷理,朱熹没有创新,还是每天都思考,反省自己所作所为。
后世往往认为,程颐的继承者叫做陆九渊,陆九渊自己不承认,据自己说他的理论出自家传。陆九渊将程颐的理论发展为“心学”,心学的核心是“心即理”。与理学相比,心学更注重个人内心的体验,人与天地万物都在无穷之中,天理就是人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在陆九渊的理论中,心和理天赋永恒,仁义礼智信并非外铄,格物的目的就在于穷此理、尽此心,时时使心恢复本然。
理学与心学,此后历史上交相辉映,虽然在明代也绽放异彩,但在封建专制压制下最终双双阙如,奴化了中国文化自身,中国最终也走入了封建路径依赖的怪圈,直至被西方列强打破了大门。

宋金铸币之战
南宋立国江南,京城临安(今杭州)襟江抱湖,内接运河外通海洋,是天然的运输途径,鼎盛时期,人口达到120多万,据说有414行按行业集中于各街道。丝织业、造纸业、造船业绝对是当时的世界翘楚。
造船业,宋代已经可以造巨型船,“帆若垂天之云,一船数百人”。造纸业,人们现在经常提到古代图书“宋本”。“宋本”并不是单纯时代名词,而且代表着精确和典范,可惜元朝以后部分技术失传,后世虽然不断模仿,但始终没有能超越宋代水平。
然而,历史合理性经常让人无比困惑。因为,南宋发达的商业来自于当时投降派对金国的妥协。
被完颜兀术(就是《说岳全传》里的金兀术)赶到江南后,南宋朝廷再也没想恢复故国,当然这主要是赵构的想法。理由很明显,被俘虏的徽钦二帝都回来了,这个皇帝由谁来当?
1141年宋金议和,半壁江山掩兵卸甲,农耕逐步恢复。中国南方地理环境本就较北方优越,只是宋代以前政治重心在北方,南方经济必须服从北方安排,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这段时间,南宋和金国始终对峙,小打小闹之外又加上了争夺铜币,虽然可以罗列很多攻伐,但最关键的一条:金国生产力低于南宋,从而铜钱购买力也高于南宋。
兵戈熄灭了,宋金开始争夺铜币。双方的目的都只有一个:把对方的铜钱弄到自己地盘上;
斗争规则:不准动武;
主战场:两淮地区。
南宋首先祭出了王牌,严厉查处携带铜钱出关的所有人,当然仅仅是名义上。查处措施包括:没收铜钱、加倍罚款、革职、断荫赎,其中断荫赎最狠,就是说从能查到的祖宗开始,死人、活人官职一起罢免。查处确实很严厉,但弄铜钱到金国确实能挣很多钱,朝廷可以罢免相关人员官职,但有的人根本不是官员,无从罢起,最多就是经济处罚。而且,总有人能躲过官府查验,就是二十四小时全线看守边境,也保不准有人监守自盗。
所以,宋朝以上政策无效。
金国拿出的方法却很有效。
首先,金国在淮北用短陌。所谓短陌,就是宋朝一百枚铜钱一串,到金国六十枚就算一满串。
其次,向南宋卖盐。南宋产盐的实际成本并不高,但盐是官营商品,加上税款,价格就很高了。金人也不笨,南宋产盐的法子他们也会,以成本价售盐,但宋人必须用铜钱买。
最后,发扬扬长避短的作战方针。金国产绢,同样质量,绢价比南宋低将近一半,金国一匹绢价1贯钱多,而南宋至少要3贯。金国不产茶叶,所有人不准喝茶。
以上几条,除茶叶禁令外,每条都可为南宋铜钱运输者带来实际利益。看来,以行政管制控制货币流动,在古代就行不通,铜钱争夺战中,南宋一败涂地。
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
铜都被金国弄走了。没铜,就用纸币。
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南宋杭州知府钱端礼江设官方发行的会子,次年2月朝廷在全国推行会子。所谓会子,就是朝廷和官府发行的纸币,东南地区开始使用官印纸币。到了宋孝宗赵昚(shèn)时期(1162~ 1189年在位)又开始在地方发行地方性纸币,比如关外银会子、川交子等。
赵昚登基之初,会子发行量应该在980万贯左右,这个数量不算大,淳熙年间(1174~1189年)达到了2400万贯,但赵昚对纸币还是比较慎重的,淳熙年间一贯会子可以换到750文铜钱。而且,赵昚前后两次收缴会子,收缴的会子被当众焚毁。
到了宋宁宗赵扩(1194~1224年在位)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希望通过会子解决财政问题。而且,他办了一件非常蠢的事,试图夺回北宋失地,史称开禧北伐。
北伐,在有能力的时候,是好事。没能力的时候,只能劳民伤财。
赵扩当政期间,本来财政就极其匮乏,军费全靠会子支撑,开禧年间会子增发了14倍,北伐却以失败告终。
想法是好的,结果是糟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如果说赵扩为了北伐发行会子,尚属有情可原,后面的就更离谱了。
宋理宗赵昀(1224~1264年在位)嘉熙年间,会子居然增发了64倍。至此,会子已经丧失了纸币信誉,很快就成为“得之者唯恐去不速也”,以国家信誉发行纸币的第一次试验结束了。
很快,南宋王朝面临更大的挑战,又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出现了,蒙古。
对抗蒙古过程中,南宋试图重整会子,发行金银现钱关子替代会子,这个时候朝廷已经没有能力了。最离谱的是,朝廷居然用钱关子给士兵发饷,据说当时士兵一天的收入还不能买一双草鞋,而南宋士兵需要负担一家人生活。关子的发行直接导致了南宋兵力疲惫,终至亡国。
“楮币蚀其心腹,大敌剥其四肢。危亡之祸,近在旦夕”。
唐宋金银
金银天生非货币,货币天生是金银。
在古代小说、影视里,银子是中国古代货币,这似乎理所当然。实际上,直到宋末金银始终没有成为货币。
虽然,唐宋已有金银出现,用途说起来却颇不好意思:礼品馈赠(贿赂)。
翻遍了《旧唐书》、《新唐书》,金银似乎总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然后就是税负、悬赏和赌博。加腾森曾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礼品馈赠被列为唐宋金银第一用途。至于金银用来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则全部出现在战乱年代,比如唐末扬州战乱中曾有记录,一斤金子只能换得米五升。
金银在唐宋大抵只是上层官僚的财富贮藏手段,或者是地方豪强抵徭役的对价,唐初曾记载纳14两银子可抵一年劳役,这个价格一般家庭绝对出不起的。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南宋这么发达的商品经济没衍生出金本位、银本位,甚至连铜本位都混丢了,弄出个铁钱甚至纸币来。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说法很多。
在此,我们也给出一种解释。
货币天生是金银,前提是金银价值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基本齐平。虽然,唐宋时代中国冶炼技术并不差于西欧,但农业、手工生产能力却远强于西欧。由于流通中的商品价值远远超过了金银承载能力,币材反而不容易递进,因此,金银始终没有成为主要币材。
第4章 信仰时代
(欧洲中世纪)

海盗旗飘扬
西欧诞生,却没有快乐的童年。
当时,今丹麦、挪威和瑞典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冷兵器时代作战拼的是体力,原始人能力还是很强悍的,出海劫掠,更是看家本领,北欧人号称当时世界上最可怕的掠夺者,史称“北欧海盗”。
对已经融入基督文化的日耳曼人来说,北欧人属于野蛮人,他们用原始战争方式对付西欧骑士。按照欧洲大陆骑士制度,骑士之间要一对一公平决战,骑士攻击步兵被认为是一种耻辱,骑士要“避免一切欺诈和虚假的行为”。何况当时西欧还没有出现重装骑士,骑士只能骑着一匹马,拿个带倒钩的棍子,战斗力实在难以恭维。
在北欧海盗的眼里,这些规矩很奇怪,当然不会遵守,在他们看来一群斗一个似乎更合理。
北欧海盗VS西欧骑士,没有胜负悬念。
这段历史中,别说金融,就连一般史实记载都非常少,欧洲历史学家对付这段历史的方法,只有一个字:猜。
也难怪,当时北欧没有文字,西欧倒是有文字,就是每次都战败,胜利者要的是粮食、布匹、财宝,文字记对海盗来说实在累赘,大概都丢弃了。后世历史学家了只能对着文物想象,比较公认的结论其实是废话:北欧海盗对西欧的影响不可磨灭。
欧洲大陆王室无法应对倏忽而来的海盗,封建领主势力因此空前增强,不能指望国王保护,就得靠自己了。
10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加佩王朝)的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自己领地,在领主地盘上,国王的命令等于零。此时,法兰克国王混的实在惨透了,既没有财政收入,又没有行政机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采邑,唯一的权力是代表法兰克进行外交,至于决定是否能执行,完全要看封建领主的心情。神圣罗马帝国则虽然相对地处内陆,但东部还有匈牙利骑兵,王室既对付不了小股海盗,拿骁勇的匈牙利骑兵也没办法。代表地方势力的公爵则以自保为号召,篡夺了王室权力。
不列颠岛混的比欧洲大陆更惨,英吉利海峡是北欧海盗的天然行军大道,岛上原有三个国家,两个被丹麦人灭了,剩下一个西撒克斯王朝被赶到沼泽地阿赛尼岛,丹麦人在不列颠岛上建立了一片丹麦区。不过,北欧海盗为西撒克斯王朝统一全岛扫平了道路,虽然最后丹麦人克努特(1017~1035年)在英国就王位,但王位很快就回到了西撒克斯贵族手中。
意大利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这段时期率先形成了西欧政治经济制度雏形。意大利没经历过长时间封建统治,领主力量在战争中逐渐衰微,此时意大利城市兴起。在城市主教领导下,市民逐渐取得了城市税收权、财政权和司法权,到10世纪末期甚至取得了城市防卫权。不过,此时的意大利城市,还不具备挑战封建城堡的实力,只不过是商业人口“能自由呼吸空气的地方”。
入侵、劫掠,对北欧自身影响也很大,原始氏族体制逐渐被打破,王权逐渐替代了原始社会氏族首领。北欧人开始追求平稳、安定的生活,1000年左右北欧人逐步接受了基督教,被基督教同化。

城镇的兴起
在西欧骑士小说中,中世纪意味着庄严的城堡、骁勇的骑士和多情的贵妇人。实际上,所谓中世纪城堡,大多数也就是几道木栅栏围着几个石头房子,因为8~10世纪西欧石质建筑的成本很高,小领主根本负担不起石头城堡。
木头栅栏里圈禁的农奴,生活自然比唐宋自耕农差远了,也就弄点玉米糊糊喝喝,运气好的时候弄点玉米面包。至于小麦,欧洲人不会吃,因为他们做饭的主要手段是烤,不是蒸。靠西欧当时的厨具,小麦不能烤成面包。在这样的城堡里,农奴手中别说货币,就连交换都没有,既然不可能离开这个破木头栅栏,要货币干什么。
10世纪后期,北欧海盗逐渐消停了,欧洲农业生产开始创新,从东方学习到了马颈轭、马蹄铁和双轮马车,农业生产力提高很快,商业复苏,城镇再度兴旺。
城镇再度兴盛的地方,是当年雅典文明的发源地。
因为,这些地方还是种不出粮食来,当地居民始终靠纺织为生,以纺织品换粮食。此时,新型城镇还不能算是城市,也就是在路口、码头多了几个建筑、几条街道。
与罗马时期的城市相比,这些地方简直就是破烂。不过,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此时的破烂却远比罗马气势恢宏的建筑珍贵。
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这些集市、城镇产生于经济自然演进,不具备封建职能。城堡靠领地过日子,领主的消费远大于生产,城镇不一样,城镇居民要自给自足,没有行政权力,当然也不会有人被白白养活,城镇中集中的是商人,是手工业者,他们和整个城镇都要靠收益存在。十一世纪后期,整个西欧城镇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个时代被称呼为“商业革命”。
现代意大利、法国、英国的城市雏形基本都在这个时期出现或者再度繁荣,威尼斯、米兰、佛兰德等等。不过,此时聚集在城镇的人并非中产阶级,相反,是一群逃亡的农奴、流浪汉和失意中小贵族后裔。总之,在这群人的脑子里,对领主权威是不怎么尊重的。
当时,城镇一般建立在领主领地之上。领主把土地转包给城镇也没什么坏处,起码赋税要比收租强很多,反正城镇的所在地一般也不是农田。还有一个问题,而且,城镇兴起初期,多数是其他领主的逃亡农奴,别人的农奴变成自己领地居民,总不是件坏事。
不过,城镇兴起的道路并不平坦,城镇居民要跟领主谈判,关键时刻还是要跟领主比谁的刀把子硬。
最初,城镇只有民兵(步兵),领主带来的是小领主——骑士,为了自己的利益,骑士往往放下骑士风度,与步兵对砍,结果自然是城镇战败。但是,打仗需要钱,骑兵是个很费钱的差使。一般来说,骑士要有甲胄、两匹战马(一匹作战用,一匹驮甲胄、仆人),顺便带几个农奴当步兵和仆人,帮助骑士穿甲胄,还得自备粮草。
以小领主为主的骑士一般年龄都在30岁以上,已经超出了最佳作战年限,在雇佣兵面前,骑士再也没有任何优势,在对抗中逐渐败北。一手是钱带来的雇佣兵,一手是谈判后的税金:城镇逐步搞定了领主,获得了自治权,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法庭、税收机构和行政管理框架。
那个时代,城镇更类似于一个股份制公司,领主只能以土地入股,按税收分红,不具备管理权,管理权在股东(市民)选出的总经理(执政官)手中。股东有权力撤资(离开城市),为了税收领主不得不谨守对市民的承诺。
这一点至关重要,城镇以整体的名义对抗领主,缴纳赋税后领主不能再骚扰城镇。各个城镇最初法规各不相同,后来一些成功的法规体系被抄袭,城镇终于形成了类似的法律规则。这个时代的城镇法律仍旧充满了野蛮,比如斩首、切四肢、挖眼等等。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当时的城镇是现代文明发源地,从法规中获益的多是城市上层,包括收益高超的工匠、或者富商大贾。其实,任何时刻法律、规则的获益者都是强势群体,所谓经济学“模糊面纱”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即使原始社会,人群中也有强者,制定规则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
城镇逐步发展,终于,城市出现了。
城市兴起,欧洲出现了市民阶层,而在此之前只有农奴和贵族、骑士、教士。市民是自由人,他们的追求比较赤裸裸,就是钱。为钱可以去冒险,可以去征战。在城市兴起之前,土地是西欧财富的最佳贮藏手段。当商品、货币支撑新型贵族,封建制度的基础终于被动摇了。市民拥有货币,完全可以挑战世俗权力,因为他们具备经济基础。
货币重生
商业发展,城镇兴起,必然需要货币进行交易。
货币,已经在战乱中的欧洲沉睡了300多年,该重生了。人类文明演进中,文明愈发达,交换就越频繁,货币是大规模交换的必要手段,也是承载人类文明的方舟。
11世纪开始,城镇开始自己铸币,不可能总是以货易货。12世纪,欧洲发现了弗莱贝格等一系列新银矿,丰富的银矿为未来一个半世纪欧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币材,也为大规模铸币提供了契机。
当时,矿主没有兴趣对银矿铸币,他们直接铸成银条,再送进各个城镇。城镇当局对银条的处理方式倒也简单,仅进行重量检验,然后铸上标记就算完事。这个方法其实很好,城镇散落于各地,银条没什么特征,到那里都可以用。虽然不是铸币,也没有减值的危险。虽然,此时欧洲各国也开始铸造货币,但发行范围都不大,银条始终是最主要的支付方式。
经济发展中,永远会有矛盾,金融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平衡中发展的。
新的麻烦很快产生了,贸易额度不断增大,带着银条上路很容易碰到强盗。解决方式也应运而生,汇兑商人出现了,在主要贸易城市,汇兑商根据商人要求把银条从一个人名下转到另外一个人名下,汇票由此诞生。从现在发现的热那亚香槟贸易记录中看,12世纪汇票制度已经成为支付习惯,大部分城市之间的香槟贸易都用汇票支付。
这段时间,汇兑商的能力应该不会很强,比如王室成员的赎金,汇兑商就没有能力承担,仍旧用贵金属直接支付。中古时代,对西欧来说,战争胜利要俘虏对方首领,而不是肉体消灭。干掉对方只能逞一时之快,俘虏对方却可以勒索财富。
中世纪初期黄金没有成为主要币材,主要是黄金太少,而且产地过于集中。只有法兰西黄金丰富,但在法兰西黄金要比白银便宜很多。14世纪初期英法百年战争,法国没银币,就拿金子蒙事,腓力四世想靠黄金收买低地国家,不过这也是法国最初战败的原因之一。
十字架上的银行
7世纪伊斯兰教崛起以来,基督教始终处于守势。如果不是拜占庭帝国挡在伊斯兰势力和西欧中间,恐怕这些上帝信徒早改信真主了。
耶路撒冷在基督徒眼中是神圣的,到耶路撒冷朝觐始终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赎罪方式。然而这一切在1071年改变了,凶悍的突厥人禁绝基督徒朝觐,并虐杀朝觐的基督徒。
对基督徒,对罗马教廷,这都是难以忍受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
鉴于教皇没有军队,领主又各自为政,基督徒只能是组织志愿军,也就是十字军,目标是夺回耶路撒冷。
西欧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十字军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军队给养由意大利地区商人提供,不发装备,战士自带。冷兵器时代,似乎是个人就能拉到战场上,可战场毕竟不是群殴,就算打遍全村无敌手,那是因为你够狠、下手够黑。战场要讲攻伐,侧翼佯攻和正面对攻,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撤退,在不同的时点完全是两码事。
正是因为这种士兵构成,后世研究才夸大了十字军的贪婪。有人说,十字军东征是破落骑士去抢劫,实在是低估十字军信仰了,在活命和抢劫两者之间,似乎还是活命比较重要。
激励十字军出发的目的,救赎至少和抢劫同等重要,尤其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教皇在演讲中蛊惑:
我现在恳求你们,不,不是我,乃是主在恳求。我只是作为基督的使者向你们勉力,督促一切等级的人,骑士、步兵、富人、穷人,都必须迅速起来,给与基督徒以援救,将这个邪恶的种族从我们兄弟的土地上消灭干净。
上帝授权给我,让我把这个赎罪的权力赐给一切参与的人。
这是一种完美的结合,只要成为十字军战士,以前的罪责就可以赎清,又可以到异邦抢劫。谦卑的忏悔和凶残的屠杀居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十字军东征。
此时,刚刚诞生的商业资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做梦都想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贸易港口。他们手中有钱,可以组织武装力量,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冲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
在基督信仰和发财的双重号召下,西欧基督徒先后组织了九次东征,史称“十字军东征”,其中能称得上有规模的只有四次,而成功的只有半次。
之所以说只赢了半次,是因为只有第一次东征攻下了耶路撒冷,但进攻者不是西欧十字军。1095年,第一批十字军共10万人,刚到匈牙利就基本上全军覆没了,最终打下耶路撒冷的是1096年西欧封建主重新组织的骑士以及拜占庭帝国军队。
之后的十字军,就更离谱了。1212年居然组织了3万名儿童,号称“儿童十字军”,结果非常无厘头,大部分战士被军官拐卖贩到埃及当了奴隶。号称上帝复仇使者的十字军,在一片嘘声中落幕。
不过,仅有的半次成功却创造了第一个世界金融中心。
攻下耶路撒冷的骑士又称作“圣殿骑士团”(Templars)和“医护骑士团”,(Hospitallers)他们在占领地建立了领主封建制度,随着胜利而来的还有大量财富,作为忏悔者和抢劫者,他们获得了双重胜利。
很快,“圣殿骑士团”和“医护骑士团”就被突厥人赶出了耶路撒冷,所幸,逃跑时没有忘记带走抢劫的财富。
“圣殿骑士团”和“医护骑士团”靠砍人起家,抢到钱后又不会经商,丢掉了抢来的地盘,结果就坐吃山空。幸好他们发现借款也可以守业,最初只是借款给后来的模仿者——新十字军,后来开始向法兰西王侯、意大利商人借款。
“圣殿骑士团”战士集中于法兰西北部(“医护骑士团”则比较分散,因此没形成规模),法国北部中心香巴尼的集市因此渐渐兴盛。贷款给王室贵族是最好的方式是汇款,设在巴黎的“圣殿骑士团”总部则承担收帐、运款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总部的另外一个职责是替国王经营国库。1270年前后香巴尼的集市形成了第一个欧洲金融中心,这里定期举行财政贷款会议,法国王侯可以从这里选择选择贷款者。
13世纪后期,西欧商业逐渐超出了国界(他们的国界本来就很小),南方商业以威尼斯为中心,中间以香巴尼集市为中心,北方以佛兰德尔为中心。各地货币不统一,虽然使用银块,但总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测评。
12世纪中期,热纳亚地区就率先出现了这种机构,替客户代收代付,作为代价这些机构收取一笔手续费,业务范围跟雅典城邦时代的“金融商”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这些专营机构发展很快,他们的信用很高,逐步开始替人们保管财富,这部分财富就是存款。
14世纪中期,这些机构开始利用存款放债,由于服务范围一致,这些借款逐步取代了商人互相借贷的习惯,成为吸收公众存款、对不特指公众贷款的信用机构,而且有了统一的名字叫做“BANK”。此时,银行进行了严格市场细分,对王室和贵族一般年贷款利率在15%,而对普通商人就是高利贷了,一般客户年贷款利率至少是60%。
正是“圣殿骑士团”的财富招致了自己的灭亡,1314年法兰西国王控告“圣殿骑士团”耍弄巫术,进而处死了“圣殿骑士团”52位首脑,等于洗劫了52家银行。“圣殿骑士团”从此覆亡,这也直接导致在后来的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王室缺乏信贷来源,终于败北。

王在法下
12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发展很快,羊毛、粮食大量输出,流入的白银并没有回到生产者手中,而是归于王室和领主。
用现代语言来描述,此时的英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然而,贸易顺差并不是一个国家强盛的表现,更不必然有利于国家发展。
比如,此时的英国。
热衷于外贸顺差,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最鄙视的重商主义思想,也就是西欧封建思想。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解释:国家财富不能以货币占有量来衡量,而是以国家货币消费量来衡量。一个国家即使有再多的货币,如果不被国民消费,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
英国是证明这个理论正确的第一个牺牲品。
1180-1220年,英国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通货膨胀。这段时间,小麦和牛肉的价格上涨了2~3倍,而银价下跌了1/3。英王约翰的觉悟,仅停留在让臣民把羊毛拉出去,给自己换银子。结果是,他感到自己手里的钱多了,但好像更不够花。
开始,约翰只是去教堂取(偷)银盘子,《欧洲剑桥史》记载他曾经在1198年在教堂“取”走了61个银盘。1209年,教皇开除了约翰教籍,反正撕破脸了,约翰又开始没收教会财产,据说1209~1211年他共没收了教会2.8万英镑。
1214年约翰进攻法国,试图抢回自己在欧洲大陆的封地,却大败而回。随之,英国国王、贵族在欧洲大陆的封地都被没收了,他自己被史籍誉为“失地王”。
约翰接下来的做法是,加倍收税。
任何人都有义务服役,兵役免除税提高16倍;贵族的封号、领地继承税提高100倍,这几乎等于直接剥夺贵族领地。
直接对所有臣民征税意味着所有臣民都要效忠于他,这对贵族或者说封建体制来说是不允许的。面对这么一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王,没准连不列颠岛上的封地都会被没收的,贵族终于忍无可忍了。
1215年初春,贵族开始讨伐国王,并很快兵临伦敦。
此时,堂堂国王身边竟然只有7个骑士,全国的骑士都站到对方阵营里了。也就是说,国王只能带了7个人出战。约翰再没有力量对抗贵族了,不得已,必须跟贵族谈判。
如果按照“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逻辑,此时贵族已经无需跟国王谈判,直接把他砍了也行。
那是东方文化的思维。
在西欧历史上,王室可以更替,但不能脱离血缘体系,如同日本天皇“千年一系”,除非异族征服(比如北欧海盗),极少有人干掉国王,自己干。杀掉国王,不过就是大革命那么几次,而且国王掉脑袋,王子照样可以继承王位。英国贵族不能要约翰的命,他们的办是让国王签订契约。
1215年6月5日,谈判桌前,贵族们得到了他们所要的契约,这就是《大宪章》。
如果这事放在中国任何一位帝王身上,必定是知耻而后勇,一定是先宪章签,等老子有了实力再翻脸不认账。比如,“卧薪尝胆”,比如,“破釜沉舟”,其实都是违约记录。
在英国乃至欧洲的历史上,契约是约束封建领主、农奴乃至国王的根本制度,整个欧洲之所以还存在,靠的就是契约,誓言是不能违背的。
“英国教会应享有自由、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将如前述,自余等及余等之后嗣在任何时间与任何时期中,永远适当而和平,自由而安静,充分而全然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利与让与,余等与诸男爵据以宣誓,将以忠诚与善意遵守上述各条款”
——摘自英国《大宪章》
《大宪章》对王权形成了永久性限制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财产私有权;不经法律审判,不得逮捕和任意囚禁任何人;平民人身安全应该得到保障;平民有权反抗君主;不经贵族同意,不得征税。
王权,从此不再至高无上,至高无上的只有法律,王权必须在契约的限制之下。
王在法下。
百年战争背后的金融之战Ⅰ:骑士断缨
法兰西王室的标志是百合花,1328年的法国王室似乎一点都不浪漫,国王查理四世刚刚去世,而且留下的遗嘱很离谱。
他没有子嗣,因此希望英国国王,也就是他的外甥爱德华三世,继承法兰西王位。对法兰西贵族来说,这然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公推查理四世的侄子腓力六世为王。为争夺法兰西王位,英法之间从此爆发了一场历时百年的战争,史称“英法百年战争”。
为兑付叔父的遗产,1337年11月,英王爱德华三世率军进攻法兰西。1346年8月26日,克雷西战役,对双方来说生死攸关,然而,战局早已注定。
克雷西是一片开阔的平缓坡地,右侧是河流,左侧是森林。8月26日这一天,1.2万英军就躲藏在森林之中,绝大部分是长弓手。
下午,毫无准备的法兰西1.8万名重装骑士追了上来。
法兰西骑士发现了英军,不过,迎接他们的不是骑士对决,而是长弓利箭。
据恩格斯考证,英军当时使用的这种长弓最大射程为360米,250米内可以洞穿锁甲,150米内可以洞穿钢甲,是当时西欧最犀利的远程武器。长弓确实厉害,CS游戏里恐怖分子惯用AK47,这种著名的土匪兵器有效射程不过也就300米。
战争结果没有悬念,颇类似于拿着大刀去对付滑膛枪。
法军1500名骑士伤亡,而英军损失不过百人,在驰骋的战场上,骑士已被彻底淘汰。这不是战争,更类似于屠杀。
战败,到不是法王不争气,不想建立正规常备军。因为,跟英王比,他实在没钱。
当时英吉利的王室信贷体系已经非常成熟,而法兰西的信贷体系随着“圣殿骑士团”灭亡烟消云散了。圣殿骑士团灭亡后,法国王室开始向巴黎富商借贷,联系财政与信贷的是商人,他们利用私人关系为王室筹集贷款。
继圣殿骑士团之后,史料里多次记载了法国王室逮捕贷款人,理由从巫术变为高利贷罪,处罚倒都是一样:处死、没收财产。
1322年,财政大臣杰劳德被控对王室不忠,被捕死于狱中;
1328年,财政大臣皮埃尔被处死;
1331年,财政大臣弗兰西斯被处死……
与这些财政大臣一起烟消云散的,还有香巴尼货币信贷市场,英法战争爆发前,法国王室已经找不到固定的借贷者。
法国王室的行为,基本上直接可以定性为抢劫杀人罪,王室权力以杀人越货的方式毁灭了刚刚兴起的法国金融业,同时业毁灭了他们自己。不过,惩罚法国王室的是长弓手。
毕竟不想把王位拱手让给英国人,法兰西王室开始向民众借款,与富商相比,向民众借款简单多了,不用付利息,省得讨价还价,因为王室很少还款。王室承诺如果不归还借款,借款可以抵扣税款。这个法子跟提前征赋税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是把征税的名义换成了借款。1385年,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归还了借款,当时的《法兰西编年史》经验这样评价:“这种破天荒的偿还似乎使普通人难以致信”。只是,向公众筹资的借款方式既费时又费事,实在不是有效率的融资方式,经常搞民怨沸腾,1356~1358巴黎公众起义,占领巴黎并把国王查理三世赶了出去。
与法兰西相比,不列颠岛的信贷系统非常有效率。
随着香巴尼信贷市场衰落,欧洲大陆领主和富商开借款给英国。与法兰西杀人越货相反,英国王室很守信用,1328~1331年英国王室共向巴迪公司借款42000英镑,1332年英王室归还了这笔借款,并支付11000英镑作为“赠品”,也就是说年利息率高达13%。虽然比高利贷低了些,但英王室是大主顾,信誉又好,对贷款人来说,也不是不能接受。
为筹得战争借款,英王室大概是第一个在金融市场中讲故事的人。
百年战争爆发后,英王室同样需要大量借款,既然是借款,就要给贷款者讲明还款来源,英王开始讲故事。内容是:英国王室可以控制海上羊毛贸易,为保证还款,英国王室以羊毛贸易权作为抵押,所以借款给英国王室绝对没有风险。
当时,英国确实垄断着低地国家羊毛供应,尤其是意大利地区手工工场羊毛供货全部出自大不列颠岛,这是故事的起源。
要说控制整个海上羊毛贸易,就不太靠谱了。即使所有羊毛全部出自英国,王室也不可能通过特许权让贷款者垄断羊毛贸易。因为,贷款者很多,他们之间会产生竞争,也就不存在垄断了;而且,设立垄断权必须通过国会批准,王室没有这个权力。
鉴于英王故事很动听,佛罗伦萨、米兰以及英国本地商行开始将英国王室作为重要贷款对象,而英国王室以前从来没取得这种地位。1337~1340年,爱德华三世在商行取得了30万英镑贷款,这个数字是战前王室贷款的7倍多。
没有巨大财力支撑,英国不可能凭借长弓兵取胜,双方力量差别实在太大了。法兰西人口在1000万以上,英国只有250万,而且爱德华三世无法控制苏格兰,爱尔兰还是独立的。
借款,给了长弓兵勇气。
说到底,战争不过是利益之争,抢钱、抢粮、抢地盘,最终还不是落脚到钱上。当代,也是如此:美国打伊拉克为什么,钱;凭什么,还是钱,只是一个以钱换钱的游戏罢了。
百年战争里,只要有足够的钱,法王完全可以把弓手变成自己的雇佣兵,反正英国长弓手本来就是雇佣兵。士兵还是以前的士兵,立场会因为钱的变化而完全改变,这同样是一个以钱换钱的游戏。
金钱不是万能的吗?
我们不能给出答案,但可以给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
爱情是无价的,也只是面对钱多钱少的时候。
以1元购买别人的女友,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对至高无上爱情的侮辱。
如果用1千万去换呢?肯为美人付出1千万的男子应该非常有能力,也更有魅力。到底能否获美人青睐,答案显而易见。
不过,如果用简单算术来处理,1千万就等于侮辱爱情1千万次,莫非1千倍的侮辱就等于尊重?
钱多就高尚,无价只是多少问题
无论您怎么判断,当时的法国都没钱。
1360年,英法缔结布勒丁尼条约,爱德华三世放弃对王位要求,但法国割让加莱港和南部大片领土,1364年法国王查理六世被囚死于伦敦。
百年战争,第一回合,英吉利完胜。
今朝,骑士断缨。
百年战争背后的金融之战Ⅱ:法兰西民族的灵魂与肉体
第一回合打完,英王并没消停。
1415年,英王亨利五世(1413~1422在位)率兵6千再次进犯法国领土。当时的法王是查理六世,他有充足的信心认为自己会赢得胜利,因为,他的兵力是3万。
不长记性啊!
双方会战于阿金尔库,3万法军再次折在长弓兵手中,7000-10000人阵亡,顺便还被俘了一个元帅,一个王室总管。
1420年,双方签订《特鲁瓦条约》,查理六世被迫承认太子并非亲生,王位继承权转归英王亨利五世。1422年,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先后挂掉了,英王亨利六世继承了法国王位,王子小查理被赶到法国南部的布尔日地区。
对小查理来说,恢复法国,重登王位太难了,几乎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还有可能。
上帝的使者——贞德横空出世,“少女出,国运昌”,很多治史者都这么说。
对法国人来说,贞德是真正的圣徒。少女贞德,在危急关头率领援军冲入奥尔良,拥戴王子查理七世即位。
实际上,从贞德从军起计算,一直到她被俘,总共不过1年多时间。1年挽回颓败70多年的法国军队,别说是上帝使者,就是上帝自己来干,恐怕也有难度。
贞德,确实是法兰西民族战争的象征,但真正战胜英国人的不是她。
那个人,叫做雅克•库尔。
雅克•库尔是一个商人,确切的说是一个多元化集团的董事长,主营业务是从佛罗伦萨、阿拉贡、米兰等地中海城市生产、贩运商品到瑞士地区的布列塔尼。雅克•库尔其实只做了一件事,为查理七世弄来钱。
1438年,雅克•库尔出任法兰西财政大臣,主要工作是为查理七世筹集贷款。
作为商人,雅克•库尔有良好的信誉。
不过,他的办法也是讲故事。
他以法国王室即将收复的土地作为抵押,向地中海城市借款。地中海城市的商人不是瞎子,当然不相信雅克•库尔的故事,他们相信的是雅克•库尔本人的抵押。这些借款重新武装了查理七世,1450年,诺曼再征服前期,雅克•库尔为法国王室筹集了100,000埃索币。
同时,英国人的“羊毛垄断”的故事破灭了。英王许诺让贷款人垄断羊毛贸易,实际上只是把关税交给贷款人。当时,贷款给英王的毕竟不是银行,是商人,提高关税最终受损的是他们自己,到14世纪末期这种方式就不被认可了。
当雅克•库尔给法国拉贷款的时候,英王亨利五世正忙着在国内召集士兵,让他们去商人门口闹事,个别士兵出于义愤干掉商人也在所难免。亨利五世本着稳定军队的态度,只是小加惩戒。百年战争后期,由于士兵闹事,英王几乎不能获得任何贷款。
1412年,亨利五世出兵的财富来自当年法国赔款和赎金。1433年,战争进行到最紧要关头,亨利五世却只有20000万英镑贷款,却有88000万英镑贷款需要归还。就是这点钱,亨利五世也是向不列颠岛居民借的。指望英王还款,如同当年法国王室,是不太可能的。
结果再次证明:抢劫自己居民,是不太靠谱的。
在法国占领地,亨利五世更是采取涸泽而渔的办法:杀掉商户、剥夺财富,占领地的商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城镇、大商人、官员、甚至是大领主都亨利五世被洗劫了。
百年战争持续了116年,正是亨利五世自己从衰亡边缘挽救了法国。
雅克•库尔弄来了钱,法国重新统一王室旗下。此后,法国历史虽然曲折,但再不能泯灭法兰西的自尊、自信,法兰西民族就此形成。
不过,雅克•库尔的结局是悲惨的,查理七世的继承者路易十一囚禁了雅克•库尔,并没收了他所有财产,此时百年战争已经结束。
《欧洲剑桥史》这样评价对这段历史:
“他不再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了,路易十一当然不能容忍对王侯有过度干预能力的任何一位银行家”。
伏尔泰说,贞德是法兰西的灵魂。
那么,雅克•库尔就是法兰西的肉体。
大发现
哥伦布,是英雄。
其实,哥伦比更类似于一个战国时代游说王室的大忽悠,他所信奉的地圆说基本类似今天的征服火星,是很不靠谱的。而且,他认为从葡萄牙到日本只有2400海里,在他的海图里,整个世界只有1/6是海洋。
从科学角度,说哥伦布是个骗子,那是一点都不过份。
根据这些非常离谱的判断,他跑来忽悠葡萄牙王室,希望王室出资让他去探险。
葡萄牙人不是傻子,学术委员会否决了哥伦布的提议,哥伦布于是转而忽悠西班牙女王伊萨贝尔。
很不幸,他的建议又被西班牙学术委员会否决了。
就在哥伦布准备去法国王室信口雌黄的时候,他接到口信,西班牙女王让他回去,准备出海。显然,西班牙女王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冒险。
哥伦布至少需要200万马拉维第才能出海,还不包括船员工资,而当时一个西班牙普通仆人每月的收入都要610马拉维第(根据《唐吉柯德》中仆人工资估算)。
然而,哥伦布没钱,所有资金都需要西班牙王室提供。
西班牙女王很够意思,借给哥伦布这笔钱。
1492年8月3日,也就是后来西班牙的国庆日,大忽悠哥伦布带着三艘战舰出发了。经过了一番艰苦的航行,哥伦布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岛,是巴哈马群岛上的一个岛屿,他马上宣布这个小岛归西班牙王室所有。
传说,哥伦布此行的目的是去中国,而且带着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亲笔信。幸亏哥伦布到的地方是美洲,因为他的报酬是担任发现地区的总督,如果哥伦布真到达中国,不知道跟明朝皇帝怎么谈判,封他当总督,基本不可能。
1493~1502年,哥伦布又进行了三次航行,探明了到北美的道路。不过他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去的是印度,后来,佛罗伦萨人认为这是一块新大陆,将之称为“阿美利加洲”,即“美洲”。
1497年葡萄牙的达加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了风情万种的印度;
1519年西班牙麦哲伦船队历时一年,终于也到达了印度,又环形而回,终于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有现代航海家说,哥伦布的航线确实是最佳航线。不过也有人说,哥伦布是弄到了一份当年北欧海盗的海图,只是北欧海盗觉得新大陆实在没什么可抢的,就放弃了。
现在更有人争论,在哥伦布航行前,中国人郑和其实到达了新大陆,如果两者在海上相遇,甚至大战一场,历史就会改写。
历史,没有如果。
郑和VS哥伦布=关公VS秦琼。
郑和下西洋不是经济活动,是为了巩固传统的华夷体制,和哥伦布的开拓疆域、寻找航线不是一回事。
郑和下西洋,很伟大。但他的主要是诠释明王朝的强大,明王朝真的强大吗?
郑和始终相信“天圆地方”,指导哥伦布的却是《世界图志》和地圆说,虽然此时来看非常不靠谱。并非郑和无知,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没有一点地理学概念,直到叶赫那拉氏才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
中国古代文化,没有科学的概念。
中国只是在技术方面曾经领先西方,遗憾的是也仅仅停留在技术方面。三国时代,曹充就用浮力测定了大象重量,但曹充不能对接浮力定律;中国宋代发明了指南针,但不能向电磁学演进。中国古文化的精髓是明心见性,是提高君子修养,是培养符合专制皇权统治使用的“士”。
所以,我们在最初中物理、化学课本中见不到国人的名字。
无论怎样评价哥伦布,他毕竟是第一个为了商业利益到达新大陆的人,是他给美洲大陆带来了移民者,也给当地土著带来了几乎灭绝的灾难,这段被后世称赞为大发现的历史其实充满了血腥。
西班牙、葡萄牙人被称为强盗,所到之处攻城略地。据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时,马六甲曾向明朝皇帝求援,明武宗仅发了一封斥责的谕旨。
结果搞出来一个澳门,搞丢了一个台湾。
发现新航线,欧洲商线和航路从东部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从此意大利城市失去了对近东贸易的垄断权,英国伦敦、西班牙塞浦丽亚成为新的商业中心,意大利城市迅速衰落,而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英国。
他们是海上至尊,也是第一代雄起的世界霸主。
中国的茶叶、美洲的烟草、可可开始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大宗商品,香料、咖啡、白糖等传统产品也丰富起来,国际贸易从此兴盛。美洲白银也开始充斥欧洲,终于引起了“价格革命”,白银和世界市场联为一体给资产阶级兴起创造了条件,在殖民者残酷的掠夺中人类终于即将走出蒙昧时代,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
一个必然出现的人,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改变了世界。只不过,历史选择了哥伦布。
上帝回归1:文艺复兴
16世纪,西欧城市商人已经可以和贵族分庭抗礼了。
道理比较简单,分封骑士是因为骑士效忠于王室,战争时,骑士会上马提枪,替国王玩命。骑士已经被长弓兵修理的很惨,现在更流行雇佣兵。城镇不会替国王玩命,但城镇纳很多赋税,关键时刻还能借钱给王室。
契约体制下,没有贵族无所谓,有钱一样解决问题。欧洲王室比较实在,只要能给钱,并不反对城镇。
城镇和城堡只差一个字,对教会来说却是不一样的。
在市民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教会逐步发现,市民比封建领主更难控制:城堡中,教会只需要面对领主一个人;城市中,教会却要面对众多的市民。
这很麻烦。
因为,教会已经忘记了上帝的教导,比如,教皇开始公开出售教会职位。
14世纪开始,虽然教皇仍然由选举产生,但教皇身边所有职位都明码标价。大英博物馆文物中,有一张当时的官职价格表,类似于现在超市促销的宣传单。仔细看一下,最贵的职务是圣库理财法官和执事,大概要1万英镑,很贵。
教会不仅爱钱,还淫乱。
《圣经》并不反对人结婚,但也没说赞成,教会则明文规定教士不能结婚的。此时的教士对这些禁令置若罔闻,从那个时代的记录来看,教士结婚现象比比皆是,
“他们的罪行大到公开要求废除教士不得结婚的禁令”,路德如是说。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代曾经是诺亚方舟,上帝的召唤使人类没有在荒淫无耻中彻底堕落。然而,教士们修炼了1000年,却修炼成另外一个罗马贵族。
领主或许能容忍教士堕落,只要你不来我地盘上征税。市民却不允许教会堕落,因为到15世纪,除了犹太人几乎所有的西欧人都是基督徒,罗马教会已经不能承担基督的信众规范。
市场交易模式下,“财产主权”成为个人存活的基础,人成为个体,不再有依附关系。人们逐步发现了新的生活乐趣:观察、描述、思考和研究逐步成了风气,人们开始向往富裕优雅的生活,中世纪的苦行不再受到欢迎。
更令市民难以接受的是,教士虽然自己聚财、淫乱,却对市民要求很严格。他们认为,市民仍旧该苦行,奉养他们这些教士。市民开始从基督教初期文化中寻找板砖,攻击教士,进而使文化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是人类的习惯,反对当代权威时,拉死人出来说话。当时,市民找到的板砖是“希腊-罗马”文化,直拍神权。
13~16世纪是西欧渐进转型阶段,是一场在西欧持续三百年之久的思想文化运动,世俗文化开始否定“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人们开始质疑对上帝的顶礼膜拜。
这场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不过文艺复兴,并非否定上帝,也没有人质疑人类信仰和基督教义,更没有人想把上帝拉下神坛。人们只是开始更多关注世俗化的人,当神圣天国的图景被打破,神从彼岸回到尘世,“自然”被赋予新的意义。在《神曲》中,教士、教会成为攻击对象,人们开始幻想教士也可以被送往地狱,而看守地狱的人往往是市民。
文艺复兴,信仰与服从原来可以割裂,人原来不需要匍匐于脚下。
文艺复兴倡导的精神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包括自然学科。知识不再来源于权威,而是来自经验。权威如果失去了理性,只能以信仰作为依据,理性如果不能佐以经验,则可能滑向诡辩误区。
科学由此诞生了。
此时,人们经常联想到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公平的讲,初期教会对科学还是持容忍态度的,当时基督教会垄断着知识领域,所有书籍都是通过教会印刷传播的。实际上,哥白尼的日心说居然是教会传播出去的。
教皇跟伽利略是朋友,1626年教皇下令让伽利略写一本书,让他说清楚地心说跟日心说的区别,以供人们讨论,进而认识日心说是错误的。
不过,结果恰恰相反。
1632年,伽利略在教皇支持下完成并出版了不朽名著《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本书标志着科学诞生,也就是在这本书里,哥白尼的日心说第一次得到广泛传播。
布鲁诺被绑上火刑架是一个极端案例,因为他弄了两块凸透镜让大家看天体。那个时代光学可不发达,按照常识,凸透镜会颠倒事物的本来面目。两块凸透镜加在一起,结果自然是更不靠谱。即使布鲁诺,宗教裁判所仍给了他当众辩论和忏悔的机会,如果让专制者来处理,一定会直接把人拉到罗马鲜花广场,烧掉。
《蒙娜丽莎》、《罗马帝国衰亡史》、《十日谈》、《马赛曲》、《神曲》、《天体运行论》……
达芬奇、莎士比亚、托马斯、培根、开普勒、布鲁诺……
这些名字将惊艳世界,而这些名字共同的组合则是那个时代的标签。
文艺复兴预言,一个新的世纪即将到来,封建精神再也不能钳制人们的思想。人类不再轻视此生此世,“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开始响彻西欧大地。
这是一个造就伟人的时代,这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类文明至今无出其右。
理财专家
抢劫是为过好日子,征服南宋后,蒙古人砍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偶尔想到日本散散心,却被大风刮到海里,于是就改行到国内抢劫了。当然,历代封建王朝都抢劫,但总有限度。元朝统治者有点特殊,总感觉自己是强盗,抢劫可以无极限。
元立朝较短,入主中原前一直以银作为货币,当时的银锭又称“元宝”,元宝的“元”字即代指元朝。忽必烈没称帝的时候,仿效金国发“中统交钞”,中统钞可以向朝廷兑换金银。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银复本位纸币,所谓“以金为本”、“以银为本”。1263年忽必烈建平准库,平抑中统钞与金银的兑换比率,从职能上看,这个平准库颇类似于今天的中央银行。平准库执行政策很到位,根据《元史》中的记载,1275年之前没有物价飞腾的记录,而且中统钞刚发行的年代,忽必烈不准民间金银交易。
忽必烈灭阿里不哥、统一南宋,干了很多大事,也花了很多钱,立朝之后更急需用钱。于是,即以纸钞替代银锭,忽必烈的思路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这样花钱比较方便。
贯彻忽必烈思路的人,是几位理财师。
第一个出场的理财师,叫阿合马。
阿合马,生辰不祥,如何进仕不详,《元史》对他的记录是“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总之,这个人的简历在混到理财师之前似乎是空白,大概是混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工部侍郎董文用罢官,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董文用罢官意味着以“金莲川幕府”为代表的汉臣已彻底失势。
阿合马的理财方式非常简单,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无论用多少银子,领导给个数,他就照印,至于平淮准库是从来不用考虑的。1275年前,中统钞每年最高发行量不过11万锭(银子50两为一锭),1276年以后为140万锭,到1282年阿合马被杀时已经发行了680万锭。
公平的说,1276年忽必烈对南宋用兵,军费开支骤然增大,阿合马也是没办法,发钞票是难免的。问题是1279年灭掉南宋后,对南宋会子、交子的处理,阿合马太不厚道。忽必烈开始的想法是“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原意是想保持江南货币。阿合马却出了一个馊主意,以中统钞兑换江南交子,面值50锭银子的交子兑1锭中统钞,交钞不得兑换金银。
这摆明是抢劫,反正南宋遗民被元朝定位“南人”,在元朝四等人中排名最末。就是抢了,又能如何。
最可恨的还不是多发钞票,而是阿合马排儒抑佛,并从肉体上消灭了“金莲花幕府”。忽必烈在称帝后曾在排汉和崇蒙间犹疑,从重用阿合马来看,他最终选择了崇蒙。不过他很聪明,把汉族官员的仇恨转嫁给了阿合马。因为阿合马不是蒙古人,是回回人,仇恨不至全部集中到蒙古贵族。阿合马就这样被推上了前台,《元史》中不断指责阿合马,其实阿合马所做的并不比他的上级忽必烈更过分,只不过他在前台,表演更为刺目罢了。
与其他权奸的结局相似,阿合马后来被黑掉了,方式是暗杀。忽必烈在阿合马死后对他进行了清算,阿合马及其党羽倒台,蒙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无论如何,阿合马死掉了,一切罪责都可以推到阿合马身上,忽必烈永远是正确的。
第二任理财顾问隆重登场,卢世荣。
卢世荣是一个低级官吏,江西茶叶专卖局(江西榷茶运使)局长,据说颇能理财。
卢世荣确实太有才了,可惜,他生在元代。
卢世荣的主要想法(不是做法)归结起来有两条:第一,准许民间金银自由交易、恢复平准库、恢复铜钱;第二,以财政收入为准发行纸钞,利用税收劝课农桑,以商制牧。
卢世荣,应该是站在朝廷立场说话,没有考虑蒙古和汉臣的纷争,希望抽重税压制牧业,刺激农业、商业,此时,他的敌人不再只是蒙古贵族,而是添加了汉臣。仅三个月,卢世荣就被罢免了,后被《元史》列入奸臣传。
卢氏理财方案被否决了,第三位理财专家闪亮登场,桑哥。
桑哥的办法是发行“至元宝钞”兑换中统钞,比率1比5,同时,规定市面上的东西不准涨价。估计桑哥的原意是以至元钞兑中统钞,最终恢复纸钞信誉,为展示自己的决心,他甚至在1289年(至元25年)毁掉了中统钞钞版。
无论决心如何大,只要皇帝用钱,桑哥就得给。皇帝花钱又大手大脚,除了跟人动武,还经常赏赐臣下,一赏就是几十万锭。桑哥只好拿出阿合马的老手艺,增发。
桑哥时代,钞法更坏。
桑哥代表蒙古贵族,应该没有冤枉他。在汉臣又一轮攻击下,1291年桑哥败下阵来,被抄家灭门,是三位理财师中结局最惨的一个。
当年,至元钞发行量达到了元代顶峰,10,000,000锭。
九年一梦
1295年,忽必烈的孙子铁木尔登基。
铁木尔是一个守诚之主,一生都在蒙汉之间轮着铁锹和稀泥,他干的最多的活儿,就是不停给双方封官:封汉臣为文官,封蒙古人为武官。财政,则仍握在回回人手里,当然还是烂成一锅粥,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
在他快死掉的时候,蒙汉终于团结起来。
因为铁木尔指定的继承人叫做阿难答,虽然是他孙子,却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无论蒙臣还是汉臣,对伊斯兰教统统不感冒,蒙古人始终认为回回只能理财,做皇帝,还是靠边站吧。
忽必烈曾仿汉制,立太子为皇储,蒙古贵族传统是由诸部落公议定皇位。此时,蒙古贵族在汉臣支持下把祖制搬了出来,不准阿难答即位,并砍了这位皇储的头。
1307年元武宗被众人拥上了历史舞台,元武宗蒙古名叫孛儿只斤,汉名叫海山,蒙古名字太拗口,就叫他海山吧。海山继位,距发行至元钞已21年,史籍记载此时已是“帑藏空竭”。
1309年,此时至元钞已虚发1千万锭以上,严重贬值,实在流通不下去了。海山推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罢至元钞,毁至元钞版,发行“至大银钞”;原有铜钱可以流通,同时铸“大元通宝”铜币,允许民间流通金银。
在元朝整个历史上,第一次允许铜币流通是卢世荣时期,但刚开始卢世荣就被拿下了。第二次就是海山当政的时候,但时间也很短。因为,海山统治时间只有4年。4年中,汉族制度基本恢复,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司马光、二程、朱熹等人也搬进了孔庙。海山当政最后一年,废除蒙古贵族、寺庙免税权,开始模仿唐宋税制。
1311年海山薨,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为元仁宗。
仁宗即位后革新政治,颇为振作,他最大的功绩是恢复科举,崇尚汉学。不过,蒙古贵族实在没什么文化,反正以前什么都不知道,儒、释、道都是好东西,照单全收,“三教合一”的社会理想就此提出。对这帮文盲来说,大概汴梁路儒学正(孛术鲁翀)跟仁宗的对话最能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儒(理学)类似于五谷,释(藏传佛教)类似于黄金,道(全真)类似于白玉,总之都很重要,最大的区别在于道家理论可以用来长生,比较实用。
长生的梦想促进了道教发展,以下人物大家应该很熟悉,都是《射雕英雄传》里的名人:武功天下第一的中神通王重阳、忠贞不二的长春子邱处机,痴情的尹志平和道德沦丧的李志常(人物评语皆出自《射雕英雄传》,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射雕英雄传》中,全真教积极反元,全真教确实建立于元朝,但跟抗元扯不上什么关系。上述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都很牛,不是因为他们修炼了《九阴真经》,而是因为全真派使道教形成了理论体系,从巫术演化为宗教。全真更类似于禅宗与理学的结合,“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把“全真”作为一种彼岸,到达彼岸的方式是苦行。
但在币制上,仁宗就不合格了。
仁宗罢至大钞,禁铜币、禁金银民间交易,重铸至元钞版,这些都不是仁宗错误的地方。
罢至正钞制没什么,发行什么新币,只要不过份增发,结果都差不多。仁宗最大的错误是太急了,甚至连钞版都没做好就开始印刷钞票。昏钞和伪钞开始泛滥,昏钞就是印刷不清楚或者损坏的钞票,本来昏钞可以到官库倒换,但是很多官吏希望靠此谋利(不依例倒换,多取工墨),昏钞根本换不出去。伪钞就是假钞,元朝钞版用铜,很容易伪造,至元钞版竟然是木头,伪钞数量很有可能已经超过真钞数量。
尽管如此,海山和仁宗统治的9年,仍然是能跟诸代明君相比的9年。1320年仁宗薨,此时距离朱元璋出世仅剩8年时间,元朝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挑动黄河天下反
仁宗之后,又经过五代帝王(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角逐,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似乎把皇权卑劣跟马背英勇结合在一起,每次都是铁木真家族的腥风血雨,每次总有很多王子皇孙挂掉。
1345年,元顺帝脱欢铁木儿得到了一个噩耗:黄河决口了。1345年、1346年、1348年黄河三次决口,最终改道。
作为皇帝,总不能看着黄河泛滥,淹死了还好,淹不死就会成为流民,那才麻烦。
反正要饿死了,干脆就抢,抢富户、抢官府。总之,有什么抢什么,一般来说,大规模流民是朝代灭亡的开始,也为农民起义准备了充足的兵员。
脱欢铁木儿对元朝人民发出了号召:一定要根治黄河!
1351年朝廷派工部尚书贾鲁以总督河防,具体工作,就是把黄河弄回老河道里去。这可是大工程:要征发劳役、粮食,仅役徒就15万人,还有2万士兵帮忙。
17万人,要吃、要喝、要住,元朝税制是出名的烂泥,根本没钱。
脱欢铁木儿想解决经费问题,方法是改行钞制。黄河工程动工当年发“中统交钞”,说白了就是以新钞兑老钞,以少兑多,同时铸“至正之宝”铜币。铜币第三次出现在元朝历史,不过脱欢铁木儿实在不该同时印一堆中统交钞,两种货币同时流行,铜钱会被人们放到橱子里,留下一堆没用的废纸。而且“中统交钞”的发行量实在难以恭维,这里没有列出印钞数量,因为各种史料出入实在太大,不过物价上涨的记录却比较一致:总的来说,1351~1355年大都粮食价格上涨应该没超过1000倍。
役徒大概根本吃不饱,于是工地上开始流传一句话“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1353年,有人在河道中挖出一个独目石人(是不是有人自己埋进去的,无从可考)。借此机会,张士诚、刘福通、徐寿辉一干人在工地上拉起了红巾军,挑动黄河天下反!
卖命修河就弄了一堆破票子,回家照样会饿死,造反,没准更有前途。
很快,张士诚占江浙,此地钱粮收入占朝廷的40%;刘福通占河南,此地占朝廷钱粮收入占朝廷20%……,元朝已经岌岌可危
此时,中统交钞只能在都城大都附近流通,货币抢劫能力已经很有限。大都百姓不是白痴,很快,都城民间罢纸钞,开始以货易货,实物货币再次出现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1357年大都再设便民库,换发昏钞,竟然没有人光临,元朝彻底崩溃了。
1367年朱元璋称帝,1368年脱欢铁木儿逃奔上都(今和林),元亡。1388年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被自己的手下干掉,元朝残余势力被剿灭,明帝国统一中国。
敬业的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年)原名朱重八,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明”。
虽然中国历史课本上记述了无数次农民起义,但是朱元璋是唯一成功的一次。其余朝代兴衰,都不是农民领袖建立的,出身最差的是刘邦,好歹还是个派出所长(里长),唯有朱重八完成了从农民到皇帝的光辉历程(虽然很多农民军的头儿自行称帝,充其量也就统治个把乡镇)。也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和他的明朝帝王施政颇显费解,纵观明朝十六帝,276年,离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368年称帝后,朱元璋一直在奋斗。
大概元代官吏让朱重八受了太多的罪,朱元璋从骨子里不信任官吏。朱元璋的目标很简单,把所有的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撤中书省;洪武十年撤胡惟庸左丞相职务,丞相由三人共任;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洪武十五年撤御史台,同年设大内锦衣卫。以上过程,通俗的讲,就是朱元璋撤销了国务院总理、中央纪委,设立特务机构。
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开端。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奸相,比如唐朝的李林莆、杨国忠,宋朝的史弥远、贾似道,这些人确实都坏的掉渣。
这些坏人再坏,然后加到一起开方,也比不上特务制度坏。
即使是奸臣掌握朝政,也必须在既定框架之内操作,特务就未必了,完全是乱来。特务不一样,特务没有制度,更没有公开透明的规则,完全依靠个人好恶决定政治人物命运,完全毁坏了政治游戏规则。
其后朱氏子孙又创造性的发展了东厂、西厂,更离谱的是,包括锦衣卫在内的特务是宦官。倒不是说宦官一定是坏人,由于职业特殊,宦官一般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几十年如一日在互相倾轧的环境里生活,一旦有了权力,他们肯定以宦官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虽然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几位名垂青史的宦官,但几乎全部是犯官子弟受宫刑,而且史书往往压根不提他们是宦官,比如,郑和。
我们曾提到管理学的一个真理:有多大权力并不决定于官职,而是决定于是否靠近权力中心,于是在明朝我们见到了王振、刘谨和魏忠贤。
不过,在朱元璋时代,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存在,因为朱元璋实在是一个敬业的皇帝。据说他“四鼓而兴,未明视朝”、“晡时听政”,就是说每天5、6点起床,劳累一天,最后11、12点多睡觉,而且绝无假期。也难怪,这么辛苦打下来的基业,所有权很明晰,国家是朱家的,他不好好干谁好好干。
人民也捞到一些实惠,起码是汉族人当皇帝,不用当下等人了。而且,战乱消失后,留下了一批无主土地,朱元璋实行屯田制,籍此稳定农民生活,消灭流民。在施政过程中,朱元璋对商业的支持是封建王朝中罕见的,商人三十税一,他主持的《大明律》也没有歧视商人。
不过在货币问题上,朱元璋非常不合格,不合格的原因不是因为朱元璋想借此抢劫,而是他过于自信。
1374年,朱元璋开始颁行“洪武通宝”,也就是铜钱。铸造铜币很麻烦,而且当时北元跟各路土匪还很猖獗,以铜币为前线发饷,军饷经常在路上被黑(鼓造甚劳),必须有新的币制。此时,金银产量已经可以应对货币需要了,重金属至此登上历史舞台。
一年后,朱元璋就开始以银为本位币,不过代表银的是钞制,即“大明宝钞”。朱元璋的“大明宝钞”实在是不怎么样,元朝中统钞好歹还有点金银做准备,朱元璋是一点都没有。
估计朱元璋太自信了,天下都是我的,什么事我说了都算,纸钞说多少就是多少,以皇位担保,还怕花不出去?
朱元璋数学计算能力显然不强,他赏赐的太多了,1390年朱元璋69次封赏臣下,有数据记录的是8000万贯,加上没记载的,有人估计总数是9500万贯,而当年朝廷收入折合大明宝钞仅为2000万贯。
幸亏朱元璋没有同时废除铜币(虽然在洪武27年下令禁止铜钱流通,但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否则明朝第一次纸钞通货膨胀有可能直接毁掉辛苦打下的基业。
朱棣发钞
朱元璋以为自己和儿子是一家人,把24个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全国就是他家的。
道理没错,前提仅限他本人使用。
他死掉后儿子就变成24家。皇位只有一个,是一个儿子的就必定不是另外一个儿子的。
不服气的、有实力的,难免会跟新皇帝争皇位,比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就很不服气,于是就灭掉了朱元璋的孙子——当时的皇帝朱建文(建文帝)。1402年朱棣在南京篡位,史称永乐大帝。
明朝历史上,朱棣是一个文治武功的皇帝:营建北京的意义不仅是造就北方城市,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北方集结兵力对付游牧民族,使得全国经济发展不受侵扰。
以前朱棣是藩王,建文帝要削藩,朱棣就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同样要削藩,而且,不准造反……
还好,藩王没有一个象朱棣这么猛,不敢以地方武装对抗中央军,虽然如此,朱棣要搞掉自己的兄弟,也要一步步来。
第一步,改革币值。
永乐元年(1403)朱棣禁止使用金银做任何交易,虽然朱元璋早就颁布了这个命令,但主要是禁止金银外流海外,对国内金银交易管制并不严格,毕竟他们朱家金银最多。
朱棣的命令不但针对国内,而且手段特别缺德。
说缺德,不是因为用金银交易会被砍头,而是他引入了非常缺德的机制:谁抓住用金银交易的人,立刻把交易金银赏给他,交易双方若有一方自首就把对方物品赏给他。只要举报就有发财的机会,金银被彻底在市场上禁绝了。
告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被认为是败德的行为。这违反了契约精神,本质是破坏公平。告密,甚至不如强盗,起码,强盗是赤裸裸的抢劫,凭的是自己的力气。
一般人没多少金银,金银大都在朱棣兄弟家,就算地方官没胆量进王府抓人,王爷们流动性肯定是要出问题了。朱棣对他所有的兄弟进行了一笔超级罚款,罚的就剩下零花钱了。
虽然大明宝钞不好使,那是因为太多了,收回来一部分就可以。
1404年,朱棣停止对藩王封赏,开始回收大明宝钞:明朝臣子,每个月必须用纸钞买一斤盐(不知道能否吃完),纳钞1贯;所有罚款赋税,一律用宝钞缴纳。据说当年因卖盐,朱棣回收的纸钞就有4.8亿贯。
此后逐年,回收后的纸钞被销毁,大明宝钞购买力回升。
第二步,消藩,没钱,看你怎么造反!
1403年,换宁王封地(宁王军事力量最强,且曾支持朱棣,没对下死手);
1406年,削齐王爵位和官属,废为庶人;
1408年,削岷王官属及护卫;
1412年,削辽王官属及护卫……
消藩结束,第三步,发钞。
朱棣要迁都北京,要对蒙古用兵,顺便还要打打交趾(今越南)、打朝鲜……,需要花很多钱。不印纸钞,拿什么给士兵发饷,1425年朱棣薨,大明宝钞流通数量已经为永乐初年4~7倍。
离谱的纸钞
按明代经济发展水平,用铜来做币材已经显然不合适了,尤其是江南、福建沿海都形成了商业中心,江西官工业制陶达到了顶峰(部分技术失传,所以至今也没能再烧制官窑瓷器),江浙一带棉纺业出现了工场,号称“衣被天下”。
纸钞虽然可以解决货币问题,但朝廷无规则发行纸币给商品流通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其实,纸钞在明朝是个很奇怪的产物,明承元制,纸钞单位虽然是贯,面值却代表白银;没有任何储备,也没有什么计划,需要花钱的时候就发给士兵或者功臣,随意性非常强。朱元璋以后,禁止铜钱、金银交易,又往往是出于种种目的。
而且,明朝纸钞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个东西。
明代纸钞,长338毫米,宽220毫米。这只是一贯钞的面积,面值大面积也更大。
纸钞,得用麻袋背。
一个契机改变了一切,土木堡之变。
1435年,朱祁镇登基,那年他9岁。多年来宦官王振一直陪他玩,这对朱祁镇很重要,对孩子玩本来就是最重要的。朱祁镇的玩伴并不这么想,他并不是一个天真的儿童,而是一个成年的宦官,而且很有理想。
对王振来说,1442年是个好年景。太皇太后挂了,首辅杨荣也死了,皇帝得找个人办事,于是选择了王振。
人,有理想是好事;没能力,未必是坏事;既有理想又没能力,却一定是坏事。
没有机会的时候,怨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郁郁寡欢。有了机会,尤其是重大的机会,自己的命不薄,别人薄。其实,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强或差,程度都很微小。职员眼中老总可能很风光,那是不风光的时候大家没看到。所谓政治家,或者能真正称的起“家”或“大师”的人,必然有非凡的心里素质,能够超越常人不能想象的痛苦,坚韧不拔,在任何情况下永不言败,非如此,无以为英雄。这种坚韧必然来自于日常经历,在无数次痛苦洗礼中成长,没有任何人能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巨人。
王振是个宦官,有理想、无能力。
在王振并不光辉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机会参与朝政,他的职责是陪皇帝玩、讨好朱祁镇。因此,在他眼中官场就是玩,是讨好,外交、战争也一样。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头领也先派来2000人跟明朝做贸易,职业构成很复杂,除个把商人外都是强盗和小偷,一路上自然是搞得鸡犬不宁。
以前瓦剌也这么干,只是经常给王振送钱,这次好像忘了……
王振愤怒了,把也先货物价格砍掉了五分之四。敢忽视我的存在,我就让你损失更多。没有能力的人得到机会,最先想到的不是去创造,而是让别人重视自己。同理,没有能力人特别能摆谱,也是遵循这个混蛋逻辑。
也先VS明朝,明朝输了。
输是必然的,有这么一个混蛋,最后必然会输。不过,结果太惨,因为皇帝朱祁镇被俘虏了。
也先不认识大明宝钞,他只要金银。
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他并没有兴趣把哥哥赎回来,又不能把这事情说透。跟也先贸易还是要做,这摆明了是个吃亏的活。让他从帑藏掏钱基本没可能,贸易金银自然来自税收,自此,明朝税收中开始出现白银,纸钞流通范围逐步缩小。
后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税收改为收白银(稍后提及)。明朝中期,白银终于成为货币主体,如果以对大米的购买力计算,一两白银大概值比2009年的1千元人民币要多点。动辄出手白银万两,就是说动辄花个几千万,明朝商品经济再发达,也不可能混到这个份上。
虽然白银不再成为货币主体,但明朝皇帝都喜欢在特殊的日子(比如某位祖先的祭日)突然宣布以纸钞作为纳税方式,究竟什么时候必须用纸钞,恐怕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
关键是已经不再印制纸钞了,还必须缴纳纸钞。于是,有人专门囤积纸钞,某一天皇帝心血来潮,就可以把纸钞拿出去卖个好价钱。
丘山为岳
自朱元璋起,明朝宰相一直处于弱势。凡事总有例外,最大的例外就是张居正。嘉靖朝,张居正就成为文渊阁大学士,亲历严嵩(被流放,其子严世蕃枭首)、夏言(被处死)、徐阶(退休后被清算,其子亡)等几位首辅,可谓斗争经验丰富。
1567年朱厚熜薨,朱翊钧即位,号神宗,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不过,朱翊钧登上皇位时,仅10岁。
张居正VS朱翊钧=威严的道学老师VS顽皮的学生 首辅VS皇帝。
皇帝小时候,老娘经常这么吓唬朱翊钧“你要再这样,我就告诉张先生”(使张先生闻,奈何),听起来,这个形象更类似于童话中的大灰狼。
当时,有人给张居正写了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敬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敬仰太岳相公”,把张居正跟皇帝并列。张居正居竟然受之无愧,而且在家用黄金铸成对联挂了起来。一方面确实是他权倾天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只能说他已经被权力迷昏了头。
不过,张居正也难。
嘉靖一朝,面对着似乎无穷尽的倭寇,在西北跟蒙古人死磕了几场,宁王又擅自称帝,朝廷的财政早就捉襟见肘了。张摄政决定改革,只有两条,一是“考成法”,二是“一条鞭法”。自此,明朝币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先说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年终考核,不合格的降级、撤职乃至判刑。一条鞭法,分三步。嘉靖朝赋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兼并,隐匿土地不缴税。第一步丈量土地,结果比原来多出来300万顷,而之前的总数是701万顷,一半土地不纳税,皇帝不哭穷才怪。第二步,追缴以前欠下的田赋,三年还清。第三步,废除徭役,改收银子。本来缴点粮食就可以了,现在收银子,只好把收成拿到市场上换银子,明代商品经济就此蓬勃发展。
先说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年终考核,不合格的降级、撤职乃至判刑。一条鞭法,分三步。嘉靖朝赋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兼并,隐匿土地不缴税。第一步丈量土地,结果比原来多出来300万顷,而之前的总数是701万顷,一半土地不纳税,皇帝不哭穷才怪。第二步,追缴以前欠下的田赋,三年还清。第三步,废除徭役,改收银子。本来缴点粮食就可以了,现在收银子,只好把收成拿到市场上换银子,明代商品经济就此蓬勃发展。
推行“一条鞭法”是因为徭役、实物税弊端实在太多。以实物税来说,官方收租的斗总是比民间大,而且说你苹果太小,也没法子,而且还不能运回去,要充公。
张居正想籍此限制官吏盘剥百姓,他在世的时候也确实做到了。只是,张居正没有想到,他发明的一条鞭法很快就变成一种苛政。当然,是在他死了之后。强人政治的弱点是强人可以凭超强能力掌控局势,但不能要求每位继承者都是强人,弊端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出来。
因为,强人总是偶然的,庸才却是必然的。
张猛人死后,这个弊端出现了,名字叫做火耗。
既然是缴银子,成色肯定不一样。成色不好,没关系,多缴百分之几十就可以。毕竟,碎银重铸时会有损耗,杂银纯度不够也会有损失,不能让老爷自己掏腰包吧。开始的时候,火耗也就是收一分、二分,到了明末改五分了。
无论如何,到了张居正这里税负、官吏工资全改银子了,终结了大明宝钞,重金属从此登上了中国货币舞台。
罪过丘山
如果说张居正后半生为明朝鞠躬尽瘁,是对的。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高尚的人,那肯定是错的。任何人都有高尚和卑劣都有两个方面,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
张居正栽赃、贪污、包养情妇、腐化堕落,据说他的轿子要几十个人抬,里面连厕所都有,属于超标坐车。不过,这些事情好像不算什么错误,他最缺德的地方,在于炮制文字狱。
撞到张猛人刀刃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心学弟子。
二程之后,理学与心学的分歧一直存在,张居正时代,心学已然超越了理学。明初理学家吴与弼、陈献章后来都遵循了心学,到明代王守仁手里,心学出现了新的气象。
王守仁最初也崇尚理学,据说他曾对着一根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结果什么也没格到,却因得罪刘谨被发配龙场。又据说,一个寂静的晚上,王守仁在龙场忽然悟道,完善了系统的心学体系(史称“龙场悟道”)。
世界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精神整体,此外并没有朱熹所谓的天理,人欲就是天理。人人都可以成圣,只要你按照天理(本心)去做就可以,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
跟着,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人心要与天理一致,行为要合本心,当然也会合天理。
临终前,在“天泉论道”中,王守仁却留下一个疑问:如果人心无善恶,那物、行就该无善恶,如果人世间终究有善恶之分,那心就有善恶。天泉论道之后,王守仁的弟子王艮发展出“泰州学派”,心学理念在此一览无余,也解决了这个疑问。
泰州学派的格言是“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格物就是吃饱穿暖,这就是圣人之道。做好世间每一件是事,就是善,反之,就是恶;人心本无善恶,有善恶的,是行。
在泰州学派的理论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儒家学说冲破了董仲舒创立的今文经学: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农民种田是为吃饭,有饭吃,农民才会卖力;学习是为了做官,有官当,才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就是天道(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治田之必力;为学者利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治之符)。
泰州学派“天赋良知”、“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是本”不是“天赋人权”的穿凿附会,这是中西文明发展中第一次殊途同归。如果泰州学派关于天泉论道的回答成为儒学正统,儒学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途径。
遗憾的是,王守仁的徒孙中出了一个叛逆性人物,何心隐。
何心隐(1517~1579)出身望族,1546年江西乡试第一名,是当年江西省高考状元。1553年何心隐散尽家财创办“聚和堂”,1560年师从程学颜(王守仁再传弟子),1562年出京游学。何心隐在北京曾见过一次张居正,然后断言“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此后,一语成谶。
何心隐主从社会结构层面思考心学问题,显然比王艮高出一筹,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高出纲常伦理,但这是理学绝对不能接受的。
张居正对此不满,而且是很不满。
在泰州学派思路指导下,心学弟子出现何心隐一类的人物几乎是必然的,这些狂生办了很多书院,从来不教朱程理学,而是整天讨论类似于性解放之类的问题,公开攻击张居正,要求别人节俭,自己却放纵声色。
张猛人愤怒了,我连皇帝都敢管,还管不了书生。1575年,张居正毁私学,关书院。一夜之间全国的书院全都关门大吉了,万历七年(1579年)9月2日何心隐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杖杀于狱中,时年六十三岁。
临死前,心隐对王之垣说:
“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
心隐死后,所著《原学原讲》被禁,著述失散,关于他的记载基本上都是从黄宗羲《明史学案》中找到的。同时,除王艮外,泰州风骨人物均无善终,王艮弟子徐樾(?~1552)战死疆场,灵魂人物何心隐被杖杀,李贽(1527~1602)狱中自刎。
从程颐到何心隐,心学传承凡300余年,自此一蹶不振,“致一”、“泛爱”从此未在儒学中重现。是否张居正杀何心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居正确实禁绝了心学,重要的是唐宋以来,自由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风消失了。
张居正罪过丘山,或者,张居正此人禁绝心学时偶然的,而心学被禁,却是必然的。封建王朝下,不能允许泰州学派存在,人心必须服从“天理”。
问题是,谁的“天理”?
此世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终于死了。
张居正是个猛人,是明代历史上最猛的首辅,朱翊钧没有张居正的能力,他后续任命的几任首辅张四维、申时行都没有这个能力。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说到底还是靠文官集团替他打拼,不过,他依靠的是少数,因此很多人指责他任人唯亲。
废话,不任人唯亲,难道还任人唯疏不成。
失去了强人,没有人能够再统驭他们,文官集团开始分裂。他们斗争的办法就是对骂,除了言语文雅和泼妇没什么区别。朱翊钧似乎乐得看到这些,文官内耗提高了皇帝权威,却极大损害了朝廷行政能力,文官集团在失去了强人之后,也失去了自我。
张居正一条鞭法有很多漏洞,他可以弥补,别人就没这个能力了。各县贫富不一,税负核定也不一致,富裕的地方可能要比贫穷的地方多收数百倍。问题是,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张居正在世时可以靠私人关系协调税收数量,甚至再书信里就能搞定的事情,现在的文官集团搞不定,朱翊钧也搞不定。
因为他们互相都不信任,这就是党争。
朱翊钧也不相信这些文官,于是他选择了一批他信任的人:宦官。朱翊钧不再热心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制度是张居正制定的,他可以抄张居正的家,但没有法子改变这些制度,只要这些制度还存在,他就永远臣服于张居正脚下。
明中期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朱翊钧很快就创造了一个新税种:矿税。简单来说,矿税就是派宦官到各地接管金银矿,同时接管商税。朱翊钧之前,虽然有官工业,虽然对商业也征税,但还是可以应付的。
宦官来了,问题就大了。
一个长期在宫廷底层生活的人,突然有一天弄到了税吏的位置,专管地摊收税。而且,这个税吏没有工资,只给一个上缴总数,具体收多少你自己看着办。长期挣扎,每天看着别人脸色过日子,他想必是没什么爱国情操,更没有什么文明执法规范。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从来就没有这些概念,所有的经历都是每日战战兢兢,每日挖空心思。他在税收管理过程中,会复制自己的人生经历。
如果奴隶成为奴隶主,剥削会更加残酷。
万历一朝后期,每年矿税收入170万两白银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含黄金,而正项一条鞭法只能征120万两白银。明朝的工商业,就此萧条。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民斯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天下有如此之景象,而有不乱者哉?”
以上文字出自凤阳巡抚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用白话说就是:皇帝是天下的主人,本应该给百姓以衣食,可现在皇帝却改行抢劫,喽罗兵是那些该死的宦官,再这么下去就要亡国了。
文官和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是啊,宦官都搂走了,文官去那里搂钱。
1620年,朱翊钧薨。
1620年朱由校登基,朱由校是一个合格的木匠,不合格的皇帝,据说他“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朱由校热心木匠事业的最大后果,就是文官和宦官之间失去了缓冲带,宦官直接掌握了行政中枢,头领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混蛋的太监,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亡。此时,英国查理一世刚刚登上王位两年,而明朝大厦将倾。
混到朱由校这个份上,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看来他不止是木匠,还兼职干败家仔和强盗,给他弟弟朱由检(崇祯帝)留下了一个空空如野的国库(明代国库与内帑分设)和一个豪华的内帑。
李自成破城时对内帑的描述:“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户部太仓,1616年欠款500万两,太仆寺库1617年存银仅8万两。有人说朱由检未发内帑劳军,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钱。
这里只能说,这个想法很白痴。
不发内帑,朱由检却想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办法,“铸杂银”,就是往银里搀锡。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朱由检开始在铸银里掺锡,官银本来是明朝信誉最高、含银最纯的银锭,到他这改垃圾了。朱由检仍然不满意,努尔哈赤正在山海关外猛抢,闯王1.0版高迎祥又搞得天下“盗贼烽起”,他的钱仍然不够花。
更离谱的法子终于出现了——印纸钞。
如果说朱元璋是迷信于自己的权力,觉得自己可以对货币定价,那也说得过去,毕竟他老人家战斗力很强,没有任何储备,纸钞愣是流通了将近100年,没人觉得大明要倒下。
朱由检就不同了,印纸钞,纯粹是为了掠夺。
崇祯十六年六月(公元1642年)朱由检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卖给商人0.97两。“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没有任何储备,更没有任何信誉,纸钞如何推行?
崇祯十八年,李自成入京,朱由检自缢于北京煤山,明亡。
明朝的小说
在这本书里,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文学,明代的文学却不得不说。
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可以随便说出很多文体:楚辞、汉赋、南北骈文、唐诗、宋词、唐宋散文、元曲……,也有很多传说,比如,醉卧长安的李白,百妓合葬的柳永……
没错,这些很伟大,但跟明清小说比,就差远了。
小说是文学的一种高级境界,因为小说比较长,信息含量多,能完整的表达一种意境。到了明代,中国古代文学终于走向了成熟,明代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成就。本书只提到明代最优秀的两大名著,分别是《金瓶梅》和《西游记》。
首推《金瓶梅》的原因,并非因为这是第一本世情小说。
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小说才开始书写平凡的家庭,以普通人作为描写对象。在这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开始美丑并举,《金瓶梅》告诉人们:人从来就不是圣贤,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都要吃饭、娶老婆。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人其实是一个崇高与滑稽、伟大与卑鄙的结合,在这里中国小说才突破了“大团圆”的结局,开始描写活生生的人。而明代其他名著,孙悟空变成了斗战胜佛,梁山泊水军变成了官差,三国中最弱小的蜀国居然变成了正统。
《金瓶梅》对人物栩栩如生的描绘,对世情精细入微的判断,对故事情节的网状叙述而又浑然一体的描绘,中国古典文学无人望其项背,其中当然也包括清朝的《红楼梦》。红学中一个普遍观点认为,《红楼梦》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金瓶梅》。
还有一个原因,与明朝其他三大名著比,只有《金瓶梅》是独撰,作者兰陵笑笑生,其他是词话汇总。也就是说其他三大名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金瓶梅》是一个人写出来的。《金瓶梅》著者不详,至于作者是谁,其实真的并不重要,这位作者对于历史来说,所以重要是因为留下了《金瓶梅》,已知《金瓶梅》,无论作者是谁,又有什么分别。
至于《西游记》,据说写作分为两个阶段,1550年前后形成前10回(中间有3回描写玄奘出世),约在20年后才形成了后80回。100回中,前7回创造了一个英雄形象——孙悟空。
对孙悟空来说,天宫是可以闹的,佛祖如来不过是个骗子,神圣与权威都可以踩在脚下。不过作者也清楚告诉我们:这种猴子是稀有品种,因为它是石头逢里蹦出来的,人间不可能存在。
随着时间蹉跎,《西游记》作者可能对世界产生了不同的感想,也许是人生被世俗所钳制,后来的孙悟空才跟之前判若云泥。然而,已经无所谓了,又有几个人记得“斗战胜佛”,人们只记得“齐天大圣”。
悟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时间随着书页翻动在瞬乎间流逝,我们在此岸阅读,彼岸的故事却早已湮没久远,而我们永远栖身在此岸之上。
西游之后无西游,难道这是宿命?
少数民族很实在
1662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死,南明亡。
后金时代(1616~1644年)满人以银锭为货币,在《清太宗实录》里没有纸钞或者铜钱记录。清兵入关前期也未铸币,从文物及当时的小说来看,应该是银钱并用:大数用银子、小数用钱。清朝历史中,只有福临在入关之初仿明制发行了一次纸钞,称“贯钞”,据说发行了10多万贯,但现在已经没有样币存世。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爱新觉罗•福临整顿白银流通,禁止使用杂银(成色很低)和假银(银、锡、铅合金,色泽不如银锭,但很难分辨)。朝廷管理白银,也只是在收税时重铸,也就是铸造成现在所说的“大元宝”,大概纯度在93%上下,民间交易对纯度要求不是很高,一般按重量秤量。
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1年)玄烨下令放开海禁,从此大清国一直维持海外贸易入超,沿海城市市面上很容易见到外国银元。外国银元以墨西哥所铸西班牙银元为主,称“本洋”(银元周边有麦穗纹,民间也称为“花边钱”)。外国货币流入使中国有了新的货币单位,如块、圆、元的由来就是为此。
本来,清代鸦片战争前白银流入给了王朝一个改造货币的好机会,可以借机统一货币发行权。可惜,估计清王朝是被明朝银纸钞经历吓坏了,整个朝代都没铸币,白银也始终是秤量计重。少数民族比较实在,顺治朝福临所铸铜钱越来越沉:1644年为1钱,1664年改1.2钱,1672年改1.25钱,1674年改1.4钱。康熙年间,玄烨命令户部回收旧钱,缴纳税负可以用前代不足值铜币,但收回的货币全被重铸成1.4钱的新铜币。
这种重的离谱的铸钱,在雍正年间终于惹出了麻烦。
麻烦是把所有王朝的铸币弊端翻转——“钱贵银贱”。人们手里的钱值钱了,这是好事。
凡事要辩证的看,好事有的时候能变成坏事。
农民手中基本都是制钱,比银子贵点,却犯不上换银子。雍正初年(公元1722年),1两纹银理论上应该能换1000枚制钱,实际上只能换500枚左右。
事实说明,智慧是无穷尽的。
钱贵,就在税收时收制钱,而且是按理论价格计算,然后在到市场上把钱换成白银,最后交给胤禛的,是白银。
结论:官吏可以从中获利1倍,税收加重了1倍。中间没有任何贪渎违法,银钱比价是规定的,收制钱也没错;把制钱卖了,换成银子,也不算贪污。
很高兴。
胤禛已看出了这个弊端,把1文钱的重量改为1.2钱,到了乾隆朝弘历干脆就用铅铜各半。不过,康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都是入超,银价不断下跌,铜价不断上升,即使铜铅各半,乾隆朝也总是银贱钱贵。
平心而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把货币作为掠夺手段的王朝,也是税负最轻的一个王朝,币值乃至财政制度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平定三藩后,这位异族皇帝拿出了自己的魄力,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永不加赋”。
不过,还应该加上前半句“滋生人丁”,合起来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1713年起出生的人,不用再缴人头税。除此之外,玄烨在三年内轮流对减免各省税负,命令地方官府赎回战乱中被掠为奴隶的汉人。
作者:有一种彪悍叫无悔 回复日期:2009-10-30 14:27:11
好书,但是有一点与作者不敢苟同
王阳明的心学并没有一蹶不振
心学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大旗,现在日本的儒学就是阳明心学。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庆功宴会上,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与众人,上面只有七个大字:
一生伏首拜阳明。
而蒋介石所以改名为蒋中正,其中正的名讳出处来自王阳明心学中的“大中至正 ”。蒋中正曾经三次到阳明洞参悟,败退台湾后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甚至把台湾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同时毛泽东少年时起就曾对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逐句逐字做了批注。早年毛泽东服膺王阳明,“求是”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后来毛泽东对王阳明的思想更是有所批判与创新,其发明的游击战打法,貌似和王阳明神出鬼没的军事打法如出一辙。
另外有个可笑的人——郭沫若。他得知毛泽东喜欢李白讨厌杜甫就写了本书褒李贬杜——《李白与杜甫》。如出一辙,郭沫若同学还著有两本书《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
作者:天圆地方的困惑 回复日期:2009-10-30 20:47:59
康乾功罪
清朝入主中原之前,皇权削弱,中国文化再次兴盛,黄宗羲与顾炎武横空出世,在他们手中宋明理学、心学又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兴盛,可惜也是最后一次。
黄宗羲属于王守仁嫡传浙东学派,所著《明夷待访录》并非抨击清朝,而是从秦嬴政骂起,“君者,荼毒天下之肝脑,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天下,有治法然后有治人”。他对君主专制的否定前无古人,个人之私最终会谋天下之利,君主之私最终会私天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梁启超曾尊他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前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刊印《明夷待访录》,希望籍此“倡民权、经世之务”,遗憾的是心学一脉到了他这里就算灭门了。
在顾炎武手中理学也发展到巅峰,《日知录》传达了一个核心思想“先知后行”,格物致知不是去空泛注解五经六艺。借用梁启超的诠释,并用白话复述一下:宋明理学所谓“明心见性”都是胡扯,把“明心见性”做到过日子的小事中,街头小混混也可以“明心见性”,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二位宗师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把自身理论贯彻到了反清复明的实践工作中,各自拉杆子带着一帮兄弟上山当了土匪。
结果是很不幸的,两人先后剿灭。
鉴于二人的名气实在太大,估计杀了他们会搞得天下读书人寒心,玄烨对他们只是先抓、后放、再怀柔,著作一律焚毁,不准讲学。硬是把兼任土匪的儒学大师给逼成了隐士(不准回老家,那儿弟子太多,不好控制),可是对一个学者来说,如果自己的思想不能发展,生命又有什么意义,杀与不杀,又有什么区别。
没有杀这两位大师,对别人可就不用客气了。为征服汉族,自清朝福临开始就对汉族士人大加屠戮。
欲灭其族,先灭其文。
福临、玄烨、允禛、弘历这些清朝皇帝拿出来的办法就是“灭其文”,具体来说,就是文字狱。
玄烨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了,仅庄允诚《明史》一案就有222人被杀,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而庄允诚不过是有几次说明朝为“我朝”,称清兵为贼。而且,清朝文字狱不是抓了作者就收工,也不是把作者满门抄斩就算完了,而是所有参与书籍作序、校补、刊印的人都一起杀光。最不幸的是,明末刊书风气,经常把当世的名人列为作者,根本不要本人同意。
玄烨看到,是要杀人的。
庄允诚《明史》案中查继佐、范骧人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照样也被砍头。
玄烨跟儿子允禛比,允禛跟孙子弘历比,手段一个比一个黑,杀人一个比一个多,相比之下玄烨还是好的。
雍正年间,杀了一些诗词作者,比如“夺朱非正统,异种也称王”,从字面意思看起来好像也没冤枉作者,而且,据说(二月河)允禛杀人还是为了手下官员争风吃醋的牺牲品,其实,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因为写诗掉了脑袋。乾隆年间,别说写反诗,就是私自注《大学》、《中庸》都不行,打击范围从民间著书发展到朝臣,甚至封疆大吏。
弘历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处死了河南布政使彭家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处死江西巡抚海成,这二位既没写反诗也没私注四书。彭家屏因为在族谱里没有对清朝皇帝名字缺笔,海成则是在处理一本字典的时候不够积极,而那本字典得名字叫做《字贯》,不过是在序言里说自己这本书比《康熙字典》更全,弘历收禁此书,海成收禁不利被砍头。
这两颗头是封疆大吏的头,弘历不过是想借此警告臣民,不是皇权说出去的话,统统不算数,官员也不行。
不要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很伟大,就是再伟大,也不可能取代天下人思想。
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不要提清初公安派、桐城派,那些都不再是儒学,而是“考据学”,六经印错一个字又怎么了,错一个字真就值得两帮人掐一辈子。即使如此,桐城派大腕级人物戴名世一样被枭首。
清朝已降,再没有象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儒学大师,宋明心学则基本绝迹。本来封建专制就不喜欢心学,还“知行合一”,还是先让我规定了“知”,你再“行”吧。废掉了心学,阉割了理学,清廷拿出来的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本来就是汉董仲舒为刘邦夺天下对朴学的篡改,“三纲五常”那些糟粕就是姓董的搞出来的。
康乾文字狱打折了儒生的脊梁,焚书坑儒杀掉了400多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忽悠嬴政长生不老的方士,张居正再牛,不过也就是杀个把何心隐。
无论后来民族融合多么和谐,清兵入关对汉族都是一场浩劫,明末中国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玄烨时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了。而且,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最让人费解,也最难写,因为各种史料矛盾太大。因为,清朝,喜欢乱改史料。史籍在中国历史中确实经常被改动,比如朱棣试图篡改《明实录》,但秉笔直书的史官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让今人推断历史真相。清史不行,尤其是清军入关前后那段历史。
史笔如山,又岂能永远掩盖真相!
不能真实记录自己历史的民族注定衰败,没有思想的民族又如何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数千年的儒学武功,就这样奄奄一息了。
清初币制、税制确比历代优秀,可这能抹去中华民族的伤痛吗,中国历史上汉族并非没被异族征服,只有这一次,民族必须改换衣冠,必须留一条大辫子。外表尚且如此,何况文化。
也许拜现在电视剧里的辫子戏所赐,也许因为熟稔查良镛先生的《鹿鼎记》。汉族人,还是满族人当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只要能国泰民安,谁当皇帝不都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尽管明朝禁绝了心学,但文明发展与后金自是不可同日而语,在高迎祥、李自成的帮助下入主中原,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入关,他们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绝对服从,而是要打折反抗者的脊梁,也就必然会推行封建奴化思想。
奴化与皇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
皇权造就恐惧与服从,即使恐惧、即使服从,个人还是有思考余地,所以明朝的宰相,乃至太监可以通过光明或卑鄙的方式影响皇帝,达到自己的目的,说到底,还是有自我的。
奴化却完全不一样,只有更强的权威才能安心。
有人觉得,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是儒家文化蚕食了骁勇的八旗。
这个事儿,最好反过来说,是清朝统治者利用了儒家文化。果真如此,又何来康乾文字狱,文字狱又岂能是禁止一家学说。异化后的文化会成为蚕食心灵,让人们完全丧失反抗的勇气,既不能反抗皇权,也不会反抗异族,自己天生就是奴才。
清朝入关,汉人被抬入旗籍成为一种莫大的荣耀,数典忘宗!
现在,看到那些辫子戏,甩着马蹄袖高呼自己是奴才,似乎有人还颇以此为荣。奴才,一个多么有侮辱性的称呼!
你忘了疼痛吗?
始于抢劫,衰于安乐
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西班牙曾经把抢劫作为国家唯一主导产业。
16世纪初期,最先移民新大陆的是西班牙,西班牙殖民史上写满了臭名昭著的名字:科尔斯特、皮萨罗、菲尔南德……。对美洲土著来说,他们不是上帝的使者,是带来战争和瘟疫的魔鬼。印第安人、阿兹特克人被成批屠杀,活着的土著则沦为奴隶,1570年墨西哥地区人口从2500万人下降到265万人,秘鲁地区则从900万下降到130万。
残酷的杀戮和掠夺,给西班牙带来了大量的金银。1545~1560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新大陆运回来246000公斤白银、5500公斤黄金,到16世纪末期西班牙的金银数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83%。
大量金银涌进欧洲,物价开始飞涨。十六世纪末期,西班牙一般生活用品在上涨了4倍多,粮食则上涨了5倍多(欧洲其他地区粮食也上涨了2倍左右)。突入其来的通货膨胀中,最倒霉的莫过工场工人,最大的获益者莫过于商人,因为工资是定额的,上涨速度永远比不过物价。
资本主义萌芽发轫时期需要大量货币支撑交换,价格上涨恰恰刺激了人们交易需求,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通货膨胀理顺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交易体系,封建领主制度逐步失去了支撑。
在历史上,这段源自重金属增加的物价上扬被称为“价格革命”。如同当年英国通胀来自入超,价格革命同样告诉我们,钱多了不一定是好事,最大的金银输入国——西班牙,并没有从中获益。
随着金银增多,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贵族开始追求奢侈生活,财富并未被本国工农商业所吸收,而是辗转流入英法等国后才转化为资本,抢劫成了为人作嫁。由于缺乏生产能力,殖民地市场很快也被英法等国商品占领。一般阶层,地租和工资减少使得西班牙人更热衷于海外探险、海上贸易,衰落的种子从此种下。因为,出海探险的人,是西班牙最有进取心的一部分人,也是支撑经济的中坚,这部分人都到海外当了强盗,本土经济开始衰落。
常年的抢掠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本土却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东西,仍旧是封建领主制。农业几乎颓废,贸易也别开生面,所有商品都靠抢来的银子去买,就连赖以生存的对美贸易也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
但是,对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来说,这是致命的伤痕。
十六世纪中期,海上已经不太平了,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号称“海盗女王”,英国皇家海军即职业海盗,西班牙海上商船经常血本无归。西班牙王室终于忍无可忍。
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1588年西班牙出动“无敌舰队”,准备好好教训一下伊丽莎白。这场战争应该没有悬念,英国虽然也是海盗,但跟大哥西班牙比实在寒酸。因为经常打不赢,所以船很小,这样逃跑的时候比较方便。
西班牙VS英国=异国版“赤壁”。
在“无敌舰队”看来,英国战船是不用打的,撞也可以。为实践这个理论,西班牙增加了船只撞击能力,用铁锁把战舰连起来。这个时候《三国演义》大概还没有西班牙文版本,否则西班牙人一定不会这蠢。英国海盗虽然没看过《三国演义》,不过英国海盗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用诸葛亮的方法打了一场异国版的赤壁之战。
英国人拿出来的方式是火攻。“无敌舰队”战舰庞大,吃水过深、行动迟缓,战争结果翻转,“无敌舰队”居然被英国人一把火烧掉了。
经此一役,海盗新贵英国控制了多弗尔海峡,对西班牙船只的抢劫更是肆无忌惮。西班牙王室就指望从新大陆运来金银过日子,偏偏经常被劫走。逐渐,西班牙王室开始不能兑付地中海城市本土银行汇票,本土在地中海的银行开始大量破产。
西班牙银行业衰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16世纪末,新大陆白银逐渐枯竭,17世纪荷兰联省又分裂了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在世界级大国对决中最终败北。
第6章 文明始于野蛮(应该放在上面那部分之前)
信托责任
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是荷兰。
16世纪初期,荷兰还只是西班牙的几个行省,史称联合十七省。尼德兰是西班牙北部行省重要城市,西欧主要河流基本都在尼德兰附近出海,大发现逐步使尼德兰成为一个新兴贸易中心。
这个消息对西班牙并不值得振奋,想让北方这几个行省听从王室命令,那是相当不靠谱的。北部行省从16世纪初期就跟王室对着干,不但居民信仰新教,而且庇护教皇的通缉犯。
没有王权限制,没有宗教迫害,什么人都可以来做生意,又是欧洲主要出海口,联合省的商业和城市要是不兴起,那才是真见鬼。最初是尼德兰、布鲁日、安特卫普,后来是阿姆斯特丹,出于对王室的抗争,这些城市税负很低,终于成为欧洲商品交易中心。
联省没什么银矿,又跟国王对着干,别指望这里有什么货币,解决方式在于贸易发展。
城市挤满了意大利城市的富商。
当时的国际贸易不可能货到付款,富商要经常打欠条,这些欠条往往有联省财政做担保,所以,信誉还是蛮高的。鉴于以上原因,欠条开始被当做货币流通,欧洲第一个欠条市场就此形成。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欠条开始在整个欧洲流动,欠条终于发展成汇票。16世纪末期,联省城市集中了汇票交易,借贷双方信息能够很快集中,降低了信贷搜寻成本,地中海区域的银行很快就搬到了联省。
此时、此地,联省城市已经取得了西欧金融中心地位。
鉴于国际贸易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鉴于西班牙王室经常对联省横加指责,鉴于自己已经很富裕,鉴于……,16世纪末期,联省开始试图摆脱西班牙王室控制。
王室的回应是,战争。
结果,联省南部10省被西班牙王室占领,北方七省独立,1588年以北方7省为主体,荷兰联省共和国诞生。西班牙海军主力掌握在北部联省手中,共和国封锁了南部的对外贸易,南方金融重镇从此一蹶不振。
从此,阿姆斯特丹一枝独秀,成为第一代名副其实的欧洲金融中心,在这里可以不尊重王权,也没有国王,只有执政官。
不看重权力,联省共和国还是很看重钱的,有钱才能到海外探险,才能做生意。问题是,北方联省的人没钱,贵族也没有。个人投资逐步不能满足贸易规模,一旦商船沉没,又可能搞得家破人亡。
没钱,也不能错过生意。
公司制、法人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类文明史册。1602年,联省议会在原有14家贸易商的基础上批准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个人资产不再是商业风险承担者,风险承担者是一个新的概念——法人(corporation),贸易商作为股东只担负投资风险。
这个时代法人、公司更类似于一个领主,甚至有组建军队、对外宣战的权力。联省议会授权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东起好望角、西至麦哲伦海峡,全部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承担。这是那个时代的工商执照,公司业务相当霸道,说白了就是由东印度公司出面去海外替联省抢地盘,公司制由此在一个强盗手中滥觞。
以下是故事,并非史实,谨供参考,请勿模仿。
1596年,一艘满载货物的荷兰商船从阿姆斯特丹扬帆远行,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探险。船长名叫巴伦支,受哥伦布的鼓舞,他决定寻找一条从北冰洋向东到亚洲的新航线。
想法很好,做法很差。
很快他被冰封在北冰洋的三文雅岛附近,巴伦支的船不是破冰船,只有等待坚冰自己融化,巴伦支和17名荷兰水手开始了与严寒的生死较量。开始,他们拆掉船上的甲板做燃料,甲板拆光了,船不能拆,等吧。足足等了7个月,冰面才融化。
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即使面临生命威胁,他们也没有动用船上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补给。最后,8个人被冻死,货物却都完好无损地运回了荷兰。
这只是一个故事,跟证券交易所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很多经济学教材都把这个故事定义为“信托责任”的开端,船员的行为体现了的一种精神:即使面临生命危险,被委托人一定要忠于委托人,没有这种责任,证券市场不可能产生。
据说,荷兰人具备这种精神,也正是为此,1609年,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上市公司是探险的海船,船长是总经理,职员是船员,船主则是股东。船长背负着股东的希望,在任何前提下都不能被判股东利益。
以上概念仅存在于教科书中,标准实在是太高,即使今天最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也不能做到。但是“信托责任”始终是证券市场的灵魂,没有“信托责任”就不可能存在证券市场。
奥林匹斯山诸神见证了昔日雅典城邦的商业辉煌,日尔曼民族把赤裸裸的野蛮换成了坦然相见的利益,基督教对上帝的忠诚,在这一刻融会贯通,一个证券交易所,融汇了3000年商业文明。
交易的基础是诚信,商人,是代表。
有人说“无商不奸”,如果商业是为了欺诈而存在,那整个市场又有什么意义,毕竟诚信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放弃了诚信,就等于放弃了民族未来,不诚信的民族注定会被抛弃在历史之外。
投机:投资于机会
荷兰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三位勇士同时爱上一个美丽的少女。为博美人青睐,三位勇士分别送给少女一件礼物:皇冠、宝剑和金块。少女对三人都不钟情,只好向花神祷告,花神只好把皇冠变成鲜花,宝剑变成绿叶,金块变成球茎。
这个球茎就是郁金香。
少女究竟嫁给谁,寓言也没说清楚,正史中关于郁金香的记载是:16世纪郁金香从中国传入欧洲,直到17世纪仍是一种稀有植物,用途是贵夫人在晚礼服上佩戴。
当时,郁金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比现在开宝马撞人更牛。
很快,荷兰人觉得这种花卉很赚钱,开始倒卖郁金香球茎。最初(应该是1635年前后)只是在上层社会倒手,毕竟郁金香是炫耀品,普通人与之无缘。与浪漫的法国人相比,荷兰人以冒险著称,证券交易所在此时派上了用场。1636年,郁金香在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单株郁金香可以分割为细股,投机者门槛降低,荷兰开始全民炒郁金香运动。
在轰轰烈烈的全民郁金香运动中,荷兰人创造了“期货选择权”,1636年可以卖出1637年出世的郁金香球茎,交割前不需要付款,交割时只需交割证券市场差价,而且推出交易杠杆,允许买空。
金融创新,由此开始。
1635~1636年,荷兰郁金香合同上涨的幅度是590倍,事情的开头,未必相同于结尾……
1637年很快就要到来了,也就是说,1636年卖出的期货和约面临实物交割。
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些传闻开始流行,有人说从君士但丁堡运来了大量郁金香;有人说一个破产的贵族只留下两个球茎,却卖不出高价;甚至有人说一个异国水手把船长的球茎当鲱鱼佐料给吃了……
1637年2月4日不期而至,在此之前交易都非常顺利,忽然有经纪人喊低报价,当天球茎价格暴跌,一周之内郁金香跌落到农贸市场上洋葱的价格……
此时,荷兰政府站了出来,声明郁金香球茎价格下跌毫无理由,劝告市民停止抛售。这大概是有历史记录的第一次政府救市,既然是救市,就证明市场已经下行,市场下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投资者信心崩溃。
信心崩溃,无法弥补的。
因为,市场是神。神旨,无法更改。第一次政府救市,未能阻止郁金香价格狂泻,荷兰政府终于祭出了杀手锏,1637年4月27日,宣布终止所有郁金香合同。
尽管泡沫崩溃的日期被记录的非常清楚,但谁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有人开始低喊报价,也许这是所有泡沫的最终宿命。
1841年苏格兰历史学家查尔斯•麦凯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这样描述这次郁金香狂热:“谁都相信,郁金香热将永远持续下去,世界各地的有钱人都会向荷兰发出订单,无论什么样的价格都会有人付帐。欧洲的财富正在向海岸集中,如此恩惠荷兰,贫困将会一去不复返。无论是贵族、市民、农民,还是工匠、船夫、随从、伙计,甚至是扫烟囱的工人和旧衣服店里的老妇,都加入了郁金香的投机。无论处在哪个阶层,人们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投资于这种花卉”。
危机结束,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似乎觉得非常好笑,即使郁金香名贵,不过是一个花朵,花开自有花谢,一株郁金香怎么可能换1万吨奶酪。
不错,每次金融危机都很离谱,现在觉得好笑,是因为没有身临其境。
“投机”,如果按汉字拆分可以理解为“投资于机会”,决定投机方向的是人类追求利润的本性。人们没有失去理性,言获利就是最大的理性,在投机过程中,价格高速上涨本身就是机会,没有理由不冲上去。
而且,郁金香的故事并非全无道理。
郁金香生长过程有点特殊,这涉及很多园艺知识,有点复杂。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当时荷兰交易的不是普通郁金香球茎,而是感染植物病毒的球茎。即使普通郁金香,从种子到开花也需要10年左右,在没有园艺技术的年代,短时间内生产变异病毒球茎,根本不可能。
用经济学语言描述,郁金香球茎供给曲线垂直,弹性等于0。变异的郁金香球茎,在没有基因技术的年代,这个故事还不够大吗。谁能在克林顿时代断言“纳斯达克网络神话必将破灭”,网络,21世纪前景无量的行业啊。
可是,与郁金香一样,那些都是故事。当交易脱离实物转向虚拟,必有暴涨暴跌,也就必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只是故事主角不断变换。这些,并没有错误,资本逐利性最终会体现在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则需要更漫长的演化时间。
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这个时差,就是泡沫。从这个角度讲,泡沫将必然存在,虽然我们不能预言在何时、何地。
“大傻瓜”理论告诉我们,在泡沫的市场上,人们相信总有最后一个傻瓜成为最后的傻瓜,而自己不会是这个笨蛋。问题是,最后一个大傻瓜肯定会出现,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也可能就是你我。
泡沫破灭前,每一个泡沫都闪烁着耀眼的光环,正是在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中,人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没错,泡沫破灭将给投资人甚至实体经济带来灾难,但在灾难前没有人强迫你去投资。
愿赌,就要服输。
任何一个泡沫的本质都是资本的逐利本性,故事背后交织着人类的理性与贪婪,也正是这种本性使人类一步步前进,只不过泡沫放大了理性,在泡沫中旋转出七彩人性:喜、怒、哀、乐、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如果没有梦想,人类还能走多远;如果没有泡沫,金融市场又有何魅力?
实际上,17世纪后期荷兰衰败的原因并不是金融市场泡沫,而是荷兰执政威廉三世的不忠贞。威廉三世,同时是荷兰执政和英国国王,在执政历程中总牺牲荷兰利益弥补英国,他毕竟不是荷兰国王。大量贸易资金借贷给了英国,荷兰国内却始终没有形成产业规模。
最终,与西班牙一样,荷兰以自身衰败为对手强盛献上了一束娇艳的玫瑰。

“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15~16世纪,英国买卖做大了,指望个把手工业者是不行了。一些国际贸易商开始把小手工业者集中在一起,马克思给这种生产方式起了个名字,叫“工场手工业”。
出口需要原料,也就是羊毛,卖羊毛比种地挣钱,“圈地运动”由此诞生。很多人印象中,圈地运动是一个戴着礼帽的英国人赶一匹马,马跑到那里,这块地方就算是弃农从牧了。
这种想法,不对。
当时英国农民分为两类,一类类似于中国自耕农,另一类则是农奴(“茅屋农”)。茅屋农耕种领主的一部分土地,城堡的剩余土地则是归属于领主的荒地,自耕农和农奴经常入不敷出,经常会在荒地上打草、蓄养家畜甚至开辟农田。圈地,主要是圈荒地和农奴耕种的领主土地,涉及自耕农土地,一般会采用卖买的方式。
失去土地的农奴,也失去了谋生方式,却获得了人身自由。
1563年,伊丽莎白女王公布《学徒法》,失地农民必须为愿意雇用他的工场主做工,不准农民自己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出去乞讨,不会被收容,但被抓住三次,就要砍头。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责“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其实,王室并不希望工场出现在自己视野里,因为失去领主效忠,王室就失去了权力支撑。15世纪末期,英国王室在打击流浪农民的同时,多次警告领主不准圈地,认为“强迫人们改农为牧,是十分愚蠢的”。不过,此时英国王权已经被议会极大限制,说出来的话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指导性意见。
圈地运动残酷吗?
领主无良吗?
自由可贵吗……
很多人指责领主把“茅屋农”推进了一个更悲惨的境界。确实,领主相对于“茅屋农”是强势群体,但在资本做主的世界,领主也没有选择。
不圈地,继续原来的生产方式,“茅屋农”带来的收入将远低于资本主义农场,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更强大,此时,他已经不可能再上马提枪,跟对方单挑,只能看着对方以更高价格买走自己的土地,渐渐丧失领地,成为没落贵族。
在资本做主的领域,不会有怜悯,上帝只救赎在竞争中成功的人。经济发展,如同人类自身,现代文明的曙光,同样有原罪。
英国的政治喜剧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很猛,曾经率领英国击溃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另外一个后果是,王室欠下了一屁股债。
等王位传到查理一世手里,英国王室在阿姆斯特丹已经根本借不到钱了。1641年,查理一世在国内也借不到钱了,他只得求助议会讨论增税,因为增税权在议会手中。
议会的反应是通过了《大抗议书》,查理一世很生气,但后果不严重。他没有常备军,想逮捕议员,自己却被赶出伦敦。更倒霉的是,在与议会的内战中他竟然被俘虏了。
同时倒霉的,还有议会。
议会“模范新军”的军事统帅——克伦威尔,在内战结束时已经可以左右议会。这绝对不是好征兆,虽然人类冲突始终存在,但如果始终以暴力解决问题,那暴力将永无休止。而且,军人干政,与议会的本质基本格格不入。
在审判查理一世的问题上,矛盾终于表现出来,克伦威尔授意下,根本没经过合法审判程序,查理一世就被判处死刑。在信奉《大宪章》的英国议会中,走出了一个专制制度,公然反叛《大宪章》公开审判原则,罪犯竟然是国王。
大概只有军政才能出现如此恶劣的结果。
查理一世的人头并没有换来真正的英吉利共和国,议会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被废除了。
克伦威尔是强人,强人,也得死。
强人政治在失去强人后必然变成一盘散沙,这个道理在西方也适用。因为,强人不允许另一个强人存在,而强人死后不会有人填补权力真空。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他儿子继位,却根本驾驭不了老爹手下的军队,军官组织了“安全委员会”,驱逐了克伦威尔的儿子。
如果顺着这个路径走下去,英国军队会互相PK,胜者将重新统治英国。
所幸,不是。
与东方不同,英国议会军队不是常备军,而是雇佣军。雇佣军也服从命令,前提是,给钱。
在英国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英国数百年来积蓄的商人力量终于爆发了。手段很简单,拒绝给军官贷款。不给钱,士兵就会走人。高级军官走投无路,只得重开议会讨论征税。议会不可能允许军人获得稳定的收入,没有金钱的军队,如同没有血液的怪兽,终于蛰伏于商人脚下。
1660年议会的讨论结果,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把镜头推到两代国王之后,中间当然还重复着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只是没有结果。
到了詹姆士二世,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詹姆士二世信仰天主教,而且他很善于总结经验,成立了一只常备军。显然,詹姆士二世不是善茬,推行君权专制只是时间问题。
短短几十年,英国第三次走到十字路口。
接受查理一世的教训,议会对付詹姆士二世,没有流血,史籍经常将这段历史成为“光荣革命”,其实更象一个幽默剧。议会没跟国王动武,1688年6月30日,议会发函给荷兰联省共和国执政,也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威廉,邀请他到英国当国王。
东方人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卖国求荣的馊主意,怎么能请外国人来当国王呢。但这也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当代政治文明的先导——君主立宪,而且直接击溃了最强大的对手——荷兰联省共和国,并把大量贷款带到了英国。
威廉闻讯,带着荷兰军队冲进了英国。
詹姆士二世已经拥有常备军,当然要反抗。很遗憾,英国臣民不是天主教教籍,而是新教教徒,军队也是,而詹姆士二世是天主教徒。
所以,詹姆士二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
在所有笔者找到的史籍中,只有可怜的一次对抗(不是战役),而且根本没有伤亡记载,然后英军就在总司令率领下全部投降了,詹姆士二世仓皇出逃欧洲大陆。此后,英国议会煞有介事宣布国王詹姆士二世擅离职守,自动放弃国王职责,鉴于此拥戴威廉为英国国王,顺便通过了《权力法案》。
这份看似不起眼的《权力法案》终结了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外来户威廉由实君变为虚君,从此在英格兰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最高权威。
南海泡沫的启迪
如果不理解工业革命,人们也无法理解南海泡沫。
南海公司成立的时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今天,我们称呼它为“工业革命”。
列出一个简短的名单,他们全部属于那个时代:
现代理论物理学创始者、微积分的奠基人牛顿(英),
经济学奠基人、《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英),
现代化学奠基人普列斯利特(英),
医药化学创始者、西医奠基人波义尔(英),
蒸气机改良者瓦特(英),
……
正是有了他们,人类才有了高等数学、理论物理、化学、西医和近代工业;正是有了他们,人类才有了现代文明。
南海公司创立于1711年,正是“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成立之初,南海公司已经取得了西班牙王室南大西洋领域贸易专营权;1720年,南海公司协助英国王室处理1亿英镑外债,作为补偿南海公司获得了原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特权和奴隶交易垄断权;之后,南海公司允许投资者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南海公司股票……
这些概念比大盘蓝筹、科技创新、垄断央企毫不逊色,在某种程度上,南海公司甚至是当时英国的中央银行,可是接手王室债务的公司,相当于把中国人民银行上市了!
1720年1月1日伦敦股票指数只有190点,到了7月份突破了750点,半年之内翻了3翻。
推动伦敦市场指数狂飙的,除了南海公司之外,还有一系列皮包公司。它们有的说能造永动机,有的说能改变孩子命运,有的说能从水银中提取银……
用那个时代的报纸描述,这些公司“虽然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反正是为获取绝大利益存在的公司”。
连雷电都能从天上弄到地下,还有什么干不成的?
恰恰是南海公司想打破这种泡沫,跟那些皮包公司相比,毕竟南海公司还算有理想的。南海公司将这些皮包公司送上了法庭,控方罪名是“未经许可擅自发行股票”。法院判决南海公司胜诉,并由此炮制了《泡沫公司禁止法》。
1720年8月,英国政府宣布禁止104家公司股票交易,跟《人民日报》社论一样,政府禁令还是很管用的,伦敦市场指数应声下跌。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大盘蓝筹股,南海公司股价也经历了惨跌,从8月份的775英镑跌到了12月的117英镑。英国伦敦市场,用了半年的时间就走完了一个牛熊转换。
……
此后,很久,南海公司被英格兰银行收购。
很多材料说:南海公司董事会向外吹嘘,致使公司股票狂飙,制造了南海泡沫。
这事,没有。
泡沫过后南海公司依然存在,而且股价很快恢复到面值以上。只是因为《泡沫公司禁止法》的存在,南海泡沫才有了不同的意义:内幕人交易。
《泡沫公司禁止法》出台之前,一些政府高官参与了股票交易,他们清楚即将出台的法案,因此在法案出台前卖光了股票。南海泡沫后,英国政府严厉处理了这些人。
证券市场的灵魂是“公开、公平、公正”,股份制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诞生的现代经济制度,至今没有任何一种组织框架能比她显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如果失去了“公开、公平、公正”,非但证券市场,连股份制公司都不可能存在。既然有内幕信息,那投资者就永远无法战胜内幕消息交易者。也正因为如此,内幕消息交易者站在一个不公平的起点与普通投资者竞争。从那个时候起,禁止内部人交易就成为证券市场惯例,因为,这会毁掉股份制的灵魂。
只要有证券市场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不断变换,而这些故事何尝不是人类的梦想?比讲故事吸引投资更可怕的是不公平竞争,是有人利用权力谋利。
南海泡沫中,普通投资者的损失,远比获益者的收入惨重,其中包括伟大的牛顿先生,也赔了5万英镑。
“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英格兰银行的攻伐
英格兰银行成立于1694年,是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这个名字在以后的内容中将不断出现,是撼动世界格局的金融霸主。不过,始建时期英格兰银行远没有今天这样举足轻重,更不是当时最牛的银行。
英格兰银行始创期间,英国正跟法国对打,而且已经打了6年,什么时候打完,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
英格兰银行为此诞生,刚刚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就向王室贷款20万英镑支持军事,以期望战胜后的回报。此后的日子,英格兰银行致力于重整王室债务,甚至为王室收拾光荣革命前留下的一堆破烂债务。
然而,英格兰银行并不是当时王室唯一的借款银行,比如东印度公司、剑刃银行等等,它们都可以承担这一职能。虽然同时支撑英国军费,但贷款者之间也是有竞争的。
英格兰银行,首先面对同业竞争。
上面这句话说的不全对,跟东印度公司相比,英格兰银行最多是个小弟弟,说它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还差不多。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也是曲折的。
东印度公司率先出招。1707年,东印度公司集中了一批货物,在大不列颠岛本土大量换取英国铸币和英格兰银行银行券,很快他们手中集中了1/3的英国铸币。
英格兰银行对此一无所知。
1707年8月的一天,东印度公司人员突然持30万英镑的银行券向英格兰银行提取铸币。英格兰银行当时就被打懵了,挤兑由此发生。
英格兰银行还是幸运的,因为它有三位股东,分别是英国女王安妮、萨默赛特公爵、纽卡斯公爵。他们明白,只能是东印度公司干的,都是为自己服务,总不能最后就剩东印度公司吧。三位王室成员对英格兰银行提供了自己手头上可以集中的所有铸币,同时,严令东印度公司不得提取这30万英镑铸币。
英格兰银行侥幸过关。
下一个问题,是王室贷款特许权期限。
王室贷款特许权是有期限的,每一个期限结束前,王室会重新拍卖,竞拍银行付出的代价往往是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向王室提供大量长期贷款。
在特许权市场中,英格兰银行遇到了另一个一个重量级选手,剑刃银行。
如果说英格兰银行是现在的城市商业银行,剑刃银行就是当时的花旗集团。剑刃银行是一家以经营贷款、公众存款、发行银行券为主要业务的土地银行,集中了当时所有最赚钱的金融业务。剑刃银行所有者约翰·布伦特控股的另外一个公司,更有传奇色彩:南海公司。
1711年,剑刃银行在特许权竞争中击败了英格兰银行,很多人都认为,英格兰银行就快关门了。英格兰银行从此沦落为二流银行,股价在伦敦证券市场上一落千里。
如果没有南海泡沫的话,英格兰银行迟早会被剑刃银行兼并,或者在历史长河中自生自灭,没有人会记得它曾经存在。
1720年发生的南海泡沫,剑刃银行资产在短时间内大幅贬值,很快就面临挤兑。英格兰银行以400万英镑的价格从剑刃银行手中收购了南海公司,千万别以为英格兰银行伸出了友谊之手,400万英镑对剑刃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失去南海公司,剑刃就等于失去了王室债务代理权,英格兰银行却恰恰相反。
更不厚道的是,英格兰银行不仅收购南海公司,同时还收集剑刃银行银行券,然后组织人挤兑剑刃银行。在王室要求挽救剑刃银行时,英格兰银行宣称,自己已经支付了400万英镑。
1720年9月,在南海泡沫的高潮中剑刃银行倒闭。
一剑封喉!